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鄧小平執政之後，在“社會主義” 前面加上了“中國特色”，後來又在後面加上了“初級階段”。在共產黨執政的指導思想裡面，有“馬克思主義”，有“列寧主義”，有“斯大林主義”，有把馬和列拼在一起的“馬列主義”，還有土產“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現在又加上“中國夢”。

在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有說是“計劃經濟”，有說是“公有制”，也有“社會主義是什麼，誰說不清楚的”的觀點，等等。

在中國國內生活，聽慣了這些似是而非的東東也就算了。可是我發現在海外，那些從中國出來的那些人，也喜歡談這些主義。這不，前段時間有一位“俞先生”的，大談社會主義。現在又有一位叫史語的，大談“所有制”，“公有制”，等等。

我看了，老實說，真不知道在說什麼，沒有人真能把問題說清楚。在我看來，到底有誰能說清楚社會主義？有誰能說清楚所有制？鄧小平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經濟，社會主義也又市場經濟，所以他說是否是計劃經濟不是衡量是否是社會主義的特徵。

其實，資本主義社會就沒有公有（國有）財產嗎？社會主義就沒有私有財產嗎？所有制真是衡量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特徵嗎？呵呵，恐怕沒有人真敢這麼說。

股份制到底算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恐怕也沒有人能真正說清楚。其實所謂公有制私有制這樣的分法也許本身就大有問題。即使是所謂的公有制，公有財產，國有財產，關鍵的問題是由誰控制。所謂國有財產，作為財產所有人的公民，到底是真能行使所有權呢，還是象習近平最近說的，看起來有權，實際上沒權。

中國的所謂公有制，所謂的國有制，所謂的社會主義，實際上作為所有者的公民，都是被代表，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支配權，對代表他們控制和管理國有財產的政府及其代理人是完全沒有任何影響力。政府不是他們投票選出來的，他們對政府也沒有任何監督權，他們實際上是沒有股票的股東，是一群屁民。所以，這樣的公有制，實際上是最大最惡劣的私有制。有人把中國這種公有制國有制稱為黨有制，是有一定道理的，實質上就是專制集權者們的個人所有制，是最大最惡劣的私有制。

那些堅持這樣的所謂公有制國有制，堅持這樣的所謂社會主義的當權者們，隱藏背後的是極度的貪婪和無恥。而那些跟着鼓吹這樣的制度人屁民們，則是極度的無知和愚昧。

所以，我奉勸這些人，少空談這些主義，多研究一些實際問題，不要被當權者們賣了，還在幫他們數錢。

下面把胡適的文章轉載在這裡：

作為借鑑，與諸君共勉
胡適

本報（《每周評論》）第二十八號里，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您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着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 ”，曹輯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人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