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时候，将今日的世界格局同100年前作比较，尤其是将今日的美中关系与百年前的英德关系作比较，是一件对许多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不过，虽然探究历史能够让我们获得无穷智慧，中国亦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古训，但简单的类比却并不值得推崇，因为这门学问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真理——历史从来都不会重复。
 
一
 
统摄20世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是历史进步论和历史决定论这两种相互紧密关联的观念。奇怪的是，20世纪的人类历史 (它实际上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终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进程实际上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加雄辩地证明了历史进步论和历史决定论的谬误。
 
可以说，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是偶然事件引发全面连锁反应、进而彻底改变人类历史航程的最突出的例子。从100年前的那个夏天开始，人类进入了大屠杀和极权主义的黑暗年代。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治下的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晴空万里。50岁的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携46岁的妻子索菲亚正在此地访问。将近正午时分，19岁的波斯尼亚塞族(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当街向大公夫妇开枪，斐迪南大公当场身亡。
 
这一天，是斐迪南夫妇结婚14周年纪念日;而对于占波斯尼亚人口40%多的塞尔维亚人来说，这一天同样值得铭记。1389年的这一天，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战役中败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后，从此丧失独立数百年。
 
“萨拉热窝行刺事件”成为一战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后不久，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于7月28日正式宣战。在6月28日以后的6个星期里，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列强相继卷入战争，一场以英法俄为“协约国”一方、以德奥为“同盟国”一方的全面战争在欧洲大地爆发。随着战争的深入，战火蔓延到这些老牌帝国的殖民地;特别是德国采取“无限制潜艇战”(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以后，美国等国也加入了战争，从而升级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与过去的传统战争不同，历时整整四年的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现代战争，仅从下面这个简单数字就可以窥见其残酷和破坏程度：战争导致了大约900万军人阵亡，500万平民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一场“改变一切的战争”，相对于战争本身，一战的结果更加重要。虽然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但它仍深刻影响着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众多古老的多民族帝国的掘墓人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助产士。拥有悠久而显赫历史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灭亡、解体，当时的世界霸权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也始于这场战争。许多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新国家——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伊拉克等——出现在现代世界版图上。很大程度上，当今世界的众多领土纠纷、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都是这些已经死亡的古老帝国躯体上的伤疤。
 
革命是战争之子，一战开启了20世纪意识形态革命和民族独立革命的潘多拉魔盒。1917年，趁着沙俄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举成功。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也从此拉开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幕。
 
随着上面提到的那些大帝国的消亡和衰落，帝国内部各民族和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而它们中的许多又与新生的苏联所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勾连，构成了一幅纷繁复杂的“世纪革命”图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西方列强在一战结束后对战后秩序的极其短视和不负责任的安排，法西斯主义等崭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登场亮相，并直接导致了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统领和影响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社会的控制力度，人类自由在20世纪遭遇了灭顶之灾。
 
一战改变世界格局最显而易见的，便是全球霸权在大西洋两边的转换。
 
1914年以前，西欧是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它创造了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欧洲企业主导着世界贸易和金融，欧洲的一个个帝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欧洲列强两败俱伤的战争打破了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旧世界格局。
 
在战争过程中，随着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世界金融中心由大西洋东岸的伦敦转移到了西岸的纽约。到一战结束时，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美国海军也第一次可以与雄霸五大洋两百年的大英帝国海军匹敌。霸权向北美新世界转移，欧洲则逐渐淡出世界历史舞台中心。
 
对作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来说，安排战后秩序的巴黎和会(美国人是怀着显而易见的傲慢和批判态度参加这次和会的)所达成的备受各方批评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竟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帝国主义权益移交给日本，而非归还“战胜国”中国!这第一次在中国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并迫使当时正在一门心思向西方学习的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在幻想破灭之余放弃了“虚伪自私”的西式自由主义，转而“以俄为师”。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此时俄国布尔什维克们正在允诺建立的那个平等公正的新世界，瞬间成了征服这些当时的国内“先进分子”的最佳替代模式。从中可以看到，这次主战场远在欧洲的战争对现代中国的命运有多么大的意义!
 
二
 
然而，历史真的就是被这样的偶然性支配的吗?假设1914年6月28日那天萨拉热窝突然下起雷暴雨，以至于费迪南大公不得不临时改变了行程……接下来100年的人类历史是否就将完全改写了呢?
 
对历史决定论的反对，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简单地同意这种“历史偶然论”，而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将把我们带入百年前欧洲狂躁的观念和现实世界。
 
1914年8月2日，德军按照事先拟定的“施里芬计划”入侵当时的中立国比利时。8月4日，英国为了履行之前对比利时的保护承诺协议，向德国宣战。两天后，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塞尔维亚对德国宣战;随着英国军队登陆欧洲大陆，黑山向德国宣战，英法向奥匈帝国宣战……因此，西方世界一般将8月4日视为一战全面爆发的开端。
 
这一天，当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欢声雷动——这是一场许多人期待、甚至渴望的战争，虽然没有人知道将要打响的现代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在整个炎热的8月，英国青年——尤其是贵族青年——将征兵站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快乐地排着队，准备奔赴战场。在德国，就连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为此欢呼雀跃：“战争!我们感觉到一种净化，一种自由。”
 
当时盛行于欧洲精英中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等错误的思潮和邪恶的价值观，而支撑这些思潮和价值观的传统民族主义则膨胀和极端化为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法国的复仇主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等扩张性意识形态，其中尤以泛日耳曼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这对针锋相对的“主义”最为甚嚣尘上。它们扭曲了19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安全观、战争观和外交理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深信一种宿命论观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为了帝国的伟大和荣誉，我们为什么不主动张开怀抱欢迎它的到来呢?
 
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战争是有益的，它会像盛夏的一场痛快淋漓的暴雨一样“净化空气和大地”，“偶尔流流血可以改善国家体质”，“这将是最后一场战争”……当然，人们还乐观地相信，就像最近一次普法战争一样，将要打响的这场战争也是可控的，并且很快就会结束。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当时奥匈帝国十分肯定地将普林齐普的这次刺杀行动认定为塞尔维亚政府精心策划的阴谋。但后来的研究表明，没有任何历史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很明显，维也纳早就想对塞尔维亚动手，“萨拉热窝事件”是一个最好的口实。
 
总之，100年前的那个夏天，大多数欧洲人对之前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世界”普遍感到厌烦，而民众——特别是知识精英——远比当政者更加好战和狂热。英国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不必要的悲剧。”一旦战争爆发，所有人都信心十足地宣称，本民族是为人类的自由和进步而战：英国人认为自己在捍卫荣誉和人权;德国人声称为了保卫康德哲学和贝多芬音乐而与野蛮的哥萨克战斗;法国人则宣布战斗不仅为保家卫国，更是为了唤醒自由……
 
抱负与愚昧、激情加狂热、贪婪和短视……这些经常相互矛盾的要素凑在一起产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在万里无云的天空，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
 
但那些热血青年们很快就发现，贵族荣誉和绅士风度已经一去不返，现代战争的黑暗、残酷和卑劣是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整个19世纪，有记录可循的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大约死亡了15万人。而在一战中，发生于1916年的著名的索姆河(Somme)战役中，英军共阵亡了42万人，其中第一天就战死近6万人!
 
在战事最为胶着的西线，几百万人像惊恐的老鼠一样(事实上他们的确日夜与老鼠和跳蚤同居)隔着沙袋筑起的壁垒虎视眈眈，他们吃着腐败变质的食物，疲惫厌倦地数着一天天过去的日子，往日的幻想破灭了。
 
英国失去了整整一代人，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在一战中身亡——其中中上层阶级损失尤其严重。1914年从军的剑桥、牛津学生，25岁以下者有半数不幸为国捐躯。这些生来就是为做绅士、当军官、为普通大众树立榜样的年轻人在战场必须身先士卒，自然也就最先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他们中的幸存者有不少后来成为了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所说的“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这句话是她侨居巴黎时对海明威说的)。
 
直到整整100后，在隆重纪念这场世界大战时，当初的主要参与国仍不能就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的性质及责任达成基本共识。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法国可以说是对一战最难以忘怀的国家;但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却对它漠不关心，定义它是一场将全欧洲老百姓充当炮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不义之战”，俄国民众对更为残酷的二战(某种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是为了偿还一战未了的债)的热心程度要高的多;在英国极力强调战争残酷的同时，德国却并不认为发起战争的自己国家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在大西洋另一边，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参战各方都应该为这场谁也不想要的灾难分担罪责。
 
甚至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地波斯尼亚，人们对普林齐普那致命的两枪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塞族人眼里，普林西普是终结巴尔干半岛被奥匈帝国统治奴役的民族英雄和自由斗士。但在大多数克族(克罗地亚)人和穆族(穆斯林)人看来，普林西普的枪声是四年流血痛苦的开始。

三
 
在今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漫不经心地将当前日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德敌对关系，在一个异常敏感的时间段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尤其值得注意的时，这恰好发生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严辞谴责日本的当口。
 
的确，对于和平主义者来说，今日的亚太地区(看看沸腾的东海和南海吧)似乎是一个令他们夜不能寐的舞台——这里聚集着引发100年前那场发生在欧洲的灾难的全部要素：地区军备精良，在今天这意味着拥有核武器，有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存在大国对抗、悬而未决的领土和边界问题、朝鲜半岛冲突、历史遗留问题和虚荣心，几乎不具备合作的冲突解决机制，而且互相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
 
此外，德法之间的百年宿怨、旧的世界霸权(及其盟友)与新兴势力之间力量的消长、国际秩序重写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风云诡谲的1914年欧洲舞台，只不过主角由德国、英国和法国换成了中国、美国和日本。当然，国际舆论也许会指出，安倍的比喻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之处：日本不是当时的英国，美国才是，日本是当时的法国。这可能泄露了安倍在潜意识里对日本实力的高估。
 
最重要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一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在其新近出版的《战争终结和平》(The War that Ended Peace)一书中哀叹的：“1914年世界政坛的所有关键人物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伟大和富有远见的领袖，没有一个有勇气挺身而出，抵挡住把世界推向战争深渊的压力。”
 
而在稍低一些、但更为紧迫的层面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内战……也都成为让许多人担心的引信。
 
但2014年已经不存在1914年时的那些“帝国”，即便美国取代了大英帝国，它的身份依然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加上经历了20世纪的黑暗历史，当今全球的压倒性主流观念是反战，与100年前正相反。
 
另一个重大不同是，1914年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可能会嘲笑我们软弱胆怯。但他们连机关枪都没有听说过，而我们见过原子弹。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今天的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战争升级后的世界会是一付怎样的场景，这极大地压制了他们使用武力的冲动，这甚至使得当今头号军事强国的国防部长们表现得都像积极的反战人士。
 
因此，检视100年前的这场惨烈战争，如果想要从中获得什么教诲的话，我认为以下几条是非常可靠的：
 
第一，当今世界的许多局部烽烟已经表明，今天的全球均势和平与100年前的欧洲一样脆弱。任何试图玩弄战争的“边缘(brinkmanship)政策”都是自作聪明的危险之举，哪怕再小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失去控制，引发连锁反应。而一旦局势进入战争的逻辑，那么就很难再停下来并从中抽身。
 
第二，现代战争没有赢家。100年前的这个时候，自认为战争将带来新的生机的欧洲各国人士无不信心满怀地谈论着如何欢庆很快就将到来的胜利。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对即将出征的将士们说，到秋天叶落，大家就能回家，德军的计划是40天内攻克巴黎;俄军将领考虑的问题不是能否取胜，而是打2个月还是3个月，他们满心希望在六周之内打到柏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但后来的历史让他们大开眼界，在现代战争中，大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迅速地低成本地战胜另一个大国。现代战争中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只有程度不同的失败。
 
根源在于，过去的战争目标特定而且有限，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的野心没有尽头。对英国和德国这两个既成和崛起中的世界霸权而言，后者一心想要取代前者的全球霸权和海洋帝国地位，而前者则自然要拼死守住这个地位。对英国的盟国法国而言，面对着与德国与日俱增的差距，它要殊死捍卫自己岌岌可危的大国资格。这使得这场战争变成了一个不可能言和的绝命游戏。
 
第三，虽然安倍晋三的比喻既不符合实际，也不负责任，但他还是说对了一点：国与国之间强大的贸易关系并不一定能阻止它们之间爆发战争。一战前夕，世界第一海上强国英国和世界第一陆上强国德国彼此互为最大贸易伙伴。1914年，一战主要参战国的经济依存度高达10.3%。，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数额的相对比率甚至超过了2000年的水平!但遗憾的时，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反而加剧了冲突。
 
由此还可以延伸出另外一个通常较少受人关注的经济视角，在今天，由于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新的极左和右翼势力的兴起，已经有所端倪展露。
 
第四，德国在一战中的悲剧对所有新兴大国的崛起之路都是一种警示。德国统一之后，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一直奉行一种“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他将欧洲大陆上的邻居和老对手法国视为头号敌人，而与其他所有欧洲大国(包括英国和俄国)都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关系。但威廉一世去世之后，被丘吉尔形容为“昂首阔步，装腔作势”的凯撒·威廉二世对俾斯麦的深谋远虑不屑一顾。这位性格暴烈的29岁青年很快就提出了一套“世界政策”的主张。换言之，德国这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迫切地想要成为一个全球帝国，这意味着全方位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但它却一点也不知道该如何一步步做到。于是，在这条危险的外交道路上，德国的崛起之路越走越窄，最后腹背受敌，只剩下奥匈帝国这一个盟友。正是这个江河日下的盟友，将它拖入了毁灭性的灾难。
 
最后，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那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战争结束时构建稳固的和平。巴黎和会并未完成这一使命，它玩砸了。20年后，全世界付出了比1914年更为惨重的代价。这个教训对今天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来说，含义尤为深刻。
 
结语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想引用美国学者、轰动一时的“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他在《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战争》一文中警告：不要在两国鹰派的怂恿下进行言过其实的类比，因为这是后者赖以生存的资本，这样的类比甚至有可能导致预言成真。
 
回到我在本文开头时已经提出的，我们必须严谨地看待历史，同时慎重地拿现实与历史作类比。就像历史从来不会重复一样，战争从来不是不可避免的。而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观点能够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从10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