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化人出于清高一向“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他们内心大都懂得钱的重要性。闲暇时读有关民国大师金钱观的文章，在觉着有趣的同时，更令人深思。

 

钱是鲁迅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实的鲁迅。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鲁迅完全靠自己挣来的足够的 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鲁迅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1995年的408万元、2009年的816万元以上，他成为名副其实的 “中间阶层”。“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平均每年有相当于2009年的34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只有这 样，在法西斯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才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胡适学成回国，在北大任教授，第一个月工资260银圆，第二个月加至280银圆，为教授最高待遇。那时一银圆约合今40元。胡适除了薪水，还有 版税和稿酬。虽然经济富裕，可胡适的生活并不奢华，饮食还是徽州乡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烟很讲究；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不穿西 装，平时穿的是长衫。胡适在美国任大使期间，为了替国家节约外汇，他不带随员，一切亲劳。为了节省小费，他叫出租车都跑到使馆前大道的拐弯处。

林语堂看重钱，也会赚钱，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 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译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可 该花的钱，他一点都不吝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国内难民多次慷慨解囊，还以每年720法郎的花销收养了6个中国孤儿。林语堂教育女儿：“金钱藏在我们自己 的口袋里，而不拿去帮助别人，那钱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

至于周作人，是什么致命的诱惑，让他泯灭良知就任伪职“督办”，甘愿卖国投敌呢？《知堂回想录》中有一段文字或许可以帮我们找到谜底：“该职特 任官俸，初任一千二百圆，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两千圆为止。”鲁迅生前对其二弟的评价是一个字“昏”。在北京八道湾四合院里，周作人每月耗费至少700银 圆。就为了这样用金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底线：不能为“权”为 “钱”而干出反民众、违仁道的事来。分析鲁迅和周作人的经济状况，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鲁迅有铮铮铁骨，而周作人成了汉奸。

也有人不为金钱撼动自己的人格。史学大师陈寅恪，1941年由昆明西南联大应邀前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时遭遇太平洋战事，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 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一概严词拒绝，而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 历尽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却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港币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 俸一千二百圆或最高两千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

大师们尽管也有拮据的时候，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收入仍是很高的。无论胡适还是鲁迅，其职务收入和稿费都足以使自己和家人维持一般之上的生 活水平。而胡适对待金钱的态度，无疑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虽然每月收入丰厚，但他自己的生活很俭朴，帮助汪静之、林语堂却不遗余力。在担任驻美国大使 期间，胡适公私分明，廉洁奉公。当然，这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