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邓小平执政之后，在“社会主义” 前面加上了“中国特色”，后来又在后面加上了“初级阶段”。在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里面，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主义”，有“斯大林主义”，有把马和列拼在一起的“马列主义”，还有土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现在又加上“中国梦”。

在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有说是“计划经济”，有说是“公有制”，也有“社会主义是什么，谁说不清楚的”的观点，等等。

在中国国内生活，听惯了这些似是而非的东东也就算了。可是我发现在海外，那些从中国出来的那些人，也喜欢谈这些主义。这不，前段时间有一位“俞先生”的，大谈社会主义。现在又有一位叫史语的，大谈“所有制”，“公有制”，等等。

我看了，老实说，真不知道在说什么，没有人真能把问题说清楚。在我看来，到底有谁能说清楚社会主义？有谁能说清楚所有制？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又市场经济，所以他说是否是计划经济不是衡量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其实，资本主义社会就没有公有（国有）财产吗？社会主义就没有私有财产吗？所有制真是衡量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吗？呵呵，恐怕没有人真敢这么说。

股份制到底算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恐怕也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其实所谓公有制私有制这样的分法也许本身就大有问题。即使是所谓的公有制，公有财产，国有财产，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控制。所谓国有财产，作为财产所有人的公民，到底是真能行使所有权呢，还是象习近平最近说的，看起来有权，实际上没权。

中国的所谓公有制，所谓的国有制，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作为所有者的公民，都是被代表，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支配权，对代表他们控制和管理国有财产的政府及其代理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政府不是他们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对政府也没有任何监督权，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股票的股东，是一群屁民。所以，这样的公有制，实际上是最大最恶劣的私有制。有人把中国这种公有制国有制称为党有制，是有一定道理的，实质上就是专制集权者们的个人所有制，是最大最恶劣的私有制。

那些坚持这样的所谓公有制国有制，坚持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当权者们，隐藏背后的是极度的贪婪和无耻。而那些跟着鼓吹这样的制度人屁民们，则是极度的无知和愚昧。

所以，我奉劝这些人，少空谈这些主义，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不要被当权者们卖了，还在帮他们数钱。

下面把胡适的文章转载在这里：

作为借鉴，与诸君共勉
胡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 ”，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人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