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120年前這天的清晨，日本聯合艦隊在豐島海域對北洋海軍護航艦隊發動了突然襲擊，甲午戰爭正式爆發。此時，維新的日本帝國陰詭譎詐、野心勃勃，志在必得，老邁的大清王朝自負、顢頇、驚慌、游移，一場激烈的世紀碰撞到來了。

入伏後的七月，酷熱難當，讀畢金滿樓的《重讀甲午——中日國運大對決》，仍然是冷汗淋漓。作者的態度是沉靜的，將一場驚心動魄的世紀之戰鋪敘地細緻綿長，從兩國被迫打開國門的相同窘境說起，直到半世紀後生死對決、強弱異勢。其間幾十年的歷史風雲，包括政治捭闔、決策營謀、人物情態、戰場悲歌等，無不在一個個細節中畢盡畢肖，引人入勝——與其說這是一部闡述歷史的通俗讀物，不若說更是一部在詳盡史實和比較方法基礎上的壯闊的史詩小說。作者有蔡東藩的史筆，也有卓然的史識，文采斐然間道出歷史本質，面對今天中日兩國似乎又進入歷史循環的局面，不能不令人深思。

（一）1894，不戰而敗

劉伯溫在《郁離子》裡寫了一篇《象虎》，講一楚人為狐所擾，聽說老虎是山獸之雄，於是用虎皮包裹木頭，做成一隻“象虎”。狐狸和野豬都被嚇到了，楚人洋洋自得，“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後來遇到敢咬真老虎的“駁”，該楚人還是舉着象虎去虛張聲勢，結果被咬得腦裂而死。

以此“象虎”來比況當年的北洋艦隊甚至整個大清王朝，應該說是恰當不過。李鴻章費盡心力打造的近代海軍也罷，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也罷，充其量只是給大清王朝蒙上了一張虎皮，虎皮底下病態、孱弱的身體卻並沒有得到糾治。

甲午戰端初起，朝中一片戰聲，清貴權臣們出奇樂觀，認為日本“不過三島，浮沉東海，猶一粟，土地、軍事俱不及中國十分之一”，加之“兵輪不堅、炮彈不伙、人手無多，水陸不相護”等種種弊端，“中國於此不日本之勝，而誰勝乎？”。在“想天戈所指，不難指日蕩平”的詩意想象下，更有人將此次戰爭看作“實為我國家發奮自強懾服海外諸夷之一大關鍵”。

然而想象終歸是想象，當大清的官員們在書齋筆墨中義憤填膺、慷慨激昂地義懲倭奴，“搗其神戶，神戶破……搗其橫濱，橫濱破，則東京震動，勢將遷都，全國可傳檄而定”的時候，赫赫揚揚的北洋艦隊已經在大東溝海戰中折戟沉沙了，在朝鮮的陸軍也已一潰再潰敗逃國內。可嘆的是，直到1895年3月，仍有人給皇帝上疏要求“直攻日本，以圖牽制”，而此時北洋海軍覆滅已有半年了。

我國歷代兵家不厭其煩地申說戰爭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然而甲午戰前清庭滿朝上下人等，卻對日本這個“同文同種”的鄰居和對手驚人地無知。“蕞爾小邦”“國小民貧”“餉絀兵單”“未經外戰”是文武大員們對日本的普遍認知，全然不知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已脫胎換骨。

甲午54年前的鴉片戰爭，自謂天朝的滿清首次遭受挫敗，認識到西方的強大。然而由儒家觀念主導的朝廷，仍然執守着夷夏之防，堅信“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視學習西方為恥辱。《重讀甲午》中有一專節敘寫了發生於同治年間的“同文館風波”。同治五年（1866年），恭親王奕訢奏議在培養翻譯人才的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化學館等新館，並且從科舉正途出身的舉人、優貢等中招收生員。這本是培養新型人才的應時之舉，結果卻引發軒然大波，招致朝臣們的強烈抗議，認為有損國體，侮辱聖學。風潮聲中，本有意報考的多半退卻，而堅持考入的，親戚朋友咸為之恥，有的竟至斷絕關係，最終同文館僅有5人堅持到畢業。

反觀日本，1868年，明治天皇頒布維新總方針《五條誓文》，其中之一就是“求知識於世界”，1872年明治政府制定了“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的目標，在全國設大學8所，中學256所，小學近三萬所，學制與課程均仿歐美，建立起完備的新式國民教育體系，至甲午戰前，日本已有23100多名新式大學畢業生。

觀念封閉導致教育的全面落後，而體制落後則導致維新的徹底失敗。作者金滿樓說得好，可以和日本明治維新相提並論的是清末新政而不是洋務運動。洋務運動至多只能等同於明治三策中的一策——“殖產興業”，也就是發展近代工商業。但是，脫胎換骨和淺嘗輒止帶來的效果必然不同，大清王朝想要在不改變農業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不觸動落後保守勢力利益的情況下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工業強國，顯然是不可能的。

為達富國強兵的目的，自1865年起，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一批洋務領袖相繼創辦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福建船政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蘭州織呢局，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即後來的漢陽兵工廠）等一系列近代史上的著名企業，修鐵路、造槍炮、通電報……一時間洋務似乎“洋洋大觀”。然而幾十年下來，並未見得多大成效，大清還是那個大清，所建軍工廠每年靡費甚巨，所產軍火卻質量低劣、不足敷用。更嚴重的是，朝庭實行“官督商辦”的政策，商人出錢，卻由官員干涉經營，安排人事。揮霍浪費、裙帶勾連、營私舞弊等官場積習大行其道，而企業盈虧卻“全歸商認，與官無涉”，以致鄭觀應憤慨地感嘆“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華商因此不及人，為叢驅爵成怨府”。

即便這樣，終洋務運動三十年，清朝也只不過創辦了60家近代企業，而同時期的日本是5600多家，幾乎是清朝的100倍。

日本發展近代工商業實際上比我們還要晚幾年，但其一開始立足就是要“切實謀求其進步發達”，而不是生產些洋槍洋炮聊以自保。1874年，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制定了《關於殖產興業的建議書》，認為“大凡國之強弱，決定於人民之貧富”，將“厚殖民產，振興民業”制定為基本方針，1880年其繼任者伊藤博文更進一步，發布“官業下放令”，將軍工、鐵道、電訊以外的官營企業全部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民企，使許多民營企業獲得了與列強競爭的第一桶金，而這些企業中就有今天的三菱、川崎、三井、住友等。

殖產興業使日本的工業化狂飆突進，短短20年就從一個農業國家變而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國。同時，殖產興業的另一成果是大大提升了日本的軍事技術，至甲午戰前，日本已有自己研發的適合日本人體型的村田步槍，有自產的4000噸級鐵甲艦和先進的“下瀨火藥”，後者是黃海海戰令北洋艦隊敗北的重要因素。

兩相比較下來，強弱自見。大清先是在教育方面封閉自守，導致國民素質、思想觀念、科學技術等軟實力的落敗；繼而又在政治上寧頑不化、腐敗保守，導致工商業發展裹足不前，在軍隊組織、軍備製造、經濟水平、戰爭動員等硬實力方面落敗——可以說未嘗接戰，大清王朝就已經失敗了，甲午戰爭，只是這種失敗的形式演繹罷了。

（二）天朝、天道及夷夏

清朝向以天朝自居。乾隆皇帝對英國公使馬嘎爾尼說：“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之物以通有無”，林則徐、鄧廷楨給英女王的照會中說“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茲後，雖迭經巨創，但天朝的想象並沒有殞滅，不過是由自大變而作自慰，直至甲午戰敗。

持續9個月的甲午戰爭使大清從天朝跌入深淵，這一戰敗得徹底、敗得慘烈，以至於直接影響到了此後一個世紀的中日兩國國運，中華民族在上世紀前半葉遭受的動盪和痛苦，都與此戰有莫大關係。

皇皇天朝何以失敗，我想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是讓人痛苦深思的問題。

可以說，在甲午戰前，如同在鴉片戰爭前一樣，沒有幾個人想到大清可能會失敗。這一方面來源於“幅員之廣，人民之眾，餉糧之厚，兵卒之多”（當時《申報》社論）的物質自信，另一方面來源於天朝順承天命、代天立極、行仁布德的精神自信，或者說是文化自信。

不唯清朝，商周以來，恐怕沒有一個中央王朝不具有這樣的自信、不以“有命自天”自命。商則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書·咸有一德》），周則是“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書·武成》）。入漢以後，更是由於董仲舒的大力闡揚，帝王們將“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春秋繁露》）視為理所當然。清太祖也不例外，在祭天文告中說“我愛新覺羅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順天命、循天理……”

既承天命、為天子、稱天朝，就需要按天的內涵和秩序來行事，也就是要循天理、行天道，否則名不副實，自然也得不到佑護，“天厭之，天厭之”了。夏桀不就是因為悖亂天德，而被“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了嗎（《書·湯誓》）？商紂則更是被視為“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書·泰誓》）——古人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麼，天道者何？

《易·謙》：天道下濟而光明。
《書·泰誓》：“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
《書·皋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可見，無論從自然哲學，還是政治哲學的角度，天都是“下濟”的，是“矜民”的，是以民為本的。

同時，天道還有着賞善罰惡的道德色彩，《書·湯誥》說“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書·蔡仲之命》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由上來觀照甲午前清日之所為：日本設議院與民公議，興學校普及教育，下放官業“厚殖民產，振興民業”，廢除武士階層特權，使“文武一途，下及庶民，各遂其志”，明治天皇本人又勵精圖治、勤政克儉，捐私產以資國家。大清則反是，國政決於深幄、國帑奉於婦人——慈禧做壽，不僅挪用軍費，還迫令全國獻壽金，輪船招商局就為此進貢了五萬兩白銀。臣工僚屬之間也是離心離德，互相傾軋，致使北洋海軍8年未添一艦。而官督商辦的那些企業，又遭重重盤剝、事事掣肘，終於難成氣候。其種種情狀，正如梁啓超痛心疾呼的“數千年民賊即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國家運命論》）

誰更接近天道，不是一目了然嗎？如此說來，如果甲午戰爭日本敗了，那倒是天道不公了。有人總把北洋水師的失敗歸結於這樣那樣的偶然因素，殊不知，歷史沒有偶然，所有的偶然不過是天道的必然顯現罷了。

再論夷夏。

自公羊派標明“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義後，夷夏之防便成為儒家一直持守的核心觀念。在儒家看來，夏是以炎黃為始祖居於“中國”的華夏族人，（許慎訓夏為“中國之人也”），居於大地中央，據有天道，並且有禮樂、衣冠、道德、仁義等文明，故孔穎達稱“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春秋左傳正義》），南宋陳亮稱“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而夷則是偏處四方，是“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形同鳥獸”（《後漢書·魯恭傳》），在不同的典籍中被描繪成“封豕豺狼”（《國語》）“無父無君”（《孟子》）“貪而好利、人面獸心”（《漢書》）等等。

可見傳統儒家眼中夷夏之間的畛域有多麼大！也可見夷夏懸隔的本質，雖與地域之居中處偏有一定關係，但更重要的，是在於文明、教化、禮義的差距。就是說，孰為夏，熟為夷，應當以誰更尊奉禮義、更崇尚文明為標準。關於此，後世大儒倒有不少闡發，如韓愈曾在其《原道》中代孔子立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陸九淵也說“聖人貴中國，賤夷狄……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

到了清朝，滿洲本來是被視為以“夷狄”入主中原的，但其承襲明制，用漢文化，不久即以夏自居了，轉而又以夷目之其他國家。但不幸的是，清碰到的情況完全不同於以往。

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在歷史的情境中，以早熟的華夏文明來看待尚處於蠻蒙狀態的周邊民族，傳統的夷夏觀是可以給予理解的。但清不一樣，清碰到的敵人，並非是蠻蒙狀態的“戎狄蠻夷”，而是如清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所說的“西洋立國兩千年，政教修明，與遼、金崛起於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

當時以反洋務最為堅絕而著名的劉錫鴻在出使過英、德等國後也不得不稱讚英國的政治“以民治民，事歸公義”“官政乖錯，則舍之以從紳民”，英國的刑法“以民命為重，而懲戒從寬”，英國的財政“以通國之財，治通國之事，而無所沾潤”，英國人“以理之是非為事之行止”，雖然最後劉錫鴻不知出於何種心態，仍執拗地認為“今英國知仁義為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但至少，他承認了英國也是文明之國。

而同一時期，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看到的清朝卻是官場“賄賂成風，政以賄成”，士大夫“倡聖賢之言，行苟且之事”，“中國之精力，全耗於形而下之事，崇尚虛華，拜金風靡，國不似國，民不似民”。此外，全民存有貪腐之心，“賣官鬻爵，貪污受賄，執法犯法，此乃廟堂之貪也；米中摻沙，酒中灌水，雞鴨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貪也”。另一間諜荒尾精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清國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

人心治制禮義一至於此，如何還能自居於夏？同“英夷”相比照，其誰為夷，其誰為夏？

其時被蔑之為“蕞爾小夷”的日本，其實浸淫中華文化最深。《重讀甲午》中描寫日本史事的某些細節，其人之慷慨義烈，其事之卓犖奇宕，隱然有春秋風。明治期間日本雖是全盤西化，但源於中華文化的忠、勇、信、義、禮等價值觀並沒有被拋棄，明治一詞本身即來源於《易·說卦》：“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這些價值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為日本的快速崛起提供了精神支撐。如本書中寫到日本明治時期的“實業之父”澀澤榮一，其成功的理念就是“算盤加論語”。他說道：“自問我沒有違背過《論語》，也不曾撥錯過算盤。不管怎麼說，我的銀行也有着相當高的成就，不失為東京頭號大銀行。因此我有資格說，《論語》和算盤完全一致。”

梁啓超在1897年為友人著作《中國夷狄辨》所作的序里沉痛地說“何謂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學校昌，人倫明，道路修，遊民少，廢疾養，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夷狄。痛乎哉！”

若按這些標準來衡量清朝和日本，我們很容易明白梁公的痛乎所在，明治的日本，的確比大清更像“中國”。當然，日本未能吸收承繼中華文化的仁愛寬廣，其民族性褊狹、殘忍、刻薄，後來發展成為毒害世界的軍國主義國家，險致滅國，也是咎由自取。

偉大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在20世紀30年代因反納粹而被迫流亡，但他聲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因為我帶着德意志文化”。同樣，“中國”在哪裡，“夏”在哪裡，不是因為地域，而是文化。

（三）余感

當看到宗方小太郎給日本政府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我就知道，中國還沒有從120年前走出來，報告中所述官、民、人心的種種情狀，與當前別無二致。120年，兩個甲子，我們還在過往中輪迴。

金滿樓說，甲午戰敗開啟了中國激進主義的先河，“因為戰敗，所以着急，結果是越急越亂，每到歷史的重要關頭，中國總會在激進主義的干擾下選擇一條糟糕的道路。”

我們不能責怪先賢們的失措，歷史沒有給他們從容不迫選擇的機會。

但今天不一樣。今天，至少我們可以相對裕如地思考我們的道路。只是，面對似曾相識的歷史情境，改變或被迫改變，是個問題。

天道，不是個老問題，而是個根本問題。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也不變。很多人加以嘲諷，實際上，人類基於天地而生，一定有一些東西是共通的和不變的，這就是天道。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他有不同的主題。

今天他的主題是憲政和民主。

只有行使憲政和民主，才符合“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的天道。上天也才能夠對其“惟德是輔”，使其“永保天命”，當然，這裡的“上天”是民眾。

“世運之降，如岷峨之水，已下三峽，滔滔而流入荊揚之江，乃欲逆而挽之，使之在山，雖有神禹，亦不能至”，這是晚清驕子嚴復先生的話。他說得對，當歷史大勢澎湃而來之時，任何阻擋它的力量都是不足道的。

今天，還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