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星期六下午，山西省委臨時召開常委會。會議由省委書記袁純清主持會議，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小鵬，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協負責人出席。會議帶着鮮明的“應急”色彩：

當日上午11：57，中紀委接連發布兩條消息，山西省委常委、秘書長聶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自十八大反腐風暴以來，山西已有金道銘、申維辰、杜善學、令政策、陳川平、聶春玉等6名省部級高官被查，其中包括4名省委常委，是名副其實的反腐“重災區”。

自今年以來，告急的不僅是山西官場，2014年上半年，山西經濟增長僅為6%。

集體腐敗窩案之山西版，不同於四川等省份。梳理落馬的山西官員，幾乎每一個都是倒在了煤上，其背後實則是十餘年來山西煤炭開採的狂飆猛進，煤炭作為政府手中掌控的自然資源，為山西官商的結合提供了豐潤的土壤。

這個集團迅速膨脹的財富，帶來各種荒誕，炫富和黑惡勢力橫行。但無以掩蓋這個集團強大背後的脆弱本質：伴隨着資源環境矛盾的日趨加劇，社會矛盾惡化成患。待至反腐風暴來襲，血煤之上危如累卵的山西政商聯盟迅速土崩瓦解。

危險的聯盟

以煤炭為核心資源的山西資源型經濟，以權力和資本聯姻為標誌，兩者的結合打造了一個官商高度一體化的山西幫，他們互幫互助，形成了一個高調的財富帝國，和一個盤根錯節的地方權力王朝。

這個聯盟的危險在於，資本和權力均失去了應有的控制，迅速膨脹成害。比如，山西的歷次煤改，演變成了財富帝國和權力王朝自嗨的遊戲，受益者都是這個聯盟，而大部分老百姓只是損失的承擔者，最具體的表現是山西過渡透支的自然資源和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

本世紀初至今十年，煤改經歷了從“去國有化”到“國進民退”的詭異輪迴。從“血色小煤窯”到“國有大礦大難”，安全生產是山西煤礦始終難解的結。

為了減少礦難，中央政府責令私人煤礦逐次提高礦井規模要求和安全標準；但地方政府為了鼓勵煤老闆追加投資，“只要足額繳納資源價款，煤老闆們就可以將手 頭的礦一直挖到沒有”，這些政策導致各路資本紛紛湧入山西，加之煤價一路高升，“山西煤老闆”憑藉強有力的地方權力網絡而鴻運當頭。2006年，“福布斯 中國富豪榜”上，就有9位山西富豪。

2008年，暴風驟雨般的煤礦重組席捲而來，隨着“煤礦企業兼併重組和煤炭資源整合”工作的啟動，山西政府計劃將煤炭企業數量從2200個減少到100個左右；年產量不到300萬噸的煤礦，將被山西省境內的大型煤炭集團兼併重組。

但是，山西的小老闆們，憑藉着嫻熟的江湖經驗，駕輕就熟的地方政商網絡，繼續遊走在山西財富帝國的邊緣：他們多以官員參股的形式，攫取着煤炭資源，參與小煤礦開發。

而真正晉商大佬，則泰山壓頂，巋然不動。在2013年“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排名前一千位的富豪中，企業總部位於山西的山西富豪為22人，至少16位都 涉足煤炭、焦化、冶金這三大產業，個人或家族資產在20-80億元，這些晉商們再現了歷史上“官商同盟”的輝煌，極好地闡述着“政商結合”代代長青。

6月19日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則徹底拉開了山西官場的口子。令政策長期主政要害部門發改委，並且朝中有人，辦事神通。其給山西資源大省的發展格局打下烙印，依此山西亦形成旁根錯節利益網絡。

作為煤炭大省山西省的副部級官員，令政策亦深度參與到煤炭改制。早年間，山西掀起“煤改颶風”，推動山西煤炭業產業整合與發展。當時令政策便擔任能源產業基金領導小組副組長，推動市場化運營的股權基金、信託等在山西參與煤炭企業重組。

十字路口的山西

“山西幫”盤根錯節，其全盛時期，幾可通天，掌控着山西煤改方向,如今連根端起，不得不令人反思山西十年煤改。

改革開放後，憑藉相對寬鬆的市場環境和得天獨厚的礦產資源，“新晉商”以煤老闆的面目再度“崛起”。煤炭資源幾乎是大半晉商的搖錢樹，然而，因挖掘“黑金”而高飛猛進的“黑色GDP”背後掩蓋不住“血煤”之殤。

2007年，時任山西省發改委主任的令政策在兩會上侃侃而談：“十六大以來，山西省委明確提出‘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帶血的煤’，打響了生態保衛戰。 五年來，單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降幅達48.6%。今年上半年環保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山西減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國第一。”

不過，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玉林教授的研究，十餘年來，由於山西煤炭推動的政商結合，導致山西百萬農村人口的用水危機，導致山西環境污染居於全國前列，他將這些問題概括山西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戰爭”。

山西煤商狂飆的十餘年，其實亦是中國市場經濟走過初期的“野蠻”，開始形成產業規模、爭奪全國市場份額，作為煤商的大本營山西，地方的扶持是其做大的基 礎，這就不可避免導致官商的深度結合。在此背景之下，地方性的利益和權力聯盟瘋狂生長，以至於山西成為反腐最重的災區之一。

危險的聯盟瓦解了，接下來的問題是，山西的資源經濟將如何發展，如何根本杜絕新的聯盟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