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周年的時候，將今日的世界格局同100年前作比較，尤其是將今日的美中關係與百年前的英德關係作比較，是一件對許多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不過，雖然探究歷史能夠讓我們獲得無窮智慧，中國亦有“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的古訓，但簡單的類比卻並不值得推崇，因為這門學問中的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真理——歷史從來都不會重複。
 
一
 
統攝20世紀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是歷史進步論和歷史決定論這兩種相互緊密關聯的觀念。奇怪的是，20世紀的人類歷史 (它實際上始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終於1989年柏林牆倒塌)進程實際上比任何其他時候都更加雄辯地證明了歷史進步論和歷史決定論的謬誤。
 
可以說，1914年6月28日發生的“薩拉熱窩事件”，是偶然事件引發全面連鎖反應、進而徹底改變人類歷史航程的最突出的例子。從100年前的那個夏天開始，人類進入了大屠殺和極權主義的黑暗年代。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治下的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晴空萬里。50歲的帝國皇儲弗蘭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攜46歲的妻子索菲亞正在此地訪問。將近正午時分，19歲的波斯尼亞塞族(塞爾維亞)青年加夫里洛·普林齊普(Gavrilo Princip)當街向大公夫婦開槍，斐迪南大公當場身亡。
 
這一天，是斐迪南夫婦結婚14周年紀念日;而對於占波斯尼亞人口40%多的塞爾維亞人來說，這一天同樣值得銘記。1389年的這一天，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役中敗於奧斯曼土耳其人之後，從此喪失獨立數百年。
 
“薩拉熱窩行刺事件”成為一戰的導火索，事件發生後不久，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並於7月28日正式宣戰。在6月28日以後的6個星期里，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列強相繼捲入戰爭，一場以英法俄為“協約國”一方、以德奧為“同盟國”一方的全面戰爭在歐洲大地爆發。隨着戰爭的深入，戰火蔓延到這些老牌帝國的殖民地;特別是德國採取“無限制潛艇戰”(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以後，美國等國也加入了戰爭，從而升級為一場名副其實的“世界大戰”。
 
與過去的傳統戰爭不同，歷時整整四年的一戰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現代戰爭，僅從下面這個簡單數字就可以窺見其殘酷和破壞程度：戰爭導致了大約900萬軍人陣亡，500萬平民喪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被稱為一場“改變一切的戰爭”，相對於戰爭本身，一戰的結果更加重要。雖然已經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但它仍深刻影響着當今的國際政治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眾多古老的多民族帝國的掘墓人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助產士。擁有悠久而顯赫歷史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沙皇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戰爭中滅亡、解體，當時的世界霸權大英帝國的分崩離析也始於這場戰爭。許多過去從未聽說過的新國家——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伊拉克等——出現在現代世界版圖上。很大程度上，當今世界的眾多領土糾紛、民族矛盾和宗教衝突……都是這些已經死亡的古老帝國軀體上的傷疤。
 
革命是戰爭之子，一戰開啟了20世紀意識形態革命和民族獨立革命的潘多拉魔盒。1917年，趁着沙俄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一舉成功。這不僅徹底改變了俄羅斯的命運，也從此拉開了貫穿整個20世紀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大幕。
 
隨着上面提到的那些大帝國的消亡和衰落，帝國內部各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解放的鬥爭風起雲湧，而它們中的許多又與新生的蘇聯所支持的共產主義運動緊密勾連，構成了一幅紛繁複雜的“世紀革命”圖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西方列強在一戰結束後對戰後秩序的極其短視和不負責任的安排，法西斯主義等嶄新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登場亮相，並直接導致了更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些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統領和影響下，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各國政府都加大了對社會的控制力度，人類自由在20世紀遭遇了滅頂之災。
 
一戰改變世界格局最顯而易見的，便是全球霸權在大西洋兩邊的轉換。
 
1914年以前，西歐是世界的經濟和政治中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它創造了當時全球三分之一的經濟產出，歐洲企業主導着世界貿易和金融，歐洲的一個個帝國直接或間接控制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而歐洲列強兩敗俱傷的戰爭打破了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舊世界格局。
 
在戰爭過程中，隨着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世界金融中心由大西洋東岸的倫敦轉移到了西岸的紐約。到一戰結束時，美國已取代英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並擁有全球最大的黃金儲備。美國海軍也第一次可以與雄霸五大洋兩百年的大英帝國海軍匹敵。霸權向北美新世界轉移，歐洲則逐漸淡出世界歷史舞台中心。
 
對作為協約國一員的中國來說，安排戰後秩序的巴黎和會(美國人是懷着顯而易見的傲慢和批判態度參加這次和會的)所達成的備受各方批評的《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竟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帝國主義權益移交給日本，而非歸還“戰勝國”中國!這第一次在中國激起了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浪潮，並迫使當時正在一門心思向西方學習的許多中國知識精英在幻想破滅之餘放棄了“虛偽自私”的西式自由主義，轉而“以俄為師”。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此時俄國布爾什維克們正在允諾建立的那個平等公正的新世界，瞬間成了征服這些當時的國內“先進分子”的最佳替代模式。從中可以看到，這次主戰場遠在歐洲的戰爭對現代中國的命運有多麼大的意義!
 
二
 
然而，歷史真的就是被這樣的偶然性支配的嗎?假設1914年6月28日那天薩拉熱窩突然下起雷暴雨，以至於費迪南大公不得不臨時改變了行程……接下來100年的人類歷史是否就將完全改寫了呢?
 
對歷史決定論的反對，並不意味着我們就應該簡單地同意這種“歷史偶然論”，而對這個問題的追問將把我們帶入百年前歐洲狂躁的觀念和現實世界。
 
1914年8月2日，德軍按照事先擬定的“施里芬計劃”入侵當時的中立國比利時。8月4日，英國為了履行之前對比利時的保護承諾協議，向德國宣戰。兩天后，奧匈帝國向俄國宣戰，塞爾維亞對德國宣戰;隨着英國軍隊登陸歐洲大陸，黑山向德國宣戰，英法向奧匈帝國宣戰……因此，西方世界一般將8月4日視為一戰全面爆發的開端。
 
這一天，當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倫敦，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上歡聲雷動——這是一場許多人期待、甚至渴望的戰爭，雖然沒有人知道將要打響的現代戰爭會是什麼樣子。在整個炎熱的8月，英國青年——尤其是貴族青年——將徵兵站圍得水泄不通，他們快樂地排着隊，準備奔赴戰場。在德國，就連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也為此歡呼雀躍：“戰爭!我們感覺到一種淨化，一種自由。”
 
當時盛行於歐洲精英中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等錯誤的思潮和邪惡的價值觀，而支撐這些思潮和價值觀的傳統民族主義則膨脹和極端化為德國的泛日耳曼主義、法國的復仇主義、俄國的泛斯拉夫主義等擴張性意識形態，其中尤以泛日耳曼主義與泛斯拉夫主義這對針鋒相對的“主義”最為甚囂塵上。它們扭曲了19世紀以來歐洲人的安全觀、戰爭觀和外交理念，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深信一種宿命論觀點：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戰爭不可避免，那麼，為了帝國的偉大和榮譽，我們為什麼不主動張開懷抱歡迎它的到來呢?
 
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戰爭是有益的，它會像盛夏的一場痛快淋漓的暴雨一樣“淨化空氣和大地”，“偶爾流流血可以改善國家體質”，“這將是最後一場戰爭”……當然，人們還樂觀地相信，就像最近一次普法戰爭一樣，將要打響的這場戰爭也是可控的，並且很快就會結束。
 
“薩拉熱窩事件”發生後，當時奧匈帝國十分肯定地將普林齊普的這次刺殺行動認定為塞爾維亞政府精心策劃的陰謀。但後來的研究表明，沒有任何歷史事實能夠證明這一點。很明顯，維也納早就想對塞爾維亞動手，“薩拉熱窩事件”是一個最好的口實。
 
總之，100年前的那個夏天，大多數歐洲人對之前維持了近一個世紀的“和平世界”普遍感到厭煩，而民眾——特別是知識精英——遠比當政者更加好戰和狂熱。英國軍事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不必要的悲劇。”一旦戰爭爆發，所有人都信心十足地宣稱，本民族是為人類的自由和進步而戰：英國人認為自己在捍衛榮譽和人權;德國人聲稱為了保衛康德哲學和貝多芬音樂而與野蠻的哥薩克戰鬥;法國人則宣布戰鬥不僅為保家衛國，更是為了喚醒自由……
 
抱負與愚昧、激情加狂熱、貪婪和短視……這些經常相互矛盾的要素湊在一起產生了劇烈的化學反應，在萬里無雲的天空，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暴風雨。
 
但那些熱血青年們很快就發現，貴族榮譽和紳士風度已經一去不返，現代戰爭的黑暗、殘酷和卑劣是他們根本無法想象的。
 
在整個19世紀，有記錄可循的規模最大的一場國際戰爭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大約死亡了15萬人。而在一戰中，發生於1916年的著名的索姆河(Somme)戰役中，英軍共陣亡了42萬人，其中第一天就戰死近6萬人!
 
在戰事最為膠着的西線，幾百萬人像驚恐的老鼠一樣(事實上他們的確日夜與老鼠和跳蚤同居)隔着沙袋築起的壁壘虎視眈眈，他們吃着腐敗變質的食物，疲憊厭倦地數着一天天過去的日子，往日的幻想破滅了。
 
英國失去了整整一代人，50萬名30歲以下的男子在一戰中身亡——其中中上層階級損失尤其嚴重。1914年從軍的劍橋、牛津學生，25歲以下者有半數不幸為國捐軀。這些生來就是為做紳士、當軍官、為普通大眾樹立榜樣的年輕人在戰場必須身先士卒，自然也就最先倒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之下。他們中的倖存者有不少後來成為了美國女作家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所說的“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句話是她僑居巴黎時對海明威說的)。
 
直到整整100後，在隆重紀念這場世界大戰時，當初的主要參與國仍不能就戰爭爆發的原因、戰爭的性質及責任達成基本共識。作為戰爭的主要戰場，法國可以說是對一戰最難以忘懷的國家;但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卻對它漠不關心，定義它是一場將全歐洲老百姓充當炮灰的帝國主義之間的“不義之戰”，俄國民眾對更為殘酷的二戰(某種程度上是一戰的延續，是為了償還一戰未了的債)的熱心程度要高的多;在英國極力強調戰爭殘酷的同時，德國卻並不認為發起戰爭的自己國家是戰爭的罪魁禍首;在大西洋另一邊，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參戰各方都應該為這場誰也不想要的災難分擔罪責。
 
甚至在“薩拉熱窩事件”的發生地波斯尼亞，人們對普林齊普那致命的兩槍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塞族人眼裡，普林西普是終結巴爾幹半島被奧匈帝國統治奴役的民族英雄和自由鬥士。但在大多數克族(克羅地亞)人和穆族(穆斯林)人看來，普林西普的槍聲是四年流血痛苦的開始。

三
 
在今年1月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漫不經心地將當前日中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英德敵對關係，在一個異常敏感的時間段上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尤其值得注意的時，這恰好發生在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嚴辭譴責日本的當口。
 
的確，對於和平主義者來說，今日的亞太地區(看看沸騰的東海和南海吧)似乎是一個令他們夜不能寐的舞台——這裡聚集着引發100年前那場發生在歐洲的災難的全部要素：地區軍備精良，在今天這意味着擁有核武器，有中國這樣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存在大國對抗、懸而未決的領土和邊界問題、朝鮮半島衝突、歷史遺留問題和虛榮心，幾乎不具備合作的衝突解決機制，而且互相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
 
此外，德法之間的百年宿怨、舊的世界霸權(及其盟友)與新興勢力之間力量的消長、國際秩序重寫的可能性……所有這一切，都令人不由自主地聯想起風雲詭譎的1914年歐洲舞台，只不過主角由德國、英國和法國換成了中國、美國和日本。當然，國際輿論也許會指出，安倍的比喻有一個明顯的錯誤之處：日本不是當時的英國，美國才是，日本是當時的法國。這可能泄露了安倍在潛意識裡對日本實力的高估。
 
最重要的，正如英國歷史學家、一戰時首相大衛·勞合·喬治的曾外孫女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在其新近出版的《戰爭終結和平》(The War that Ended Peace)一書中哀嘆的：“1914年世界政壇的所有關鍵人物中，沒有一個稱得上是偉大和富有遠見的領袖，沒有一個有勇氣挺身而出，抵擋住把世界推向戰爭深淵的壓力。”
 
而在稍低一些、但更為緊迫的層面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內戰……也都成為讓許多人擔心的引信。
 
但2014年已經不存在1914年時的那些“帝國”，即便美國取代了大英帝國，它的身份依然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加上經歷了20世紀的黑暗歷史，當今全球的壓倒性主流觀念是反戰，與100年前正相反。
 
另一個重大不同是，1914年時的歐洲知識分子可能會嘲笑我們軟弱膽怯。但他們連機關槍都沒有聽說過，而我們見過原子彈。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今天的政治領袖和普通民眾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戰爭升級後的世界會是一付怎樣的場景，這極大地壓制了他們使用武力的衝動，這甚至使得當今頭號軍事強國的國防部長們表現得都像積極的反戰人士。
 
因此，檢視100年前的這場慘烈戰爭，如果想要從中獲得什麼教誨的話，我認為以下幾條是非常可靠的：
 
第一，當今世界的許多局部烽煙已經表明，今天的全球均勢和平與100年前的歐洲一樣脆弱。任何試圖玩弄戰爭的“邊緣(brinkmanship)政策”都是自作聰明的危險之舉，哪怕再小的擦槍走火都有可能失去控制，引發連鎖反應。而一旦局勢進入戰爭的邏輯，那麼就很難再停下來並從中抽身。
 
第二，現代戰爭沒有贏家。100年前的這個時候，自認為戰爭將帶來新的生機的歐洲各國人士無不信心滿懷地談論着如何歡慶很快就將到來的勝利。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對即將出征的將士們說，到秋天葉落，大家就能回家，德軍的計劃是40天內攻克巴黎;俄軍將領考慮的問題不是能否取勝，而是打2個月還是3個月，他們滿心希望在六周之內打到柏林;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戰爭將在聖誕節前結束……但後來的歷史讓他們大開眼界，在現代戰爭中，大國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迅速地低成本地戰勝另一個大國。現代戰爭中沒有什麼勝利可言，只有程度不同的失敗。
 
根源在於，過去的戰爭目標特定而且有限，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它的野心沒有盡頭。對英國和德國這兩個既成和崛起中的世界霸權而言，後者一心想要取代前者的全球霸權和海洋帝國地位，而前者則自然要拼死守住這個地位。對英國的盟國法國而言，面對着與德國與日俱增的差距，它要殊死捍衛自己岌岌可危的大國資格。這使得這場戰爭變成了一個不可能言和的絕命遊戲。
 
第三，雖然安倍晉三的比喻既不符合實際，也不負責任，但他還是說對了一點：國與國之間強大的貿易關係並不一定能阻止它們之間爆發戰爭。一戰前夕，世界第一海上強國英國和世界第一陸上強國德國彼此互為最大貿易夥伴。1914年，一戰主要參戰國的經濟依存度高達10.3%。，各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數額的相對比率甚至超過了2000年的水平!但遺憾的時，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反而加劇了衝突。
 
由此還可以延伸出另外一個通常較少受人關注的經濟視角，在今天，由於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甚至新的極左和右翼勢力的興起，已經有所端倪展露。
 
第四，德國在一戰中的悲劇對所有新興大國的崛起之路都是一種警示。德國統一之後，號稱“鐵血宰相”的俾斯麥，一直奉行一種“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他將歐洲大陸上的鄰居和老對手法國視為頭號敵人，而與其他所有歐洲大國(包括英國和俄國)都保持了微妙的平衡關係。但威廉一世去世之後，被丘吉爾形容為“昂首闊步，裝腔作勢”的凱撒·威廉二世對俾斯麥的深謀遠慮不屑一顧。這位性格暴烈的29歲青年很快就提出了一套“世界政策”的主張。換言之，德國這個在現代化道路上異軍突起的後起之秀迫切地想要成為一個全球帝國，這意味着全方位挑戰既有的世界秩序，但它卻一點也不知道該如何一步步做到。於是，在這條危險的外交道路上，德國的崛起之路越走越窄，最後腹背受敵，只剩下奧匈帝國這一個盟友。正是這個江河日下的盟友，將它拖入了毀滅性的災難。
 
最後，如果戰爭真的爆發了，那麼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要在戰爭結束時構建穩固的和平。巴黎和會並未完成這一使命，它玩砸了。20年後，全世界付出了比1914年更為慘重的代價。這個教訓對今天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來說，含義尤為深刻。
 
結語
 
在結束這篇文章時，我想引用美國學者、轟動一時的“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反覆強調的一個觀點。他在《中國的崛起不意味着戰爭》一文中警告：不要在兩國鷹派的慫恿下進行言過其實的類比，因為這是後者賴以生存的資本，這樣的類比甚至有可能導致預言成真。
 
回到我在本文開頭時已經提出的，我們必須嚴謹地看待歷史，同時慎重地拿現實與歷史作類比。就像歷史從來不會重複一樣，戰爭從來不是不可避免的。而認為戰爭是無法避免的觀點能夠成為導致戰爭的重要原因。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從100年前的那場戰爭中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