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關於“落後就要挨打”的幾點異議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07日11:05:2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廣東省政協《同舟共進》2014年第8期 “落後就要挨打”的出處 在我國的政治宣傳理念中，“落後就要挨打”有着不短的歷史。它是愛國主義的勵志格言，也是發展經濟的動員口號，它是國際壓力的凝聚機制，更是外族凌辱的抗爭號角。 長期以來，當問到“落後就要挨打”的出處時，人們往往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是毛主席說的，是毛主席語錄。其實不然。如同我國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論都是從蘇聯進口、帶有蘇聯色彩一樣，“落後就要挨打”，也是從蘇聯引進的。 “落後就要挨打”的版權屬於斯大林。這句話最初出現在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所作的《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演講中。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們不願意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歷史的特徵之一就是它因為落後而不斷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事落後，文化落後，國家制度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它，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會受到懲罰。……打落後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十三卷，P37）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版，P1360）也包括“落後就要挨打”。人們之所以將這句話誤為毛主席語錄，是因為毛澤東將斯大林的這一思想潤物無聲、活學活用地融入了自己的思想體系與話語體系，從而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作了《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這次講話用相當篇幅集中闡述了鋼鐵產量如何趕上美國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講話中出現的因為我們“一百多年落後”，以致“被人家看不起”、“倒霉”這些話的內在邏輯，是不是隱含着“落後就要挨打”的思想邏輯？毛澤東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則提供了較之“落後就要挨打”更為深刻的內涵。毛澤東指出，“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版，P296）雖然60年即將過去，仍然沒有超過美國，至少我們還沒感覺到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不過，認真分析這段話，的確包含着這樣的思想邏輯：只要自身落後，不待打手出現，就會開除球籍。“開除球籍”顯然比“挨打”更悲慘。 如果說1956年因為蘇共20大剛剛展開對斯大林的批判，中方再捧斯大林有所忌諱的話，那麼，中蘇全面論戰的1963年，我黨作為斯大林體系的堅定捍衛者，這些顧慮就煙消雲散了。是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寫道：“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P340，341）在這份文件中，“落後”與“挨打”兩個詞的兩度出現，與斯大林提出“落後就要挨打”時具有背景的一致性，斯大林是就工業發展發表演說，毛澤東是就工業發展制訂文件。雖然對這一思想的闡述並非一字不差，但其精神的一脈相承卻顯而易見。 “落後”其實是綜合指標 有人將“落後”與“挨打”視為因果關係，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也有人質疑，“落後”對於“挨打”究竟是“充分條件”還是“必要條件”？如果視為“充分條件”，等於是說，“只要落後就會挨打”，這與因果關係別無二致；如果視為“必要條件”，等於是說，“只要不落後就不會挨打”，顯然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今天的人們，在談及“落後就要挨打”時，通常與我國近代史上的遭遇聯繫在一起。不過，中國與列強的關係，往往被誤解為弱小與強大的關係。近代史上的中國，是一個老大而虛弱的皇權專制帝國，被稱為“東亞病夫”；打上門來的強盜，則是年輕而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被稱為“西方列強”。這就給人一種印象，“落後就要挨打”其實是“弱小就要挨打”。這種看法不僅是學者與百姓的看法，在斯大林、毛澤東那裡也有類似的意思。斯大林在演講中是將“打落後者，打弱者”相提並論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在批評“速勝論”時也指出，日本“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而中國“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毛澤東選集》第二卷，P415,417）在這個論述中顯然也是強弱對比。 “落後”與“弱小”並不是同義詞，“弱小”的對立面是“強大”，“落後”的對立面卻是“先進”。然而，一旦將“落後就要挨打”放到中國近代史的語境裡，就會感到，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先進與落後的概念過於籠統，總該有一些可以測度的數量與質量指標。現實中，人們看重的指標往往過於物質化，如軍事、經濟等等。於是就認為中國落後的根本因素是武器不如人、經濟不如人。從174年前英國的堅船利炮，到100年後日本的飛機大炮，都是如此，軍力羸弱、經濟困窘的中國，註定了只能挨打受氣。 斯大林、毛澤東都是叱咤風雲的政治家，他們的思維方式不會如此簡單。斯大林在論述“落後就要挨打”時，曾以排比句式一連列出了俄羅斯“軍事落後，文化落後，國家制度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五個方面，可見，“落後”是綜合指標而非孤立指標。毛澤東回顧了中國的挨打史，“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挨打的原因是什麼呢？毛澤東指出：“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毛澤東文集》第8卷，P340）看來毛澤東也將“落後”作為綜合指標而非單一指標。 客觀分析近代史上我國屢屢挨打的真正教訓，既不能簡單歸罪於西方列強的窮凶極惡，也不能簡單歸罪於滿清王朝的愚昧封閉，更不能簡單歸罪於慈禧太后的顢頇跋扈。將重大歷史過錯推給外部、推給過去、推給個人的卸責行為，從來不是對國家、民族誠實與負責任的表現，而應從綜合指標的角度，從“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的角度，從時代潮流、歷史規律的角度看問題，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中國自身的病原體，才有可能避免因心境複雜、神經過敏而諱疾忌醫。 既非普遍規律，也無內在邏輯 “落後就要挨打”，出於政治權威之口，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似乎在陳述一個不言而喻的真理。“落後”與“先進”是相反相成的，有“落後”就有“先進”，沒有“先進”無所謂“落後”；“挨”與“打”也是相反相成的，有“挨”的就有“打”的，沒有“打”無所謂“挨”。那麼，作為“落後就要挨打”的“逆定理”，是否意味着“挨打的就是落後的”、“打人的就是先進的”？我之所以質疑這句話的真理性，是以中國的歷史進程為根據的。女真滅北宋、蒙古滅南宋、後金滅大明，在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明程度等方面，無論如何都得不出兩宋與大明的挨打，是因為它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明程度等綜合指標比女真、蒙古、後金更落後的荒唐結論。即使從純粹的軍事角度來分析，“落後就要挨打”也不成立。即以毛澤東向來推崇的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為例，這些都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典型戰役。“挨打”的不僅不是“落後”方、“弱小”方，甚至是原本的“先進”方、強大方。“打人”的不僅不是“先進”方、“強大”方，而是原本的“落後”方，“弱小”方。 “落後就要挨打”屬於全稱肯定判斷，其含義是，所有“落後”者（包括國家、民族、軍隊、組織、個人等），都要“挨打”，不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一例外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某些方面的“落後”並不等於全面的落後；今天的“落後”並不意味着明天“落後”；相對某甲“落後”，相對某乙未必“落後”。因此，“挨打”並不總是“落後”的歸宿，“打人”也並不總是“先進”的專利。按之四鄰，許多國家相對我國是“落後”的，他們並未因其“落後”而被中國打得鼻青臉腫，中國也未恃“先進”而打遍四鄰。按照“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中美洲諸國該是多麼不幸，命運使他們無可逃遁地有個極其先進、極其強大的北方近鄰。然而，他們並沒有因其“落後”整天被美國打得鬼哭狼嚎；美國也沒有以其“先進”欺負的人家走投無路。如果像斯大林一樣把“落後就要挨打”當作規律，那麼，“先進就要打人”就會成為定理。倘若如此，弱肉強食豈不成了通行世界的規則，我們的星球豈不成了獅群與角馬“血肉平衡”的塞倫蓋蒂草原。 “落後就要挨打”既是全稱肯定判斷，由此推斷，斯大林將此概括為“剝削者的規律”、“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就無法成立。在這個前提下，如果“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挨打”，可以此來解釋。如果“挨打”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又當如何解釋呢？當然，蘇聯的理論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帝國主義之間也會互相傾軋、弱肉強食。正如我們所知道，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爆發的大大小小的戰爭，主要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如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蘇聯與阿富汗（當時曾以社會主義相標榜）、中國與蘇聯、中國與越南、越南與紅色高棉等。在這一時期，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倒沒怎麼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落後就要挨打”這個“剝削者的規律”，這個“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是否仍在發揮作用？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至少出現了“社會主義就是戰爭”的表面現象。如果這一現象得不到合理解釋，是否可以說“落後就要挨打”既非“剝削者的規律”，也非“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或者什麼“規律”都不是？ 中國為什麼總是“挨打” 回顧恥辱竭蹶的近現代史，從兩次鴉片戰爭、俄國侵吞國土、中日甲午海戰、八國聯軍進京，到日本全面侵華，在100年的時間內，中國屢屢挨打。許多同胞相信，中國當時之慘敗，根本原因是裝備落後無法抵擋列強的船堅炮利。 如果說明朝永樂三年（1405）鄭和下西洋（甚至比歐洲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早87年）純為弘揚國威，炫耀武力，那麼，崇禎六年（1633）鄭芝龍（鄭成功之父）已經在實戰中擊敗了荷蘭殖民者。當年10月22日，鄭芝龍指揮艦隊在金門料羅灣全殲了荷蘭艦隊。福建巡撫鄒維璉戰後向明廷報捷稱：“此一舉也，生擒夷酋一偽王，夷黨數頭目，燒沉夷眾數千計，生擒夷眾一百一十八名，馘斬夷級二十顆，焚夷夾板巨艦五隻，奪夷夾板巨艦一隻，擊破夷賊小舟五十餘只，……閩粵自有紅夷以來，數十年間，此舉創聞。”（《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學苑出版社2000版，P406）英國人李約瑟不無誇張地指出，“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2011年8月1日鳳凰網歷史頻道“真相——教科書之外”第5期） 這些當然都是“祖上闊過”的證據。即使在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海上力量也並非不堪。在網上看過一則報道——《“船堅炮利”恐懼的由來：鴉片戰爭裝備並不懸殊》。報道稱，“百多年來國人一直都在感嘆的鴉片戰爭‘英夷船堅炮利’”，真相併非如此，“英國遠征軍使用的仍然是木質戰船，而不是‘鐵甲艦’”，“英國人使用的火藥也是黑火藥，只是配方有所改進”而已，並進而得出結論：“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火炮雖然比大清帝國的好，但二者也沒有什麼‘質’的差別。”（2007年9月30日中國網）英軍敢於不遠萬里，勞師遠征，以區區萬人之眾和並無絕對優勢的武器進犯一個擁兵百萬的國度，原因在哪裡？ 報道接着分析了50多年後發生的另一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海戰。作者稱，“北洋水師1885年購自德國的‘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排水量均為7335噸，艦首主炮口徑305毫米，當時不但在亞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後的甲午海戰中仍然讓日艦畏懼。”如果認為以上材料不夠權威的話，請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的最新觀點。金一南撰文指出：“從軟件方面看，北洋海軍建立之初參考西方各海軍強國，制定了周密的規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備等方面，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嚴格的要求。北洋艦隊前期訓練相當刻苦，監督甚嚴，有嚴格的要求和訓練。從硬件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大戰爆發前，仍然是亞洲最令人生畏的軍艦。在火炮方面，日方只在中口徑火炮方面數量占優，同時因中口徑炮多為速射炮，所以在火炮射速方面優勢明顯。但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的數量優勢同樣不小。再看船速的比較。日艦平均航速快1.44節，優勢並不很大。”（2014年3月3日《參考消息》）然而，清政府雖然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卻敗給了素為國人所蔑視的彈丸之國——日本。可見，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的失利，不能僅僅考察表面的物質技術或武器裝備的差距，而是另有原因。 一國的軍事力量，當然必須以經濟實力為基礎。考察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也決不是“落後”二字可一言以蔽之。據荷蘭經濟史專家麥迪遜統計，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總量28.7％，大大高於英國GDP占比5．2％和日本占比3.1％的比率（《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改革出版社1996版）。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提供的數字證明，1830年，中國在世界工業生產的相對份額占比為29.8％，略低於整個歐洲34.2％，但大大高於英國的9.5％和日本的2.8％（《大國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版，P186）。然而， 1840年中國先敗給英國，1894年再敗給日本。全球GDP第一的大國為何照樣挨打？可見，“挨打”並非限於軍事與經濟這樣的孤立因素。 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菲特曾對上個世紀的中國發出這樣的感嘆：“為什麼中國直到16和17世紀仍能以大量的發明和經濟文明領先於西歐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為什麼隨後它卻讓別國趕上，然後被人超過，而到19世紀它的部分領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時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樣淪為殖民地呢？以致到了20世紀，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停滯的帝國》，三聯書店1995版，前言P13）既然經濟、軍事不是中國在近代史上累次挨打之理由，那麼中國的遭遇到底說明了什麼？ “逆行”比“落後”更可怕 “國家制度落後”是俄羅斯挨打的五個因素之一；“社會制度腐敗”則是中國挨打的兩個原因之一。這說明，無論斯大林還是毛澤東，他們在分析本國的“落後”時，已經在客觀上承認了西方列強“國家制度”或“社會制度”的先進性。資本主義出現在世界上，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不能以簡單的善惡與好壞貼標籤。且不論西方列強如何野蠻與不義，且不論惡是否也是歷史推動力，皇權專制敗給資本主義，這畢竟體現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儘管鴉片戰爭發生前，清王朝出現了“康乾之治”；儘管甲午戰爭發生前，清王朝卻意外地“同治中興”，然而，前者不過是“落日之餘輝”，後者不過是“回光之返照”。清兵入關之際，正是英國產業革命發生之時，以衰敗封建主義之弱軀，抵禦新興資本主義之強體，鴉片戰爭焉能不敗；“同治中興”之際，正值日本“明治維新”之時，以“敬天法祖”、“中體西用”之僵化，抵禦脫亞入歐、“和魂洋才”之創新，焉能取勝？ 滿清王朝之被動挨打，從根本上說，是由於這個垂死的封建王朝無視時代潮流，昧於世界大勢的必然結果。陶醉於外表光鮮、內囊朽爛的天朝上國，為保住多年的權力和利益，對早已過時的祖宗之法抱殘守缺，以“國情特殊”、“歷史悠久”、“制度優越”為藉口，無視或敵視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拒絕學習、拒絕引進、拒絕交流、拒絕改革、拒絕進步，致使古老的華夏文明淪為中世紀的“出土文物”，從而為業已變化的世界潮流所拋棄。逆世界潮流而動的南轅北轍，較之經濟、軍事的暫時落後更無可救藥。 經濟上滿足於自給自足。18世紀末期，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只因英使拒行跪拜之禮，年邁的乾隆皇帝竟然拒絕了對方的通商要求，拒絕的理由很有名：“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本朝萬事不求人，只會降恩於外夷，“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余潤。”（《乾隆英使覲見記》，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版，P141）名為自給自足，實則閉關鎖國，其結果如何，世人皆知。 技術上也是如此。明末清初，“開花炮彈”（榴彈），已經廣泛應用於戰爭。一訖康熙平定天下，隨即馬放南山、刀槍入庫，忘記了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繼則全力維穩、消彌隱患，阻止武器的研發與擴散。100多年後，英艦從海上打來，甚至林則徐也不知“開花炮彈”為何物。直至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陝西鳳翔發現了“開花炮彈”，不禁感慨系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餘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左文襄公書牘》卷十三） 在政治上，頑固抗拒時代潮流，強力壓制政治改革。如果說以引進武器與技術為特徵的洋務運動尚能接受的話，那麼，政治體制的任何改革都是不能容忍的。半個世紀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沉痛教訓，根本無法喚醒執迷不悟、權迷心竅的清政府。康梁等人配合光緒帝欲行政治革新。慈禧太后感到的卻是對她最高權力的威脅，維新志士慘遭鎮壓，譚嗣同等人血染菜市口，而他們的要求不過君主立憲而已。 慈禧太后拒絕政治改革，理由是遵循“祖宗之法”。不管這“祖宗之法”如何落後時代，如何悖逆潮流，卻如同賈寶玉須臾不可離開的“通靈寶玉”！她在發動戊戌政變之後，喝斥光緒皇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清廷戊戌朝變記》） 強調“祖宗之法”的核心是維持“家天下”。1900年，當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狼狽“西狩”之後，此時“祖宗之法”已不重要，重又揀回維新派的“反動遺產”，親自推動君主立憲，前提卻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欽定憲法大綱》）只剩下赤裸裸的地位與權力！ 然而，歷史、時代、人民都對這個腐敗政府失去了耐心。革命跑贏了改革，辛亥革命爆發，這個統治中國280年的腐敗王朝，終於在新世紀的晨曦里走進了歷史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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