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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答李家浩先生——兼說“故意隱匿”及其他

2014-02-13 19:06:29

答李家浩先生——兼說“故意隱匿”及其他
李零 

5月25日，從山西回來，有個學生告訴我，李家浩先生在簡帛網站發文章，專門攻擊我，讓他倍感痛心，希望我到網上看一下。

我說，此公開口會講什麼，我已司空見慣，近於麻木。因為我，我的同事，我的學生，他們都知道，從1992年以來，他是“批判李零專業戶”，專業化到什麼程度，我幾乎可以這麼講，那是每文必批，非我不寫，不但筆伐（在學術刊物上批），而且口誅（在北大課堂上講），甚至拿我當靶子，輔導學生寫論文，手榴彈專朝我腳後跟扔。

難怪葛兆光跟我開玩笑，說他是你“最忠實的讀者和追隨者”，你應該感到高興。

現在，我到網上看了一下，高興當然是高興不起來。但情況還真像劉東形容，那是狗血淋頭，他行少見。

我的感覺只有四個字，文雅一點吧，叫“彼何人斯”。

說實話，我本不願拿他和我之間長達十年的不快來耽誤大家的時間。

因為，時至今日，我也好，我的同行也好，明眼人都清楚，我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壓根兒就不在學術是非（所以也不可能拿到檯面上去講）。

相反，學術是他的泄憤工具。

以我的為人和寫作習慣，我不能像他一樣，同樣把學術當泄憤工具（像有些朋友建議，對他進行“反偵察”，給他來個“大窩脖”）。

十年來，我除了受其感染，免不了反唇相譏，偶爾說兩句揭露其為人的話（而且僅限於其不講學術道德和學術規範的一面），他打十槍，我還一槍（這是高說，實際上，我攏共也沒講幾句話），從不就學術本身進行爭辯。

因為，我講對了，他批錯了，文章擺在那裡；

我講錯了，他批對了，文章也擺在那裡。

爭也徒勞，辯也無益，我費那個勁幹什麼。

更何況，我不會像他那樣，總是一天到晚琢磨人，琢磨完了還“百思不得其解”。

其實，作為學術同行，就是我們交惡已久的今天，我也還保持着對他的尊重（大家可以翻我的文章）。

這不僅是因為，在戰國文字研究上，他比我起步早，確實有很多學術成就，值得我學習和佩服（我不是因為怕他，才這麼講），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大家都得遵守學術規範，人、書要分開看（有些人，我是“讀其書”，不“想見其為人”，距離產生美感），甭管你的同行多討厭，凡是作為學術參考最必要的東西，不管是褒是貶，你都得引用（對討厭的人尤其要防止以人廢言）。

反正我是這樣理解的：引用和好惡無關。比賽再激烈，你也不能拿腦袋磕人，咬對方耳朵。

至於他想告訴讀者什麼，我早替他做了總結，那就是，李零者，荒謬之化身也（可如果我真是這樣的笨蛋，他為什麼還興趣盎然，窮追猛打，樂此不疲呢）。

他對我不依不饒，讓我看着都累。

我心裡想，您要覺得古文字是你們家開的店（不錯，要擱當年，擅此絕學的還真沒幾人，他是其中之一，但現在情況不同了），我現在就給您騰地方。

不用您開除，我自己就把自己給開除了。

幾年前，我已向裘先生提出離開古文字研究室，獲其允准。

前不久，在香港開會，我跟古文字學會的負責人趙誠、吳振武先生一桌吃飯，又口頭辭去了學會理事，以後也不打算參加學會的活動。

事情簡單至極，根本用不着兜那麼大圈子。

因為事情愈演愈烈（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還一槍，他會再打十槍），行里行外，難知底里。

這裡，我把有些事情，揀主要的講（他東拉西扯的事太多，我懶得和他理論），直奔主題，做一次性澄清，幫這位先生明白一點（他老說他想不明白），算是我的告別演說吧：

（一）李文主要是針對我的《感想》一文。此文涉及他，也涉及胡平生先生，讓他們受不了。照他說，胡已駁之在前，我沒吭聲；他斥之於後，我把文章撤了。好像我是害怕他們。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想講一下。

事情是這樣的。我的文章原來是發在簡帛網站，主要討論兩個問題，

一是孔子還是卜子，

二是張政烺先生考數字卦，他的說法對不對，是不是被他本人放棄。

關於第一個問題，過去媒體炒得很兇，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是裘錫圭先生倡之，李學勤先生和之，他倆是頭號權威，大家靡然風從。

當時，我覺得，我講話很客氣也很委婉。我說“孔子”是我釋的（有上博剪貼本和早期釋文為證），要說錯那是我錯，咱們是不是可以討論一下，看看問題出在哪裡。

我說，問題是出在馬承源先生發表的材料。

因為，他把我貼在一起的簡文一分為三，只把中間一段挑出來，當單獨一篇，證據根本沒發表。

今天，大家都知道，馬先生把證據發了（附在其《孔子詩論》的註裡），裘先生也好，李先生也好，他們都已放棄前說。可見我的意見並沒錯（但誰都不願提起這一點）。

有人說，我文章火氣太大，其實是習慣不同，範式不同。

他們不習慣跟權威討論，特別是平等討論，國內沒這個風氣。

我認為，如果和權威討論就是火氣大，我沒脾氣。

但咱們看着權威犯錯誤（其實裘先生已經解釋，他的意見只是即興發言，本沒什麼驚天動地，熱鬧都是鼓吹者鬧出來的），不但不指出，還跟着起鬨架秧子，這不是愛護權威，而是陷害權威（文革時候，毛老人家，全民皆捧，全民皆拍，這個教訓太深刻）。

比如武漢會議，裘先生檢討，說“絕偽棄詐”應改釋“絕為棄慮”，大家都說高風亮節，全會號召，群起而學之，又是靡然風從。

我就不這麼看。

第一，我佩服裘先生，但我是拿他當人，不是拿他當神，以為他不犯錯誤，或者雖犯，也是“高級錯誤”（有人說是“堯舜不能加”）；

第二，對他老人家，我不能當眾面折，會後，我給他信箱放個條，把我知道的證據列出，說明他原來的考釋其實是對的，現在的檢討反而是錯的（這個意見，我一直沒寫文章，只是最近修改《郭店楚簡校讀記》，躲不過了，才簡單說了幾句）。

其實，我真希望，這些權威能及早發現問題，有修正的時間和機會，哪怕我說話不得體，甚至有錯誤的地方。

可惜的是，大家講光榮傳統。

李家浩先生說，他是中國人，所以只能“為尊者諱”，好像外國的學術規範是專為外國人或像我這樣不懂尊重長者、權威的人而設，我想這是誤會。

我的犯顏直諫，沒人提倒也罷了，不承想，竟落得個得罪天，得罪地，誰都不敢登。

我自己都有點糊塗，怎麼和李家浩先生一樣，靜夜深思，是不是腦子出了問題。

我的文章，最初是給《中國史研究》，因為我一直欠辛德勇先生的情。他們先是同意發，但很快又顧慮害怕，因為不好意思，乃托唐曉峰跟我解釋。

我說，您別不好意思，我該講的在網上都講了，不發沒關係。

後來，安徽會議，我沒參加，他們要我務必交篇文章。

我說，我無積稿，你們敢登，就是這篇，不敢登就算了。

不知怎麼回事，此事竟被胡平生先生探知，他給我的同學趙超打電話，請他轉達，說要“跟我私了”，求我把文中涉及他的文字刪掉。

我想，他本來也不是我討論的中心人物，過去也常有來往，在單位又是眾矢之的（令人遺憾的是，那裡的恩怨也是寄託於學術鬥爭），咱們也別牆倒眾人推，趁機落井下石，所以就答應了他的要求。

而且我跟趙超說，都是熟人，又不是不認識，有什麼事直接打電話，我不記仇。

其實，胡先生該記得，達園會上，發言之前，我倆是坐一塊兒，很多想法都是當面交換，然後才到會上講。

他要說他不是那個意思，或者像他跟趙超講的，大家都誤解了他的意思，他對韓自強一直不錯，是個寬仁深厚之人，那我也希望。

可惜的是，我們很多人的印象，他和他的同門李家浩先生，恐怕不是這樣。

比如，他在一次大會上，當着很多人的面，糟蹋林梅村，就是一個例子。

但不管怎麼說，他說改，我就改。

我猜，改完，他該滿意了吧？不然。

我改完了，他又把電話打到安徽大學黃德寬校長處，叫他們給我施壓，命我把稿中涉及裘、李二師的文字也盡行刪去，而且還詭稱這是何琳儀先生的主意。

何先生打電話說，他根本沒講。

我在電話里跟何先生說，

第一，黃校長如果懾於胡先生的壓力，不敢登，千萬別猶豫，退之可也；

第二，黃校長如果指出我涉及二師的地方錯了，我可以刪去，否則我一個字不刪（其實刪了這一部分，也就沒有這篇文章）；

第三，如果古文字學界沒有公道，我可以退出古文字學界（其實我早有此意，很早以前，還跟吳振武先生寫信說過）。

每句話，我都是認真講的。

然後，據何先生轉達，黃校長的意思是，他沒有意思迫我就範，只是建議我刪掉某些口氣，比如我批評李學勤先生，他把張政烺先生的說法稱為“有人說”，我加了括號，說“國內很多學者都不知道，這是有違學術規範的”。

何先生說，黃校長的意思，話是不是重了，好像教訓長者，勸我改。

我說，行，又把這句話給刪了。

然後呢，問題好像解決了吧？不然。

我在香港呆着，何先生又打電話，急着找我，說胡平生的波剛平，李家浩的波又起，非把現在他發在網上的文章塞給會議論文集，說是你們雖然結了稿，我可以出錢登文章。

何先生問我意下如何，我還是原來的話：我的文章，大家早知道，登不登無所謂，你們怕得罪誰，也別怕得罪我，要登他的，就別登我的（他跟我是如影隨形，我還偏偏不肯成全他）。

然後呢，何先生回話說，李家浩說，李零撤，我也撤，最後就撤到網上來了。這就是事情的真相。

（二）我想說一下什麼叫“故意隱匿”。其實這個話題在很多年前就已提出（拙作《大音希聲，善言不辯》，《讀書》1997年12期，3-9頁）。

我強調這個問題重要，是因為無視這個問題，就很難建立良好的討論氣氛（我文章結尾的話，就是有鑑於此，並不專門是對李家浩先生說的），也難以被讀者查核利用，維持學術傳承。

因為我早就說過，現代論文的腳註不是用來寓褒貶，而是用來供查尋，起目錄學的作用。

我記得，好幾年前，在吉大開古文字會，吳振武教授發言，他的稿子裡有兩段批評，文字是用引號括起，但沒有人名，也沒有出處。

輪我發言，我問吳先生是怎麼回事，下來他跟我講，這兩條，一條是老師的話，一條是師兄的話，沒辦法。

比如這種情況，就是屬於“故意隱匿”（有別於檢索不周的“無意遺漏”），不管這個“有意”是善意，還是惡意。

雖然我也知道，咱們中華民族有尊老傳統（未必愛幼），吳先生的用意是替尊者諱，出發點是好的。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不是專門責怪吳先生。

但我認為，這樣做，照樣不合學術規範。

文章都引出來了，怎麼可以不交代出處。咱們總不能說，凡是外國人講的，中國就不來這一套；我是中國人，就可以不講學術規範。

因為如果我們允許善意的“故意隱匿”，就不能防止惡意的“故意隱匿”。

在北大，凡審查論文，對這類問題，我一直是反覆強調（老先生我不管，年輕人和同輩，我不能不說）。

可惜的是，現在，不僅很多學生不明白，很多教授也不明白（根子是教授不明白）。

李文講這個問題，有點東拉西扯，其實問題很簡單，他要講的是誰，明眼人都知道。

你只要簡簡單單說，你對李零是心存善意還是滿懷仇恨，你是想讓讀者知道問題的來龍去脈，還是為了噁心他，說凡是李零講的就是錯的，不就結了（讀讀他的文章，再讀讀我的文章，看看他是怎麼引用我，我是怎麼引用他，比較一下，事情很清楚）。

特別奇怪的是，他把許多本來和這個概念無關的問題也扯了進來。

比如，他一直說，如果我利用了我在整理上海竹簡中的知識，又不肯引用原始材料，就是“故意隱匿”。

那麼我想解釋一下，我說的“故意隱匿”，其實是指：

（1）用沉默的方式，故意抹殺別人的成就。比如他考九店楚簡，故意不提大家對他的批評，也從不引用我的或其他人的在他看來屬於“不入眼”的成果（吳振武教授幫我找了一條他從肯定角度引我的文章，結果還是屬於我轉述李學勤先生的意見）。

（2）用暗示的方式，故意指桑罵槐，明明誰都知道是指什麼人，內容也講了一大通（不同於針砭時弊，不針對個人的批評），卻偏偏不肯交代出處。比如他對我使用的“有人說”，就是屬於這一類。

（3）對討論背景挑肥揀瘦，把他認為該為尊者諱的地方藏起來，跳過去，專批難解心頭之恨的對手，柿子找軟的捏，偽造討論背景。

比如討論“太一辟兵”，予說是受李學勤、王育成先生啟發，但承受批評，只我一人（他這麼批，是給了我不應有的榮譽）；

他講“幣”字，我早從上博楚簡發現，而且向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指出，文章和他同時發，而且是在同一書上，他罵李零舊說不可容忍，卻不提自己的舊說毫不着邊，甚至去批引我的夏德安先生，現在還誣我是抄他的說法；

他講《文物報》上的大武戈是偽器，說承黃錫全先生轉告，而故意不提是我告黃先生的。

這和他講的“故意隱匿”完全不同。

我想，

第一，在我們這行，誰都知道，沒有發表的材料，我不能引用，這不叫“隱匿”。

第二，材料未發，但已寓目，利用已知線索，對已發材料下判斷，乃尋常之事，朱德熙和裘錫圭先生多次用過，他本人也多次用過，這也不能叫“隱匿”。比如他講楚國先祖“穴熊”，材料就是高先生讓我送裘先生，現在還未發表。

第三，我根本就沒想跟他爭什麼發明權，也沒想跟他比高低。我在這方面興趣很小。

比起時下很多古文字學家，我更關心結果，而不是過程，當然屬於粗枝大葉、輕描淡寫的一路，但他沒有權利說，我就不能講話，更不能說，我講對了也等於不對，說過了也等於沒說。

我只想告他，從引文規矩講，別人講過了，您也知道了，就別假裝不知。您要還是聽不懂，我跟您講，這叫“揣着明白裝糊塗”。

（三）我讀李文，最有意思的是，我不知他為什麼，偏對我和國外學者來往很敏感。

大概，他以為我一強調學術規範，就是挾洋自重，以勢壓人。

比如我說我和羅泰先生初識，曾一塊“吃冰激凌論英雄”，聽他介紹美國漢學界。我真沒想到，這等小事也值得他注意，竟大做文章，不厭其煩注了一大堆涉及我和這些學者交往的文章。

不明事的人還以為，我是炫耀自己和外國人吃冰激凌，吃了一次不夠，還要吃上好幾回（比如有個學生就拿這一問題來問我）。

其實，我講吃冰激凌，攏共只有一回，就是舊版《中國方術考》的序言，並且後來收進了《放虎歸山》。

大家不妨讀一下我的原文，那是我第一次出國的感受，其中不但沒有一句崇洋媚外，反而倒有許多苦中取樂的自嘲。

凡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到外國，純粹是不得已；我和誰誰誰交往，也是再普通不過的私人交往。沒有一次是官方安排，也沒有一次是主動接洽。

如果我提到他們引用了我的意見，那不過是說，有人還看重我的想法，沒像他那麼霸道，專以一己之私見為他人作生死斷讞。

我的序言也好，其他文章也好，純粹都是記感受（我喜歡在序言裡講這種感受，並註明寫作時地），有好也有壞，批評很多。

比如這裡討論的學術規範，我在《讀書》講它，一上來就是批西方的弊病，如西方的抬槓，西方的矯情。

我壓根兒就不同意，凡是外國人講的就一定對。

他大概不知道，我頑固堅持的是“聯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因而和這些學者時有爭論，甚至很激烈，因此被某些想不開的漢學家（或亞漢學家）視為“民族主義者”。

其實，我根本就沒把出國當回事，也希望他別把出國當回事。

您對我有氣就朝我撒，犯不着跟外國人也過不去，恨屋及烏，又是批夏德安，又是跟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他們致氣。

還有，您也別自己作踐自己，說那麼多酸詞。

我寫過《入山與出塞》，那跟您毫無關係。

您何必以為我引朱德熙先生的話（批評中國學者固陋的話），那肯定就是指您，非給自個兒扣一頂“土包子”的帽子，而且還要註明，是“不曾出塞”的“土包子”。這都哪兒和哪兒呀。

（四）我想在這兒說明一下我對古文字學界的某些看法。

不對的地方，請各位包涵。

我知道，很多同行和我的看法不一樣，關鍵是學術範式不同。

第一，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問題，我認為，近百年的“羅王之學”是一門氣度很大的學問（涉及古器物和考古，歷史和文獻），我不贊同，只有搞字形排隊，考字釋字是唯一的學問（唐蘭先生說，古文字學是被“章黃之學”革出教門的，我知道的羅王傳人，他們絕大多數都不屬於這一類型），也不認為，只有長篇大論考一個字，才有資格講話。

第二，儘管古文字學是一門積小成大的學問（楊樹達先生是以“積微居”名齋），但從總體上講，它也同樣是“大道理管小道理”：文義通讀管具體的字，辭例線索先於文字分析。

第三，引而申之，還有個非常淺顯的道理，就是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有容乃大。

古文字學是研究微觀的學問，古人叫“小學”，但我們不能把它做成“小心眼兒學”，專以識字、辯難，給人挑錯為務，排斥這門學科本來就有的其他研究方法（如果古文字學是這樣的學問，我寧肯不當古文字學家）。

比如，我就堅決不同意說，郭沫若、陳夢家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古文字學家，或者像時下有人吵吵的，說連李學勤先生也不是古文字學家。

第四，我認為，古文字學是門很容易犯錯誤的學問（絕大多數古文字學家，都是照着鏡子抽嘴巴，抽一天都抽不過來），雖千錘百鍊之大家也絕不可免。你對別人不寬容，也是對自己不寬容。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更多地從積極方面着眼，從總體和大處着眼，對前人，對同行，對長者，對幼者，都寬容一點。別把自己當“吸塵器”。

我和我的學生一再說，批評不是“毀人不倦”（我對國外的“毀人不倦”也同樣反感）。我說過：

將來你們寫論文，可能會批評很多說法。這是非常正常的。

但你們一定要記住，批評是要抱有極大敬意的，是要存寬仁深厚之心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

因為如果我們批評的對象是一塌糊塗，您老又何必勞心費神，如蠅逐臭，窮追不捨，甚至還要拖着大家和你共享這種快樂呢？

我認為批評的目的並不就是匡謬正俗，甚至也不是維護純潔。它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推進學術。

如果你的批評對象真值得批評，那一定說明人家還是做了很多努力，還是為你鋪了路。如果你通過你的批評，超過了人家，既推進了自己的認識，也推進了別人的認識，你難道不應該感謝人家嗎？

所以，我理解，在學術規範的背後，最重要的還是“人”。

很多人的不守規矩，關鍵還是“目中無人”，或者“拿人不當人”（拙作《志氣和規範》，《書城》2002年3月，48-50頁）。

在目前的討論中，我最不滿意的是，很多人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批評別人，投入產出不成比例，特別是批他踩着的“肩膀”（而且是攻其一點，不計其餘）。北京話叫“得了便宜還賣乖”。

我是醜話說在前面，好話說在後頭。

如果說，我對李家浩先生也曾反唇相譏，有失君子風度，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說實話，我從內心為我的還擊感到內疚和慚愧。因為在一封寫給裘先生的信中，我說過這樣的話：

高明先生說的好，你們再也不要像我們的上一輩那樣，很多行中最優秀的學者，他們反而互相瞧不起。 

學者是一種最有缺陷的動物。其最大不幸就在於，往往正是在最需要相互補充，因而也最需要相互敬重的地方，他們卻總是同室操戈，陷入相互的蔑視與仇恨。 

 
您和李學勤先生是一個例外，我很羨慕這樣的關係。

2002年5月26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