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放：習近平將引領中國走向何方

博訊北京時間2014年8月09日

    一，習近平當政一年多來，因雷厲風行反腐而備受矚目。習李王新政反腐力度之大、威力之猛可謂驚心動魄。周永康落馬更是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傳統規則。這讓世人對他刮目相看，對他的氣魄、心智、果敢作風，對他的執政能力有所領教。
    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國家上層運作基本是黑箱作業，人們所知甚少。加上習近平本人性格沉穩內斂，“喜怒不形於色”（李光耀評語），人們對他的執政思路，他將走什麼路，或者說他將引領中國走向何方，都不甚了了。許多人都仍在觀望猜測。
        且不說中國左右兩派（準確說是毛左派與自由派）對習的看法不同，就是在左、右派內部，人們對習的評價也迥然有異，有些看法甚至尖銳對立。
        先說左派。左派對習近平始終處於矛盾糾結之中。他們這種忐忑，有個細節足以說明。去年12月26日毛誕，左派主要骨幹在河北某地聚會，當手機傳來習近平率政治局常委進入紀念堂的消息，個個涕淚交加。也就是說，此前他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薄熙來被判刑入罪，幾乎所有左派都悲憤難抑，私下裡更是恨得牙痒痒的。代表性的有孔慶東公開在網上號召上街抗議；還有王錚的冒死上書，等等。但後來習近平一些左的講話和對自由派的打壓，又讓他們欣喜若狂，以為重新找到旗手，天就要變了。正是在這種環境背景下，一些左派文人迫不及待跳出來，炮製了一篇篇反憲政、反普世、宣揚“宇宙真理”等指鹿為馬、非驢非馬的文章（當然不排除有人授意）。
    然而左派中也有些頭腦清醒的人。左派得力寫手冼岩，長期撰寫反普世文章（在左派中，他的文章水平與胡錫進有得一比）。習上任後一些言行，讓他亢奮異常，儼然以勝利者姿態，對自由派極盡嘲諷。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出來後，他徹底傻眼了，悲憤地寫了篇文章《習近平虛晃一槍，左派慘被忽悠》。文章標題是網絡編輯改的，但文章的意思基本如此。他在文中悻悻然哀嘆，從三中全會決議已可看清，習近平要走的是什麼道路。冼岩可說是如跌入冰窖。
    對周永康案，左派們也是心中戚戚，有苦說不得。明知周、薄是一家，但一來周不是精神領袖，二來習反腐敗打周深得人心，他們只能打落牙齒往肚裡吞。也有變色龍如司馬南等，看風轉舵，對周來個落井下石，以撇清關係。
        而在自由派陣營，除了辛子陵、吳稼祥、鐵流少數幾個人外，基本上對習的看法都是負面的。他們對習大都經歷了從滿懷希望到完全失望的過程。習的一些講話，如“男兒論”、“鞋論”、“兩個30年不能否定論”等讓他們心寒齒冷；習對公民社會、網絡自由的控制打壓，抓捕許志永、浦志強等自由派人士，更讓他們徹底失望。他們深信中國已進入政治嚴冬。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代表性文章如李偉東的《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基本上認定習就是毛的傳人。網絡上更有人稱他為“習澤東”。
    但政治是複雜的。人也是相當複雜的。對政治人物，尤其極權社會的政治人物，不能只聽他們說什麼，要看他們做了什麼，更要看他們主要做的是什麼。他們顯然沒有注意到習近平一年多來做過的是許多件大事。
    如果認真研究一下三中全會決議提出的60條改革方案，就會發現其整體方向是朝自由經濟、建設法制社會邁進的。這包括：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促使司法機關更加公正、公平、獨立地行駛審判權、起訴權、監督權；肯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得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經濟基礎；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
        更重要的是，三中決議正式廢除了勞教制度。這個決定對中國人來說意味着什麼，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決議同時放寬了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允許兩個獨生子女家庭生育第二胎。雖然要落實這些決議仍障礙重重，尚需時日，但基本方向明確，具深遠政治、歷史意義。
        在此之前，2013年9月，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自由貿易區，實現金融的自由化、匯率的國際化、利率的市場化。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具有劃時代意義。
      今年7月30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決議。至此，中國再無“農業戶口”。這次戶籍改革打破城鄉二元壁壘，顛覆了由毛建立起來的，奴役農民的等級制度。這是習近平致力推動的改革。他早在13年前所寫《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一文，即明確指出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當然那時他未握權柄，有心無力。
        只要不帶偏見，尊重事實，就應該承認，所有這些都是在朝着文明、進步方向發展。都是實實在在的改革。裡面也包含政治體制改革因素。加之強力推行反腐倡廉，簡政親民，習深得民意支持。而這些都是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完成的。這些改革與毛主義沒有絲毫關係。
      在外交方面，習也展示出靈活、務實，不再墨守成規。比如，摒棄中共背了幾十年的傳統意識形態包袱，已徹底與北朝鮮切割。另外，人們只看到他上任後首訪俄羅斯，但忽視了他在上任前夕首先訪問了美國，與奧巴馬在加州莊園共敘情誼，期間談及各自青少年時的苦難經歷。
        因此，事情並非只有一種結論。我們都應該改變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方式。一切事物都可能存在灰色地帶，存在過渡，也會有第三種形態。
    二，當年第三代“核心”江、朱接班時，人們普遍抱有幻想；後又盼着胡溫新政會出現奇蹟，但都落空了。習李新政，許多人再一次由希望而失望。這幾乎已成一種定律，人們再不敢將中國政改的希望寄托在這些接班人身上。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於是“革命”重新被有些人提出（主要是一些激進的異見人士，及國內一些受壓民眾）。這種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或“茉莉花”革命。
      暴力革命的想法顯然已很不實際。現代社會已進入高科技時代。政府管控已全面進入網絡化信息化。陳勝吳廣式的揭竿而起，或井岡山式的武裝鬥爭已經成為歷史。如今監控鏡頭遍布城市每個角落，衛星定位能鎖定跟蹤某個大街上的行人。冷兵器時代邊關戰事也許幾個月才傳到京都，而現代特種部隊可以即時趕赴現場實施封鎖。當然還有滲透到最基層的嚴密行政管控。據說海外異見人士楊建利（楊不主張暴力革命），曾接到過國內某受打壓者的電話，要求幫助他們搞“暴力革命”。楊問：假如給你一億美金，你能搞到幾條槍，拉到多少人馬？對方就撂下了電話。
        現在中國社會問題很多，這是事實。因貧富差距、徵地拆遷、官員枉法、司法不公、醫患矛盾、有毒食品、環境污染等引發的衝突和群體事件也確實不少。但這些大都屬於某種利益訴求。除了個別異見人士，很少看到他們有自由民主政治訴求。
        客觀的說，經過幾十年經濟發展，中國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市場物質也相當豐富（這並非某黨的功勞，恰恰是因為他們鬆開了民眾的綁縛）。絕大多數民眾都會安於溫飽，希望過和平安寧的日子。都不想再折騰。城市中無處不在的“大媽街舞”就足以說明問題。坦率地說，中國人不是血性剛強好勇鬥狠的民族。在歷史上，只有到了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境地才會造反鬧事，改朝換代。鑑於同樣的原因，“茉莉花”當前也很難在中國發生。中東國家的管控水平、程度與中國無法相比（這是共產黨的強項）。就是與89天安門事件也不能相比。如今人心不同，道德不同了，生活水平也已不同了。同時，那場運動根本沒有改變政權的訴求，本不該有風險；參加者也根本沒有料到真的會開槍。否則情況可能就又不同了。《共識網》老總周志興談到，他曾訪問過國內好幾個在思想上同情支持“茉莉花”的公知學者，但他們都表示不會直接參與街頭政治。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矜持清高，“君子不黨”。
        因此，現階段看不到通過革命實現政治轉型的可能性（出現經濟崩毀等重大災難另當別論）。歷史上，蘇聯、東歐共產國家實現轉型無一例外都是靠執政黨自己去改變。革命或外力都無濟於事。中國也不會例外。“自古華山一條路”，這是宿命。
        實事求是說，以中國現在的現實，比如整體的道德墮落；水火難容的意識形態分歧；嚴重撕裂的族群狀況，等等，通過“茉莉花”或什麼手段一夜之間、一步到位轉型實現民主，未必就是國家之福，民族之幸。重症下猛藥乃大忌。中東轉型期的災難過程，中國沒有理由能倖免。如今的中國，已承受不起這種折騰。
        習近平多次談到“不能犯顛覆性錯誤”，指的應該就是這些。如果可能，中國應該走循序漸進式的轉型道路。而前提條件是必須藉威權政治，自上而下慢慢推進改革（台灣蔣經國的改革就是成功範例）。這需要時間，更需要安定的環境。善意的理解，習對自由派的壓制，就是平衡左右，減少干擾，目的是希望有個安定的環境實施改革。
        現代人不相信救世主，都知道不能將希望寄托在某個人身上。但在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往往是某個關鍵人物扭轉乾坤，改變了歷史。從這個角度說，歷史是英雄譜寫的。在集權政治下，尤其如此。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蔣經國、華國鋒、鄧小平，世界就不是現在的世界。中國歷史的“三千年大變局”，也到了勢在必行的轉折關口。而習近平具備了改變歷史的所有條件。所以不管人們願意與否，整個世界眼睛都瞪着習近平。就是對他已經失望的人，心下里仍然有所企盼。
        原因很簡單：別無它途。
     三，就人性而言，每個人都有善、惡一面，也就是西方哲學家所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大惡或大善之人都是極少數（或稱之為好人、壞人）。“壞的制度會使好人變壞；好的制度能將壞人變好”基本沒有錯，但準確來說是好的制度有監督功能，壞人也受規則制約難於壞事做盡。然而壞人如果成為極權社會統治者，那就是國家民族之劫。這種事無法預測，有太多偶然性。偏偏壞人天生是變色龍，善能掩飾（所謂“王莽謙恭禮讓時”），所以幾乎無從選擇，只能當是上帝對黎民的懲罰。這種事例太多了。據說希特勒的母親曾想過將這個胎兒人流。果真如此，世界歷史都該改寫了。反之，如果碰上好人當政，哪怕是封建皇帝也會是個比較好的“明君”（如唐太宗）。
        極權社會轉型階段尤其如此。最高掌權者的思想品德、心理人格，甚至身體狀況對歷史進程都有極大影響。因此，對習近平的身世、人品性格、教育經曆始終是人們關心的話題。沒有人懷疑這影響着中國社會未來走向。
        人們對習近平的家庭背景認識基本一致。其父習仲勛被譽為“一代忠良”，宅心仁厚，為人耿直。這一點，有口皆碑。他思想開明，對廣東早期改革開放有卓著貢獻。胡耀邦被貶，只有他一人敢於拍案而起，為胡申辯。按中國人的觀念，有其父必有其子。至少，言傳身教，耳濡目染，會受到影響。
        對習本人，就我們接觸到的資料，都認為他極富同情悲憫之心，為人厚道，質樸。習在河北正定任職時，與當地作家賈大山的深厚情誼，即相當感人。習在陝北粱家河插隊時的農民朋友呂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債台高築，貧病交加。習近平知道後，數次接他到福州治病（習任職福建），工作再忙也常去醫院看他，並為他支付了所有費用。不管為官為民，做人能做到這樣，就相當難得，是當之無愧的“好人”。
        習的成長過程飽受磨難。其父習仲勛蒙冤系獄，受迫害長達16年之久。全家因此受牽連，文革中幾近家破人亡。習近平15、16歲兩度被關勞教所。其後插隊到陝北山村七年，受盡饑寒勞役之苦。這樣的環境鍛就了他堅強的意志和毅力。也讓他體驗和關注到民間疾苦。2004年，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節目組對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做了專訪。他詳細談了這些經歷和感受。這對人們了解習近平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資料。
        且不去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這類套話。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經受的苦難，必將深深銘刻在心，永不忘記。這樣的經歷也將因此影響終生，影響其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對是非善惡，他都應該有清醒的辨別能力。如果他對這樣的體制一點都沒有反思，就不符合邏輯。習關心民眾疾苦，注重民生，渴望改變人民生活，實現國家富強之夢，應該都是真誠發自內心。我同意吳稼祥的說法：這個“大大”是我們能得到的最好“大大”。
        這樣的經歷及其後30年官場摸爬滾打，使習成為有豐富人生經驗、執政實踐經驗的領導人。上任一年多來，已充分展現出他的執政風格：務實，堅韌、沉穩，果斷，做事不動聲色。他及他的團隊在處理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案中都顯示出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比如充分運用互聯網造勢放風，先發制人，欲擒故縱，各個擊破，等等。現在看來，他也善於駕馭大局，善於搞政治平衡，該拉的拉，該壓的壓，將左右兩派都玩弄於股掌之中。右派固然被壓得抬不起頭，左派則被賣了還幫着數錢。
        先前許多人都以為習比較平庸，將他誤讀了。其實習是典型的大智若愚。
        習近平有些極左言論，始終讓人難於理解。其實還是那句話，對政治人物，不要聽他說什麼，要看他主要做什麼。身處中國這樣的政治環境（所有極權社會都如此），誰也不得不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這些話真真假假，都當不得真，完全出於一種策略，是政治鬥爭的需要。
        簡單舉幾個事例。在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曾說過，斯大林就是他的親生父親。林彪說過，毛澤東思想一句頂一萬句；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鄧小平復出時，也向毛寫了保證“永不翻案。”就是毛澤東本人，也曾在重慶高呼過“蔣委員長萬萬歲”的口號。
        人們對習的認識，多停留在表面。有一件事，許多評價習的人都沒有引起重視。2005年1月趙紫陽逝世，習的母親齊心代表全家給趙送了花圈。此時習任職浙江省委書記。齊老太太不可能未徵得他同意擅自行動。這在當時是要冒極大政治風險的。他們不送花圈，沒有任何壓力，別人也能理解。而給趙送花圈，則需要勇氣，完全出自良知。從這件事可看出，他不是個沒有原則的人。
        2013年10月15日，習仲勛誕生10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這一天，天安門廣場毛紀念堂奉命關閉。對此，每個人可以作出不同解讀。但決非無緣無故。
        習近平將走什麼路，雖然仍不明朗，但說他會重回毛澤東道路，或者說他就是毛的傳人，是絕不可能的。

    四，人們對習近平的“中國夢”實質，並不完全了解。但從他上任來所作所為，從他大刀闊斧的反貪腐，從三中全會大膽改革的決議，從他發表的一些帶實質性理論，都可以看出，他將引導中國走向進步，走向光明，應該沒有疑義。他所倡導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從本質上來說，與普世認同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沒有什麼不同。自由、民主即包含了平等公正，包含了法治、和諧、誠信、友善。而愛國、敬業與這些也並不相悖。
        但也不能認為，習近平會馬上施行政改，引進民主。這需要時間和條件。一般推測，習會仿效新加坡模式，即廉政高效的威權政治、自由經濟。作為一種過渡，也許有其合理性。但新加坡模式本身就是過渡性質。新加坡乃彈丸之地，更像是一個公司或經濟實體。而且帶有家族色彩。因此這種模式不見得可以複製。也沒有可持續性。新加坡的政治生態最近也在發生變化。李光耀去世後，可以預期新加坡也會融入真正的民主大家庭。
        習近平也許想探索、建立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法制社會。不管其名稱叫什麼（特色社會主義還是特色民主社會），如果能設置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監督機制，能讓民眾充分享有自由民主權利，那麼就OK。但這樣的架構就是民主制。可謂殊途同歸。民主制度本就存在各種不同版本和模式。正如百歲老人周有光所言，人類社會最終只有民主一條路。中國如果能對民主有所創新和建樹，那是對人類的貢獻。
        事實上，西方民主遠未完美。英國《經濟學人》近期一篇文章就指出當前西方民主存在的諸多問題。但這不等於證明專制優於民主。民主社會的弊病能夠通過民主機制自療。這些問題包括：高工資高福利造成一些國家失去活力和競爭力，導致經濟頻臨崩毀；選舉機制設計缺陷容易將毫無執政經驗、缺乏經濟管理能力的人選為領導，將國民經濟搞得一塌糊塗；極端自由主義泛濫將讓社會生活失序。等等。中國將來實行民主，就要在頂層設計時制定規則，杜絕這類問題發生。
        發展民主是個複雜過程。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文明基礎、文化傳統和道德體系決定和影響着民主進程和民主質量，關繫到民主成功與否。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南美、非洲、亞洲、中東一些國家的民主就出現水土不服，變形走樣。歐美國家的民主制度源於基督教文明。這些國家顯然無法將這種文明基礎一起移植。沒有相應的文化和文明依託，民主實行的過程將更加漫長。
        所幸的是，亞洲儒文化圈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民主都進展良好。如日本、南韓、台灣、香港。這說明儒家傳統文明與現代普世文明有相交點和相通之處。儒家傳統中當然也有糟粕。但其主要核心價值如仁愛、信義、孝道等都具永恆價值和普世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本身就是自由主義法則。
        習近平已經意識到傳統文明的價值。他主張中國傳統文化和文明回歸，在此基礎上重建道德文明體系。他強調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為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着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主張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近百年來，尤其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對傳統文化的破壞相當嚴重。文革幾乎將中國傳統文明徹底摧殘。中國社會如今出現道德災難的真正根源就在於此。左派是反傳統文明的急先鋒，毛澤東是始罪魁禍首。而有些自由派對儒家傳統文化也相當排斥，甚至將之與現代普世文明對立起來。在這方面，左右兩派的認識都不如習近平。習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個肯定儒家傳統、將中華傳統文明視為根本的最高領導人。
        民主制度作為一種機制，需要文化內核的支撐，需要道德文明的基礎。沒有這些基礎的承載和依託，民主就只是空中樓閣。而中華傳統文化、傳統道德文明就是中國民主的內核和基礎。明確了這一點，就明白回歸傳統文化和道德文明體系重建的重要性。它與建設民主政體同樣關鍵，或者說更加重要。實現了傳統文化文明的回歸，實現了道德重建，建立起融合中華文明、普世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其他歪理邪說就沒有了空間和位置，就會自然淘汰、消亡。
        雖然中國的政治生態依然複雜，但習近平的權力已日益鞏固，已很難有人能向他挑戰。其實，他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停止對國內異見者的打壓。也應該以更寬廣的胸懷，歡迎海外異見人士回國看看，感受國家的變化。還應該以更高的姿態促成習馬會，為兩岸統一創造條件，團結所有力量共同促進民主法治建設，早日實現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