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成报网报道，内地社交软件在网路平台度过最初的规模繁荣后，近年来开始呈现乱象。

    继内地互联网信息监管机构大力打击以粉丝 数量浩大特征的“大V”群体利用微博进行谣言散播后，一年来迅速膨胀的微信用户群体开始“复制”当时微博的监管者们看到的乱象：政治谣言、暴力恐怖传闻、 欺诈营销、色情赌博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在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之间“互动”，其叠加传播效应也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官方形容其破坏力不容小视，“一些 人借助这一平台向公众发布不良或违法有害信息，严重破坏网络传播秩序和危害公共利益”。

    各种迹象表明，内地或出手更严厉手段，整肃微信圈层传播中的各类谣言，对传谣源头的惩治将“一步到位”，重点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护公共利益。

    杀一个“回马枪”？

    事实上，早在今年5月2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召开专门工作会议，部署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集中整治移动即时通信公众信息发布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当 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这次行动给公众带来的印象是一些“活跃”的微信公众号消失，其中一些在恢复后变得谨 慎起来，那些每日发布不利于监管层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文图整合资讯一夜间销声匿迹，阐释西方自由和民主优越性、“夸大渲染”其终极真理的理论色 彩文字，被认为植入了“境外敌对势力”的宣讲意图。

    官方不希望这些日复一日且“深入浅出”的思辨破坏中国执政集体正大力推行的 “三个自信”。熟悉舆情并关注社交媒体传播进程的观察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几乎每一个在内地引起焦点关注和民舆议情的话题，如乌克兰克里米亚局势、台湾反服 贸行动、MH370空难、香港普选议题和有关游行、徐才厚和周永康被查、7月解放军大规模军演等，都可以看到以微信圈层转发为代表的“谣言”病毒式传播， 说明“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并未到达预期效果，随着一些微信公众号变相“转世”复活和通过技术手段隐形传播，伴以微信群限定人数上限扩展为500人总 数，纷繁复杂的微信群及多点交叉多传带来了多类乱象并存的局面。

    按照当初治理微博传谣的成功经验，内地互联网信息监管方需要从源 头惩治入手，净化微信圈层里信息杂芜，避免“随手转”等基于朋友圈社交心理的习惯助长不负责任的谣言散布，对于以为整治行动“点到即止”的传播人群而言， 这一有可能迅即展开的规范整肃有如杀一个“回马枪”，意义与效能追求长效管制的落实。

    “内传”演变的扩散

    鉴 于上一次对微博传谣的大力整治，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500次即构成谣言传播的入刑定义，公众已渐渐清晰且严守对于陌生人群的“求证”式外传所带来的 定罪可能，但基于朋友圈内的微信人群，则在意识上还没有清晰的扩散认知，在个人微信朋友圈转发“内参”依然是很多人的“举手之劳”，个中显然是不确信息并 危言耸听的传闻依然以“内传”心理被随手传播，基于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互驻设置，这些“内传”的信息中，谣言已同样演变为真实地扩散，且其传播效能和即时性 并不亚于微博的博主对粉丝人群的广播。

    除专业媒体外，一般公众鲜有核实消息真实性及进行描述可靠性的专业处理能力，虽然“姑且传 之”的谣言类信息在微信朋友圈并没有微博粉丝吸纳上的驱使动力，但是努力扮演“新奇信息的第一手获取者”的心理，依然使得大部分微信使用者以无形中的传谣 者参与到制谣者的主观动机中，成为扩散谣言的推手。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朱春阳曾对媒体总结过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共同特点：看上去很激动人心；具有煽动性；立场非常坚定，而且基本都围绕着人们关心的话题；没有标注时间；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

    朱春阳称，其实很多谣言很容易判断，谣言一般都是很模糊的，而且喜欢用非常肯定的句式来回应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朋友圈为什么会变成谣言集散地，朱春阳认为主要是三点原因：

    第一，朋友圈是基于朋友间信任的转发，更容易被相信。

    第二，微信的私密性较强，自清洁机制较弱，和微博相比，一条信息即使被辟谣，能看到的人也非常有限。

    第三，和公众媒介素养不足有关。“会不会转发谣言和每个人接触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很强的关系。很多个体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而是习惯盲从，谣言才会迅速扩散”。

    “亮措施”依法威慑

    消 息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对于有意为之的“境外势力”在内地公众传播中实施的“敌对渗透”，内地一直保持着警惕，且相关监管机构也应掌握了部分证据，这些证据 显示主观制造谣言源头的发布者，具备非常精准的公众心理判定能力，且在具体信息的谣言内容上进行了高水准的表达设置，信息字符长度、口吻和用词均“不露痕 迹”地发布“不着边际”的内容。

    以近期被微信朋友圈疯传的“京沪空域大面积管制系因抓G”为例，谣言的内地设计具备离奇剧情特 性，事件背景则锁定基于定识的客观事实（航路管制和航班取消）以突出真实感，谣言指向则暴露出展现中共存在党派激烈斗争的诱导信息。对于这些主观故意的制 谣行为，内地监管机构倾向于“讲道理不如亮措施”，基于500人群额的微信朋友圈及微信聊天群的谣言第一传播者有可能参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2013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資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定罪。

    监管机 构用“定红线”的方式遏止各类谣言信息的传播最为可能，“让社交媒体平台使用者在转发一个信息时多一层法制考量，对于非权威信息发布的转发形成管住自己 手，应是下一步监管机构追求的工作重心”来自观察人士的推测还指向一些典型案例的处置公开：“像微博止谣一样，需要有人为触犯红线而服刑，才可以以儆效 尤”该人士称，这是借鉴治理酒驾的处置模式，事实证明在内地的社会治理结构中，这样的方式是立竿见影的。

    “财谣”传播也在遏止之列

    另据消息人士称，这次内地整肃微信谣言如期展开的话，不仅是政治谣言的 微传播平台首当其冲被清理，类似虎嗅网、雷锋网这样在内地进行经济类谣 言信息源头发布的网站，也将被一并整肃。

    内 地网络已有关于虎嗅网盈利模式和商业操作的揭秘贴，指“虎嗅的黑稿太多，几乎每个知名企业都会受到 其骚扰”，曾有熟悉其内部情形的人士在网上举证称：“有一次我看到虎嗅 上面一版都是苏宁的负面，苏宁没搭理他们；还有一次是密集黑携程;还有一 次假借匿名人发布有关即刻搜索邓亚萍的负面黑稿，这样的事情屡屡出现， 我这里的企业投诉和抱怨也积攒了不少。”类似的乱象，借助微信转发，在 内地监管者看来，触碰“红线”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