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南大學百年校慶的演講

2013-08-17

同學們好，本來由張雁老師主持這個報告會，按程序，先由她在我開講之前把我介紹一番。其實主持很浪費資源，還要陪着報告人在台上傻坐着，眾目睽睽；即便聽得不耐煩了，還非要做認真聽講狀；想打瞌睡、想走也不方便。所以就不必有勞主持了。於是我在沒有主持、沒有歡迎的情況下就獨自登台了，既是主持又是主講吧！（笑聲）

在報告會上最難受的一件事就是被主持會議的人介紹，全都是客氣話，無非是說來者非等閒之輩，多大的頭銜，多好的學問，怎麼個了不得，和致悼詞一樣，無非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我聽了怕。（笑聲）

(主持人張雁老師坐在台下問道：不用介紹了？)

不用了，自我介紹吧。我姓沙，叫沙葉新（笑聲、鼓掌）。先說兩句不是客氣的客氣話，一是祝賀東南大學100年校慶（鼓掌），第二呢，也是真心話，感謝學校安排現在的時間，安排這兒的地點，讓同學各位，讓這麼多年輕的同學們，跟我這個准老頭兒見面（笑聲、鼓掌）。

有三個地方請我，有三種情況請我，我是不敢不去的。

第一個嘛，是我母校請我，不敢不去。我是南京第五中學畢業的（笑聲、鼓掌）。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讀中文系。以後呢，又在上海戲劇學院當研究生。這三個都是我的母校。人不能忘其母，不能忘其本。母校請我，不敢不去。

二個呢，我是伊斯蘭，是穆斯林，是回族，他們請我，乃我族類；他們請我參加的活動，只要不是恐怖活動，我都參加（笑聲、鼓掌）。

第三個呢，我生在南京，南京是我的根，南京請我來，我不敢不來（鼓掌）。所以南京的東南大學請我，我就來了。

給大家說什麼呢？貴校辦公室主任陸挺老師事前與我聯繫，我說就說說知識分子吧。可又一想知識分子這話題太沉重，沒有一定人生體驗的莘莘學子，很難理解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辛酸苦辣的心路歷程。況且校慶是大喜之日，說那麼沉重的話題，跟喜慶氣氛不合；就如人家結婚，你來報喪，多掃興！所以我對陸挺老師說，我是寫戲的，就說說怎麼看戲、欣賞戲吧。講題嘛，就叫《一派戲言》。可剛才在路上，我又想，如今舞台上已經沒什麼戲好看了，倒是社會大舞台上的戲越演越精彩，煞是好看，所以我擔心我的一派戲言說到後來會走題，成了一派胡言。

到底講什麼呢？我很猶豫。陪我坐車來的張雁老師，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她建議我說說我是怎麼成才的，怎麼成為作家的，這個話題同學們肯定感興趣。我說好。但是已經準備的內容又難以放棄，臨陣換帥，兵家之大忌，索性又講戲劇，又講知識分子，又講怎麼成才的，所以臨時想了個題目，叫《精神與使命——一個作家的心路歷程》，這個題目有點嚇人，冠冕堂皇。我要說的可能不一定切題，也許真的是一派戲言，一派胡言，但只要不是一派謊言就行。文不對題不怕，怕的是言不由衷，怕的是說謊！我將盡我所知，盡我所誠，向諸位說說我是怎麼成為一個作家的，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血路我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準備講一個小時，留一個小時跟同學們交流。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也是盡我所知，盡我所誠地回答。回答不了的，我就請問在座的老師（笑聲）。

我剛才說了，我姓沙，叫沙葉新。今天吃飯的時候說到我的名字，張雁老師說看到一篇文章，說人家不叫我沙葉新，叫我“少十斤”。什麼是“少十斤”？“少十斤”就是“沙葉新”三個字的右半邊（笑聲、鼓掌）。所以我這個人沒多少份量的（笑聲）。去掉一半，才少了十斤，那我整個一個人就只有二十斤。右邊“少十斤”，那左邊呢？就不好意思說了，叫“親三口”（笑聲、鼓掌）。那麼我這個人，可以從名字上看出來，一是沒份量，只有二十斤，不厚重，淺薄之至。二是待人還算親切，一見面就親你三口。當然不好亂親。

我生在南京一個回族的家庭。父親、母親沒有多少文化。他們都屬於勞動人民吧！什麼最底層的活都幹過。後來開始做生意，開過飯店，炒貨店，五洋店，還開過當時在南京有些名氣的南京板鴨公司。生意做得不錯，極盛時，同時開了四家店，還蓋了兩層樓的前後兩幢樓房。這在當時絕大多數是瓦房是舊宅是破屋的洪武路上非常顯眼。按照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成分至少應該是小業主，是革命的對象。按現在的說法是個體戶，是私人企業主，是入黨的發展對象，與時俱進了。

父親對我執行的是不管政策，你將來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沒有規定。但只要求我做個老實人，不能有不義之財，不義之舉。他還以他自己的言行，昭示我們做子女的要有愛心，要有孝心。這是很傳統的很基本的道德倫理方面家庭教育。母親是典型的賢妻良母，慈祥、善良。父親對我的影響是艱苦奮鬥，母親對我的影響是善待一切。我始終將我母親年輕時候的一張美麗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夾子裡，放在貼近我心窩的地方。

我的文學教育是怎麼得來的呢？我們家裡開炒貨店，瓜子、花生米，需要用舊書紙來包瓜子、花生米。這些包炒貨的舊書，有很多經典，記得有《魯迅自選集》、《巴金自選集》和好多現代作家的作品，有葉聖陶、沈從文、落花生、鄭振鐸、郭沫若、丁玲、冰心、盧隱的作品。我是來者不拒、囫圇吞棗、生吞活剝、似懂非懂。好多現代文學的名著我都是那個時候在我們家炒貨店裡閱讀的，所以，我現在我一看到書就聞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兒（笑聲），大概這也是兒時記憶的一種延續。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的香味中接受文學啟蒙的。

在學校里我不是好學生，非常調皮，是那種沒有壞心的調皮。不欺侮人，不搗蛋。比如和幾個小孩比賽。比賽什麼呢？在大雨傾盆的時候，我們4個光頭男孩把脖子伸在屋檐嘩啦嘩啦的水柱下，看誰能堅持到最後誰就是英雄。但現在很少做這種遊戲了（笑聲）。

我小學的學習成績不好。我們老師姓江，不是美女姜，是揚州大街上貼的那條大標語“江淮之水恩澤於民”的“江”。他叫江浩，叫我到黑板前寫我的名字。已經小學六年級了啊，我居然只會寫“沙”和“新”，連“業”字都寫錯了。那時我名字用的是事業的“業”，不是“樹葉”的“葉”，當時是繁體字。我怎麼寫的呢？我寫的是“事業”的“業”的繁體字的頭，“樹葉”的“葉”的繁體字的中間和下面，雖然很有創意，可根本沒這個字啊。

到了初中我也不是好學生，愛玩。那時的南京，現在的金陵飯店後面是一個攤販市場，裡面有很多測字的，唱戲的，說相聲的，賣舊書的，有點類似北京的天橋。那個地方是我接受大眾文化、市井文化的最好場所。我很愛看測字。一個中國字給測字先生分解、重組，拼拼湊湊，居然可以重新組合好多新的字，還能測出很多意思來。我感到神奇。這也促使我對中國文字的興趣。

初中畢業前，在我生命史上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什麼事？我生了“腦膜炎”（笑聲）！那年夏日的某個夜晚，一個素不相識的蚊子突然咬了我一口，使我得了“流行性急性腦膜炎”。以後我在“文革”中受到打擊，我總會想到這個迫害過我的蚊子。我父母沒什麼文化，孩子生病不重視，頭痛，發燒，不就是傷風感冒嘛，誰沒個頭痛腦熱的？可我當時已經頭頸僵直，非常危險了。幸虧我姐姐在南京鼓樓醫院工作，有醫學常識。她說：“不要是腦膜炎噢！”馬上送到鼓樓醫院，一查，果然是。又趕忙送到兒童傳染病醫院，就在玄武湖對面的一條路上。送去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車，可坐的是救護車（笑聲）。覺得很威風，所有車子都給我讓路，使我有種不可阻擋的感覺，嘩（笑聲）！如今看到首長車子出巡，要封鎖交通，行人迴避，所有車輛都要繞道行駛，我總會想起我生腦膜炎坐救護車時的壯觀情景，坐在裡面的感覺是種誘人的權勢感；不可阻擋，其實是不受監督呀！

我在兒童傳染病醫院住了將近半個月，總算把我這條命給救回來了。那時我想生命怎麼如此脆弱，我這個活蹦亂跳的才活了13年的少年就已經瀕臨死亡？我生的是非常危險的傳染病，家人不好探視；想家了，就寫信。沒信紙，護士就給我一些紙。我翻過來一看，哇，是死亡登記表（笑聲），真的好恐懼啊（笑聲）！上面登記的是某某幾歲，是男是女，何時住院，幾月幾號，死於什麼病。那麼多兒童和少年都死了，我想我會不會也是將來的其中之一呢？當時就覺得生命很脆弱。在此以前總覺得自己很年輕，來日方長，還有無窮無盡的未來，而這時候才想到有些人再年輕，來日也不是很長。當時我躺在病床上想：我如果就這樣死去，太不值得了，我還沒活夠，我還有很多事沒做。

有個護士很好，她和我姐姐認識，對我很照顧，她還送了我一本書，《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童話詩，普希金的。我跟她說： “我要活下去，我要好好讀書。”這場大病至少讓我模模糊糊感覺到生命的珍貴。人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好過上一生。這場病對我來說，不是壞事而是好事，讓我突然長大了。當年生腦炎的百分之九十九都要死，救活率只有百分之一。這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九十八，雖然活了，也有後遺症，要麼是偏癱，要麼是傻子（笑聲）……

好像我還不太傻（笑聲），沒有什麼後遺症，只是長期以來頭疼。後來我通過冷水浴、打籃球、打乒乓，按摩，自我按摩，不是異性按摩（笑聲、鼓掌），通過堅忍不拔的體育鍛煉，使我的身體恢復的很好，至少我自我感覺身體很好。如今還每天堅持跑步，洗冷水澡。不是夏天，是冬天洗冷水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不是後福，我是後悟，後來覺悟。所以到了高中，我就用功了。高中物理，力學最難，我考98分。數學，立體幾何，我是一百分。這裡有個經驗教訓，就是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千萬別把他看死，越調皮的孩子越有潛能。

開始走上文學這個道路是在高中二年級。我們語文教師是安徽人，姓武，叫武酉山。他的語文課教得好，非常生動，他總是飽含感情地把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崇高和美好很生動地傳達給我們，使我覺得我做個中國人，特別特別幸福，因為我們有如此豐厚的中國古典文學的遺產，供我們享用，給我們薰陶，滋養我們，豐富我們，讓我們智慧和文明起來。

當時我們班上有兩個同學，都比我大一點。一個叫王立信，現在是江蘇省話劇團的編劇。還有一個叫……他的名字我忘了……哦，我想起來了，我給他的名字做過一個燈謎，謎面是：“褲子掉下了”。謎底就是這個同學的名字，諧音，叫“往上系”（笑聲）。褲子掉下了，當然要往上系。他是三橫王，“善”是“善惡”的“善”，“繼”是“繼續”的“繼”。南京人前鼻音和後鼻音不分，n和l不分，an和ang不分，shàng和shàn也不分，“善”念成“上”。他喜歡寫稿子。他褲子掉下了，往上系；他稿子寫好了，也往上寄。寄到哪裡？寄到北京的《人民文學》，當時是最高最權威的文學刊物，不但發表了，而且還獲得了全國兒童文學的一等獎。獎金多少錢？五百元！1956年啊，你們算算現在值多少錢！現在我們稿費實在太低了。另外一個王立信同學也愛寫稿子，他在上海的《少年文藝》發表過一兩篇小說。大家都是同學，為什麼你能寫我就不能寫？我也得試試啊！

我也開始寫。我也寫了一篇小說，發在《雨花》的前身《江蘇文藝》上，那是我的處女作（笑聲）。後來還寫了兩首短詩，發在上海的《萌芽》，現在還有這個雜誌。發表時我16歲，不，15歲吧。第一首是情詩（笑聲）。那時的中學生不像現在早熟，那時怎麼都熟不起來（笑聲）。雖然是情詩，自己實在是情竇未開。現在想想很可笑，悔其少作。可那時還不知天地厚，覺得我要做個作家，甚至已經是個作家了。誰會想到作家這條路是如此地艱難，需要付出我一生的努力。

《江蘇文藝》的一個編輯，我很感謝他，他很關心我，和藹可親。我記得我是在湖南路的《江蘇文藝》的編輯部應約來見他的。他問我高中畢業考什麼大學。我說：“考中文系，以後當個作家。”他說，不，蘇聯長篇小說《鋼與渣》的作者就不是文學系畢業的，是學工的，在工廠當工程師，有了生活，就寫出了《鋼與渣》這樣好的作品。他勸我不要讀中文系，學工科。可我那時特別喜歡文學，還是報考了中文系。這位編輯的名字叫孟馳北，我很想能夠再見到他。後來聽說他57年打成右派，到新疆勞改去了，再見孟馳北的夢也只好飛馳到大西北了。他是孟馳北，我是夢馳北。不知道他如今回沒回到南京。我在此地向他問好。

當時考大學，可以填很多志願，我考上了最後一個志願，第12個志願（笑聲），考上的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進了大學，我比較用功，特別喜歡中國古典文學。在大學二年級吧，我又開始發表小說。我連續在《萌芽》上發表兩篇短篇，都上了頭條，編輯部還加了“編者按”，這在當時有點了不得，轟動師大校園，至少轟動了中文系。那時我很自信，我想我肯定將來是作家了，現在是准作家了（笑聲）。

大學畢業前夕，周揚到上海來考察上海的戲劇。上海有十大劇種，淮劇呀、話劇呀、歌劇呀、滑稽戲呀等等。他發現劇團的編劇，很多都是舊時代過來的，沒經過專業訓練，文學素養和編劇知識都較差。有些老劇團都根本沒劇本的，叫“幕表制”，到上場前，把大致劇情寫好，貼在後台，都是很簡單的，比如誰上場，什麼規定情境，公園呀還是家裡。然後是所謂的劇情：什麼一男一女呀，數年不見，訴說衷腸，或萍水相逢，一見鍾情，最後或相擁接吻，或再約佳期，諸如此類，然後你上台去表演。這樣的編劇水平當然不符合時代發展需要。

於是當年決定，在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和復旦大學三所大學的中文系裡，挑選一些業務尖子保送到上海戲劇學院辦的戲曲創作研究班去深造。我就在那做研究生。

1963年吧，在上海戲劇學院畢業之前，我寫了一篇文章，引起全國的注意，就是跟姚文元辯論的文章。姚文元知道嗎（笑聲）？哦，同學們小小年紀居然還知道姚文元，政治常識還不少啊！現在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姚文元是誰了。我的那篇叫《審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當時我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實習，我看到一本書，是法國的印象主義的作曲家德彪西寫的，他也是音樂評論家。上海音樂出版社把他的音樂評論集《克羅斯先生》翻譯出版，封面裡邊有一個內容提要，說，德彪西的音樂評論有新穎而獨到的見解。這句話沒有什麼錯，可姚文元認為大錯特錯。這裡有個背景，稍微介紹一下，1961年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上海市委書記、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聽到毛澤東這麼說，回來就告訴姚文元，希望姚文元在文化領域、在意識形態領域尋找階級鬥爭的靶子（笑）。當時姚文元看到《克羅斯先生》這本書，一想，這是階級鬥爭啊，怎麼可以說資產階級的音樂家有新穎而獨到的見解呢？他的見解肯定是腐朽沒落的見解啊！所以就寫了篇文章，發在《文匯報》，題目叫《請看一種‘新穎而獨到的見解’》。

我特愛看書，看的也雜，我也看了《克羅斯先生》，我認為姚文元的批評的文章跟我讀這本書的印象完全相反。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就寫了篇文章叫《審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辯論。我不知道上面介紹的那個重大背景，我只以為這是個學術討論。不是啊，這是階級鬥爭呀，是政治批判呢！他就是要找一個靶子，你倒自動送上門來（笑聲）。還有位著名的老前輩賀綠汀先生，也寫了一篇文章和姚文元辯論，也發表在《文匯報》。我記得那年，美國著名的黑人歌唱家羅伯遜，在中國放了一部他主演的影片，叫《驕傲的山谷》，賀綠汀先生那篇文章就用“山谷”做筆名。我們這兩篇文章，引起全國音樂界的震動，於是上面組織文章，對我們圍剿。重點當然是打擊賀綠汀。我當時是無名小卒，編輯部去找我這個人，不知從哪兒冒出個沙葉新來。後來賀綠汀也在打聽，音樂界沒有這個人呀，說：“這個沙葉新肯定是從法國回來的（笑聲），怎麼看了這麼多書！”後來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黃佐臨告訴他，說沙葉新是在我們劇院實習的小青年。當時的兩個主要日報《光明日報》和《文匯報》，可能還有《人民日報》吧，批判我和賀綠汀的文章有幾十篇。當時我就23歲。鋪天蓋地，緊張死了。一個青年人在他剛剛走上文學道路就碰到這樣一場鬥爭，終生難忘。

當時我什麼心態？我覺得我錯了。我認為應該是我錯。因為我受了這樣的傳統教育，並堅信不疑，黨，肯定是對的；領導，始終是對的；《人民日報》社論，絕對是對的。而你和這些發生衝突的時候，百分之百你是不對的。所以我在家裡拼命學習馬列主義著作，覺得可能是我在歷史唯物主義上犯了錯誤。我開始寫檢查。

這件事情給我什麼教訓呢？就是我要更堅定地要學好馬列主義（笑聲），學好毛澤東思想，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笑聲）。我要向姚文元同志學習（笑聲）。

我當時真的是那麼想的，是很誠懇的。現在看起來是笑話。我們那代人就是這麼想的。大學畢業分配我到文化局，說我有一點理論思維，就分到文化局的理論什麼什麼室。我真怕極了。我就是搞理論犯了錯誤，我不行，而且我覺得我理論素養並不高，我注重感情，是感性的，是情緒化的人，我的思維是屬形象思維的，不是邏輯思維。

這時在我文學道路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我的恩師黃佐臨先生，從文化局把我要了回來，要到他領導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來，“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感動呀！這位老專家就改變了我的道路。我就開始從事專業創作了。

文革以前，我寫了一個戲，叫《一分錢》。黃佐臨先生導演，莫大的榮耀。就那麼一個小小獨幕戲呀，這麼個大導演親自導演！這個戲有不少趣味性的東西，比如在舞台上變魔術呀，這在以往話劇舞台上是沒有的。黃佐臨非常喜歡這個劇本，他說我寫得非常俏。“俏皮”的“俏”。“猶有花枝俏”的“俏”。他還對我說：“小沙啊，你有本錢了，不過這個本錢不大，只有一分錢（笑聲）。”既肯定了我，又叫我不要驕傲。

文革開始後，很快就把我整倒了。我是保守派，掛牌子挨斗。說我早在文革以前就炮打姚文元，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你有很強的反革命預見性。其實當時我不知道姚文元會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呀，知道了我肯定不會炮打他的。有些人連拍都還來不及，我還敢炮打？

文革時，我畢竟年輕，所以從輕發落，並開始對我控制使用，還叫我寫戲。也因為當時統統打倒了，要寫戲沒人了，看我沙葉新還比較用功，比較老實，就叫我寫《邊疆新苗》，寫一個上海知識青年到黑龍江插隊落戶，後來因搶救國家財產而犧牲的故事了，這個上海知識青年，很有名，叫金炳華……哦，對不起，不是金炳華，錯了。金炳華是現在全國作協黨委書記，是原上海市委的宣傳部長，雖然他也很有名，但不是他。我說的是金訓華，一字之差，錯了，可能是“腦膜炎”的關係（笑聲）。

為了寫這個戲，我真的很用功，真是寫英雄，學英雄，我和劇組三次到黑龍江、一次到安徽黃山，和知識青年在一起，一去不是兩天三天，不是兩三個禮拜，有時一次就幾乎是半年，同吃同睡同勞動，三同，虔誠之極。我覺得寫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就要寫出知識青年和貧下中農之間的思想或品德的差距，這樣知識青年才能接受到教育。這是主題所規定的了，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可這種想法和那時的“三突出”創作原則相衝突，因為 “三突出”的原則是，主要英雄人物無論如何不能有缺點，他要立於舞台中央，他的姿勢始終是這樣的。（笑聲）他的聲音始終是高亢的，要高大全嘛。英雄人物是去接受教育，怎麼能寫差距呢？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我是堅持要寫差距的，主題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沒差距接受什麼再教育？也沒衝突也沒戲呀。

好，這一寫不得了了。違反了社會主義的“三突出”原則，給英雄人物臉上抹黑。1974年，我被批判了，開全市的文藝界大會。當時我想不通，我沒錯。雖然在政治上我很不自信，可在藝術上我來得個執着。在批判我的會上我準備了一個發言稿，為自己辯護，寫了七張紙，可是後來我寫不下去了。

為什麼呢？因為對手太強大了，我若辯解，肯定會以我的失敗而告終。點名對我批評的是徐景賢，他當時是上海市委文教書記，是他在一個會議上點了我的名。前幾年我因寫了《中國動物各階級分析》雖然挨了批，但並沒被當時分管文教的上海副市長點名，深感幸福和時代的進步。第二呢，即使我有這個講稿，也無法在大會上發言，因為當時在大會上發言，你的稿子必須先要在小組裡審查。小組通不過，你就不可能在大會上發言。第三個呢，當時我的太太正在爭取入黨。我擔心不要因為我的態度不老實而影響她的入黨。現在看起來可能是個笑話，當時確實是把它作為極為神聖的事情啊！政治生命比什麼生命都重要。第四，一切痛苦當中的最大痛苦，是我擔心由於我的強辯，會喪失我以後的寫作機會，奪取我手中的筆。所以在萬般無奈之中，在極度痛苦之中，我就撕毀了能表達我真實思想的那七張稿紙，重新寫了一張，自我批判，罵自己是資產階級什麼的。還引用了毛主席語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內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識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分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知識分子最痛苦的事情。為什麼文革當中會有那麼多知識分子自殺，除了被打、被關、身體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還是他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他覺得他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他在撒謊。這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有很多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自殺的。

我第一次經歷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就是在這個時候。好，快把這沉重的話題翻過去。“四人幫”倒台了（笑聲）。我像所有的人都一樣歡欣鼓舞。這個罪惡的一頁，這個給我們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一頁，十年哪，終於熬過去了。抗戰不過八年。那個十年呀，你們有幸沒有生於那個時代。

70年代末、80年代初，創作激情勃發，我的主要劇作都是在那個時候創造出來的。這時思想界渡過十年的浩劫，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這樣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劫難？除了“四人幫”作惡之外，有沒有更深刻的社會思想、歷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呢？一些真正有覺悟、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都在考慮：我們知識分子在這場浩劫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呢？是推波助瀾了呢，還是俯首聽命了呢？是同流合污了呢，?拍案而起了呢？偌大中國、泱泱中華，有幾個能像張志新那樣的人呢？寥寥無幾呀！有幾個人敢於和惡魔進鬥爭的呢？他們的社會良知到哪裡去了呢？面對着罪惡保持沉默，這本身是不是罪惡呢？知識分子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了。作為社會群體的中國知識分子，它本身有哪些劣根性呢？這種討論儘管還不深入，甚至膚淺，可是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講，對洗腦洗了幾十年、洗得早已蒼白、早已沒有腦汁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是個大事，說明知識分子開始把腦子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了，開始思考了，開始對自己進行靈魂拷問了，拷問什麼是知識分子，怎樣做才能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80年代，關於文化的討論、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都是和知識分子問題有關的一些重大討論。這在國際上也有背景，1968年，在巴黎發生了學習中國文化革命的學生運動。1989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兩百周年，在總結和紀念這個歷史的時候，各國的史學界，文化界也在思考知識分子這個問題。影響所及，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在進行同樣的思考。

那時我也在靈魂拷問，我捫心自問，我這個知識分子不夠格，我是個工具型的知識分子，我是個螺絲釘型的知識分子。我沒有獨立人格，我沒有精神，我沒有知識分子的道義，黨叫寫啥就寫啥，黨指向哪裡就奔向哪裡。名為聽話，實為幫凶，至少是為了自保。在“四人幫”倒台以前，我基本如此，我是個不夠格的知識分子。

這場在“四人幫”倒台之後的文化討論和人文精神討論對很多知識分子都有觸動，這是80年代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這場思想運動正待深入之際，就被相繼而來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精神污染”兩場准政治運動摧毀了。

我沒寫文章參加這場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但我用我的劇作間接地表達了我的立場和觀點。“四人幫”倒台之後的我寫的第一個戲是《陳毅市長》，這個戲好像確立了我作為劇作家的地位。到上世紀末，各大學出了很多當代文學史，好像都會提到我這個戲。去年上海又重新演出了這齣戲，而且演了兩輪。我寫的第二個戲是《假如我是真的》。但先上演的是《假如我是真的》，後上演的是《陳毅市長》，而且是當《假如我是真的》受到批判之後不久上演的。這樣就給人一個印象，好像因為《假如我是真的》揭露了共產黨幹部的特權腐化而受到批判，為了立功贖罪，就上演了歌頌共產黨好幹部的《陳毅市長》（笑聲）。

其實這兩部戲的精神實質是一樣的，《假如我是真的》是說共產黨不應該怎樣，《陳毅市長》是說共產黨應該怎樣，從兩個不同的方面表達了我的政治訴求和民間立場。以後所寫的《尋找男子漢》、《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太陽•雪•人》以及去年在香港演出的《幸遇先生蔡》等劇，它們在人文精神和思想立場上都和《假》劇、《陳》劇是一脈相承的，只是有深淺的不同。我把它們都看作是我上一世紀80年代精神反思、靈魂拷問和我關注知識分子問題討論的成果。

與此同時，我在上一世紀90年代還寫了一些雜文隨筆和評論，如《〈露莎的路〉其修遠兮》、《秋笳悲咽》、《心上的墳》、《淚眼讀顧准》、《“書生”與“梁效”芻議》、《“表態”文化》、《“檢討”文化》等等，也都是我的思想答卷。我想凡是看過我上面所說的這些文章的人，都能看出我痛苦的追尋和點滴的進步。我現在可以說，我比較像一個知識分子了。啊，能說這句話，能給自己這樣一個應該是很平常很平常的評價，是多麼多麼不容易呀!

到了90年代，意識形態的色彩開始淡漠了。中國轉入消費時代，欲望時代，所以知識分了又面臨着另外一種選擇，說俗了，就是一個“權”，一個“錢”的選擇。於是就像魯迅講的，有人退隱，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當官，有人發財，但也有人堅守。

可悲的是堅守的人越來越少。90年代是知識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責任、良心、道義、勇氣、執着、誠實、規範、準則都被恥笑，說什麼年代了，你還堅守這樣一些破爛，所以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又不適應了。我也有過彷徨、有過困惑，也有過笑話。我舉個例子，也許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也許可以從中透露出一些什麼。

1999年吧、也許是2000年，我對數字總是記憶不清。法國有個有名的酒，叫銘悅吧？這個酒拿破崙喝過，說拿破崙打仗，必須到這個酒廠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戰必勝。這個廠有幾百年的歷史了，發展到現在成了法國一個專門製造高檔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鑽石啊，高檔的酒啊……

1999年吧，這家法國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釀造了300瓶“雞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給世界各國在某個領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給了蕭芳芳，還送給了一些什麼國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國就送給了張藝謀。當時張藝謀在德國領獎，是《我的父親母親》獲獎吧。他特地到上海來，到法國駐上海的領事館來接受這瓶酒。這要舉行一個儀式，在那個公司的總裁把這瓶酒送給張藝謀之前，要找個當地文化界的名人來介紹張藝謀出場。於是就找到我，我說好呀，這是一次文化活動嘛，是中國的光榮嘛！他們問：“沙先生，你有什麼要求嗎？”我說：“沒有什麼要求。”然後又問：“真的沒什麼要求嗎？”（笑聲）我心想能什麼要求呢？總不能讓張藝謀拍部電影讓我演男主角吧（笑聲）。我實在是沒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說：“一點要求也沒有。”對方說：“那好，那好。”這一次，我確實是把它當作一次純粹的文化活動。我平時發言、演講，都不寫講稿，信口開河，那次我特地寫了講稿，做了準備。張藝謀嘛，要鄭重對待。我想這是發獎大會，發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經。發獎本來就是開心的事，你看奧斯卡頒獎多開心。所以我想儘量講的輕鬆一點，風趣一點。我的發言開頭說：“張藝謀是不用介紹的，天下誰人不識君。張藝謀也不希望別人去誇獎他，一誇獎張藝謀就成了‘誇張’。”（笑聲）

這個開頭就贏得大家掌聲，我也很得意（笑聲）。我說：“張藝謀是中國電影界的‘大紅燈籠’，是得獎專業戶。他以前得獎是‘一個和八個’，現在他是‘一個都不能少’。”（笑聲）。中間說的也不錯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過表演獎，得過導演獎，還得過攝影獎。不是“一個也不能少”嗎？那次我講了10分鐘，很受歡迎，我也認為我是參加了一次有意義的文化活動。第二天早上，我請張藝謀喝早茶，還請了黃蜀芹、奚美娟等上海電影界人士。其實人家法國公司是有利可圖的，他們是用文化來包裝商業目的。所以他才問你：“你有什麼要求？”說白了，你要多少錢嘛。可我就是聽不懂嘛（笑聲）。這是兩種符號，兩種語言。他送給名人的100瓶酒不賣，但其他200瓶酒是要賣的，也可能賣的很貴嘛。他這100瓶送的酒是廣告嘛，是為了推銷那200瓶酒的廣告嘛。我也在無形中做了一次廣告，一分錢沒拿（笑聲）。

我講這件事情是說到了90年代，商業大潮洶湧澎湃，把一部分想堅守的知識分子席捲而去，就像錢塘大潮一樣，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會把你席捲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識分子。90年代知識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場、商場沖走了。但還有一小部分人在堅守。他們面對不公，面對邪惡，沒有閉上眼睛，沒有掉頭而去；他們仍有良知，還在堅持真理，敢說真話，堅持伸張正義，揭露黑暗。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當中，我所欽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我很少很少給名人寫信，不是驕傲，是怕打擾他們。當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風雨滄桑五十年》之後，我激動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給他寫了一封信。當時我並不認識他，和他從無來往。我在信中說了我看了這篇文章之後的激動，我希望他能給我寫幾個字。我雖然認識一些畫家和書法家，但我很少求他們的墨寶。我請李慎之先生給我題寫我的書齋名。我的書齋叫“善作劇樓”，不是“惡作劇樓”。李先生回信說他的字很劣，說李銳先生的字好，他可以請李銳先生給我寫。李銳先生就是做過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李銳先生給我寫了，寄來了，他寫的“善作劇樓”一直懸掛在我的書齋。李銳先生也是我敬佩的老一輩知識分子。還有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也是思想界的一面旗幟。他們熟知舊營壘里的很多問題，反而比我們年輕人更加清醒。李國文先生、錢理群先生、邵燕祥先生也是有良知有勇氣的知識分子。中年人中也有一大批這樣的知識分子，如朱學勤、何清漣、劉軍寧、王力雄、資中筠、劉曉波、楊小凱等等，可以寫出一大串令人尊敬的名字。他們立場也許並不完全相同，有些文章的觀點我也不盡然同意。但他們確實是認真思考的一群。他們是涇渭分明的清流，不是塗着口紅的文化明星。沒有他們，中國會憋不過氣來，他們是一扇透風的窗；沒有他們，精神會更加猥瑣，他們是思想的脊梁！

說了半天，有人會問我：“閣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個底線，我是作家，不能撒謊。何以證之？有個例子可以一說。這兒沒有打小報告的吧？打小報告，我也說。我說出來是為了說明問題，是希望知識分子絕對不要撒謊（鼓掌）。

去年年底，開全國文代會、作代會。我當時很高興。為什麼呢？因為我從來沒想到我在上海的選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謝上海作家們對我信任，對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雖然我知道我不夠資格當選代表，因為我幾乎從來不參加任何協會的會議。我連官都不想當，還開什麼會？85年我當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當了4年不想當了，要辭職。我說我一個人改變不了終身制，但我一定要從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當4年。可是就是不讓我辭，還叫我繼續當。沒辦法，我就寫了一張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葉新——上海人民藝術院院長——暫時的（笑聲）。劇作家——長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員，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掛名的（笑聲）。”

所以呢，我就這麼多年一直堅守這樣的立場，不願當官，不願開會，我行我素，獨往獨來，只要對得起良心，問心無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見感到榮幸，不以被賞識感到驕傲。有副對聯，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記不準確了，但我一定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篡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寫小品，絕無俗趣見大官。”埋頭寫作，一心只讀“剩”“閒”書。所以作協選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負上海作家們對我的信任了。我這個人是很容易感動的。

這樣，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參加全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去了。你不是不喜歡開會嗎？怎麼又去北京開會了？我可以藉此機會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歡的幾家靠近北大的書店去買書呀。至於會，我真的沒參加。連開幕式，中央首長都出席的隆重的開幕式你居然都沒出席？是的。是不是太過分了，太狂妄了？什麼原因，我下面說。

我認為，這樣的所謂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沒意思。一是最近幾屆大會從來不安排代表們的大會發言，只安排代表們聽中央首長的大會報告，因此各個代表團之間無從交流，你無法了解其他地區代表團的意見。各個代表團雖然有小組發言，但沒有會議簡報，因此各代表團之間也無從了解其他代表團的發言情況。沒大會發言，沒會議簡報，這叫什麼全國代表大會？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會議情況，山東的不知道山西的會議情況，議不起來嘛（笑聲、鼓掌）。那各個代表團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區開會不是一樣嗎？幹嗎還要浪費那麼多經費跑到北京來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開會，我都說我一定要認認真真地把這會開得像沒開一樣（笑聲、鼓掌）。

但不開也不行，作協章程上規定了的呀，幾年……大概四年就要開一次吧？開了又要高度警惕，嚴加防範。我看每次開會，最緊張的是領導，就怕出事。防範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見，串通一氣，形成輿論，或是決定，給上面造成壓力，打亂上面的戰略部署，無法和上面保持一致，無法維持那“壓倒一切”的穩定局面。所以這樣的所謂大會，總是在開幕之前先要召開黨員預備會議，統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聽說另外一種局面，就是要黨員帶頭各抒己見、言無不盡，或者要黨員鼓動大家打消顧慮、暢所欲言。如果有過這樣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為了“陽謀”，為了“釣魚”，為了打你個“右派”。

你說這樣的會又有什麼意思？會議、會議，就是要“議”嘛；不“議”，光讓大家到北京來“會”一下，有什麼意思？其實就只有一個意思：換屆選舉，重新分配權利，誰當主席、誰當副主席。選舉嘛，那是遊戲，早就內定了。別說作協這樣機構的選舉了，就是更加重要、更加嚴肅的選舉不也是這樣？演戲嘛！

當然作協的這次會議也不能說沒“議”；也“議”了，問題是“議”了什麼。按我的理解，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應該議一議在上一屆會議之後的幾年裡全國的創作情況，有什麼經驗和問題等等，總之主要應該議的是創作和與之相關的問題。可是我們的代表大會呢？主要的議題是學習中央領導的講話或學習文件，談體會，談心得，領會精神，提高認識，然後表示決心，堅決貫徹。你這樣“議”也行，反正也聽慣了，可是你不要議得肉麻呀。怎麼個肉麻？聽我慢慢說。

先說開幕式我為啥不去呢？說實話，我怕拍照片。這雖然是“無尚的榮光”，可我怕等，怕排隊。文聯的代表，作協的代表，數千人，排隊要一個小時。排好之後又要等一個小時（笑聲）。在這一個小時之內，你最好別動。像我這樣多動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聲）。我怕受這個罪。那不是聽不到領導的報告了嗎？聽開幕式的報告好幾次了，不聽也罷，我估計不會有什麼新意。所以我就沒參加開幕式。報告沒聽，怎麼討論呀？報紙上有呀，絕對是頭版頭條，不可能登在中縫，連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況且我還不一定參加小組討論。但也不能做得太絕，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組會上去了。

說來真巧，那天下午全國作協的一位領導親臨會場，來聽我們上海代表團的討論，聽聽大家學習領導在開幕式上的講話。這位領導原來在上海工作，是部長。我覺得他這個人不錯，沒聽說他整過人，只聽說他在當大學黨委書記的時候還保護過學生。我對他毫無惡感。大家都叫他某部長。他剛坐下，就有一位作家發言。這個作家曾在這位部長手下工作過。我對他也有好感，我喜歡他的性格，雖接觸不多，但印象不錯，我們甚至還相約以後一起運動。這個人的小說和文章寫得也挺好，很風趣。真的是如此。

這位老兄第一個發言，說：“哎呀，部長你來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親切。至今我還記得在你在離開市委的那天告別會上的發言。你的講話，你的作風，至今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笑聲）……”

哇，我真的受不了啊（笑聲、鼓掌）！怎麼好這樣呢？我就坐在他不遠的地方，他看到我的臉色，有些異樣，就對我說：“你發言、你發言。”我根本沒接他這個荏兒，我抑制不住地對他說： “你拍馬屁怎麼拍得這麼噁心（笑聲）！”他很尷尬，他也知道我沒壞心，我和他無怨無仇。事後我想，我這樣的說他，會不會傷害了他？如果有所傷害，我向他道歉。我真的沒壞心，當時真的是抑制不住，脫口而出。我非但不是壞心，而且還是好意。否則我不會說他。因為我喜歡他，所以才說。否則我理也不理他。他說：“你說，你說。”他一說“你說，你說”，我就忘了老婆的吩咐了。我這次到北京來，我老婆對我說“葉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萬不要說話，千萬不要發言（笑聲）。”我說：“好，我保證不說話！”這也是我不參加開幕式和小組討論的原因之一，不開會，就不會發言了。可這位作家衝着我說：“你說，你說。”我就忘記妻子的囑咐了。

其實我也可以不說的。實在是看了北京某大報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學習領導講話的文章，我憋不住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我想，說就說吧。我說，我這次我到北京來，醫生囑咐我，你心臟不好，凡是激動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笑聲、鼓掌）。所以開幕式我就沒去（笑聲）。但是，領導的講話我在報紙上看了。我認為很重要。因為領導的講話，都是很重要的，要經過研究，經過思考，經過多方面的徵求意見，甚至字斟句酌，才最後定稿的，當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報紙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學習領導講話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後，甚至懷疑我是不是陰暗。都是一些全國著名的作家呀，他們有的文章說，這次領導的講話是綱領性的，是劃時代的。有的文章說，這次領導講話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一樣，都是里程碑。我怎麼就沒有這樣的認識呢（笑聲、鼓掌）？領導講話當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講話都是劃時代的、都是綱領性的，都是里程碑呢？都是里程碑，不成了西安碑林了？還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說，聽了這次領導講話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麼就沒這感覺呢（鼓掌、笑聲）？

有一部分人肯定有這樣的感受，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呢？他們這樣強烈、激動的感受能不能代表大多數人呢？我就不信。我這次來北京，我老婆對我說，你千萬別說話。你說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問題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戲，你幹嘛那麼認真呢？這是老婆的原話。我說我是作家，我的思想境界不高。可我有我的道德底線，那就是不能撒謊，要說真話。當然真話不一定是正確的話，更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話一定是罪惡，謊言一定是無恥。假如面對謊言我沉默，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我也是在撒謊。所以我今天必須說出來。我說我們不是作家嘛，而且作家的代表。假如我們在這個全國的會議上都不能說真話，那這會有什麼開的呢？我們能對得起那些選舉我們的大多數沒來開會的作家嗎？

第二點，我講三個代表。這也很重要，這是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我說我贊成三個代表，這是我的真心話。“三個代表”比“四個堅持”大大地前進一步。但有的話，我沒在會議上講，我是在其他場合講過的。我說沒有“三個代表”，共產黨可能沒希望；有了“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可能有希望。這是我的真心話，雖然有人也不同意我的話。我這次作協小組會上我沒這樣講。我說我不反對“三個代表”。但我反對把“三個代表”列入中國作協新修改的章程（笑聲）。“三個代表”居然列入中國作協新修改的章程（笑聲），到處泛濫，什麼都要加上“三個代表”。你搞什麼一個工作，都是“在三個代表的鼓舞下”（笑聲），你反正總可以那樣說，這是庸俗化。文革不就是這樣嗎？全國都講一個模式的話。幹嘛老重複這一套呢？搞宣傳的同志有些創意行不行？

我說我不反對“三個代表”，但我反對將它列入作協新修改的章程。因為“三個代表”主要是針對黨組織講的，對黨員幹部講的，對黨員講的，是針對黨說的。而作協是群眾性組織，是文學組織，你把“三個代表”列入作協章程，那麼你怎麼能要求金庸這樣的作家根據“三個代表”的精神寫武俠小說呢（笑聲、鼓掌）？不是荒唐嗎？雖然金庸先生也愛國，也愛黨。

我發言完了之後，可能真的是有點激動，心跳加快，我就說，我心臟不好，我要回去吃藥，拍拍屁股就走了。第二天沸沸揚揚，不少組知道了，傳的很廣，有的各取所需，加油添醬。其實他們都是盜版的，正版的在我這兒（笑聲）！所以我就說說正版，免得失真，以正視聽。

我認為我的那番話是講道理的，不是胡說八道，不是胡攪蠻纏。我反對的是謊言，每個人代表應該說出真心話，尤其是作家。我是出於愛心。真正愛這個國家，不害這個領導，就應該把真話跟他說。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笑聲）。

雖然我這個人無能，智商也很低，而且生過腦膜炎（笑聲），但是假如我認定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我就應該勇敢地把這條路走下去。去年我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枯葉沉思》，是在紐約，是我在散步的時候想寫的。我住在紐約一個很美的社區，我的兒子、女兒住的地方。每天我寫作，下午去散步。正好是秋天，滿地金黃的落葉，我在厚厚的黃葉上走着，想到蘇格拉底臨死之前，對他的助手講：“我還欠人家一個雞。我死了以後，你要把雞還給人家。”我覺得我也有很多債要還。我欠朋友的友情、欠家人的親情，欠了很多債！作為一個作家，我也欠了很多債呀！假如我應該完成的作家的使命、應該肩負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沒有去完成它，不也是債嗎？所以我就寫了那篇文章。

好，我就說到這裡。歡迎大家和我對話。有什麼問題都直言不諱地提出來。跟我商榷也好，反對我的說法也好，都能提出來。我能回答的，一定很真誠地回答大家。大家有什麼問題，站起來都可以說，寫條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