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解密時刻：中共的種族大屠殺 幾代藏人不寒而慄

——解密時刻：血腥“民主改革” 藏區生死悲歌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8-29 訊】

 

曾經長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國官員韓有仁在《一場被淹沒了的國內戰爭》一書中，記錄了一位“平叛戰爭”目擊者的回憶：“叛匪和群眾實際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們只見身背叉子槍的、揮舞經幡佛珠的、趕着牛羊的、馬背上馱着孩子的都攪在一塊，在渾濁的黃河裡向岸邊涌動，拼着命想爬上岸來。而迎接他們的是部隊的機槍，隨着一陣陣的槍聲，一具具屍體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為了湊足人數，有些地區把16歲以上的男子全抓起來。巴塘(玉樹州南部)一帶每次抓幾十，多時兩卡車。像上交牲畜一樣，一群一群趕着走。”

 

2009年2月27日，中國四川省阿壩縣格爾登寺20歲的僧人扎白走上街頭，點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發出了慘烈的抗議。半個多世紀前，在同一片藏人生活的土地上，也曾發生過一段令幾代藏人不寒而慄的歷史。

 

*理塘寺遭遇的劫難*

 

1956年3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架圖-4重型轟炸機從陝西武功機場起飛，攜帶着多枚重型炸彈飛臨中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縣當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理塘寺的僧俗民眾仰起頭，看到兩個像鳥一樣長着翅膀的鐵傢伙，猛地俯衝下來。

 

李江琳(西藏歷史學者)：“特別是像理塘牧區的藏人，他們沒見過飛機。他們沒有一個詞來稱呼它，看見一個會飛的東西，鐵的東西，機器一樣的東西，這麼一個怪東西，突然往寺院扔下一個東西，他們也不知道這東西叫炸彈。”

 

在震耳欲聾的轟炸和槍炮聲中，始建於明代，最多時有4000多僧侶的理塘寺遭遇建寺近400年來最大的一場劫難，淪為一片瓦礫。

 

格桑曲扎一家。

 

這張一家三口照片上的父親叫格桑曲扎，原本是理塘寺的僧人。理塘寺被毀，倖免於難的格桑曲扎脫下袈裟，扛起武器，加入了當地的游擊隊。這位以慈悲為懷的佛教徒說：寺院是我的家，但是家被毀了。我必須拿起武器捍衛我的信仰。

 

1959年，格桑曲扎追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九年後，他的兒子在印度大吉嶺出生。他給孩子取名洛桑森格，意思是“善良的雄獅”。這個孩子成後來為第一位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民選領導人，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

 

洛桑森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1956年，先父的寺院理塘寺遭到轟炸，變成一片廢墟。理塘寺如果不是第一個，也是第一批被炸毀的寺院之一。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摧毀的是被藏人視為極其神聖的寺院，使僧侶和當地農牧民奮起抵抗。當時，在其它地區，許多藏人也進行了類似的抵抗。”

 

*“周邊四省藏區”的由來*

 

傳統西藏三區

 

這是藏人生活的地區，青藏高原之上，喜馬拉雅山以北。舊時，藏人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首領，自己的寺院，自己的生活。傳統上，藏人將這個地區劃分為衛藏、安多和康三個區域，而中國中央政府對這一區域的行政區劃也幾經變化。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這一區域逐步變成西藏自治區和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四個省份的藏區，中共官方稱其為“周邊四省藏區”。

 

今天的“周邊四省藏區”

 

建政之初，中國共產黨對藏人的生活還沒有過多的干預。五十年代初，中國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但是當時並沒有在藏區大規模展開。1950年6月26日，時任中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政務院會議上說：“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過急。比如土地改革，可以推遲三五年再說，如果條件不成熟，那就十年八年以後再進行。”

 

1950年6月30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也明確規定：“本法不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

 

在中國大陸，伴隨着“土改”的是“農業合作化運動”，把農民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再通過互助組、合作社等形式交給所謂的“集體”，消滅土地私有制。

 

但是直到1955年初，中共中央對於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仍然持謹慎態度。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西藏以外的13個少數民族所在的省、自治區的黨委發出《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指示》，批評在“少數民族地區‘硬趕漢區’的急躁冒進的思想和作法”，提醒各地黨委說，由於這種做法，“甚至可能發生群眾性的騷亂”。

 

不過，到了1955年下半年，風向開始逆轉。

 

*“民主改革”大幕拉開*

 

1955年7月30日，中國宣布撤銷藏人占多數的西康省，併入四川省。我們現在還不了解中國撤銷西康省的真實目的，但是至少在客觀上，藏人從西康省的多數民族成為四川省的少數民族，凝聚成一股政治勢力的可行性進一步降低了。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速度感到不滿意。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做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嚴厲批評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主張放緩發展合作化的觀點，說他是“小腳女人”。事實上，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上的激進想法與他一年以後嚴厲指責經濟建設上的“反冒進”是一脈相承的。

 

儘管毛澤東並沒有說少數民族地區不必再防止“急躁冒進”，但是既然藏區所在四省的黨委書記也參加了會議，這些地方大員當然會認定，毛澤東要求全國加速農業合作化的指示也適用於這四個省份的藏區。

 

兩個月之後，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報告，要求在藏、彝族地區開展土改。當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壩等地開始所謂的“民主改革”。

 

李江琳：“突然之間來了一個以漢人為主的工作隊，很多是四川、成都、重慶臨時招來的大學生，甚至有些是高中生。給他們進行了短暫的培訓，就把他們分到各個縣去。”

 

青海、雲南和甘肅也隨後跟進，在藏區開展“合作化運動”。

 

*查成分,劃成分,批鬥!*

 

儘管中共官方說在藏區推行的是“民主改革”，聽起來似乎與大陸的“土改”和“農業合作化”不同，其實質卻被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一語道破。1956年2月28日，李維漢在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說：四川藏區叫“和平改造”，雲南叫做“和平協商民主改革”，但是“總而言之，是搞土地改革”。

 

李江琳：“其實不管它叫什麼，它的內容是一樣的，它的方法也是一樣的，就是跟大陸土改完全一樣的方式。”

 

這種方式就是根據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農村人口按照擁有財富的多寡分成三六九等。貧農、僱農是依靠的對象；中農是團結的對象；富農和地主被定為剝削階級，是打擊的對象。這些富裕農民擁有的土地、房屋和財產被奪走。不僅如此，他們還被確定為“階級敵人”，並且因此受到肉體上的迫害。兩年之內，中國大陸的“土改”導致數百萬被確定為“地主”和“富農”的農民人頭落地。

 

而在藏區，例如在青海省藏區，本來實行的主要政策還是“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然而“民主改革”以後，套用了中國大陸土改的做法，每個村莊、每個部落都按照事先規定的指標劃分地主、牧主、富農、富牧。

 

李江琳：“查成分，劃成分，清查土地，然後批鬥。我記得有哪一個縣，10%以上到20%的人被劃成地、富。當你被劃成地、富的時候，你的財產被剝奪是理所當然的。也就是說20%的人的財產被剝奪，它引起的社會動盪是可想而知。”

 

僅1958年一年，青海全省就“懲治”了4萬2000多名所謂的牧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

 

*社會主義天堂餓死了藏人*

 

李江琳：“在藏區跟大陸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土改和合作化是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分地是一個名義上的分地，但並沒有直接拿到個人。以你的名義給了你，但直接進入了合作社，當時有人叫作‘兩步並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

 

資料顯示，在藏區“民主改革”之前，絕大多數藏人擁有一定數量的牲畜和生產工具。

 

李江琳：“至少在我們能夠找到的資料裡面，這個社會調查中的資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一個部落裡面，大部分的這些牧民，他們都屬於中間線以上，真正赤貧的牧民是非常少的。完全沒有牲畜的這些人，只占整個部落里的總人口的大概4%或者2%等等。”

 

也就是說，藏區的“民主改革”不僅僅是將富人的財產沒收，而且是將大多數牧民的財產以收歸“集體”為名無償拿走。

 

另外，學者李江琳查閱大量地方縣誌後發現，在“民主改革”前，藏區農民的稅務負擔已經大大加重。

 

李江琳：“五十年代藏人反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抗稅。他們的稅收是成倍地增長，而且增長得非常驚人。”

 

例如在四川省藏區，丹巴縣1952年征糧3.7萬斤，1955年增加到159.2萬斤，上升達42倍。

 

馬爾康縣1954年糧食徵收和徵購總量10萬公斤；1955年增加到55.4萬公斤，比頭一年提高了4.4倍。

 

理塘縣，1953年的政府徵購糧9萬斤，1954年提高到20萬斤，1955年仍達14萬斤。

 

黑水縣1954年糧食徵收徵購總量56萬斤，1955年征糧104萬斤，增加了86%。

 

有些地方的稅賦負擔大大超過了民國時期。例如康定縣，1939年民國政府征糧4.3萬斤，而1955年共產黨政府在那裡征糧46.3萬斤，是1939年的11倍。

 

與此同時，政府給藏人的糧食配給卻逐年減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興海縣實現“人民公社化”以後，藏人口糧供應比1957年減少了47.4%，僅僅一個月以後，有的地方就出現嚴重糧食短缺，大批牧民死亡。

 

1962年5月18日，十世班禪喇嘛在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巡訪之後，向中共中央遞交了一份關於西藏和四省藏區情況的報告，題為《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全文七萬多字，人稱《七萬言書》。在談到人民公社給青海、甘肅藏人造成的困難時，班禪喇嘛寫道：“口糧極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強一飽，人們的飢餓痛苦之燃燒起來……由於這種藏族歷史從來沒有過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嚴重的飢餓之痛苦，人民群眾經不住這種殘酷的折磨，群眾的體質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為斷了糧而被直接餓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現象。”

 

*“塔爾寺就是反革命窩子”*

 

在藏人財產被收歸“集體”，“牧主”、“富牧”被鬥爭的同時，寺院也沒能倖免。

 

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1958年5月、6月間在青島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對於宗教，“要看到它是會逐步削弱以至消滅的，並且要從各方面加以促進，使它削弱的快一點”。

 

根據這個精神，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7月下旬通過《關於改革宗教制度的決議》，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徹底改造宗教人員，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

 

在中共內部文件中，這被稱為“宗教制度改革”。

 

李江琳：“在中共各個運動的歷史中，你很可能查不到一個叫“宗教制度改革”的，這是在內部的叫法。對外叫什麼呢?叫‘反封建運動’或‘四反運動’。針對藏傳佛教，用反封建的名義，強迫僧人還俗，然後把寺院關閉、拆毀。”

 

阿嘉仁波切(前青海塔爾寺住持)：“我是1950年生人。1952年的時候就被當作塔爾寺寺主阿嘉仁波切的轉世靈童請到塔爾寺來了。58年之前寺廟裡頭照常有以前的制度，有宗教活動。到了1958年就有了很大變化。我當時才八歲。”

 

1958年10月15日，青海塔爾寺九間殿的院子裡召開了一場鬥爭大會。

 

阿嘉仁波切：“這一天在這個院子裡，我們塔爾寺將近3000僧人都集中在那個地方，說是一個都不能缺，小孩兒都去了。那天有所不同的是，仁波切，大陸叫活佛，一般坐在法座上，坐得比較高。一般僧眾就坐在地上。可是那一天我們都坐在地上。我和我的經師，我的管家、隨員，有八九個人都在一起。我看到其他小的仁波切，有些老的(仁波切)，都坐在地下。台上我們搞宗教活動那些法座，那些主持法會的僧人的座位都不見了。取代的是一排一排的桌子和凳子。桌子上擺了布，很多的幹部坐在台上。還有一個很大的橫幅。這個橫幅上面寫的什麼我們也不認識。這些幹部，我還記得很清楚，很多幹部都穿的是藍顏色的制服，也有軍人穿着草綠色的制服。他們都帶着槍。”

 

阿嘉仁波切在自傳《逆風順水》中記錄了那天的場景：

 

杜華安講話了。他是青海省統戰部的副部長……他個兒不高，嗓音卻不低……“哼，你們這些反動派，剝削階級，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都是寄生蟲……”

 

接着，杜副部長還在台上走動起來，每邁出一步，都用勁兒地跺一下腳：“哼，塔爾寺就是反革命窩子，你們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封建蓋子！不打倒你們，人民就當不了家，翻不了身……”

 

阿嘉仁波切：“然後就開始喊口號。這個口號我們小時候經常聽就習慣了。口號是：‘揭開封建蓋子;徹底批判宗教;破除宗教迷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有仇報仇，有冤報冤。’喊了以後就開始抓人。

 

“第一個抓的是我們塔爾寺的原來的前住持。逮捕捆起來之後就開始打。毆打以後就開始批鬥。鬥爭大會就是那樣開始的。那天，我估計前前後後就抓了大概四五百人，我的經師、秘書、管家統統都抓走，就剩我一個人。當時我才八歲。(以前)經常有人來照顧我的生活、宗教活動等等，包括我的起居，都是有人照顧的。就從那天開始，就沒有人照顧了，就我一個人回來。我也不知道去什麼地方。我可能也是哭哭啼啼的，就跟着其他人回來。”

 

那天的批鬥大會結束後，塔爾寺的僧人得到“上面”的通知說，他們不能再當寄生蟲接受供養，要參加生產勞動，改造思想。阿嘉仁波切的袈裟被改成了一套“毛式制服”。他和其他幾位小僧人一起被送到鎮上的小學。學習“董存瑞炸碉堡”、“黃繼光堵槍眼”的課文，培養他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毀壞寺院驅趕僧侶*

 

對於藏人來說，寺院不僅僅是出家修行的地方，而且是藏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場所，不僅提供精神指導，而且發揮着學校、圖書館、印刷廠、檔案館、醫院、銀行、避難所、歌舞劇場等等功能。藏人生活中遇到問題，第一時間去求助的地方就是寺院。每個寺院都有固定的村莊或者部落提供僧源，提供財力物力供養。在藏人心目中，喇嘛是最受尊重的人。

 

李江琳：“藏區的習慣是幾乎每家人都會有一個兒子送進寺院。你的寺院就是指你的部落，大家聯合起來，各家各戶給貢獻，給供養，來支持的這麼一個寺院，這些寺院對於這些人來說就是我的寺院。寺院財產全部沒收，這種情況在1958年，在周邊四省廣泛地開展。特別是在青海，青海弄得特別徹底。”

 

時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說：“對抓住的人，年老的殺掉，活佛、管家殺掉，審訊中態度頑固的殺掉。”

 

洛桑森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在藏人看來，它改變的不僅僅是社會結構，而是從根本上挑戰和質疑藏人民族特徵和文明的核心，那就是佛教文化。”

 

到1959年初，“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時，甘肅、青海、四川和雲南四省藏區的2300余座寺院，絕大多數被關閉、占用和拆毀，有些毀於戰火；喇嘛17萬餘人，多數被迫“還俗”。

 

李江琳：“對藏人來說，這種制度他們已經生活了幾百年了，突然間有一種外來的力量說：我要改變你。將中共這種“階級鬥爭”的理論(納入)進去，把原來的社會結構完全打亂。動員子女批鬥父母，年輕的僧人批鬥他們的上師，部落裡面一般的人家批鬥他們的頭人。”

 

*反正怎麼都是死，不如抵抗!*

 

面對這些生活方式和宗教習慣上被迫的、劇烈的、甚至是殘酷的變化，藏人發出了反抗。1956年4月，中國副總理陳毅率中央代表團前往西藏，參加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的活動，順便考察藏區暴力反抗的情況。毛澤東5月8日批轉的陳毅的報告中承認，這些暴力反抗“是由於鬥爭上層、收槍、收稅和破壞宗教等四條原因引起的”。

 

1955年11月，四川省色達縣剛剛成立，就展開“土改”，宣傳“合作化”，並且收繳藏人的武器。藏人不服，於1956年2月15日和16日兩天同政府派去的“工作團”發生武裝衝突。

 

李江琳：“在四川，所謂中方文件所說的，康巴武裝叛亂第一槍是在色達。那種時候，它就向牧區強制性的推行它的社會改造。那時候大家都有槍，藏人都有槍，於是馬上就和工作組打起來了，然後就開始傳播到別的地區。”

 

從1956年2月到4月，在四川省甘孜、阿壩兩個藏族自治州的34個縣中，有25個縣發生藏人的暴力反抗。

 

1956年1月初，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縣工委開始部署“改革”工作。

 

熱珠阿旺(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創建人之一)：“1956年1月16日(可能是藏曆)那天解放軍到了理塘。”

 

熱珠阿旺，1927年生於理塘縣，九歲入理塘寺出家。

 

熱珠阿旺：“解放軍怕藏民反抗，就宣布要把所有的武器交上來。但是武器對我們來說如同寶石一般珍貴，是不可能交出來的。於是理塘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商討如何應對。有人說，漢人是這樣的，你跟他們好，他們也會把你弄死，跟他們對抗也得死。反正怎麼都是死，所以大家決定起來對抗。這樣人們就把各地的民兵組織起來，理塘對抗漢人的戰鬥就這樣開始了。”

 

理塘寺周邊47個部落的3000多人聚集起來，決心保衛理塘寺。解放軍以兩個團的兵力對理塘寺發動進攻，但是久攻不下。於是，當時中國空軍最先進的圖-4型重型轟炸機奉命出動。

 

李江琳：“它是蘇聯斯大林送給毛澤東的。這個轟炸機是53年送到石家莊，然後組建了一支獨立團，一個空軍獨立團。他們的飛行員是蘇聯教官訓練的，同時他們還派了幾個飛行員直接送到蘇聯去受訓。當時這個獨立團是駐在陝西的武功機場。圖-4第一次在中國境內飛行實戰就是在康區轟炸理塘寺。”

 

最後的結果是：可能多達2000藏人在理塘寺鎮壓中死亡，藏區最大的寺院之一

 

——理塘寺被徹底摧毀。

 

熱珠阿旺以後再也沒有回過理塘寺。後來，他參與組織了“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即“康巴游擊隊”，並擔任高級指揮官。1959年，他曾經參與護送達賴喇嘛前往印度的行動。

 

*“要打得狠，準備大打”*

 

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下達通報，將藏人對“民主改革”的暴力抗爭定性為“反革命叛亂”。隨後，這些抗爭被一個一個鎮壓下去。

 

1957年3月9日，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甘孜暴動問題。會議決定在西藏以外的四省藏區繼續“民主改革”，表示“江東堅決改”（指金沙江以東的藏區）。鄧小平還表示了通過武力實現“改革”的決心。他說：

 

“只要向上層表示江東要堅決改，就要打，建築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徹底，越好，這條一點都不能放鬆。可能打幾仗就解決問題，不要猶豫，越猶豫越壞。要會打，要打得狠，準備大打。”

 

1958年，中國掀起“大躍進”狂潮，其激進的影響也波及到藏區。5月底，青海省藏區的黃南、玉樹、果洛等5個藏族自治州的藏人激烈對抗“民主改革”，參與反抗的寺院307座，參加人數達10萬多人，占當時青海省藏人總數的五分之一。

 

中共青海省委指示進行鎮壓，聲稱“青海地區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蔓延成為全局性的問題”，是“一場尖銳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1958年6月24日，毛澤東對《青海省委對全省鎮壓叛亂問題的指示》批示說：“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亂子越大越好”。

 

李江琳：“青海的那一場戰爭的烈度和後果是最嚴重的，也用了飛機，也進行了很多次轟炸和掃射。青海如果是在草原的話，從空中往下看是一覽無餘，它是平坦的，你沒有地方跑。

 

“他們抗拒合作化逃跑。有的時候是幾個部落合在一起逃跑，有的時候是一個部落。在逃亡的過程中會有其他的部落，或其他的家庭參與，然後慢慢形成一個比較大的人群。他們趕着牲畜逃跑。這樣的話，在空中往下看就是很大的一個地面目標。這個時候，解放軍對這些逃亡部落的掃射和轟炸造成極大的傷亡。”

 

*是血還是水？*

 

《青海省志·軍事志》“平叛戰役經過”中以短短的一句話記錄了一場名叫“柯生托洛灘圍殲戰”的戰鬥：“（1958年）6月1日，騎兵第一師在友鄰部隊配合下，在河南縣柯生托洛灘殲滅了叛亂武裝1200餘人。”

 

李江琳：“柯生托洛灘戰役，1958年6月份的時候，發生在青海，現在叫做黃南自治區。甘南瑪曲縣和青海河南縣交界的這個地方。我去年去青海尋找這些當時發生這些戰役的主要戰場，我就站在一個山坡上，遙看那個地方。在一個草灘上面，中方的資料和藏方的資料都說，在那一個地方聚集了大概7000到10000人。他們打算渡過黃河，逃到甘南去。有一天拂曉的時候，被解放軍包圍。在這個地方的所謂這場戰役，打了整整一天，到了下午作戰結束。

 

“我去分析中方資料中作戰人數，參與的人數，還有繳獲的武器等等。7000多人他只繳獲了2000多支槍。那麼至少有4000多人是沒有武器的。”

 

曾經長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國官員韓有仁在《一場被淹沒了的國內戰爭》一書中，記錄了一位“平叛戰爭”目擊者的回憶：

 

“叛匪和群眾實際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們只見身背叉子槍的、揮舞經幡佛珠的、趕着牛羊的、馬背上馱着孩子的都攪在一塊，在渾濁的黃河裡向岸邊涌動，拼着命想爬上岸來。而迎接他們的是部隊的機槍，隨着一陣陣的槍聲，一具具屍體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興海縣一處叫中鐵溝的山澗里，也曾經發生過一場慘烈的戰鬥。

 

李江琳：“解放軍在這裡動用了飛機，動用了大概有六個團的兵力。打完了以後，往上匯報的時候，他們所有的人都稱為“叛匪”。沒有打死的這些男女老少，被抓了的，就說是被解救了的群眾。他們甚至不打掃戰場，沒有人看得見。屍體就扔在那裡，讓它腐爛。”

 

當地人回憶說，打仗死人死馬太多，山上流下來的水都有味道。戰爭結束三年，那裡的水還是沒人喝。

 

*34萬7000多藏人被“殲滅”*

 

對於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來說，1958年同樣是一個毀滅之年。那一年，納倉怒羅還不滿十歲，父親為躲避戰火，試圖將他們兄弟二人送到拉薩出家。他們一行十幾個人，沿長江逆流而上。

 

“我們騎着馬沿河走着，開始聞到一些腐爛的味道……過了不久便看到河兩岸散布着死者的屍體。他們赤身裸體，渾身紫黑……我已經不再對死屍感到恐懼。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屍體，還有的是母親和孩子抱在一起……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屍體……”

 

這是納倉怒羅的回憶錄《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中的一段文字。那年，納倉怒羅的父親最後沒有走到拉薩，因為他們在長江源頭遇到了解放軍。父親在交火中戰死。納倉怒羅和哥哥以及其他許多藏人被解放軍抓住，關進地牢。後來納倉怒羅被送進了縣裡的學校，培養成一名地方官員。半個世紀後，納倉怒羅用筆告訴世人，當年解放軍對父親和同胞的殺戮其實一直刻在他的心上。

 

到了1958年，四省藏區的戰火燒進了西藏自治區，一直蔓延到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以後……

 

據李江琳統計，從1956年春到1962年秋，解放軍當時的12個大軍區中，總共有八個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這場沒有公開宣布的戰爭，以成都、昆明和蘭州三大軍區為主，動用了步兵、炮兵、騎兵、空軍、裝甲兵、通訊兵、舟橋部隊、防化兵等兵種，參戰兵力累計達23萬5000人左右。

 

在這六年半的時間裡，“周邊四省藏區”究竟有多少藏人的生命被戰火吞噬？

 

李江琳：“我做了一個數據統計。這個統計是從中方資料中，關於藏人在各個省的戰場上死傷俘降，他們就叫殲滅。殲滅的人當中包括死傷、投降、俘虜。這些數據我從各個省的，就是四省一區的軍事史和解放軍指揮官的回憶錄等等(收集到)，統計的資料是34萬7000多人。在那個時候，藏人的總人口大概是270萬。如果不算西藏自治區，只算周邊四省，康和安多，它幾乎差不多達到當時總人口的16%左右。”

 

*“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裡”*

 

血腥和恐怖不僅僅來自於戰場，軍事行動後的大搜捕更讓藏區風聲鶴唳。和1957年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一樣，捕人也有指標，而且層層加碼。例如，1960年4月，青海省玉樹州政法小組根據省里下達的指標，提出全州全年計劃逮捕1500-2000人。州委書記將數字改為5000-7000人，並批示說：“你們可不受此數字限制”。

 

1958年至1960年，青海省共逮捕、拘留、管制和集訓10萬8558人，占全省總人口的4.4%。

 

李江琳在《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一書中寫道：據不完全統計，1956年到1962年間，藏區逮捕的人數至少為12萬5000人。

 

青海省退休官員韓有仁在《一場被淹沒的國內戰爭》一書中回憶說：“為了湊足人數，有些地區把16歲以上的男子全抓起來。巴塘(玉樹州南部)一帶每次抓幾十，多時兩卡車。像上交牲畜一樣，一群一群趕着走。”

 

李江琳：“有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青壯年的男人，部落里的男人，是為了防止他們叛亂，叫‘防叛’，把他們抓起來了，不管有沒有參與，你就在家待着，沒有參與反抗，甚至沒有逃亡。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仍然沒有逃過厄運。他們被抓起來，關在監獄裡面。青海當時有很多農場，包括甘肅……實際上都是勞改農場，有相當多的人是死在這裡面。”

 

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書記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採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一個不放，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裡。”

 

結果，大量人員在被關押期間死亡。玉樹州被關押人員三年死亡5860人，死亡率54%。黃南州公安處看守所僅1960年死亡在押人員212人，占當年在押人員的55.1%。果洛州久治縣三年死亡848人，死亡率57%。

 

1962年新華社《內部參考》報道說，青海“許多地方青壯年男女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達到一比十幾”，而這種情況正是對青壯年男子大規模濫捕濫殺的結果。

 

當年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的原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在《炎黃春秋》雜誌2013年第七期上發表的回憶文章（《我參加落實民族政策的經歷》）中寫道：“由於以高鋒為首的青海省委以極‘左’的專政手段推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幾十萬人被餓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錯案很多，需要釋放的無罪人員很多。

 

李江琳：“我剛開始最早做研究的時候就是從人口開始的，因為我隱隱約約地覺得這裡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情。但是到底發生了什麼，剛開始的時候還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就看人口的數據。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像玉樹、果洛這些地方的人口，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期裡面大幅度減少，減少到我不敢相信，減少了一半。”

 

*錚錚白骨訴說血腥往事*

 

2012年5月，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個新建築項目破土動工。地基挖開時，土層下方赫然出現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骨。在玉樹州南部另一處房屋建設項目的開工現場，人們又發現了三處滿是人體遺骸的亂葬坑。當地悄悄流傳着一種說法：這些是在1958年被屠殺的藏人的遺骨。

 

李江琳：“只要問起1958年，他們基本上能告訴我很多很多他們知道的情況。一代一代的藏人，他們都知道。我經常聽見年輕一代的藏人會說:我姑姑曾經告訴過我，我爺爺曾經告訴過我等等。在那場六年的戰爭中，各種各樣的運動結合在一起，幾乎波及到了每一個家庭，不管你是哪個階層。對於藏人來說，這段歷史的慘痛記憶不是道聽途說，或者是從歷史書上去看到的。這個記憶，作為一個民族集體的記憶是一方面，同時還有家族上的記憶。”

 

1962年4月，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期間，一位身穿絳紅色藏袍，留着銀白色鬍鬚的長者站了出來，當面指責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說：“我今天要說句真心話，你們有些作法太失人心，毀壞寺院，焚燒經書，欺侮僧尼，濫殺無辜，甚至派飛機轟炸掃射。蔣介石、馬步芳（民國時期青海的軍政首腦）沒有做過的事，你們做了。……你們這幾年的毛病：一說假話，二不認錯，三亂整人，四無佛心，不講人道……。”這位長者是著名藏傳佛教大師，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這些直言不諱的批評為喜饒嘉措招來了“反黨叛國”的罪名。1964年，他被遣送回故鄉青海。文革中他被揪斗，於1968年含冤去世。

 

十世班禪喇嘛也為他那仗義執言的《七萬言書》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毛澤東將《七萬言書》說成是“無產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在後來的將近二十年中，班禪喇嘛歷經各種批鬥、軟禁、以及文革中近十年的鐵窗生涯。

 

*92%“叛匪”平反*

 

文革結束後，中國對當年的藏區鎮壓進行了一些改正。

 

李江琳：“到了胡耀邦時代，正式地對58年平叛的擴大化進行了一番認真的檢討，然後做了一次全面的平反。但是它平反的只是擴大化的那一部分平反了。所以它跟那個‘反右’擴大化平反的思路是一樣的，就是說這個作戰本身沒有錯，錯的是抓得太多，殺得太多，對這一部分人平反。”

 

1982年，中共青海省委第（1982）[55]號文件公布，全省共7萬8147人獲得平反，占當年被劃為“叛匪”總人數的92%，其中監禁、錯殺人數為1萬8176人。

 

政府向藏人發出通知，要對1958年平叛擴大化造成的冤、假、錯案給予撫恤、救助和補助。

 

達瓦才仁，青海玉樹人，上個世紀80年代曾經代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政府為當年“平叛擴大化”中死難的藏人發放撫恤金。

 

達瓦才仁(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代表)：“那個地方50年代剛好是中共所稱的二號戰區，男人好像都打仗。男女老少都跑到山上去了，所以死亡的人很多，幾乎沒有沒死過人的。上面規定的是，你必須證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話說，不是叛匪，不是戰鬥人員，有三個人證明他真的就是在戰場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那時候被抓走就等於是死亡。因為在他們那個地方被抓走的好像沒有什麼人能活着回來，只要是抓去的，不知道死在哪裡，反正都死掉了。”

 

達瓦才仁後來回憶說，他們發放的撫血金分為幾等：一等不足300元人民幣，二等150元，三等80元，四等是慰問，只發一些茶磚和粉絲。而事實上，當地大多數的家庭已經絕戶。在厚達幾百頁的被捕後死在監牢中的藏人名單中，真正能夠為他們申領撫恤金的直系親屬寥寥無幾。

 

*藏區悲歌猶在耳畔*

 

如今，整個藏區的僧人數量還不及1958年的四分之一。大片的寺院廢墟仍然破敗地佇立在山谷和草原上。冬去春來間，斷壁殘垣中長了一茬又一茬的青草。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藏區一半以上的寺院得到修復，但是這些寺院的規模遠不及從前。一些修復的寺院金碧輝煌，氣宇軒昂，成為外來遊客趨之若鶩的旅遊勝地。

 

根據政府規定，所有寺院都必須有“民主管理委員會”（簡稱寺管會），取代了傳統寺院住持的權力。所有僧侶都必須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認可，發給“喇嘛證”和“活佛（仁波切）證”。沒有喇嘛證的喇嘛是非法喇嘛，沒有活佛證的活佛是非法活佛。公安派出所就設在寺院大門的對面或隔壁，有的乾脆設在寺院大門裡面。

 

*出走異國他鄉的活佛*

 

1958年被趕出青海塔爾寺的阿嘉仁波切後來上了大學。上個世紀80年代，他回到塔爾寺，重新當上了塔爾寺的住持。他政治上也是一路順風順水，曾經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和青海省政協副主席。然而，當年“民主改革”對寺院和佛教的破壞在他心靈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1989年，十世班禪喇嘛圓寂。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依照藏傳佛教儀軌，選定了一名男童作為班禪喇嘛的轉世。這個孩子被中共官方帶走，至今下落不明。與此同時，中方主導轉世靈童的尋訪工作，指認了另一名六歲男童作為十一世班禪喇嘛。

 

阿嘉仁波切：“共產黨是絕對不信佛教的對不對，不信宗教的，可是最後呢由一個不信教的政黨，給你找了一個靈童，要你去信仰，這個是比較難以接受的事，也是比較寒心的一件事啊。”

 

阿嘉仁波切還得到消息說，官方有意讓他擔任這個“轉世靈童”的經師。終於，他忍無可忍。

 

阿嘉仁波切：“這種情況下我還繼續當他的經師，這樣的話呢我自己的良心感覺到有很大的這個責任啊，所以我就寧願放棄一切。那我就不該再留了，我就應該走，所以我就離開了。”

 

1998年，身居高位的阿嘉仁波切突然秘密出走美國。

 

今天，阿嘉仁波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博明頓主持藏蒙佛教文化中心。

 

阿嘉仁波切：“當然我到了國外的時候沒有以前的那些榮華富貴，什麼都沒有了，所謂的那個政協副主席的副省級的待遇，還有更高的待遇，就是要當中國佛協會長、全國政協常委，這些待遇都沒有了。這個我都知道，我都不惋惜，我覺得我自己的信仰比較重要。”

 

直到今天，中國境內的藏人只能以非公開的方式追隨達賴喇嘛。

 

藏人的抗爭仍在持續……

 

五十多年前，外來壓力強迫藏人改變社會形態、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方式。然而當年官方強力實施的“土改”並沒有讓藏人獲得任何土地，像整個中國一樣，土地被收歸國有或者“集體”所有。而官方當年強制推行的“合作化”，如今在整個中國都被廢止了。只是，藏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數十萬藏人失去了生命；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外流亡了半個多世紀。從2009年2月到2014年2月的五年間，總共有126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進行抗議，其中有118起發生在四川、青海、甘肅省藏區。

 

2014年2月18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題為《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講演，其中提到“我們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那麼，藏人是否也應該獲得這種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