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些年來中共歷史研究的動態。列了二十個問題，實際上，這些也只是一鱗半爪，遠不能反映研究動態的所有方面。還要說明，我的介紹憑自己的印象，沒有稿子，所以一定會有不準確的地方。如果想進一步了解，還需要核對著述文本和原始文獻。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問題的研究比過去要深入得多。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就是中共歷史研究的民間化，從主流意識形
態剝離出一個民間研究的學派，它的話語、結論和判斷與主流不一樣，更為史學界注意，國外反響大的也是這一塊。主流這一塊基本上沒有太多的進展。
一、陳獨秀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後，官方對陳獨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給他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以外，對他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都
從來不提，從來不講他一九一五年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從來不反映。只講李大釗、毛澤東，李大釗的作用當然重
要。最早提出陳獨秀問題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發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
陳獨秀一共有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漢奸”的帽子。“漢奸”的帽子最早見於一九三
六年二月份的《救國時報》，有人說“中國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貼的漢奸”（但是沒點陳獨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說“陳獨秀就是
拿着日本津貼的漢奸”（伍平是誰？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最厲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
周刊發表的文章《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這篇文章有兩萬多字，是針對陳獨秀寫的。該文實際上是根據蘇聯的肅托精神來的，因為當時蘇聯正在
公審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講蘇聯的托洛斯基分子，後一部分講中國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據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開始陳獨秀沒說
話，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八人聯名質問《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說你們有什麼根據說“陳獨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貼的漢奸”？這個事鬧得中共很被動。《新華
日報》還不認錯，發了一篇短評，毫不講道理地說陳獨秀就是漢奸。後來陳獨秀自己要訴諸法律了，周恩來委託徐特立去做陳獨秀的工作，才平息了這件事情。研究
者根據文獻材料，把陳獨秀“漢奸”的帽子給摘掉了。事實上，不僅說陳“漢奸”毫無根據、子虛烏有，而且相反的，陳獨秀發表了許多關於抗日的言論和主張。
《毛選》原來的版本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一個注釋，原來的注釋說托陳取消派是說托洛斯基分子、漢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
那個注釋改了，就是原來托陳取消派是日本漢奸，是根據蘇聯審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錯誤結論得出來的，等於就給翻過來了，這頂帽子就給摘掉了。
緊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虛烏有。所謂“叛徒”，一個是抽象地說他在大革命時期，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國民黨新右派，出賣了革命；還有就是說他
一九三二年被捕，被關到國民政府監獄，做了叛徒。他一共被關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來的，期間沒有發生任何因為陳獨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腦機關或其他機關遭破
壞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獄以後，蔣介石一度邀請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他拒絕。所以，這頂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這頂帽子沒法摘，因為他確實當過一年多中國托派的領袖。關於“托派”的帽子，從蘇聯解密的文件來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帶價值判斷的話，陳獨秀肯定是托派領袖，他確實當過幾年托派領導人，後來因為托派內部矛盾，也被開除了。
最後剩下的兩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摘得非常艱難，從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現在，筆墨官司打得非常多，為此成立了
陳獨秀研究會。陳獨秀研究會影響很大，自動參會的人每年都在增加，這個研究會包括相當一批研究黨史的人，大家紛紛為摘掉陳獨秀最後兩頂帽子打筆墨官司。陳
獨秀研究會還辦了一個內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締了。
最近幾年，學術界關於陳獨秀的研究突破更多，這是由於蘇聯的檔案大量被解密，國際共運的檔案大量被披露。過去給陳獨秀扣帽子的時候，說陳實行“右傾投
降主義”，向國民黨新右派讓步，比方說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這叫三大讓步。其實這些事件的經過非常複雜，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
顧問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有研究者統計，從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裡，僅聯共中央發布
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這還不包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文件和會議。這
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而不是陳獨秀自己的主張，相反，
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認為給陳獨秀扣上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給陳
獨秀摘掉了一頂帽子——右傾投降主義，保留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但仍有研究者強烈批評這部《簡史》：為什麼還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二〇
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修訂本，還是保留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經把它摘掉了，在他們編寫
的中共歷史著作中，已經不再說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連“右傾機會主義”都不提了。這個筆墨官司沒完，現在還在打。
陳獨秀研究步履艱難，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有關。八十年代出了《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下兩卷），一九八三年
《中共黨史資料》第一期發表了陳獨秀《金粉淚》五十六首（在南京監獄寫的詩）。有關領導人就警告說“對陳獨秀的宣傳不要過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時，黨
史界的精神污染列為第一號的就是這兩件事，說為陳獨秀評功、擺好、翻案。
陳獨秀研究會除了研究陳獨秀問題外，對當代中國歷史包括現實政治和社會有很多尖銳的議論。它有個內部刊物，很多人在公開的媒體發表不了的，都在那裡發，針砭時弊的言論很多，後來還上了網。這就觸怒了某些人，這恐怕是這個研究會被撤消的關鍵原因。
陳獨秀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陳獨秀晚年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陳獨秀到現在為止不能平反，有人說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陳鐵鍵先生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說北京東黃城根的五四紀念
浮雕，是貽害子孫、誤人子弟的一個東西，在那裡面居然沒有五四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兩個最大的頭像是李大釗和毛澤東，連陸宗輿、章宗祥都有一個小頭，居然沒
有陳獨秀！這是反歷史的。但實際上學者的研究已經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現在為止這是一個難點，也是一個熱點，還在不斷的有文章，主要就是爭取最後摘
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徹底平反。
二、富田事變和蘇區肅反問題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紅一方面軍打吉安，破獲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團檔案，牽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當時在蘇區
已經有一些反特、肅托的呼聲，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派政治保衛處的處長李韶九帶了一個連的人，到當時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讓他們交待誰
是AB團，手段非常殘酷。嚴刑之下，交待出來一二百人。接着繼續抓人，事態越來越擴大，導致紅二十軍譁變，喊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
懷）、黃（公略）。”他們認為主要就是毛澤東干的，毛是許克祥第二。宣布脫離一方面軍。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事變領導人認為他們的這些做法有些過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臨時中央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匯報，一方面檢討自己，一方面說明紅一
方面軍總前委在事情的處理上有問題。因為他們已經不相信紅一方面軍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他們是反革命暴動。蘇區中央局的看法和紅一方面軍不一樣，
項英認為這件事情兩方面都有錯，主張按照黨內矛盾處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後發現有問題，從此消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一個中央代表團去處理這個事
情，他們撤消了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直接處理富田事變。首先把事變的領導人都逮捕，第一個槍斃的就是劉敵，緊接着就把其餘二十多個人都槍斃了。然
後把紅二十軍從前方調到後方，包圍了全部排以上的幹部七八百人，包括軍長全部殺害（只有兩個人逃脫。一個是172團副官叫謝象晃，後來當了江西省民政廳廳
長，八十年代當過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還有一個是排長叫劉守英，後來當過八路軍團長，在百團大戰中犧牲了）。紅二十軍番號從此取消。此後就開始在各根
據地大規模肅反，結果殺了“AB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
最早關注這個歷史問題的是江西省委黨校教員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贛南老區搞調查，發現老區人沒有不知道AB團的。從一九七九年底開始，他和同事
一起到贛南收集材料，走訪調查，發現這是一個冤案、錯案，並且發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響。此後，關於富田事變的爭論得非常激烈，一種觀點是維持原案，認定
事變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完全是個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選為全國黨史研究會理事，有機會接近研究會顧問蕭克，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蕭克指正。蕭克贊同戴向青的看法，他當年就在中央蘇區，親
身經歷過歷史，非常清楚這個事情。他認為江西富田事件和蘇區肅反的問題必須要澄清。事情終於引起中央最高層的注意，胡耀邦明確說，這個問題該解決了。一九
八六年六月，中央責成當時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和副主任馬石江，到湖南、江西調查，專門調查“富田事件”問題。這個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幾個月，
整理出AB團和富田事變兩個材料，上報中央領導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開中央組織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相關
部門負責人座談會，同意上報材料的觀點，認為這樁延誤多年的大案應該澄清，並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起草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富田事變覆核小組，以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苹為首，又查閱大量材料，把當年段良弼給臨時中央的報告都找出來了。這個報告
非常關鍵，敘述了整個“富田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證明段良弼和劉敵等根本不是“AB團”。一九八九年春夏，覆核小組將平反文件上報中央。但是，到現在為
止，一直沒有結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有一個新說法：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
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這算是某種程度的平反。但是學術界對此
並不滿足，因為任何一個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都應該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這樣的文件因為某些人的干預迄今沒有。
三、長征中“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
一九三五年，紅一、四方面軍長征在懋功會師以後，對兩軍戰略方向出現分歧。張國燾主張向西退卻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來、毛澤東主張北上。隨後
召開的兩河口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向北進攻，張國燾勉強同意。八月，紅軍總部決定將一、四方面軍進行混合編隊，分成左右兩路軍。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左
路軍行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實際是十日凌晨兩點），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軍中一方面
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突然轉移，先行北上，脫開了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右路軍的四方面軍領導人是陳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軍還差點交火，
後來徐向前說了一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才沒有打起來。
原因是什麼？長期以來的說法是：這天晚上，右路軍的作戰科長吳黎平，接到了來自張國燾的一封密電，密電勸右路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南
下，“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吳黎平拿到這個電報以後，就給了葉劍英。葉劍英把它抄在了一個煙盒上，然後向毛報告。毛澤東等決定晚上迅
速開拔。幾十年來都是這個說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吳黎平發表的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
國防大學教員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紅四方面軍戰史的過程中，查閱了大量的檔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發表了一篇文章，對這個長
期流行的說法第一次提出質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沒有找到“武力解決”的密電原文。第二，中央批評張國燾的一系列相關文獻中，均無此記載。第三，如果
有這樣的電文，了解情況的人當會述及，但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劉伯承的《回顧長征》這類著述都沒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發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來當事人批評。吳黎平發表文章，仍舊堅持原來的說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黨史研究資料》再次發表文
章，重申自己的質疑。除了原來的理由外，文章還增加了幾點理由：一是原紅軍總部三局局長兼左路軍電台台長宋侃夫、原右路軍電台台長王子綱均回憶，凡是張國
燾發出的電報或收到的電報，無論指定人譯成或親譯的，都要經過他們，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所謂“武力解決”的電報。二是毛澤東稱讚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
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時講的。毛澤東原話是這樣說的：葉劍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
接着毛對葉劍英說，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裡毛講的是葉劍英寫了一部著作，與密電問題無關。什麼著作呢？後來，國防大學教
員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發表文章說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軍委擴大會批判彭德懷，這部著作其實是根據會議精神寫的一篇文章，發給高級幹部閱讀。但是，長期
以來以訛傳訛。
這個筆墨官司從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紀念紅軍長征五十周年，范碩（軍科院研究員）發表了文章又談密電問題。文章發表後，引起一些四方面軍老人
不滿。李先念去見鄧小平，談及此事。鄧聽說後很不高興，囑咐秘書查這是誰寫的文章。並說，幾十年前的事，公開爭論幹什麼？當時，這個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
情並沒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華兒女》，連載范碩的長篇文章《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密》，論證有“武力解決”的電報，引用了大量的回憶錄。而且指責說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為張國燾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今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學學報》髮長篇文章《也談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反駁范碩。朱玉、王年一認為指責別人想“翻案”，總得有
“案”；如果確有其“案”，肯定會記載在有關的決議或歷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覆查閱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的有關歷史檔案，始終找不到載有“武力解
決”中央字樣的電文。第二，從一系列文獻中，同樣可以斷定沒有這樣的電文。認為有“武力解決”密電的研究者，主要依據是個人回憶，朱、王的文章對這些回
憶，特別是對同這個電報直接接觸的六人（張國燾、陳昌浩、朱德、徐向前、葉劍英、毛澤東）的回憶，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澤東的回憶有兩處，一處是一九三七
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清算“國燾路線”時毛澤東的發言，毛說葉劍英將密電偷來給他們看，電文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還有一處是一
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沙同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等人的談話，說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前一個發言說張國燾電文
“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意思是張叫部隊南下，南下後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而不是就地“武力解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與“反右”、“反傾
向”、“開展路線鬥爭”一類的話。都是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的布爾什維克語言，與“肅反”、“武力解決”不是一碼事。後一個談話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
決”，性質就變了，變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陳和四方面軍就要當地“解決”中央，“俘虜”中央，即是要動武。事實上並非如此，徐、陳既沒有動武的任何軍
事部署，且在中央率軍北上出走後，又嚴令禁止部隊追擊。可見，後面的談話，與前者的發言出入甚大，與事實也相去甚遠。
所謂“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迄今仍爭論不休，成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歷史和軍史研究的一個難點。
四、西路軍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以後，中央軍委有一個《十月份作戰綱領》，提出了寧夏戰役計劃。這裡面有一個背景，三個方面軍會師以
後，有一個總的行動方向，就是按照聯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國際路線，讓紅軍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據地，毗鄰蘇聯，在西北造成一個抗日局面。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
洲，無暇東顧。斯大林的意願是，蘇聯遠東地區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脅，希望中國的紅軍牽制日本從東方進攻蘇聯，而中國紅軍也可以通過這條途徑，從蘇聯取得物資
援助。為什麼要北上？就是這個意圖。要打通國際路線，當時的說法就是要“打通遠方”。寧夏戰役計劃實際上就是要實現這個意圖，所以，當時的方向是寧夏不是
陝北，準備到寧夏去，就是準備過河。但是，這個時候蔣介石也在調動軍隊，想在黃河以東把紅軍全部解決了。
十月份，紅四方面軍的紅九軍、紅三十軍再加上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連同四方面軍軍部，先過了黃河。國民黨調集兵力趕往堵截，原準備渡河的紅三十一軍南
下阻擊，終因敵眾我寡，被敵軍切斷黃河，未能渡過黃河。過了黃河的三個軍一共二萬一千八百人，成了孤軍。開始還讓他們繼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西北是馬家軍
的天下，馬家軍有正規軍三萬，民團八萬，一共是十一萬，敵我力量懸殊，根本沒法完成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份，中央軍委就提出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組成西路
軍，讓他們西征，以一年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這才是西征的開始。最後整個西路軍全部失敗。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陳雲和滕代遠到星
星峽去接西路軍的時候，二萬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事情的經過大致就是這樣，但是西路軍浴血征戰、兵敗河西，長期以來卻被作為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破
產的一個標誌。《毛澤東選集》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及其注釋就是這麼說的，各種中共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是這樣說的。
八十年代，研究者對這一歷史結論提出疑問，國防大學教員朱玉教授、叢進教授最早寫了文章。長期以來，把“打通國際路線”作為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產
物，認為這個口號
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戰略背道而馳，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大量文獻檔案表明，“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共中央整個戰略部署的主要環節之一，而不能與張國燾
“逃跑主義”路線劃等號。因此，河西部隊從北進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到改為西進執行打通新疆的任務，完全是執行中共中央戰略計劃的結果，是執行中共中央、中
央軍委的方針、部署、指示，而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西進計劃”。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這時西路軍還沒有失敗，中共中央也
沒有清算張國燾路線，怎麼會有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內容呢？顯然，這是後來對稿子整理補充時所加。
至於西路軍的失敗，也談不上是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的結果，原因非常複雜。徐向前在回憶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
端，大大超出應有限度，這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敵強我弱，西路軍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迴旋不好回
旋，企圖援應沒有援應，喪失了作戰主動權；三是戰場指揮缺乏機斷專行，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沒有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
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中央軍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據地缺乏起碼的客觀條件，河西走廊這個地方一無好的地形，二
無群眾基礎，更談不上武器彈藥的接濟，一個狹長的地帶，四周是荒漠，根本無法建立根據地；西路軍最高領導人陳昌浩不能靈活執行軍委指示，從長征中違背中央
決定、極力主張南下的一個極端，跳到機械執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個極端。舉一個倪家營子戰鬥的例子，是一個最慘的例子：西路軍在倪家營子同馬
家軍血戰二十多天，終於突圍出來了，但是陳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因為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陳昌浩激烈爭論，最後不得不服從陳的
命令。結果部隊又回到了倪家營子，再度被馬家軍包圍，待第二次突圍出來時，西路軍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將文章《“西路軍”疑》報送鄧小平，鄧小平批轉李先念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寫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的報告，
給了陳雲。陳雲同意李先念的說明，讓他把這個說明送中央黨史研究室，並送中央檔案館存檔，請鄧小平批轉中央常委，鄧小平批了兩句話：“贊同這個說明，同意
全件存檔”。
關於西路軍的問題，黨史界爭論很大。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發表了朱玉、叢進的一組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文章，引起高層指責，
有關部門下令收回這一期刊物。有一種觀點仍然認為，西路軍和西征就是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產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
卷出版，有人寫西路軍是“奉命過河”。李先念看到後給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寫信，質問“奉命，奉命，奉誰的命？”幾萬冊全部印好的書將那一頁全部撕去，改成
“根據中革軍委命令”， 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電視台播映電視文獻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連》，把西路軍的來龍去脈介紹得非常清楚，對西路軍的歷史作了全面和客觀的反映。不久，香港鳳凰電視台也連續五次訪談西路軍的問題。
當然，到現在為止，學術界實際上還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認為西路軍的失敗，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軍本身也有問題，在處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據地的問題上也有失誤。
五、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說九十年代以來突破比較大。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高華教授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
的來龍去脈》，這本書可以說是關於延安整風最翔實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來源於公開的文獻、回憶、著述，沒有內部檔案。它的核心觀點，就是延安整風是毛澤東
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他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
最高權威的上層結構，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跟這個問題有聯繫的是“搶救運動”，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幾乎都把帳記在了康生的頭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對“搶救
運動”負有不可推脫的重要責任，但毛澤東是中共中央領導人，而且是整風運動的領導人，難道對此沒有責任嗎？有研究者指出，在這一點上，主流意識形態是不能
突破的，極力把康和毛摘開，相反去強調“搶救運動”後期毛“發現了問題”，使得運動及時剎車。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黨校教育史研究組”著、
中央黨校王仲清教授執筆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一書，說的是黨校，實際上也部分反映了當時整個延安的情況，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澤東、任弼
時、彭真的講話。這本書只印了三千冊，還是內部發行。
六、朝鮮戰爭問題
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是當代歷史、中共歷史研究進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個領域。原因在於檔案的解密。從七十年代開始，相關國家陸續解密檔案，首先是美
國、英國。九十年代初俄羅斯檔案也大量解密，這使得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也開始陸續公布了一些檔案，比如《建國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軍事文選》、《毛澤東外交文選》、《周恩來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彭德懷軍事文選》收入了
部分相關文獻，軍科院編寫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了《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來傳》，披露了一些材
料。
還有一個原因，隨着蘇聯的解體，冷戰宣告結束。冷戰成為歷史，冷戰史便越來越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國際學術界一個比較共識的看法認為，冷戰開始的標誌就是朝鮮戰爭，研究冷戰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鮮戰爭。因此，朝鮮戰爭的研究最近這些年進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這裡主要介紹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朝鮮戰爭緣起的研究。以前大陸傳統的說法是，“美帝國主義指使南朝鮮李承晚匪幫首先發動全面內戰”。其實在國外，這
種觀點一開始就被否定，現在中方的學者也都非常清楚這一點了。中國專家已經對這個問題作了系統研究。這個問題要從雅爾塔體系講起。雅爾塔體系的實質，是東
西方戰勝國對法西斯國家失敗所造成的空間進行填補，重新劃分勢力範圍。有專家認為，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使蘇聯在戰後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證，至
少在斯大林看來，蘇聯在戰後世界的勢力範圍是通過西方盟國的國際協議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出於維護雅爾塔體系的考慮，蘇聯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合作
的基礎上。根據《雅爾塔協定》，戰後朝鮮並不是由美國和蘇聯分別占領，而是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共同託管。然而，金日成不滿意這樣一種格局，他要完成朝
鮮半島的民族民主革命，當時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沒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鮮勞動黨醞釀了一個解放整個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毫無疑問，這個計劃沒有斯
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實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斷跟斯大林提出這個計劃，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戰後蘇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面臨十
分艱巨的任務，需要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願意跟美國人直接交手，因為他知道朝鮮戰爭一打起來的話，就不是南、北朝鮮的問
題，而是蘇、美之間的問題了。朝鮮方面曾經試圖取得中國方面的贊同和支持，但是，毛澤東同樣也不贊成朝鮮對南朝鮮實施軍事行動。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澤東在
同朝鮮代表會談時表示，這種軍事行動尚無有利的形勢，同時中國軍隊也在忙於國內戰爭，難以他顧。的確，1949年秋天，中國國內的戰事還沒結束，十月份以
前，西南、西北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更不要說台灣問題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變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實施解放朝鮮半島的計劃。斯大林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什麼，迄今為止還缺乏權威的文獻檔案揭示。一些
研究者作了觀點並不一樣的分析，其中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作為重要背景的見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訪問蘇聯的毛澤東經過同斯大林的
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蘇聯歸還中國的旅大海軍基地和中長鐵路。旅大是蘇聯海軍在遠東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凍港，
按照條約歸還中國後，蘇聯海軍遠東艦隊顯然需要尋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
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即
使戰爭失利，由於東北亞局勢的緊張，會使得中國要求蘇軍留駐旅順、大連。作為利益置換，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這個分析和推
論，我以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還提出，這個問題應當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不過，在金日成看來，斯大林同意了，毛澤東還能有二話嗎？後來的事實果真
如此，儘管毛澤東一開始還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證實後，毛澤東當然只能贊成而不便反對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開始了朝鮮戰爭。事情的真相在國際上早已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其
中有關朝鮮戰爭的注釋，說法不同於過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沒有涉及戰爭爆發的原由。《毛澤東著作選讀》當然是官方出版物，編輯者
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注釋的說法也就有了鮮明的官方色彩。不過，官方儘管向事實靠攏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於外交考慮，卻無論如何不再捅破這層窗戶
紙。倒是中國的研究者個人，把這個國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訴給了國人。
一九九七年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創刊號，發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灣計劃擱淺的幕後》。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承擔出兵
援助任務，從而停止了原定這年解放台灣的計劃。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據史料，對朝鮮戰爭的真正來由作了詳細交待。結果，引起了一場風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
傳的高層人物分別批示，有關部門約見雜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負責人，《百年潮》雜誌更是挨批、作檢查，差點沒受處分。其實，關於朝鮮戰爭的由來，在國內史
學界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國內最有水準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志華教授的《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這本書本來想在內地出版，但未獲批准。令
人費解的是，這本書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還被新聞出版署列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點圖書，書名稍有改動，叫《毛澤東、斯大林
與朝鮮戰爭》。另外一本書，其中內容也涉及朝鮮戰爭，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楊奎松教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就是前面介紹的
《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一個評估，這也是學術界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第二個問題比前邊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來，除了人們熟知的“愛
國主義的勝利”、“國際主義的凱歌”的結論外，學術界對於抗美援朝戰爭得失的評估，看法很不一樣。一種觀點認為得失相當，整個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後既沒有失
去什麼，也沒有獲得什麼，其理由是交戰雙方最終都回到了三八線。另一種觀點認為失大於得，主要對中國來講，付出遠遠超出了獲得。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好做簡
單的比例估計，最好做一些比較具體的分析，看“得”得在什麼地方，“失”失在什麼地方。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在三個方面即軍事、經濟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價。軍事方面：整個抗美援朝爭，中國志願軍兵員損失共計四十二萬六千二百人，包括陣
亡、負傷、失蹤、因傷病致死四種情況。志願軍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是二點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個人比一個美軍，損失的代價遠遠超過了美軍。經濟方面：中國消
耗的作戰物資五百七十餘萬噸，支出軍費六十二億人民幣；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設想，一九五一年中國的軍費開支要從一九五〇年占預算總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六降
到百分之三十，結果不僅沒有降，反而漲到了百分之四十五點六四，影響和擠壓了國內經濟的恢復，同時使得中國更多地在經濟上依賴於蘇聯和東歐。政治方面：最
大的代價就是解放台灣的計劃擱淺了，因為不可能實施原來的作戰計劃。朝鮮戰爭之前，杜魯門已經準備放棄台灣了，對蔣政權表示失望。當時第七艦隊已經開回夏
威夷了，朝鮮戰爭一開打，美國第一個行動不是出兵朝鮮而是派第七艦隊重新進入台灣海峽。最關鍵的是聯合國通過決議制裁中國。
七、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這個問題的爭論就比較久了，從八十年代一直爭論到現在。官方有一個結論，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
歸納起來，可以概括成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完全按照當年那個調子，全盤肯定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沒有
錯，失誤在於過急，開始過渡的時間提前了，過渡時期的時間縮短了；第三種觀點則認為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從學術界看，相當多的研究者都不同
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這裡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毛澤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關於未來中國社會曾經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國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
國，政治上組成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經濟上實行五種經濟成分並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毛自己反覆強調過，這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既不
同於歐美的資產階級專政，又不同於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還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將要實行一個很長的時期。但是，執政以後不到四年，毛就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
過渡的問題，從而放棄了原來的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想，結束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
毛為什麼放棄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設想？關於這個問題，學術界有很多看法。
一種看法說，毛新民主主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構想完全是一個策略，他從來就不準備真正實施。理由很簡單，因為處於在野黨的地位，要成為執政黨，需要有一
個贏得社會各階層廣泛贊同和擁護的綱領，新民主主義就是為了這個實現目標提出的一個策略甚或只是口號。一旦目標實現了，策略就可以放棄。
第二種看法，歸結為外部因素影響，即來自蘇聯和斯大林的意識形態壓力。斯大林、聯共中央本來就不承認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在斯大林看來，毛這些人根本不
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用斯大林的話說是“半個鐵托”。這給中共很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執政之後不久就要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
路。
第三種看法，認為中共執政後所採取的工業化戰略和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放棄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關鍵原因。中共的工業化戰略，效仿了蘇聯斯
大林模式，採取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擠壓農業、輕工業的方針，這種模式實際上是政府主導型的工業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種資源。而這一切的前提，
是將各種所有制經濟統統納入計劃的軌道，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改造。
第四種看法，是認為毛自己的思路發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設想原來的確是一個戰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後毛開始變了。導致毛思想變化的因
素有三點：（一）國民經濟在三年時間裡迅速恢復，比原先估計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實現了經濟恢復的目標，這使毛覺得既然經濟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復，經濟的改造也
可以更快地實施；（二）中國公、私營經濟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個倒置性的變化，一九四九年私營經濟的比重占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營經濟
則占到了三分之二還多；（三）一九五一年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的興起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毛認為農民中“蘊藏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走集體化道路的
要求和願望。
第五種看法，認為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沒有明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從而忽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長期性；還比如，對新民主
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判斷，是一種“二元論”，一方面說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說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兩者在邏輯上發生牴牾；
再比如，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條件，強調政治力量對比發生改變，而忽略物質基礎這個最根本的條件。這些局限導致了實踐上的失誤。
毛什麼時候開始考慮放棄新民主主義制度設計的？許多研究者都認為是一九五二年，根據就是這年九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這樣說當然是有根據的，
毛的講話也已經公布。但是，放棄原來的設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有一個從模糊到愈來愈清晰的漸變過程。從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就初露端倪。現在能夠看到最早的材料，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毛原來認為中國應該搞“新資本主義”，到1948年這次政治局會議前一直是這
麼說的。到這次會議，他不再提“新資本主義”了，反而批評“新資本主義”的說法。而且，他肯定中國革命勝利後，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
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意味着他根本不會搞“新資本主義”。毛的思想發生這個改變，原因恐怕在於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時，中共武裝力量
準備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能夠進行決戰，當然是雙方力量對比有了重大變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毛對未來形勢的估計是困難重重，認為中國很可
能要走一段聯合政府的道路，跟國民黨共同組建一個聯合政府，而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比重會非常小。到這時，共產黨跟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決定性的變
化，中共可以完全獨立執掌政權，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義了。
這樣才能解釋他為什麼在五十年代初對劉少奇不滿。一九五〇年，劉少奇對東北局有個批評。東北局要把老區的互動組提高一步，要削弱、動搖農村的私有制基
礎。劉少奇認為高崗他們違反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說現在不是搞社會主義、走集體化道路的時候。毛當時沒有表態，據簿一波的回憶，高崗說劉少奇把這個報告
給了毛，毛就批給了陳伯達，當時毛的表情是面露慍色，但是沒有說話。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個關於長治地委報告的批語。長治地委的報告和山西省委的批語
跟東北局的政策主張是一樣的。華北局和劉少奇都認為山西省委的這個批語是不對的，劉少奇還是說現在我們不能動搖農村的私有基礎，搞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很遠的
事情，說它違背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這回，毛沒有沉默，批評了劉少奇。他找了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劉瀾濤，說馬克思也說過，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早期也
有工場手工業階段，工場手工業階段通過簡單的協作分工，也可以產生新的生產力。劉、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評和意見。
關於新民主主義問題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最近這幾年最大的爭論發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繩在湖南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發言，題目
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再評價》，認為毛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存在和發展，並且最早批評了中共黨內的民粹主義思想。但是，五十年代
初，毛自己沒有堅持新民主主義理論，反而染上了某種民粹主義的色彩。在他看來，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物質基礎極大豐富後，才能搞社會主義。中國五十年代搞生
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後來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窮過渡”，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否定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實際上就是超越生產
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這個階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國的民粹主義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繩的發言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共黨史研究》雜誌，引起廣
泛反響。
第一個出來批判胡繩的是沙健孫。沙健孫說胡繩的意見，不僅是針對毛澤東的，而且是針對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針對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的。沙認為，胡繩提出
的與歷史決議、鄧小平論述相左的觀點，不僅事實上站不住腳，而且還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亂。沙說：“事實告訴人們，不是領導中國人民搞社會主義改造的
毛澤東等在搞民粹主義，而是指責毛澤東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產力論的泥潭了。這種庸俗生產力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不過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歪
曲。”
從此，贊同和反對的意見打了好一陣筆墨官司，聲勢不凡，以至驚動高層，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了結。
八、反右派運動問題
官方只承認反右派運動“嚴重擴大化”，而發動運動本身是“必要的”。這是鄧小平的基本估計。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爭議。
一個最大的爭論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實際上民間的研究早已經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萬人。據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錯劃的“右派”改正，全國
沒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嚴）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統戰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二十七人，改正了二十二人，只摘帽不改
正的五個人：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有人調侃說：“為了五個人，搞了一場反右派運動。”
還有一個爭論的問題是整風運動一開始是不是就要“釣魚”（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的看法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整風運動就是要“釣魚”，他引用一九
五六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作為證據。朱正先生則認為，毛一開始是要整風，要鳴放，到後來
他覺得形勢不對，才改變了，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個人傾向於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態是比較高昂的。為什麼呢？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長期不相信中共會搞社會主義，現在中
國搞了，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過他比四九年解放還要高興。另外一個，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事務。本來一九四九年
斯大林和劉少奇會談的時候有明確的分工，斯大林明確表示，社會主義陣營的亞洲事務由中共負責，歐洲事務由聯共負責。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不僅介入了歐洲
事務，而且在東歐一些國家如波蘭贏得好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態非常好。他說過，像波蘭和匈牙利那樣的事件，在中國不會發
生，不是沒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來波、匈那樣的七級颱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過一句
話，叫“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後來整理發表時刪掉了。可見，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澤東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來，異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風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漸感覺事情起了變化。一是所有的輿論全都是批評，這其實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評
意見。一時間，報刊、電台和各種非中共人士的座談會都是批評，你想那是一種什麼氣氛，就像是“一邊倒”。二是民主黨派主要不是提什麼主觀主義、官僚主義，
而是提制度問題，認為主要是制度、體制有弊端。這就跟鐵托的觀點一樣，鐵托在南斯拉夫普拉發表演說，指出斯大林問題的發生的主要不在於斯大林個人品質，而
是制度出了問題。民主黨派也認為這個制度是一個過分集權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後，民主黨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論中還涉及到中共執
政以後歷次政治運動，比如鎮反、肅反、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私營工商業改造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遠不是毛認為的僅僅是作風問題，他沒有想到。
特別是五月中旬以後，言論愈來愈激烈尖銳。高校學生也動員起來了。比如北京大學“五一九”大字報，非常厲害。當時有一個謠言，說毛已經坐不穩了，快要被趕
下台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章。文章才明確表達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兩個星期的整風、鳴放，然後就
開始收網，反擊“右派”。
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
這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成果也很多。因為時間關係，這裡不做更多介紹。主要介紹兩個問題。
一個是“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比較值得注意的有六個數字。
第一個是《中國統計年鑑》的數字，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數字。但是只統計了一九六〇年減少人口一千萬。
第二個是中科院的報告的數字（這個報告我沒看到，是別人引用的）。大概是一個關於國情問題的報告，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涉及人口，講到“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減少人口一千五百萬。統計口徑大於《中國統計年鑑》。
第三個數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他統計的口徑更大了，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時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萬。
第四個數字來自國防大學教員叢進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三年，減少人口四千萬左右。這個統計口徑與中科院的報告一致。
第五個數字是來自金輝的文章。他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萬。
第六個數字是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統計的。科爾是美國著名的人口學家，他提供的數字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減少人口兩千六百八十萬。
我個人對二千萬以下的數字都持懷疑態度。有一個材料是半公開的，就是信陽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這個報告收入了國家農業委員會編
輯出版的《農業集體化文件選編》一書中，報告列舉了兩個縣的材料，一個是正陽縣，最初報告的死亡人數是一萬八千人。信陽事件出來以後，揭發的是八萬人，同
原來報的數字相差三倍多；另一個是新蔡縣，最初報告的死亡人數是三萬人，以後複查，揭發出來的數字是接近十萬，相差兩倍多。報告還列舉了嵖岈山人民公社
（這是聞名全國的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數字，嵖岈山公社最初報告死亡六百人，複查的結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國統計年鑑》公布的數字，取一個相
差四倍的平均值來推斷的話，也不止兩千萬。當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艱苦的考證和調查，從多方面去統計，如公安部門的戶籍統計，衛生部門的疾
病死亡統計，民政部的救濟統計等等，更不用說政府統計部門。幾個方面的數字互相作參照。再說，當年統計的數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這個也很難說，所以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點。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三年自然災害”是一個沿襲了很長時間的說法，當年說嚴重的經濟困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叫做蘇聯撕毀合同，增加了中國經濟困難；一個叫做“三年自然災害”。
國內有研究者根據全國一百二十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
害。這個統計是怎麼做的呢？就是全國氣象狀況一共可以劃為五個等級，叫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
旱、旱。就是說，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布的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
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因此，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站不住腳。這個統計是非常紮實
的，是根據水文總站歷年的歷史資料來說的。
十、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問題
這個問題現在研究得比較清楚了。
李銳先生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大躍進”親歷記》，一本是《廬山會議實錄》。《“大躍進”親歷記》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上海
遠東出版社的，只出了一個上卷；一個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兩卷，但是這個書排版、校對一蹋糊塗，質量很差，幾乎每一頁都有錯誤。《廬山會議實錄》有
三個版本，一個是一九八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內部發行；一個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還有一個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這兩部書絕不是簡單只是他憑記憶寫出來的，裡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獻材料。《“大躍進”親歷記》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歷次中央會議
和某些小範圍內的講話、談話、插話都披露出來了，相當完整。《廬山會議實錄》就更不用說了，用了大量的個人筆記和文獻。所以，廬山會議其實是比較清楚了。
廬山會議的歷史有一個爭論的問題，就是毛為什麼突然要批彭？有人說是因為彭德懷沒有保護好毛岸英，毛遷怒於彭。這個說法恐怕站不住腳，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證明。
有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當時糾“左”有一個根本的底線，就是“三面紅旗”絕不動搖。從一九五八年秋天開始，他雖然糾“左”，但是始終肯定和
維護“三面紅旗”，多次說過對於那些“動搖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會
議，一直在講。所以，毛的糾“左”絕對是有限度的。其實，毛上廬山開會之前，會議期間，已經看到很多材料批評和指責“大躍進”，比如江西中級黨校的材料、
廣州軍區四十二軍的材料、中央國家機關討論人民公社決議的材料，那裡面有章伯均、羅隆基、龍雲的言論摘錄，龍雲說得很厲害，說“天安門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長
城”。毛對這些材料實際上早已不滿。
還有研究者認為，蘇聯和赫魯曉夫的態度，對毛有很大負面影響。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蘭波拉采夫農業合作社發表演說，他說：把個體經濟改造成為集
體經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後，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
太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指農民覺悟）。結果是大家生活都想過得好，而在公
共事業上又想少花勞動，正所謂“儘可能幹，按需要拿”。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赫魯曉夫的演說，講的是蘇聯的歷史，實際上批評的是中國的人民公
社。敏感的美國《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馬上報道了，這個記者好象就叫索爾茲伯里。毛對蘇聯的看法是特別關注，從斯大林去世以後，毛要創造一個國際共產主義
的典範，就是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國走出一條跟蘇聯完全不一樣的路，樹立社會主義的正統旗幟。有研究者注意到，蘇聯官方報紙一九五
八年一年沒有一篇關於“大躍進”的文章，只有《共青團真理報》有一個報道，對於人民公社則一篇報道都沒有。這個時候出來彭德懷的意見書，毛當然很惱火。他
認為國內有一批人跟蘇聯人呼應，跟美國人呼應，跟黨外的這些人呼應，一齊向他示威。這是毛要批彭的一個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線”，攻擊我的“大躍
進”，攻擊我的“三面紅旗”了，我當然要反擊。
十一、七千人大會問題
這個事現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會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歷史事件。可以認為，這是毛髮動“文革”意圖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原因講，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直接原因，即毛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是深層原因，即毛何以能夠發動起“文
化大革命”。關於“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種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種說法。但是，這些分析和觀察大都把兩個層次的原因混為一談了。我以為，就直接原因而
言，恐怕還是“大躍進”失敗以後中共中央高層的分歧，而這個分歧隱伏的起點就是七千人大會。有人認為，七千人大會毛同劉沒有什麼分歧。這恐怕不符合歷史事
實，實際上不僅有分歧，而且毛對這個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會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一個大會講話。書面報告在談到工農業生產減產、下降和目前的許多困難時，說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
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作上和作風上的錯誤引起的。大會講話說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缺點和錯誤與成績，全國總起來講，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
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講話特別舉了他到湖南農村調查聽到
的農民的說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提到了“三面紅旗”，他說，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又說，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
不那麼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再來總結經驗，那時侯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的話說的比較委婉含蓄，但聽話聽音，實際上可以聽出某種程度上批評
的意味，
劉的書面報告，按程序是應該經過政治局討論以後再下發的，可這次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報到毛那以後，毛決定直接印發發會議討論。據參加報告起草的《人
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張沛回憶，當時他就覺得這件事非常蹊蹺：為什麼政治局不討論就發下去了？發下去以後就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報告對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
講得過分了，而關於後面十年的國民經濟發展指標提得太低了。華東的柯慶施對報告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務表示不滿，說“越看越沒勁”。報告起草委員會討
論中，彭真發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
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第二天，陳伯達發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
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辯解。後來，這就成了彭真的一個罪狀。林彪的大會講話，更是袒護毛的錯誤，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
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對於林彪的講話相當欣賞。林一講完話，毛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會後不久，毛審閱林
的講話整理稿後批示說，林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還有一段看起來挺蹊蹺的批語：“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
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黨內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話裡有話，“那
些人”是些什麼人？什麼人認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據說，毛問羅瑞卿：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
出來。
對比劉少奇和林彪的講話，兩人的基調大不一樣。而毛顯然是相當欣賞林的講話的。這不能不說是毛對劉不滿的開始。
七千人大會後，毛去外地，劉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層的分歧凸顯出來的半年。在對經濟形勢的分析上、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措施
上，毛澤東不滿中央一線。聯繫到當時的國際共運大論戰，毛對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統戰部也不滿。當時，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在對外關係上有一個長篇的
意見書，主張在對外關係、對外鬥爭方面要講究策略，後被批判為“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開了兩次會議，調整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
系，調整知識分子政策，被指責為“三降一滅”。這樣，在毛看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滅”，整個黨完了，大勢已去。不僅僅是劉的問題，而
是整個黨的問題。他當時跟外國黨代表團多次談話，都講到了這個意思，說“三和一少”是修正主義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修正主義國內綱領，這些人有中央委
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也就是他後來說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混進了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會見阿爾巴尼亞卡
博、巴盧庫時說得更清楚：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
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
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裡面也許有些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說的“公開
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顯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十二、“高饒事件”問題
“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以後黨內高層第一次政治鬥爭，在當時和後來都發生過很大影響。中共中央對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饒反黨聯盟”，“文革”中毛將這
次事件作為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一。八十年代作的《歷史問題決議》，“聯盟”和“路線鬥爭”的定性都改了。鄧小平也明確說過，高崗沒有拿出一條什麼路
線，確實沒有什麼路線。但是，反高饒鬥爭仍然是被肯定的。《歷史問題決議》對高饒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實際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結論。
迄今為止，相關文獻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來，有關機構編寫出版的毛傳、劉傳、周傳以及薄一波寫的《若乾重
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對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高饒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過去人們不大了解甚至未曾
聽說的情況，如張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張明遠的《我的回憶》，趙家梁的《高崗第一次自殺經過》、《高崗之死》。“二張”當年被
列為高的“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馬洪、趙德尊、郭峰）成員，趙是高崗當年的秘書。另外，前幾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也披露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細節，
史料價值較高。
學術界對“高饒事件”一直很關注，不時有著述發表或出版，坊間也有出版物流傳，其中，前國防大學教授林蘊暉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來一個較大的
突破，就是不單把“高饒事件”視作一場政治權力鬥爭，而把它置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觀察，即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前面說過，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是否繼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否開始搞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發生了分歧，毛對劉、周不滿。對劉的
不滿，主要是山西省委報告批語的事情，對周不滿主要是新稅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務院提出了一個新稅制方案，
是中財委的薄一波主持的。當時在稅制上出現一些問題，一個是加工定貨和經銷、代銷使得買賣關係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不上來，還有就是私營企業的納稅稅率過
重，私營企業主有意見。中財委提出的方案把原來流通領域的稅加到了工廠，還提出“公私納稅一律平等”。這個稅制方案沒有經過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
民日報》公布了。新稅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見，在具體的稅制環節上也有些混亂。毛對此很惱火，認為這件事沒經過他，說他知道這件事還是通過報紙。毛一
方面嚴厲批評薄一波，一方面對中央政府機構的領導體製作了重大更動。原來中央人民政府設立黨組幹事會，周是黨組幹事會書記，政務院各部、委、署設立分黨組
幹事會，中共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通過黨組幹事會、黨組幹事會再通過分黨組幹事會實施。“新稅制”事件，是在政務院也就是周恩來分管的工作範圍里發生
的，因此，事情牽連到周。毛決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要求政務院各部、委、署的黨組分別直接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工作。並且重新分工，計劃工作
和八個工業部由高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分管，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分管，農林、水利由鄧子恢分管，文
教工作由習仲勛分管，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貿）。這次體制變更和重新分工，其實是上收權力。恰好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主持起草政協一屆四
次會議的政治報告，稿子在敘述建國以來的成就之後，寫道：“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
位已經加強”。毛刪去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的說法，幾個月後又明確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劉、周，另一方面對緊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崗大加讚賞、重用。據張明遠回憶，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崗寫了東北農業互助合作的報告，毛“非常贊
賞”，以後又不止一次批轉東北局和高崗的報告，對東北的經驗加以宣傳。一九五二年年中調高到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
說，指五個大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調北京工作，高的任職最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計劃工作，在政務院二十個經濟部門中管了八個部（重工業
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一批一褒，一輕一重，研究者認為，反映出來的是
毛不再打算實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而要否定劉、周等人繼續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主張，將國家發展的軌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來。高崗不過是明顯
看出了毛的意圖才向劉、周發難的，他只是整個“棋局”上的一顆“棋子”。
除了對事件背景的重新審視外，史實方面最令人關注的，就是一些當事人或知情者的回憶使一些事實真相浮出水面。一個是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後召開的東北高
干會的情況，那次會議使得批判高崗的政治鬥爭在東北局無限上綱，抓“高崗親信”和“以高崗為首的東北小集團”，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關係的東北局一些幹部無
端受到批判和處分；一個是張秀山在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的發言的情況，張本來是不參加這個會議的，也沒有準備發言，只是寫了書面意見。是毛澤東聽說後，支持
張去組工會議上發言，劉少奇事先也建議張發言，此事與高崗無關。至於發言本身，既符合組織程序，也沒有攻擊劉少奇的意思；還有一個是高崗自殺前後的情況。
關於高崗之死，過去多有不實傳言。高的秘書趙家梁對事情經過作了詳盡回憶，文章刊發於《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饒事件”仍有許多史實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澤東既然支持、欣賞高崗，為何後來又要反高？有人說，主要是高同蘇聯的非正常關係引起毛的警覺。這種說法一來尚無文獻檔案證實；二來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
訪蘇時，就告知了毛有關高向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層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覺，毛為什麼還在此後重用高？
高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打算讓劉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言論，是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因為毛讓高搞政治局雖無從查考，然而劉少奇和周恩來後來的任職，卻印證了高的說法）？
財經會議上高發難，毛澤東既未作制止，更無任何譴責。財經會議後，劉少奇約陳雲一起到高崗處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見。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沒必要登門檢討；高崗若不摸底數，又豈敢對劉如此無理。這些與毛當時的政治態度是不是毫無關係？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毛為什麼不出席？有研究者認為，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並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後來毛建議開一次中央全會，又
明確交待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這說明，毛對高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同時，毛又要劉也在全會上作檢討，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劉、周，在政治
上與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則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楊尚昆的日記透露，
毛在與楊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幹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某同志若幹個別
錯誤”，能使高崗“發生錯覺”，因而引發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
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兩天，後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44
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翻了個兒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
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
少奇和周恩來是絕然不會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麼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 這些（其實還不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十三、“四清”運動問題
關於“四清”運動，學術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國防大學叢進教授的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蕭冬連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國》，都有相當篇幅敘述“四
清”運動的歷史。今年，中共中央黨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還寫了一部專著《四清運動實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毛傳、劉傳、周傳也有一些文獻
披露和史實敘述。
“四清”運動的過程，相關著述的描述還是大體清楚的。一個比較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是，在“四清”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到底有什麼樣的分歧？
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毛與劉之間有兩條路線。從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講話開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劉少奇一直有一個跟毛不同的路線，就是沿着原來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延續下來，跟毛是對立的。到“四清”運動時，這種對立終以正面衝突形式表露。
這種解釋並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認為，劉沒有一條自己的路線。如果說五十年代初期，劉還是延續新民主主義那一套思路的話，一九五三年以後，劉也改變
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上，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認識都是一致的。後來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廬山會議、“反右傾”運動，劉同
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沒有什麼分歧。
那麼，劉是不是在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線呢？六十年代，劉對經濟形勢的估計、對經濟調整所應採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會關係方面調整的政策，毛的確
不滿意。但是在“四清”的問題上，在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上，在“四清”運動鬥爭的手段、政策上，劉並不比毛溫和。史料顯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劉的
態度也是非常積極的，後來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劉還受命掛帥。劉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比毛還嚴重，毛判斷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
掌握在敵人手裡，劉認為還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劉還採取了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撇開基層黨政幹部，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等類似對敵鬥爭的做法。
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劉少奇的主張明顯彼此牴牾，相互錯位，這怎麼形成一條價值取向相同的路線呢？在大的戰略上，當時的中央並沒有一個什麼劉少奇的戰略、
路線，中共領導人從根本上說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來搞社會主義的。針對“文革”中批判“劉少奇路線”的說法，胡績偉先生八十年代感嘆“可惜沒有一條劉
少奇路線”。
然而，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毛與劉的分歧越來越發展，以致在中央高層顯露出來。有研究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四清”運動的指向，劉與毛不同。
在劉看來，國內問題主要出在地方特別是基層幹部，劉說過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級。那些鬥爭手段，也是對着地方和基層幹部來的。毛則認為，問題出
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義”。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同外賓談話，多次說中國黨內有修正主義，還說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另外，關
於矛盾的性質，劉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叉；毛則認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毛、劉的矛盾在一九六四年底一
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名稱很特別，在中共歷史上獨此一次）上終於引發了正面衝突。毛捅開了和劉分歧的“窗戶紙”，說出了自己
的打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次會議，毛下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五年後，斯諾問毛什麼時候開始感覺到必須把劉“從政
治上搞掉”，毛說：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
十四、“文革”發生的原因問題
“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是“文革”歷史研究中最為複雜的問題之一。一九八一年通過的《歷史問題決議》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文革”發生的原因作了解釋：毛做為執政黨領袖，極為關注黨和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但是他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形成了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構想。毛將中共黨內的不同意見視為修正主義或走資本主義道路，認為在追
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的努力中受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嚴重阻礙，黨內形成了獨立王國或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海內外研究者的分析則各不相同。有專家概括了十餘種觀點，包括“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
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中西文化衝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等。此外，還有人從
中國政治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國際共運的視角分析“文革”發生的背景。不同的詮釋，既有官方公布文獻檔案十分有限而難以還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於相
異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學術背景、知識結構乃至生活閱歷而各自解讀的原因。
國內著名“文革”史專家、《大動亂的年代》作者、國防大學教授王年一認為，毛髮動“文革”，是要驚天動地、改天換地。因為中共八大以後，特別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對中央一線的工作越來越不滿意。他認為中央一線搞了“修正主義”，他要通
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異常激烈的手段、途徑來實現自己的主張。
《“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和金春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認為，“文革”是在“三個交互作用”下發生的，即“左”傾
理論和“左”傾實踐的交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交互作用。這三個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實生活中緊密結合，互
為條件，互相促進，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這個潮流的帶動者，又受着這股潮流的推動，不斷走向極端。
從已經發表的著述看，國內多數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觀點大同小異。而這些看法，差不多是《歷史問題決議》結論的延伸和擴展。
國內也有另外的觀點。已故王若 水先生就不贊同《歷史問題決議》的解釋，他以為那種解釋只是批評毛在認識上陷入了一系列“誤區”，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錯誤，它錯得那樣荒唐，那樣離譜，使人難以理解。絕不能說這樣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
水先生說這不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開始，毛想當世界共運的領袖。斯大林逝世後，活着的共產黨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與毛
比。毛具備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條件，只有一點不夠：蘇聯是超級大國，而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與蘇聯相比。因此下了決心，向蘇聯挑戰。但是，“大
躍進”失敗了，從此毛有塊心病——“赫魯曉夫的陰影”。闖了這樣一場大禍，將來會不會有人要來算這一筆賬？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斯大林從神壇跌落下來，
同樣的命運會不會輪到自己頭上呢？中國黨內會不會有人學着赫魯曉夫的榜樣？這樣的人可能是誰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劉少奇對“三面紅旗”是有不同意見的，從
這時起，毛開始想到用林彪換掉劉。所以，支配毛髮動“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魯曉夫情結”。
許多人覺得，毛澤東那樣好鬥，表現了他非常自信，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王認為不完全這樣。毛是看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結果是很糟的，正因為這
樣，他才那樣害怕批評，那樣害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的固執並不是沒有看到自己的錯誤，而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
錯誤，為了證明這些沒有錯，他發動了“反右傾”；為了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都是正確的，他發動了“文革”；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
案，他又發動了“批林批孔”、批《水滸》以及批鄧小平。這就是說，為了證明第一個錯誤不是錯誤，就去犯第二個錯誤，又為了證明第二個錯誤不是錯誤，而去犯
第三個錯誤。這樣，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
現居美國的高文謙先生的看法與王若
水先生不謀而合。高認為，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觸發了他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欲望，與蘇聯一爭高低。毛這種急於事功的烏托邦
狂想和闖下大禍後，擔心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災難之路。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動因歸於權力之爭，是圍繞毛澤東處理繼承人（即接班人）問題而發生和展開的。有的研究者還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
東權威的變化，認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權威得到完全鞏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為在中共高層引起保留意見，但是沒有遇到嚴重挑戰，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級幹部中引起重大懷疑，毛的權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戰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來，海外出現了另外的解說，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兩個“文革”的說法。所謂兩個“文革”，一個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是底層民眾的鬥爭。
前一個“文革”起源於中共高層的權力角逐，主要是毛澤東要利用人民奪回最高權力；後一個“文革”起源於民眾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眾利用前一個“文革”來
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羅德里克？麥克法考爾教授的觀點。麥氏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目標是要解決毛之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有
一個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規劃中國未來的一種嘗試”。毛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雖然貧窮但卻保持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權、更加集
體主義、更少官僚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主要的是因為內在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指引着他們奔向真正共產主義的遠大目
標，所有人像一個人那樣工作着。如何實現這個規劃呢？麥氏認為，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毛首先要解決誰來接班的問題。在毛看來，假如那些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
路的人（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接了班，那麼中國就會“改變顏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領導層，安排一個他能夠絕對信任、會堅持他的路線並繼承下去的
新的接班人，這個過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為，“文革”發生原因的問題，應該從兩個層面來梳理。“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因此，直接動因要從毛本身尋找，毛的思想、心態、部署、動作，是
打開這把“鎖”的鑰匙，這是一個層面，它回答的是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問題；至於社會的、制度的、歷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識形態的那些因素，都是
透過毛這個因素發生作用的，這是另一個層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夠發動起來“文革”，這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這個
“怪胎”的問題。
十五、中共九大報告起草之爭問題
近些年來，關於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爭論，逐漸為研究者注意，因為這牽涉到林彪同毛澤東的關係。有人甚至認為，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開始。
事情大致經過是：毛最初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起草九大報告，林彪掛帥。陳伯達甩開了張、姚，單槍匹馬自己干。後來，陳沒有按照毛要求的時間交稿，
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另外起草，但是也沒有叫陳停下來。用毛的話說，“兩家各搞各”。結果，張、姚同陳發生衝突，張、姚指責陳稿是鼓吹“唯
生產力論”，陳則認為張、姚稿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毛肯定了張、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陳稿。而林則從一開
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報告，看都未看一遍張、姚稿。
有研究者指出，兩個九大報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態度，反映出毛、林對於“文革”運動的不同想法。在林看來，“文革”運動過去之後，還是要講國
家的經濟建設，要搞國富民強，主張九大報告可以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陳伯達是根據林的這個想法去寫報告的，所以擬定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
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據陳當時的兩位秘書回憶，陳曾經對他們談過起草報告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陳還囑咐秘書幫助
他搜集這方面的資料，要各方面有關經濟建設、生產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資料。毛對陳交出的稿子很不滿意，認為沒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來，對經濟方面講得
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夠。這種判斷，從中共十大報告對林彪、陳伯達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種反證。中共十大報告說，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
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林、陳的報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對毛主持起草的報告，林暗地支持陳公
開反對，被挫敗後才勉強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十大報告透露出三個信息：首先，九大有兩個報告稿子，一個是林、陳稿，一個是毛稿（實際上是張、姚稿）；其
次，林、陳稿主張九大以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第三，林支持陳反對毛稿，結果林、陳稿最終被否定。
對於上述事實以及判斷，當事人或知情者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
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麼，尚無公開的文獻能夠證明。最具體的口述材料，是林當時的秘書張雲生的回憶。張回憶，林接受毛要他掛帥搞九大報告的任務
後，一方面要陳、張、姚起草準備正式發表的稿子，另一方面找秘書們準備一個口頭講話（林的說法叫“拉條子”）。林說他這次口頭講話，還是用八屆十二中全會
講的六個題目（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麼做）。據張
回憶，後來林在全會上的講話，把秘書們按照他的想法準備的“條子”上的大部分內容都用上了。從這個情況，人們還很難看出林關於九大的講話一定是講發展生
產。
其次，陳伯達起草報告是否與林交換過意見，有兩種說法。吳法憲說，陳伯達寫報告時天天跑到林彪家，商量怎麼寫，林講了個大概。毛否定陳的稿子後，林很
不高興，因為陳稿是林、陳商量的。林的秘書回憶，林在最初曾經將陳、張、姚找到家裡，談話不到一小時，他們三人出來後，張、姚對陳說由他動手，需要他們可
隨時找。後來陳找沒找過林，張雲生沒有提及。陳的兩位秘書也談到林約陳、張、姚商談一事，而且透露林這次還表示委託他們三人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他自
己就不多過問了。此後，陳還帶着提綱找林商量過一次。至於陳花近一個月時間起草的稿子，則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陳的兒子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
憶》，依據陳的兩位秘書回憶，並援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的材料（毛在中央會議上質問陳伯達：“你究竟什麼人在搞（指寫九大報告——筆者
注）？”陳答：“我自己一個人在搞。”），斷然否定了吳法憲的說法。因此，陳是否根據林的意圖起草報告，也還存疑。
第三，周恩來是否支持陳起草的稿子。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提供了一個過去不為人知的情況：林認為，“文革”運動過去之後，今後還是要講國家
的經濟建設，要搞國富民強，主張九大報告可以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陳伯達為此曾經私下徵求周恩來的意見，周表示支持。這樣一來，林更加受到鼓舞，因為
他知道抓經濟工作還要靠周。但是，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同樣依據陳的兩位秘書的說法（即陳稿在交毛之前“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認為高
的說法沒有根據。
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共九大報告起草的爭論，儘管史實還有待進一步澄清，但是多少已經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吳法憲回憶，九大報告由張春橋等人“另起爐
灶”後，林說過：寫什麼就是什麼，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報告，是林在會上照着稿子念的。張雲生回憶，張、姚的三次稿子送給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
頂多隻讓秘書講講毛對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認為，林的不滿顯然不只是對張、姚，還包括對毛。這是後來毛林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徵兆。
十六、“第一號號令”問題
關於“第一號號令”，“九一三事件”後，在中共中央下發的有關《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上是這樣說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
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布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
演。”
事情的經過是，一九六九年，中蘇軍隊在黑龍江珍寶島地區接連發生武裝衝突，此後中蘇邊界局勢日趨緊張。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打仗”。九月，中蘇兩國政府
首腦商定於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舉行邊界問題談判。中共中央根據當時蘇聯方面的動向和一些情報，懷疑蘇方將以談判為煙幕，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因此決定在此前
將在京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疏散到外地。周恩來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黃永勝指示負責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組織一個前方指揮班子，進入指定位置。
黃則帶領軍委辦事組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劉賢權、溫玉成等隨同進駐。十月十五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十七日，林彪去蘇州。十八日，林彪做出
幾條指示，大意是：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十月二十日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為了防止蘇聯利用談判作煙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要立即疏散，各種重
要裝備、設備及目標要進行偽裝和隱蔽，通訊聯絡要保持暢通，國防工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二炮部隊也要做好發射準備等等。接着，由林彪秘書向在北京的
總參謀長黃永勝作了傳達。黃永勝向閻仲川傳達林的指示。當天晚上，將“第一號號令”依次下達各大軍區和海軍、空軍、北京衛戍區。
近些年，有關“第一號號令”，當事人和研究者都還有不同說法和看法，爭論最大的仍在事實方面。爭論的焦點在於，“第一號號令”事先是否報告了毛澤東。
當時隨同毛澤東在武漢的汪東興回憶，林採用電話記錄的方式，於十月十九日用急件傳閱給毛澤東，先交周恩來，由周轉毛閱。汪將傳閱件送毛，毛一臉不高興
的樣子，說“燒掉”，自己拿起火柴點着了傳閱件。當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給汪，問毛看過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汪告毛已經燒掉，周驚詫未語。
林的秘書張雲生則另有說法。張回憶，到蘇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張口述了六條指示（即上述介紹的內容）。張做了記錄。當時，林讓張趕快用電話傳達給黃永
勝。張問林是不是壓一下再發出，林同意並讓張給葉群（“林辦”主任）看看。據張說，他向葉群提了兩條建議，第一，像這樣的重大問題，最好請示一下毛主席；
第二，第六條講二炮要做好準備，二炮是管按電鈕的，一旦不慎，一次發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戰，因此對這一條應該加上一些限制詞。兩條建議葉都同意，而且向林彪
作了報告。林同意，並說照葉說的辦。葉向張雲生布置，向毛報告由她負責，傳給黃永勝由張負責。晚上七點鐘，張將林口述的六點指示電話傳給了黃。按張的說
法，林是同意報告毛的，而且由葉報告。
據一個材料介紹，在北京的閻仲川是當晚八點鐘左右接到黃的秘書電話，趕到黃處，聽了黃的傳達的。黃傳達時講得不夠連貫、缺乏條理，有些地方黃還作些解
釋和補充。傳達之後，閻仲川問黃如何向下傳達，黃說用電話跟他們說說就行了。閻仲川考慮到必須確保首長指示傳達準確無誤，就要參謀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
份電話傳達稿，又加了個編號，吩咐下面把它作為“前指”開設以後的第一份首長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閻仲川要參謀將稿子送呈黃，但黃的秘書
說黃已經服用安眠藥睡下。閻仲川考慮距蘇聯代表團入境只剩十幾個小時，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誤，便決定傳給有關單位。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時半。
閻同時指示值班人員上報“林辦”，時間是二十一時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說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對汪東興的說法提出疑問：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稱林彪是以電話直接向毛報告的，汪的回憶卻成了經周轉報；毛、林、周
各在武漢、蘇州、北京，如果林先打電話給周，周再形成“傳閱件”，很難當天送到遠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況且，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說過林給周打電話的事
情。若毛真的“燒掉”林的電話記錄稿，他並沒有說明燒掉的原因，為什麼就認定是毛對林的“一號號令”不滿？即使真如汪所說，當時在場的只有汪，那麼將此事
告訴林（還有黃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對此事並無指示。葉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賓館已經講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麼，汪為什麼如此急切地將這個引
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對誰講的？怎麼講的？汪回憶稱，林、黃等人知道毛的態度後，趕緊下令撤消了“一號號令”。此事純屬子虛烏有。“一號號
令”發出以後，全軍各部隊一直在認真執行，各大軍區、各軍兵種不斷有報告給中央軍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部隊疏散的指
示》，這一行動才告結束。既然毛反感此事，為什麼這麼長時間聽之任之，始終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當年參與審理“林彪集團案件”的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圖們與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級審判》一書，談到一個情況：“兩案”的決策者原曾想
把“一號號令”問題作為林彪罪狀寫進起訴書，但感到證據不足。於是，調集十四名軍隊幹部查閱檔案，尋找證據。查尋結果，該書未做交代，但是卻說到，決策者
們一致認為包括“一號號令”在內的幾個問題“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決定“不列入起訴書內容”。後來，參與查閱檔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閻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
向毛報告的記載。
關於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增訂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修改。這本書一九八一年版本的敘述是：“同日（即一九
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被毛澤東發現後制止。”修訂
後的敘述是：“同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做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抓緊武器的生產，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十八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個‘緊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極大震動。”修訂後
的敘述同原來版本有明顯區別，首先交代了這個號令的由來，同時交代了號令的基本內容和下達的程序，特別是刪去了原來“藉口”、“擅自”等帶有價值判斷色彩
的說法，而做了一種中性的事實陳述。
二〇〇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個號令”是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針對
蘇軍有可能入侵的估計做出的。毛傳也沒有用“藉口”、“擅自”的說法，但是卻強調林彪此舉事先沒有得到毛的批准，“自行”做出指示。毛傳的根據，就是汪東
興的回憶。
順便介紹一下，“文革”結束後，“一號號令”還被作為“迫害老一輩革命家和高級領導幹部”的一個陰謀。許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當年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老
幹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這個號令聯繫起來。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據史料澄清了事實：疏散中央領導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周恩來主持安排並經中
央討論決定的。至於廣大知識分子、幹部和文教單位下放，是根據毛澤東關於“認真搞好鬥、批、改”的指示進行的，在“一號號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先
後發出過相關文件或指示；況且“一號號令”只限於軍隊，根本談不上是幹部下放的“最後通牒”。
十七、設國家主席和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問題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設國家主席被認定為林彪集團的“反黨政治綱領”。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文件的說法，林彪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急於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八十年代以來，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對這一問題存在很大爭議。這些爭議既牽涉價值判斷，更牽涉事實判斷。
有專家認為，設國家主席是中共執政以來的定製。一九五四年當代中國第一部憲法，即規定設置國家主席。毛澤東被選為第一屆國家主席，一九五九年開始劉少
奇連任兩屆國家主席。“文革”中劉被打倒後，某些需要國家主席的場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中共九大後，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提上日程。選舉新一屆國
家主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毛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則是不合情理的。
更大的爭議還在當年設國家主席一事的史實方面。九十年代以來，隨着一些文獻檔案的公布和著述的發表或出版，人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從提出到終止大約經過了半年時間，其間曲折反覆，直至九屆二中全會釀成風波。有關史實的爭議和疑問在於：
第一，設國家主席是不是林彪一個人的意見？
一九七○年三月初，在武漢的毛澤東收到周恩來的信和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周信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是不是還寫上。這個
情況，是汪東興在新版回憶錄（即《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提供的。不管作哪種理解，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一開始就是“中央政治
局常委”提出的。三月七日，毛提出不設國家主席，並要汪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第二天，汪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到會的中央政治局成員一
致擁護毛的意見。林在蘇州，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周委託參加會議的葉群轉告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三月九日，林彪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林副主席贊
成設國家主席。”三月十六日，政治局通過《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報告》等文件，報送毛澤東，毛在批示中再次表示不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
工作會議，大多數與會者同意毛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既然是“大多數”，說明還有少數人並不是這種意見。會議期間，林彪讓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林副
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讓秘書回話：“問候林彪同志好！”回話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林的建議。四月十一日，林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轉達三條意見：
一、林仍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二、關於副主席，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三、林認為自己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
會議，討論林的意見。會上，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由毛擔任國家主席。到這時，設國家主席一事經歷了第一次反覆。
有研究者認為，按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毛應該服從多數的意見。但是毛否定了集體意見。會後，周將這次會議情況報告毛，毛當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
事，此議不妥。”《周恩來傳》說這是“文革”以來毛與林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各執己見。其實，這不是毛與林一人各執己見，而是毛與政治局多數成員（既有周恩
來，也有江青集團的一些成員在內）意見相左。四月下旬，毛和林差不多同時回京。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並當着
林的面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七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修改憲法
起草委員會會議，會上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聽說後表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周提出：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這是此
事的第二次反覆：毛的意見占了上風。
當年八月下旬，在廬山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二十二日下午，毛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會期和日程。幾名常委表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該實
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毛聽了不滿意，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
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康生在這天全會開幕會上講話中說，在群眾討論中，在要毛當國家主席、林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
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康在這天還說過：“因為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起
草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的意見。所以，一直處在這樣一種矛盾當中。”這是此事的第三次反覆。
有研究者認為，從上述史實看，設國家主席和要毛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既不是林彪一個人提出來的，也不是林一個人始終堅持的，而是當時中共全黨的意願，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意見。
第二，林彪是不是想當國家主席？
這個說法出自毛澤東。一九七一年毛南巡講話說：“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西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有研究者認為，對這一說法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是林想當國家主席算不算個問題？二是說他想當國家主席有沒有根據？
林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毛親自挑選並親自“大樹特樹”起來的。這樣的“接班人”、副統帥，想當一個按毛的說法是個“形式”的國家主席，又有什麼了
不得？說是為了“篡黨奪權”、“搶班奪權”，既不合邏輯，又不合中國國情和歷史事實。毛早在十多年前已經讓出國家主席位置，自“文革”以後這個位置更無實
際權力。而且，“黨是領導一切的”，要篡權，應該是篡奪黨的領袖的位置才對。這是中國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識。
那麼，說林想當國家主席有根據嗎？有研究者認為，迄今為止，談及這個問題的文字只舉出了吳法憲在“九一三事件”後的一個交代。吳說，葉群對他說：“不
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這個材料只能算是孤證。其一，葉群的講話不一定能夠代表林彪的意見。其二，吳法憲“交代”的葉群這句話是否真實？至
少它不是葉群的原話。其三，如果林有此意，會跟幾員心腹大將都打招呼，絕不會只跟吳法憲一個人講。但是，其他人都沒有這個交代。其四，在“無法無天”的年
代按照最高領袖的意旨突擊審訊，這樣交代出來的結果是否可信？其五，即使這個交代是真實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後，而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前後
毛不可能知道，自然也就不可能據此判斷林想當國家主席。
第三，九屆二中全會是因為設國家主席一事而起風波的嗎？
已經公開的文獻和各種口述材料表明不是。八月二十二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晚上，陳伯達同吳法憲商量，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以及林彪論述
“天才”的語錄材料，第二天分送給了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二十四日，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分別在華北、西南、中南、西北組同時
發言，宣講“天才”語錄，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其中以華北組最為激烈。陳伯達在該組發言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二十五日，反
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第六號簡報發到各組，各組的發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對毛主席的壞人的問題上。從徐景賢的回憶錄看，連華東組的“火藥味”也
越來越濃，有人甚至領頭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張春橋儘管強裝鎮靜，臉色卻非常難看。會議氣氛緊張起來。
這件事情有前因。此前在陳伯達、吳法憲與張春橋之間發生過兩場“文字”之爭。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準備發表的紀念建軍節社論稿時，陳伯
達主張將“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句，刪去“毛主席和”幾個字。張春橋堅持不改。主持會議的周恩
來向毛請示，毛表示，這類應景文章，既然已經政治局討論，他就不看了；至於提法問題，這無關緊要。據汪東興回憶，毛當時還表示，兩種意見，他都不贊成。締
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後來，汪還是按毛的意見刪去了“毛主席和”幾個字。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開會，討論憲
法草案稿。吳法憲與張春橋就憲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發生爭論。張以毛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談到“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馬列主義是諷刺”為依據，提議刪去
稿子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吳法憲反駁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
想。”會後，吳法憲將情況告訴了陳伯達。九屆二中全會上，陳、吳等人舊事重提，向張春橋等發難。
有研究者認為，毛並不是因為設國家主席一事而發怒的，而是因為看到江青集團受到了攻擊。所以，毛說反張春橋就是實際上反對他。但是從汪東興的回憶看，毛在事情起來之後卻多次點到設國家主席問題。看來，關於此事仍存爭議。
十八、“九一三事件”問題
迄今為止，關於“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廣義上的研究，即把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作為問題的核心，由此來梳理線索和脈絡。這種研究大多
是從“文革”的源頭開始追溯，有的甚至追溯得更早。還有一種是狹義上的研究，即圍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發生的林彪座機出逃和墜毀的事件來考訂和分析。這
里介紹的是後一種研究的情況。
“文革”歷史的研究，最為複雜、最多爭議也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九一三事件”了。有關“九一三事件”的文獻檔案披露極少。儘管如此，研究者還是根據
有限的史料做了不少研究。除了國內公開出版的專業人員的著述外，海外相關著述也很多，去年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搜羅境內外研究者的
文章，是近年來關於“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最為集中的一部學術著作，引起研究者注意。
研究者所據的史料，除了有限公布的文獻外，大體還有三類非原始文獻的材料：一類是審理“林彪集團案件”時的供詞和證詞；二類是相關當事人的口述回憶，
這裡說的相關當事人身份各不相同，有前中共高層官員如汪東興、吳德、李德生，有毛、林、周身邊工作人員如李志綏、李文普、張雲生、官偉勛、高振普，有中央
警衛部隊和空軍的幹部如張耀祠、陳長江、康庭梓、時念堂，有林彪家人如林立衡、張寧，有中國外交官員符浩、許文益，還有“兩案”審理人員（算是間接當事
人）如圖們、高德明，作為當事人，他們的口述回憶有價值，但又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而且相互牴牾，使用時須格外慎重；三類是有關機構編寫的毛澤東、周恩來
等人的傳記、年譜，其中也有一些相關材料的片段。還有一類，是一些非歷史專業人員寫作的文章或圖書，有的稱紀實，有的乾脆叫文學，不能作為史料看待，但是
有的也夾雜一些對當事人的採訪，只是更需要進行仔細考辨。這裡僅舉幾例，簡單介紹當事人和研究者對史實爭議和疑問的部分觀點。
第一，林彪是不是自願出逃蘇聯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於“九一三事件”最具爆炸性的說法，就是當年林彪出逃並不是自願而是被林立果及葉群等人挾持的。這個說法最早出自林彪的女兒林
立衡，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在自述中也支持林立衡的說法。判定林彪要出逃蘇聯的重要證據，是林的衛士長李文普當年的交代，即李在汽車上聽到林彪問林立果“到
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張寧舉出一條相反的材料，說當天晚上一位內勤曾聽林彪說過“我至死是民族主義者”。張還暗示李文普有某種特殊背景，所以
在林立衡多次提醒李阻止林立果等人挾持林彪後，李沒有採取措施；並說李被槍擊中是自傷。有研究者贊同此說，至少對林彪自己要叛逃的說法表示質疑。林彪開始
是要飛往廣州，因燃油不夠才飛向蒙古，此事應由林立果負責。李文普則發表文章，反駁林立衡、張寧，堅持當年他在受審查期間交代的說法。也有“兩案”審理人
員發表文章，反駁林、張。
第二，林彪出逃前，毛澤東、周恩來是如何應對的？
這件事的當事人說法不一，研究者也有很大分歧。關於毛澤東，一種說法是毛通過各種線索（有人暗示包括特殊途徑）對林的活動不是不了解，但是除了密切注
視林的動向外，毛並不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讓林彪自己現出原形；一種說法對林的動向所知有限，並不十分清楚；還有的當事人說毛根本不清楚林的動
向，只是林的座機起飛後毛才知道。關於周恩來，最早得知北戴河情況的是周，一種說法周雖然多少知道一些北戴河的情況，但是一時難以作出判斷（因為周了解林
家內部的矛盾，他無法確認是林立衡同葉群又發生了衝突，還是真如林立衡所說林彪要被“挾持”），所以頗費躊躇；一種說法認為周並不是不想採取措施，但他很
快了解並且只能貫徹毛的意圖，因此周是根據毛的想法來處理事情的。比如周曾經打算直飛北戴河見林彪，同林面談。有人介紹，據汪東興說，事後周的確曾告訴
他，當時打算去北戴河，並且已經讓楊德中（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兼中央警衛團政委）準備飛機了。為什麼後來沒有去？有人說是毛沒有批准，但是此
說沒有有力證明。不過，有研究者推論，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行事謹慎的周事先一定會向毛報告的。
第三，林彪座機是怎麼墜毀的？
九十年代以來，在林彪座機墜毀問題的相關研究中，有三篇文章引起研究者普遍注意，一篇是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納姆寫的《揭開林彪死亡之迷》。一九九三
年，漢納姆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資助下，先後訪問蒙古、蘇聯、中國、美國和台灣、香港等六個國家和地區，採訪了眾多人士，寫出了這篇調查報告。一篇
是當年未登機的“256號”飛機機組成員康庭梓寫的《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後》（此前康在一九九九年發表了《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前》一文）。還有一篇也是康
庭梓寫的，《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三篇文章提供了三幅林彪座機航線圖，不同的是，前一篇是“256號”飛機航跡全程圖，後兩篇除了航跡全程圖外，還有起
飛後十四分鐘內的航跡圖。前一圖引人關注的是，飛機航線的最北端不是溫都爾汗，而是蘇蒙邊界的達達勒（距蘇聯僅五十公里），令人費解的是，飛機不再繼續往
北飛行，而是在達達勒轉了一個大彎，由北改為向南飛行，飛到溫都爾汗墜毀。後一圖引人關注的是，飛機起飛後，沒有轉彎向北飛行，而是沿着起飛航向向西南飛
行，十四分鐘後才轉向西北方向，並消失在雷達以外。三篇文章提供的信息，引起研究者頗多猜測和推斷，目前仍在爭論。
關於林彪座機如何墜毀的，說法五花八門。最離奇的說法是，林彪所乘汽車在北京玉泉山附近被早已埋伏好的部隊用火箭筒擊毀。有專家在官方結論之外，概括
了以下幾種說法：一是“256號”三叉戟飛機飛行員潘景寅等空勤人員，在飛機上反劫機，導致飛機迫降墜毀；二是飛機被駐蒙古的蘇軍導彈擊中，飛機受傷後，
進行帶火迫降時又發生事故，最後迫降失敗；三是飛機被中國導彈擊落；四是人為破壞。所謂“人為破壞”，有專家以蒙古國目擊者的口述（先看見空中火光，再看
見空中物體墜落）為依據，對照中國空軍當事人提供的有關“256號”飛機油料、航線圖等材料，結合有關當事人的回憶和飛行技術常識進行分析，否定了“油料
耗盡說”，認為“256號”飛機是先起火後迫降的。至於起火原因，有一種可能性是該機在起飛前安放了爆炸物，造成飛機在空中起火。
上面所說，只是有關“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幾個爭議的問題，而且也沒有展開介紹各自觀點的具體內容。實際上，討論和爭議的問題遠不止這些。
十九、粉碎“四人幫”問題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問題，《歷史問題決議》有一個結論：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關於事情的經過，直接當事人（主要是決策層當事人）的披露並不多，而公開文獻更是缺乏。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歷史專業人員寫了不少有關文章或
圖書，而其中的敘述出入很大。至於坊間流傳的一些出版物，要麼是虛構，要麼是誇張，很難令人相信。九十年代以來，有的當事人開始披露一些情況，有些研究者
經過查閱史料也發表了一些著述，澄清了一些不實的說法。其中，有三個材料最值得注意：一個是吳德的文章《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一個是張根生的文章
《我所了解的華國鋒》；一個是“《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就描述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來說，這三篇的研究價值比較
高。
第一，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
有一種說法，最早是葉劍英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述三篇文章表明，這個說法不確。張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親自詢問華國鋒當年粉碎“四人
幫”的過程。華詳細介紹了事情的經過。這是到目前為止，華國鋒作為當事人唯一的公開口述。張根生七十年代後期先後任廣東省委書記、國家計委副主任，吉林省
委書記、省長等職。由於工作關係，張同華有過較多的接觸，對華的評價比較公允客觀。華所談的情況，儘管是轉述，但是可信度很高。華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
即毛澤東逝世第二天提出這個問題的。那天，他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華特請李親自赴西山找葉劍英交
流看法，溝通思想。十三日，李去西山葉劍英住處，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正式轉達了華的意見，兩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態度。吳德的文章也說了華國鋒到李先
念家密談的事情，而且敘述比華自己所談更具體，只是時間有點出入。“《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同樣證實了華的敘述，同樣比華的敘述更加具體，也是
時間有點出入。這篇文章所依據的材料，是李先念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可以視作李本人的口述。華、吳、李三人的口述是一
致的，可見，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就是華國鋒。以華當時的政治地位，他首先提出這個問題比較合理，令人信服。
第二，華國鋒、葉劍英的作用如何？
有研究者寫文章，認為葉劍英是當時歷史舞台的中心人物，說葉站在了鬥爭的最前列，葉進行秘密串連，團結和爭取政治局成員的多數站到了自己一邊，並耐心地做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工作，是葉經過充分醞釀、反覆磋商，作出重大決策，選定時機，精心部署，坐鎮指揮。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認為是華親自出面尋找政治局層面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幫”的最後方案，並且主抓方案的落實和具體措施。沒有華國鋒的首倡，粉
碎“四人幫”的行動不會來得這麼快；沒有華的參與，既會增加解決的難度，還會使這個行動缺乏權力秩序的合法性。華的地位和身份，保證了採取這種特殊手段的
合法性，也方便了對後人、對歷史作出負責任的交代。葉也是關鍵人物之一，既是後盾，又是高參。葉在軍隊德高望重，為粉碎“四人幫”提供了良好的周邊環境，
又同黨內軍內一大批老幹部有廣泛深入的聯繫，對穩定整個大局起着關鍵作用。但是，葉不可能像華那樣與吳德、汪東興、李先念經常見面或幾乎天天碰頭，商議方
案細節。儘管如此，葉還是出過一些好主意。
張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這樣的評價：粉碎“四人幫”，葉的確是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和許多中央老同志做了大量醞釀準備工作，可以說華國鋒與葉劍英一同起了決定作用。
從已經披露的材料看，從當時中國高層的政治格局看，應該充分估計和肯定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則，就是不客觀也不公道的。
第三，汪東興的作用如何評價？
在以往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著述中，對汪東興在整個事件中的行動輕描淡寫，沒有明確肯定汪在事件中的關鍵作用。吳德的文章就說：“我認為汪東興同
志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組織了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的五十多個人，這些同志做了貢獻。”
其實，汪東興起的作用，遠不止是組織人去逮捕“四人幫”這個具體行動。眾所周知，汪當時是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掌管着中央機關特
別是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其作用遠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員能夠比擬的；而且汪是毛澤東信賴的人，在中央領導層地位相當高。粉碎“四人幫”這樣的重大政治行動，
倘若沒有汪的贊成和支持，幾乎不能成功。從已經披露的史實看，華國鋒九月十一日就找汪東興商談此事，汪東興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此後，汪多次應華的
邀集，同華、葉秘密商量方案。據吳德回憶，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這個班子的人員是
由汪東興親自挑選並個別談話後組織起來的。十月四日下午，華召集汪東興、吳德作行動前的最後一次匯報，由汪東興匯報具體行動方案。此後，汪東興負責具體實
施。
可以說，從一開始醞釀直到正式採取行動，汪東興參與了事情的全過程，而且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近年來，有的文章開始明確肯定汪東興是出過大力的關鍵人物之一。這是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第四，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四人幫”的設想？
儘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坊間還是曾經流傳一種說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之前並不知曉這個行動。吳德的文章、張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實，澄清了不實的說法。
1、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李先念本來要去外地休養。華國鋒去看李先念，說現在同“四人幫”鬥爭這樣尖銳和複雜，是不是不離開北京，有什麼事也好商量。李
聽了之後，決定不去外地了。2、九月十日或十一日，華國鋒最早同李先念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並請他同葉劍英溝通。李先念受華委託去西山同葉交談，取得
一致看法。3、九月十六日，華國鋒在國務院召集會議，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參加。華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4、九月二十六日或二
十七日，華國鋒約李先念、吳德談話，對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意見。據華說，這次商談後，他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此後，李經常
打電話給華，互相通報情況。5、九月三十日，華國鋒、李先念、吳德商談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當事人披露的這些史實，說明前述流傳的說法沒有根據。當然，李先念主要參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期工作，具體行動的組織部署他沒有參加。對此，吳德的
文章和“《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也做了說明。
二十、中蘇關係問題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共歷史的研究中，中蘇關係的研究是一個相當令人注目的領域，成果也非常多。從研究中共歷史的視角看，比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楊奎
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蘇聯專家在中國》、《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章百家、牛軍主編的《冷戰與中
國》（論文集），沈志華、牛大勇主編的《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論文集）。二○○三年，沈志華主編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三十六卷本、一千八百萬字）
出版。原稿本來四十卷，出版前被要求撤去最為國內研究者關注的“中蘇關係”和“朝鮮戰爭”各兩卷，遺憾之至。好在不久以後，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
版了《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浩浩三大卷，算是彌補了部分遺憾。而中蘇關係部分的檔案，迄今仍被塵封。
關於中蘇關係的研究，這裡只簡單介紹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後歷史的幾個問題，全面和詳細地介紹只好俟諸來日、另作文章。
一是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和簽訂。
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研究者在俄國的解密檔案中發現了一批關於一九五○年中蘇條約談判的文獻檔案，儘管還不是有關文獻的全部，但結合中國發表的有關文獻
和回憶錄，已經可以對這個條約談判的主要內容及其過程做出比較清楚的描述，並釐清過去一些不實甚至大相徑庭的說法。關於毛澤東與斯大林或者說中國與蘇聯之
間的共同願望和利益衝突所在，關於中蘇結盟的問題上雙方的不同設想，關於條約談判過程中雙方的分歧、爭執和各自妥協，關於條約文本的提出和多次修改，研究
者都根據文獻和相關回憶作了細緻考證，得出一些新的結論。
二是關於赫魯曉夫對華政策的轉變。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以後，即開始着手調整蘇聯的對華政策，而其對華政策基礎的根本性轉變，對此期中蘇“蜜月”型關係
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開始蘇方準備派一個外交部部長或者副部長到中國來參加國慶五周年慶典，赫魯曉夫提出來要自己去，這也
是蘇聯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華。實際上是要向中共示好，改變斯大林的對華不平等政策。這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
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
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
“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
機器無償贈給中國。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也確使毛澤東感受到了與蘇聯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氣氛。過去斯大林在世時，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魯曉夫
對中國所作的許多實質性讓步，使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毛澤東得以一吐怨氣，在對蘇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澤東後來談到這一點時曾說：
“第一次與赫魯曉夫同志見面，就很談得來”，他取消了有損中國主權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對於赫魯曉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擴大對華援助的做法，毛澤
東深表感謝，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三是關於蘇聯對華的核援助。
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訪蘇時，就曾經試探了解蘇聯的核秘密，斯大林根本就不和他談這件事。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訪華以前，國內已經有人給毛匯報過關於核
技術的問題。所以，這次訪華令赫魯曉夫意外的是，毛澤東跟他提出了蘇聯幫助中國製造核武器的問題。赫魯曉夫當時表示，蘇聯現在已經擁有核武器了，可以給華
約國家包括中國提供核保護，所以中國沒有必要再製造核武器。實際上，赫魯曉夫有一個不便明說的原因，就是在他訪華前，蘇聯剛剛跟美國在談核不擴散的問題。
但是，赫魯曉夫還是答應了，表示可以幫助中國和平利用核技術。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蘇雙方在簽署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基礎上，又簽訂了蘇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
面給中國以幫助的協定，促成中國建立起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幫助中國培訓核技術方面的科研人員，為中國原子能工業基礎的建立提供了條件。所
以，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國也開始要進入鑽研原子能的歷史新時期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開
始幫助中國從軍事方面來研究原子能的問題，而且有了實質性的步驟。
四是關於中蘇關係的破裂。
人們一直認為，中蘇分歧的起因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幾乎所有的中共歷史著述以及有關中蘇關係歷史的著述，都是這麼說的。但是，有研究者近
些年來認為，毛澤東對赫氏秘密報告的反應其實是喜多於憂。毛早就不滿斯大林了，所以他說秘密報告的最大意義在於揭開了蓋子，連斯大林這樣神秘的人物現在也
已經不神秘了。更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中，毛澤東完全可以同赫魯曉夫平等對話，甚至赫魯曉夫也不在話下。因此，一九五六年出
現的中蘇之間的分歧，只是某種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看法，還遠遠沒有影響到中蘇關係，甚至應該說兩黨兩國的關係在繼續共度“蜜月期”。
中蘇開始出現比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幾件大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問題，還有炮擊金門的問題。
有研究者根據文獻史料認為，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本來是中蘇共同的意願。一九五七年底，蘇聯核潛艇研製成功，艦隊遠航能力大大加強，但是那時候沒有
衛星，艦隊在遠航過程當中的聯繫靠現有的電台達不到，所以蘇聯希望在中國或者印度建立大功率的長波電台。赫魯曉夫不同意在印度建，怕剛剛修復的蘇印關係受
到損害，但是他覺得在中國建立不會有什麼問題，跟中方是同志加兄弟。其實當時蘇聯的軍方曾經有過擔心，說跟中國提出來會不會引起中國人的不滿？赫魯曉夫拍
着胸脯打保票說沒有問題。因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剛剛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表明中蘇在軍事方面的合作達到了一個高峰。恰在此時，中方也提出了同樣的要
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國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建立時，中國就開始着手長波電台的建設了。在蘇聯的幫助下，進口的三套“突浪型”長波電台設備於一九五七年分別
安裝在青島、寧波、湛江地區。但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長波電台，隨着潛艇部隊的發展和遠航訓練任務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設大功率的長波電台。鑑於中國難以承擔
這樣的工程，中國海軍方面便與蘇聯有關方面聯繫、商洽，希望他們能給予幫助。雖然雙方都有需求，但是赫魯曉夫萬萬沒想到毛澤東為此發火。問題是由投資比例
引起的。整個電台（一千千瓦）大概要投資一點一億盧布，蘇聯提出它出七千萬，中國出四千萬，毛不干，跟彭德懷說投資由中國全出。毛是考慮到所有權的歸屬，
其實蘇方根本沒有提到所有權，甚至連指揮權都沒提到，只是提到雙方共同使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毛對長波電台的事情發火的時候，蘇聯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轉達了蘇聯關於中蘇建立聯合艦隊的建議。其實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
五七年，肖勁光作為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成員，向蘇聯海軍提出了援助中國建造核潛艇和導彈潛艇的問題。蘇方表示，中國不必建造這些潛艇，蘇聯現在尚未研製成
功，將來蘇聯有了，可以提供給中國。中國海軍領導人經過認真研究和仔細論證，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儘快獲得新技術對於海軍建設來說已是極為重要的問題，蘇
聯現已改進了某些艦艇的動力和結構，且試製成功幾種用於潛艇和魚雷艇的導彈，而中國海軍目前仍然按照蘇聯一五計劃期間的五種舊艦艇圖紙進行生產。因此，海
軍急需獲得建造新艦艇的設計圖紙及其他資料，並建議以政府名義向蘇聯提出請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希望蘇聯政府對中國海軍給予新技術援
助，在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提供建造新型戰鬥艦艇的設計圖紙和資料。蘇聯正好也有這個意圖，表示雙方可以建立一個聯合艦隊。結果，長波電台的
事還未了，又出來一個聯合艦隊的事，毛就惱火之至。
與此同時，在炮擊金門的問題上赫魯曉夫也開始對中國不滿。首先是中國炮擊金門沒跟蘇方通氣，赫魯曉夫非常不滿意。在赫氏看來，既然中蘇是軍事同盟關
系，中方採取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應該與蘇聯通氣。毛後來說告訴過赫氏，赫氏反問“什麼時候告訴過”。據《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披露的材
料，中方確實沒有事前通報蘇聯。其次是在炮擊金門時，台灣向大陸發射了當時最先進的美制響尾蛇導彈，其中有一枚落到大陸以後沒爆炸，中方撿到了。蘇方希望
中方把這個響尾蛇導彈提供給他們。中方開始是拖着不辦，後來雖然提供給蘇方，但是拆除了最核心的紅外線制導裝置。蘇方非常惱火，認為核技術都提供給中方
了，而中方卻連完整的響尾蛇導彈都不提供。
中蘇雙方這一系列事件發生後，才導致雙方關係出現明顯的裂痕，這個裂痕比一九五六年秘密報告的裂痕要深得多。一九五九年的戴維營精神，使中蘇雙方在意
識形態上進一步產生分歧，更為重要的是導致兩國關係的逐步惡化。先是蘇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
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所以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一九六○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傳統的說法，是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近些年，
有研究者根據文獻檔案說明，事情最早起因於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前的北京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這次會議除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還有不少西方國家
和其他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出席，中方在這些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布加勒斯特會議則是蘇方和赫魯曉夫對中共
的報復。到一九六三年，中蘇的分歧更加加深，發生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中蘇關係最終走向了破裂。
關於中蘇關係由“蜜月”走向破裂的原因，研究者有許多解讀，比如國家利益衝突、意識形態分歧、領袖個性矛盾等等。最近這些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種新的詮
釋，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領導範式的錯位。這種詮釋認為，中蘇關係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出來的只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際關係通行的政治準則，即一種
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範式。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並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麼
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獨立性。於是，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在國家關係混同於黨際關係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
時，這種關係範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定因素。平時大家以兄弟相稱，言談舉止無所顧忌，
淡漠了正常的國家關係，一旦政治關係發生變化，或領導者地位和權威受到挑戰，或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受到懷疑，那種籠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陰影就會立即顯露
出來，侵犯國家主權就會成為指責同盟“為首”者的最常見的罪名，而這種同盟關係也就隨之遭到破壞。因此可以認為，中蘇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後未能在軍事合
作方面取得進展，反而導致雙邊關係惡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係本身的政治特徵。中蘇關係最終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
範式和準則中的某種結構性失衡，而不應僅僅去追究哪一方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