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遼寧“陳三兩”

“陳三兩”，是文革中東北遼寧人給當時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陳錫聯取的綽號。為什麼叫他“陳三兩”，因為在他主政下，遼寧生活困苦，每人每月只供應三兩豆油，而全國其它地區是5兩豆油。糧食供應粗糧（玉米麵）為主，每人每月只有很少的細糧（大米白面），而我當時所生活的四川成都糧食供應是細糧大米為主，少量白面玉米紅薯之類的雜糧。四川很奇怪，白面算雜糧，我記得我家經常拿雜糧票去買新鮮切面吃。

我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聽說過“陳三兩”。我有個孃釀當時在成都電訊工程學院讀書，她有同學分配到東北工作，她從同學那裡聽來“陳三兩”故事後，就到我家裡講，從那時我就知道，文革中東北遼寧供應很差，生活比我們苦，遼寧當政的一把手陳錫聯被老百姓稱為“陳三兩”。

在網上看到很多東北人關於“陳三兩”時代生活的回憶，將其中一些描述得很生動的轉載如下，算是毛澤東時代人民生活的一個縮影：

三兩油時代的油

“油少，別提那日子有多難了。但是我們家稍微好一些，緣由竟是跟在北京的一個舅舅沾了點光。由於北京豬肉敞開供應，母親覺得舅舅這個資源得需要利用，於是時常給北京的舅舅寄些錢，讓他買些肥豬肉煉成豬油後再寄來。舅舅寄來豬油時，往往連同肉梭子（提煉後的肉渣）也一塊寄來。這時，母親總要先把肉梭子從油里挑出來，然後和上玉米麵做頓肉梭子餡包子吃。肉梭子餡包子吃起來，充溢着濃濃的豬油味，感覺特別好吃。

父親有個同鄉是在商店賣豬肉的，父親一去買肉的時候，經常是寧願讓後邊的人先買，自己等肉都賣光還剩骨頭的時候才買。文革初期的時候，還能保證每人每月半斤肉，到了後期連半斤肉也保證不了了。可骨頭不要票。父親通過這種關係可以時不時地買回點豬骨頭。說白一點，這種行為就是走後門。

一到熬骨頭時，那股摻合着誘人的骨髓的香味串得滿樓道都是，讓人很是垂涎。骨頭通常要煎熬很長時間，直到滿鍋的水面上浮起一層厚厚的油花。骨頭湯冷卻後，父親總是小心翼翼地把那層油撇出來，放到油罐子裡，剩下的湯用來燉菜。”

“當初吉林省是二兩（註：這個二兩和下面有人提到的陳三兩（遼寧），汪四兩（吉林），潘半斤（黑龍江）有矛盾）。除了父親在外地工作，我家正好是一個月一斤油，很捨不得吃，平時基本不炒菜，都是燉菜，用大餅子摸鍋邊子歷來是作為老小的我的特權，當時覺得這真是無上的美味。當年買肉為搶點肥的走後門的，打起來的層出不窮，一點肥肉是不捨得吃的，要先靠出油來吃油滋勒。靠出的豬油也就是大油放到小搪瓷茶缸里，倒扣在陰涼處，每次燉菜爆鍋只用半勺，很可憐。記得小時吃大餅子偷崴了一勺，覺得美味無窮，不成想被母親發現好一頓修理，那可是一家人一天的食油。現在對大油一口不沾，看着都噁心，真心為那時的好胃口奇怪

八十年代開始，家裡開始能吃炒菜了，但油的使用還是不多，所以舔盤底又成了我的特權。這個毛病至今無法改正，在小一輩的孩子們看來，這很不雅觀。”

“每月三兩油，確有其事，我從小隻要浪費糧食我媽就用這個三兩油說事，我一次下廚炒雞蛋的時候，掌握不好放油的量，手一抖倒多了，我爸輕輕的笑了，說：你知道不，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手這麼一抖，這個月就沒油吃了”

“黑龍江二兩（註：這個二兩和下面有人提到的陳三兩（遼寧），汪四兩（吉林），潘半斤（黑龍江）有矛盾），基本白水煮白菜，留着油過年過節，或者來客人才用，那個年代全國就一個満面紅光，肥頭大耳的，全民皆廋，唯氂獨肥。”

”那時，城市居民的食油定量是每個人每月5兩，而吉林卻是4兩，遼寧只有3兩。這都是陳錫聯任遼寧省軍管會、革委會主任時搞的，因此，在東北有“陳三兩、汪四兩、潘半斤”的說法。”

三兩油時代的肉蛋

”肉是不定期供應的。每年年初一人發60張票。商店裡不定期地公布這些票可以買什麼東西。有的是買糖，有的可以買茶葉，也有的是買肉的。我當時沒有統計過，憑記憶大概是一個月到一個半月能有一張肉票，每張肉票可以買半斤豬肉。牛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沒有吃過。由於油只有三兩，大家就都喜歡買肥肉，捨不得吃肉，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時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豬油。記得和父親去買肉的時候，很多人寧願讓後邊的人先買，自己等售貨員切到肥肉的時候才買。”

”我小的時候，可沒有這種福氣。六十年代末，我在大連讀小學，當時，陳錫聯和毛遠新在遼寧省正鬧不得人心的“陳三兩”，就是每個人每個月只限供應三兩豆油。有一段順口溜反映了老百姓對這一土政策的深惡痛絕。“三兩油，三個蛋，三斤大米加白面；陳司令，毛政委，都是一群王八蛋。”那時儘管我父母是軍人，已經有了不少特殊供應，但大家還是很少能吃上幾個雞蛋。於是乎，不知從哪裡颳起一股風，家家戶戶開始養小雞。我家也買了十幾隻小雞，養到幾個多月後，能分清公母時，先把公雞殺了吃肉，最後剩下幾隻母雞。那個年頭，養人都十分難，不要說養小雞了，最大的問題是雞飼料不好搞。為了這個，我們小孩子就到商店撿菜葉子，回到家把它剁碎，和玉米麵和在一起給雞吃。我們家住的那個海軍大院，每天早上有不少老同志和老教授在自家院子裡剁菜做雞食。我記得有一首打油詩這樣寫道：“大清早是大晴天，剁菜同志背朝天。小曲哼哼口不閒，師長旅長干的歡。”

三兩油時代的糧食

“遼寧本來產大米，但玉米麵吃的最多。大米都哪兒去了？一部分獻給敬愛的首都人民了，一部分獻給亞非拉人民了。玉米麵不象現在的，很多都是榨過油的玉米加工成的，非常鬆散，難以捏成團，有些還是多年的陳糧，到了嘴裡又苦又澀，這種玉米麵那時在定量範圍內可以多買些。這種玉米麵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陳化糧”，是國家嚴禁銷售的糧食，連牲口都不吃。”

“我有個同學叫常占，也是鄰居。他們家有六口人，母親沒有工作，生活過得更拮据，幾乎每個月不等到月末，供應那點糧食就吃完了。後來逼得沒有辦法，他父親想起了60年一些農民因忍受不了飢餓，挖老鼠洞取糧的辦法。每到秋天，他父親便領着他，到農村到處挖老鼠洞。後來很多與他們家境相似的人家也紛紛效仿。

從老鼠洞挖來的糧食畢竟不是很乾淨，他們又經過水洗、晾曬，最後再加工成大米、高粱等。

關於鼠洞的糧食常占說了兩件事，我記得還很清楚，一是在洞裡，老鼠把糧食都是按類碼放，非常規矩；二是一旦老鼠那辛辛苦苦幾乎是一粒一粒弄來的糧食被“搶”走，大大小小的老鼠紛紛走出洞穴，找樹叉上吊自殺。前邊的事據說是真，後邊這個事不知是真是假？”

“糧食當時也是不夠吃的。不光農村有人吃不飽飯，城市裡孩子多的家庭糧食也不夠吃。當時要買糧食不光要錢，還要憑糧票。連在飯店吃飯也必須交糧票。一個成年人一個月定量是30斤。孩子還少。在缺油少肉的情況下，人們對糧食的消耗特別大。象我在工廠食堂吃飯，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沒有，一頓吃6兩玉米餅是很普通的。糧票（不是糧食）當時在黑市賣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準確）。以當時平均月工資36塊錢的水平，30斤糧票的價值就超過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糧票能買到的也是粗糧。當時每人每月只能買到兩斤米，兩斤面。其餘只能買玉米麵，雜交高粱。雜交高粱是一種為了高產的數字而搞出來的粗糧。我一個朋友家庭生活比較困難，從小吃粗糧長大，都不肯吃那個雜交高粱。下鄉的同學說那東西餵馬，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時期還吃過榨過油的玉米。據說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軋了油，我們再運回來給我們的老百姓吃。還聽說當時的糧食部門象上級報告說這種玉米麵不適合給人吃。上面批示繼續賣。這些內部消息我當然無法證實，當時也沒有人大代表質詢之類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閉的。但是我確實吃過那榨過油的玉米餅。比平常的玉米餅更鬆散，不成團。“

“糧票從表面上看，是“糧食計劃供應”的產物，實則是“餓餒饑饉”的象徵。特別是在“三年災害”和“十年文革”期間，沒有糧票，簡直寸步難行，滿天下拿錢買不到吃的。農民若是生病住院或出遠門探親等需要用到糧票時，必須背上口糧到糧管所里兌換糧票（85折），而且要有“三級（小隊、大隊、公社）介紹信。

在當時，一個好的當家人不僅要計算着每月幾十元工資如何養活一家數口人，還要精打細算精心管理如何使用一個月內的糧票。每人每月供應三兩油，根本就不夠吃，每日飯菜很少吃到油香味，所以普通人買肉時都挑肥的。當年的米麵和豬肉都需要憑票購買，人們“等米下鍋”，只等票一到手，迫不及待。”

“北方人有粗糧和細糧之分，細糧就是麥粉，俗稱白面，粗糧就是玉米麵和其他雜糧了。東北人喜愛的高粱米，根本就很少見，有的只是那種難以下咽並難以出恭的雜交高粱面。大米是盤錦發現油田以後，才有的東北大米。其他的地方，粗糧和細糧都是按糧食定量的比例配給的，最低的比例也是25%的細糧，幹部的定量一般是30斤，所以細糧最少的是7.5斤，工人的定量是36~48斤，所以細糧最多的應該是12斤。而遼寧的規定是不論定量多少，每個人每月只有6斤細糧，怪不得他們到了北京就搶購掛麵呢。”

三兩油時代我們被稱為”糖水中泡大的一代“

”今天，“三兩油”已經成了匱乏年的代名詞。但哪個年代，人們自覺活得也挺自在。因為， “中國老百姓生活在蜜罐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過着饑寒交迫的日子。”深刻地印在絕大多數中國人腦海中。八十年代國門一打開，才覺得這些竟是荒誕不經的彌天謊言！”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當時的遼寧民不聊生，當時的媒體卻天天在唱讚歌，天天歌頌“大好形勢”，天天深情地告誡老百姓們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記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指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這些在憑票買糖的時代長大的青少年居然被稱為是“糖水中泡大”的一代。這就是當時的媒體。

民族主義是當今很流行的時尚。有些人講不出道理就喜歡用不愛國的大帽子來壓制別人。其實在我看來，愛國最基本的是要愛這個國家的人民。那些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置人民於水火之中而不顧，甚至造成大批人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是有罪的。不判他的罪，自己也應該閉門思過，夾着尾巴做人才是。然而時至今日，並沒有聽說毛遠新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過任何的懺悔，也從未有公開向人民謝罪，卻跑出來參加公眾活動，而媒體也積極炒作，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現在網上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引用文革時期的統計數字作為辯論的依據，在我看來這簡直是太天真了。當時遼寧的生活這麼苦，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去查當時官方的統計數字一定是說糧食增產多少多少，豬肉增產多少多少。最近看到一些人僅僅根據一兩本史書的記載，在沒有任何實物證明的情況下就大膽推斷鄭和當時的大船為長達130多米的萬噸巨輪。（唯一有關的實物是一個農民家裡收藏的大錨，據專家說“有可能”是鄭和的船用過的。）由此想到一百年後，當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不在了的時候，會不會也有某個博士生作論文的時候從故紙堆里找出些文革時的統計數字，並根據這些數字得出遼寧人民“文化大革命”期間生活如何如何幸福的結論？以我個人的親身經歷來看，文革時期的官方數字根本沒有資格作為研究資料，更不能用來作為辯論的依據。建議中國史學界和其他學術領域都將這一條作為共識傳”

也有人歌頌那個時代

“三兩油怎麼了？三兩肉怎麼了？三兩蔬菜又怎麼了？

那三兩油是純無轉基因的大豆肉，不是地溝肉，是絕對的無污染的優質油，現在這樣的油，你普通的百姓，政府會每月供應你三兩嗎？

那三兩肉，是絕對的糧食豬的豬肉，沒有瘦肉精，是絕對的生態豬肉，現在政府會每月供應你三兩這樣的豬肉嗎？

那每日的三來年感蔬菜，是絕對的沒有任何污染的綠色蔬菜，這樣的三兩蔬菜，現在政府會每月供應你三兩嗎？

那三兩豆油 那三兩肉 那三兩蔬菜，是現在的不是一般的有錢的人有地位的人，可以能夠吃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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