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美國對中國仁慈嗎？--- 兩次鴉片戰爭美對華外交淺析

無疑，在很多時候，立場決定觀點。在《感恩節：沒必要感恩，但起碼拒絕愚昧》一文中，某先生從自己的立場出發，通過評說美國早期對華外交史，為美國人在那個時代的侵華行為進行了重新定位，並未掩飾其歌功頌德的意圖。這很符合其一貫邏輯，筆者不感意外。

 從某文中，我們似乎看到一個公正、善良、甚至不缺乏正義感、能夠仗義執言的美國！作者是否有美化美國的主觀企圖，外人不便妄下斷論。至於某文在旁徵博引過程中對待史實的態度是否客觀，對歷史事件的辨析與立論是否嚴謹，筆者亦無意質疑。此文僅限於對美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侵華行為的所謂“仁慈”表現，試圖本着實事求是的客觀精神做一粗淺分析。

在此，需簡要溫習一下美國的那段歷史。當英國人1840年的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轟開古老中國大門的時候，美國的狀況如何呢？

眾所周知，由傑弗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於1776年在費城第二屆大陸會議上正式通過，宣告美利堅合眾國脫離英國而獨立。這個新國家當時只有13個州，是一種大陸會議形式的鬆散邦聯制政府。後歷經6年獨立戰爭，簽訂《巴黎和約》獲英國正式承認獨立，完成確立聯邦制國家的《美國憲法》，直至現代意義上的聯邦政府於1789年成立，已經是通過《獨立宣言》12年後的事了。

至1840年侵華鴉片戰爭爆發時，美國還只是一個建國不過50餘年的年輕國家。其領土規模也比現在小很多。雖然加入聯邦政府的州數比最初翻了一番，達到26個，仍只有現在50個州的約一半。

當時，領土擴張在任何意義上都是這個年輕國家的首要大事。在版圖急劇膨脹過程中，聯邦政府甚至不惜妥協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確立的基本原則：“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應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新加入聯邦的州被劃分為“自由州”或“蓄奴州”！讓蓄奴制堂而皇之地存在於這個所謂的偉大聯邦國家！

1844年中美簽定《望廈條約》時，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正面臨“成長的煩惱”。主要矛盾包括相互糾結的幾大問題，如領土擴張主義、奴隸制、區域主義、經濟與政黨政策等。根本無暇顧及在地球另一邊的中國，以及與英、法等諸列強一道榨取更多利益的問題。至少這不是當時可以優先考慮的選項。美國人對中國提出適用於所有列強的“門戶開放，利益均等”原則，也是在不放棄任何可能利益這個基本原則下的一個聰明的“搭便車”手段而已。

關於美國人的真實面目，有一個不謂不重要的史實，不知“感恩文”作者是否注意到。為榨取更大在華利益，美國又隨從英、法兩國一道，於1854年和1856年連續兩次向清政府提出無理修約要求，俄國亦響應之。由此不難看出，美國人並未仁慈到放棄任何可能的獲取在華利益的機會！

由於未獲清政府允諾，列強們只好再尋新機。機會很快就來了！1856年，英、法兩國以亞羅號划艇事件和馬神甫事件作為藉口，發動了第二次侵華鴉片戰爭。戰爭自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曆時四年多。由於清庭腐朽無能，再加國內的太平天國革命（1851年－1864年）影響，中國再度戰敗。英、法、俄諸國於1860年與清政府簽署多個《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而此時的美國，國內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南北雙方在蓄奴問題上的尖銳對立，在經濟平衡與社會發展上無法掩飾的差異，包括各州是否有權退出聯邦等權利分配與法律問題上意見相左，等等，矛盾愈來愈無法調和。1861年，以林肯就任總統為由，南部十一州陸續退出聯邦，並另組新政府。正是這根導火索，引發美國南北內戰（1861年－1865年）。

1861年，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來中國時，美國人內戰正酣，自顧不暇！採取一種和緩的對華政策，對日後在華長遠利益的潛在維護當然有利！假如列強們當時就刮分中國，無疑，沒有參戰的美國不可能得到到多少實際利益。蒲安臣積極奉行國務卿西華德提出的對華新政策：取代武力外交，“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領租界”，“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美國人看似正義、仁慈，實則有自己迫不得已的苦衷。非不願也，實不能也！

另一方面，我們不妨大膽設想一下，與英、法、德等老牌列強（包括中國的流氓鄰居沙俄和日本）的貪婪與老辣形成鮮明對比，被認為秉持《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基本原則和基督教精神尚未褪色的年輕美國，在某種意義上就像一個天真又純潔的兒童，尚未沾染橫行鄉里的惡少習氣，更不具備一手遮天黑社會老大的必要條件和能耐。當它有幾分不自信地側身於毫不掩飾貪得無厭嘴臉的老牌諸強之列的時候，面對腐朽清庭治下積貧積弱的中國，精心打造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正義、仁慈造型，為未來鋪路搭橋，當然順理成章。

據稱，希特勒兒童少年時代曾有過不幸的精神境遇，這導致他脾氣有些怪異，但仍算不上一個壞孩子。這並未影響他日後給整個德國、猶太民族和大半個世界帶來巨大災難！今日的世界警察美利堅早已今非昔比，遏制一切強大到可以與之抗衡的對手，繼續稱霸世界的傳統思維和現實努力從來不曾減弱，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往昔19世紀那個年輕的美國，的確不曾對腐朽、羸弱的清庭中國大打出手，甚至有諸如返還庚子賠款之類的小恩小惠。剛剛過去的20世紀的美國，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獲利漁翁，已經成熟老道，尤其毫不掩飾對新中國的敵意。從前期對蔣介石政權的大力支持，到朝鮮戰場的較量，後來對紅色中國的全面封鎖，阻撓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失敗，再到打中國牌抗衡蘇聯的冷戰博弈，直至冷戰結束後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明顯，事實清楚。進入21世紀的美國，面對東方醒來睡獅的迅速崛起，將中國作為其最大競爭對手和頭號長遠假象敵已經是司馬昭之心。無需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