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來，官媒網站頭版要聞持續報道「中央檔案館公布日本戰犯某某侵華罪行自供」的材料，結合近年來影視界狂轟濫炸式地上演各種抗日劇，使人在看到當年侵華日軍令人髮指的罪行時，彷彿置身於又一場抗戰的熱潮中，以致中外關心時局的一些人士甚至都發出中國即將與日本開戰的驚呼。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中國當局將許多塵封的抗戰檔案揭開，並通過傳媒大肆宣講當年日本侵華罪行及民族奮起抗戰的艱苦卓絕，使抗戰成為當下熱詞，這分明是想讓國民記住當年日軍侵華暴行的歷史，同時提醒世界看清日本的本來面目。
中國出現如此宣講抗戰的熱潮，固然與時下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中日釣魚島之爭，有直接關係。然而，這半個多世紀來日本爭奪釣魚島與復活軍國主義卻是由來以久，那麼為什麼直到今天中國大陸才急不可耐地對日本當年侵華罪行掀起控訴，對侵華歷史給國人乃至世界進行惡補式地普及宣傳？試問過往幾十年的中國大陸歷史教育哪裏去了？
我們只要回顧一下中國半個多世紀來在對日侵華歷史的宣傳教育的情況，就會發現存在嚴重的冷熱兩極化症狀。今天中國當局給國人進行惡補抗日知識，正是因為曾經淡化、簡略、迴避、甚至歪曲、冷藏了抗日的真實歷史，對民間保衞釣魚島及對日索賠等捍衞主權、拒絕遺忘的努力採取打壓封禁的方式，以致國人與世界日益淡忘了那段慘痛的記憶。
中國抗戰若自1931年的「9.18事件」算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就歷經了15年，若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算，至抗戰結束，就是8年。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8年抗戰中，國民黨軍隊就傷亡341萬。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平民傷亡為900萬。後來北京軍事科學院發表的統計數字為，8年抗戰軍民共傷亡2100萬。另據美國出版的《日本侵華研究》的編輯吳天威的研究，僅南京大屠殺，就有34萬中國軍民死亡；日軍「731細菌部隊」在哈爾濱拿活人做實驗，使3000中國人喪生；東北發現日軍屠殺華人勞工的「萬人坑」已有103座，「煉人爐」5座。還據日本史學家吉見義明在《從軍慰安婦與日本國家》中指出：「1937年，全面戰爭開始之後，日軍開始急速而且是大量地設置軍隊慰安所。」據史料，日本侵華期間，先後被迫淪為慰安婦的中國婦女，在20萬人以上，且75%被虐待致死。
面對如此深重的民族災難，抗戰結束後，中國政府居然放棄了對日索賠。從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個國家簽署了與戰爭責任有關的54項協議，共賠償了約5000億日元。然而，受傷害最大的中國卻因為政治原因而放棄了向日本政府追究責任，要求戰爭賠償。 1952年台灣蔣介石的民國政府與日本簽定《華日和平條約》，宣告放棄對日本要求戰爭索償；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也放棄了對日索賠；1978年，剛復出的鄧小平訪日，與日本簽訂了《中日和約》，以法律條款確定放棄對日索賠。
中國官方不僅放棄對日索賠，而且幾十年來對中國民間保衞釣魚島與對日索賠進行封鎖、打壓，嚴重壓制了中國民間愛國熱情與捍衞主權的努力，使中國社會無法真實全面了解釣魚島狀況與民間索賠的進程。
在中國民間自發起來對日索賠與保衞釣魚島的人士中，中國民間保衞釣魚島聯合會會長童增先生，幾十年來的奮鬥與遭遇，刻畫出了一個時代對日問題上的冷熱。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童增先生就關注中國釣魚島問題，也因此，他從那時就被當局嚴密監控，經常在有重大活動時被警察帶離北京。據曾是外交部官員，被指派到日本《讀賣新聞》北京分社工作的方軍先生回憶說：「我1984年就知道童增。為什麼呢？那時，他常常被相關部門帶走。比方，日本外相訪華，他就被相關部門帶出北京了。」童增先生因為保釣與發起民間索賠，還被單位辭退工作。在遭受這些打壓下，童增先生沒有放棄，而是頑強努力，一步步艱難地推進保衞釣魚島與民間索賠事業。
1990年，童增發表萬言書——《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首次將「戰爭賠償」與「民間賠償」區分開來，首創性地提出「中國民間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業進行索賠的權利」，奠定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法理基礎，率先發起並啟動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世紀大潮。1991年兩會期間，童增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向日本索賠1800億美元。1992年3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童增發起提交的《關於向日本國索取受害賠償的議案》，得到38名人大代表的簽名提議，被正式列入大會第七號議案；5月，童增致信日皇，要求返還被日軍掠奪、現藏在日本皇室的中國文物；8月7日，童增將七個中國慰安婦的索賠材料遞交日駐華使館，由日使館人員光岡簽收；此後童增再次向日本駐華使館遞交索賠書。1994年，日本律師小野寺利孝來訪，與童增簽署委託代理協議，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協會所屬律師為主體所組成的訪華法律調查團，開始向中國二戰受害者聽取事實、調查取證，從而拉開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在日訴訟的大幕。1996年9月1日，童增、李定國等257位民間人士聯合發表公開信，抗議日本侵占中國釣魚島領土；9月8日童增、李定國等17位民間人士在北京發表聲明，宣布成立「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2003年12月27日「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在廈門正式成立。推選童增為會長。2004年，童增成功策劃大陸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島。2005年6月1日，童增提出「日本政府對華貸款作為中國戰爭受害者賠償金符合國際法」的觀點，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06年12月，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成立，童增任會長。2012年7月，童增以他名下的一家投資公司正式向國家海洋局海島管理辦公室提出申請，希望租用釣魚島及附屬島嶼進行旅遊開發，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12月1日「開羅宣言」紀念日，童增和香港愛國人士鍾惠明先生、港籍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女士共同倡導和策劃由惠明基金會出資百萬的愛國保釣廣告。在美國《紐約時報》和英國《泰晤士報》同時整版登出，反響極大。2013年8月15日童增倡導由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和騰訊微博共同為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發起捐助活動；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76周年紀念日，當天童增在媒體上再次呼籲把日本告上中國法庭。
由上可見，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與保衞釣魚島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努力，但卻沒有得到政府應有的支持，相反還遭到中國政府禁聲，不僅大陸媒體幾十年來不許對保釣與對日索賠進行報道，而且也嚴密控制這些保釣人士的活動，甚至經常騷擾、威脅、驅趕、傳喚、拘押這些愛國人士。
2005年4月22日，保釣人士馮迦A等參加燕南網友首次聚會暨學術研討會，第二天，「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有限公司」北京總部被有關部門查抄，工作電腦三台主機和一台打印機被搬走。
2005年4月底，湖北籍民主愛國人士郭飛雄（本名楊茂東），因向北京市公安局依法申請反對日本右翼的「五四」遊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刑事拘留15天。
2010年9月中旬，中國大陸民間保釣人士到沿海福建、浙江一帶找船，欲前往釣魚島，但遭當局攔截遣返，有保釣志願者被警告，當地漁民也收到政府指令，禁止向保釣者租船；當局還禁止媒體報道此事，不許保釣團體網上發聲明。
2012年10月19日深圳保釣人士方曉松發微博說：「我在深圳做保釣活動，深圳國保強制打壓，騷擾我公司業務正常咦鳎}擾我朋友，騷擾租住房房東！迫使我今晚有家不能歸！並且不讓我在深圳從事保釣愛國活動！正式放話如果我在深圳搞愛國活動，就把我趕出深圳！」
中國官方幾十年來對民間對日問題上的保釣與索賠活動的封鎖、打壓，嚴重壓制傷害著國人的愛國熱情，也在一定程度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中國官方對日問題上長期採取淡化、迴避、封鎖，使國人無法真實全面客觀地了解釣魚島的情況及民間索賠的進程，造成國人對日本侵華歷史的淡忘。今天中國政府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威脅，以及釣魚島主權陷入的困境，而想激發國人對侵華歷史的記憶，以喚起世界對日本的警惕時，才意識到過往幾十年來對日問題上的冷處理，已經給這個民族與世界留下嚴重後遺症。如，中國幾十年來對日本侵華研究嚴重不足，以致研究抗戰歷史居然許多要依賴國外乃至日本的研究成果，而本國人民對當年日本侵華的種種罪惡也知之甚微，以致產生漠不關心情緒。在此情況下，民族對日的感情出現嚴重的無原則的仇視與盲目的無底線的崇拜的兩極分化情況，而無法形成平和理性客觀對待日本關係的健康心態。
一個民族面對歷史，若僅僅取捨於政治的需要，而裁剪、隱匿、甚至封鎖、打壓、剝奪民族對歷史全面真實的了解與研究，那麼最終必被歷史所嘲弄。中國當局過往幾十年來對日本侵華歷史的選擇性淡化，對釣魚島與民間索賠的打壓封鎖，嚴重阻礙了民族歷史記憶的延續，挫傷著國人愛國守土熱情與責任，致使中日關係天平出現傾斜，以致形成中國今日對日的被動局面。所以，任何時候客觀理性而真實地對待歷史，都是一個民族健康心態形成與維繫的重要基礎。當然，時下中國為扭轉過往年月的淡化而轉向掀起聲討日本侵華的狂潮，似乎又走向了另一極端，對此我們一樣需要警惕物極必反，避免那種狂熱民族主義燃燒而傷人傷己。總之，一個健康民族對待歷史，不應該隱諱、虛飾，刻意冷淡與肆意熱炒，而應該全面客觀真實將歷史本來面目呈現於世，只有這樣，才能培養起民族平和、理性、客觀處理國與國、族與族之間關係的健康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