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 中國新疆維吾爾地區暴力事件日益頻繁，當局不斷增強嚴打力度回應，循環升高態勢有增無減。與此同時，黨內研究民族政策的另類聲音通過外媒浮現，探討民族撕裂的深層原因，批評現行政策迷信暴力，要求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宗教習俗。但是評論人士認為，邊疆民族問題並非高層決策優先。資源渴求和維穩經濟綁架當局按老路徑剛性應對。有維族學者哀嘆，如此下去將出現另一個巴勒斯坦。

*治疆理念過於迷信國家暴力*

7月31日，新疆莎車暴力事件發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黨校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靳薇教授，在英國財經時報發文，罕見地批評中共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迷信國家暴力，剛性維穩，推崇極端唯物主義、與宗教為敵，輕視異族文化，使國家民族主義趨於極端化；並提出了“安邊固疆”的建議，包括要對暴恐事件作加以區分，不能一概而論，要依靠和信任少數民族幹部，要發揮宗教的正向功能，尊重民族傳統文化等。

曾任體制內媒體《中國改革》雜誌負責人、現為獨立政治評論員的李偉東說，某種程度上說靳薇的文章是個信號，“作者是中央黨校的，能把這篇文章推出來、在外面發表，一定是得到了某些比較高層的認可，或者說希望能引起一些爭論，因此不僅僅是她個人冒風險的問題，可能有些背景。”他說，這反映了中共內部有對民族政策的討論。“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討論的一部分。”

關於莎車事件，官方媒體是這樣報道的，7月28日，一夥暴徒襲擊西湖鎮政府和派出所，在公路上打砸車輛、殺害群眾，造成39人死亡，公安民警立即衝動，擊斃59名暴徒，逮捕215名涉案人員。事件中，途經當地的兩名維族鄉幹部被殺。

*兩種民族主義極端化導致新疆撕裂*

新疆官方的調子一如既往：這是一起“境內外恐怖組織相互勾結，有組織、有預謀計劃周、性質惡劣的嚴重暴力恐怖襲擊案件。”替代新疆7.5事件後被調離的原中共新疆省委書記王樂泉的張春賢，雖上任後一度實行“柔性”政策，但他在8月2日的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上老調重彈：“三股勢力”是破壞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總根源，打擊暴恐要堅決徹底、絕不手軟，打狠、打准、打出聲威，除惡務盡、斬草除根，堅決把“三股勢力”囂張氣焰打下去。

與對單方面喊“打”不同的是，靳薇在其《勿讓兩種極端民族主義撕裂新疆》的文章中指出，當今新疆民族撕裂局面的根源是國家民族主義和本位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與本位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以及它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各執一端的訴求，所造成的衝突已經日益明顯公開。兩種民族主義的內在衝突，正在更深層次上威脅着中國的邊疆穩定、進而影響全國的社會安全。”

卡哈爾·巴拉提是哈佛大學博士，曾在哈佛、耶魯和印第安納大學教學，擔任過世界維吾爾筆會主席、世界維吾爾文化中心主席、世界維吾爾大會成員。他說，靳薇的文章對新疆問題做了較為廣泛的研究，比較負責任地提出了很多與其他“閉眼說瞎話”的文章不同的看法。

*新疆問題的根源在前任書記王樂泉*

但是，他不能接受把兩個民族主義相提並論的說法。他理解靳薇教授從體制內發言的限制，但他認為，是中國政府的高壓政策導致了新疆的撕裂。他說，“對新疆維吾爾族的嚴打政策始於江澤民時代。其本質是動用國家機器對一個少數民族進行打擊。文章說的國家民族主義其實質是源於民族主義的國家恐怖主義。”

李偉東也不完全認同靳薇的分析。他認為，新疆問題的根源是前任新疆書記王樂泉：“當下狀態與治疆者多年貪腐搜刮和愚蠢的宗教民族政策密切相關，要解決問題必須先檢討過去。可惜不但不檢討，反倒變本加厲”，“釀成7.5事件後他調走了，但是他治下積累的民族矛盾、心理仇恨一直沒有解決。”； 其次，“國家層面上仍採取嚴厲的維穩措施，培養了一批吃維穩經濟的地方官員，形成維穩經濟利益集團。這是導致民族矛盾持續擴大、動不動就極端化的重要原因。”

靳薇的文章提出了“安邊固疆”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地方政府應完善宗教管理方式”， “發揮宗教的正向功能，減少‘與宗教為敵’的剛性行政帶來的逆反對抗。物質主義不可能消滅或取代宗教，宗教是民眾的精神需 求，是民生需求的一部分，一定要像對待經濟發展一樣對待民眾的宗教需求。”

*宗教是民眾的精神需求*

從維族學者的角度看，認為作者說得不痛不癢；但漢族學者卻認為“物質主義不可能消滅或取代宗教，宗教是民眾的精神需 求”點到了中共無神論治疆者的要害。

巴拉提說，“實際情況是當局把民眾信仰宗教當作恐怖行為”；他舉了莎車事件發生前的兩件事，“7月8日，黨支部書記帶着警察進入當地清真寺，把做齋飯的鍋都砸了，當場抓了30多人；7月28日，又有一個縣委書記帶着警察包圍了清真寺，把6個人抓走，那天晚上才發生了殺書記的事。”

巴拉提說，“哪個民族可以忍受帶着警察到清真寺或教堂去抓人，而且是在做禮拜的時候。你把清真寺封了，這個事件的原因不提，僅僅說是恐怖主義。”

《北京之春》雜誌名譽主編胡平的看法是這點特別重要，他也以7.28事件為例：“莎車事件發生在開齋節，這不是極端教派的節日，而是所有穆斯林的正常的節日。對這種正常的宗教活動都去打壓，後果可想而知。”

*以暴制暴會陷入暴力循環*

以暴制暴不能解決問題幾乎為觀察家的共識。正如靳薇指出“目前新疆的地方政府幾乎將所有暴恐事件無一例外地定性為‘境外分裂主義勢力的滲透破壞’，而對事件的細節缺乏足夠的了解。加上他們在處理方式上迷信國家暴力、認為強力維穩就可以解決問題，不注重對治理政策和策略結構性調整，結果形成了以暴制暴的循環，暴力變成了持續的後果。”

共產黨一向標榜自己有極強的糾錯能力，為什麼面對新疆的現狀非但沒有糾錯，反而變本加厲，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連討論都不允許，不同意見還得發表到外國媒體上呢？

*“路徑依賴”一錯到底*

胡平認為，因為有所謂“路徑依賴”的問題，“就是原來沒做好，又沒及時糾正，於是就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到後來要改就變得更加困難。”；“就像你對洪水泛濫是疏還是堵，如果你一開始就堵，泛濫之後你要疏導就比一開始疏導更困難。於是你只能靠加高堤壩，那麼現在又泛濫了，最省事的辦法就是繼續加高堤壩。也就是一步錯就步步錯，很難糾正。”

他有實例為證。1992年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見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時，提出“西藏應該實行一國兩制”的建議。江澤民回答說，“說法是對的，不過現在路已經走過來，不能再回過頭來在西藏搞一國兩制了”。胡平說，江澤民知道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一國兩制”就是高度自治。但是，因為“已經走過來了”，像西藏，已經搞了民主改革、平叛等等，“已經搞成這個樣子了，只有繼續這麼搞下去了。”

*利益集團綁架決策*

巴拉提認為，新疆民族撕裂的背後的根本原因是渴求新疆石油資源的利益集團綁架了中央的決策。 他認為習近平是要和平的，上台後政策有變化，“調走王樂泉，派來張春賢，開始想用軟的方法去和解矛盾，但是他們的措施很短時間就改變了，完全變得比江澤民時代的王樂泉還凶，一次次下令去嚴打，根本違背了自己原來的政策。”

他分析，在這種變化的背後“肯定有一個很厲害的動力迫使他們改變主意，把中國政府推入無法制約的民族沙文主義，就是說，在北京，在全國各地，你只能喊嚴打，不能替少數民族說話。” “這個動力就是利益集團。就是說，三分之一的甚至更多的自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都來自於新疆；不是國家安全，而是他們的利益受到威脅。他們不讓停，他們要嚴打，他們在推動國家政策，以至於習近平想變也變不了。”

*產生暴力的土壤太肥沃了*

胡平認為，就是在這種高壓的態勢下，在習近平還專程前往新疆視察、不斷加碼的情況下，卻連暫時性的喘息都沒有，各種暴力事件一起接一起地發生。原因何在？胡平說，“這說明新疆這個地方產生這種問題的土壤太肥沃了。”

胡平說，這種土壤就是靳薇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發展滯後、貧困突出、就業困難，以及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習俗，特別是宗教缺乏尊重造成的，加上當局長期使用打壓手段，導致了少數民族社會生存情況的惡化。

還有一個原因，李偉東認為是最重要的，靳薇在文章中也提到了：“援疆帶來的發展壓力……給當地的社會運行和適應帶來了巨大壓力”。李偉東說：“二十幾個省對口支援，都要跑到新疆去大興土木，造成強拆和擴張性發展，這是個最重要的原因。”靳薇在文章中呼籲“中央政府必須調整對新疆的援助模式”，使之與當地的發展水平、當地居民、傳統宗教文化相匹配，形成“以扶持當地內生性發展能力為主。”

*惡性循環還會繼續下去*

解決目前新疆民族撕裂現狀的出路在哪裡？胡平認為，當局的政策是越反越恐，眼下無解：“旁觀者一眼可見這是在製造恐怖分子。成了一種惡性循環，結果是這種循環越來越加速，使局勢越來越惡化。而問題就在於對中央政府來說，民族問題不是個大患，少數民族只占全國人口不足10%；新疆暴力事件雖然層出不窮，但是武器簡陋，‘你翻不了天’，所以不會將之排上議事日程；而且要改變就會是一個大幅度的改變。所以，眼下的的惡性循環還會繼續下去，一時還看不到任何解決的出路。”

李偉東認為，邊疆民族問題是中央戰略決策中的薄弱環節，“可能他們還沒想明白。”他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要破王樂泉的局” ，這個問題的微妙之處在於“一動他，地方就會說都是因為他。然後各種問題就反彈回來了。而反彈回來你這邊還沒有準備好要怎麼辦。所以問題還不成熟，還沒下決心要做。”

但是，巴拉提的看法更為悲觀。他擔心繼續下去新疆會成為另一個巴勒斯坦。他說，靳薇的文章說2013年新疆發生了200多起暴恐事件，而他根據公開報道的計算是9到10起，也就是說，有190多起都未公開。他說，“作者肯定了解的情況比我多。如果以此比例推算， 2014年7個月之內公開報道的是50多起，那麼實際可能就是1000多起，到年底可能會達到2000起；那2015年就會是個大災難。和諧社會是肯定沒了，西部開發也會失敗，接下來大屠殺就會開始，新疆就要變成巴勒斯坦了。可見現在我們面臨的是什麼樣嚴峻的情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