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是中國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長級官員首次出席夏季達沃斯的公開論壇。

中國宣傳部門高層官員魯煒的名字出現在嘉賓名單中，讓很多媒體和與會者頗為意外，概因中國宣傳部門長期以來十分低調，頗具神秘感。魯煒亮相達沃斯，與外國嘉賓同席討論，可謂開放透明的積極信號，也讓參會者倍感期待。

就網絡的發展與管理，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就剛剛結束的201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刊發了一篇文章，內容如下：

一般中國高層官員在達沃斯這樣的國際會議場合，都會顯現出自己更為非官員的一面，參加“網絡經濟的未來”討論環節的魯煒也不例外。魯煒是中國宣傳部 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兼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還在近期出任習近平上台後成立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是部長級官員。

以台上大多數嘉賓的背景而言，這個環節似乎應更傾向於互聯網行業討論——除魯煒外，嘉賓包括高通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保羅·雅各布斯(Paul Jacobs)，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總幹事安妮·鮑沃特(Anne Bouverot)，ICANN總裁法迪·切哈德（Fadi Chehade），美國總統顧問、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局長勞倫斯·斯特里克林。但顯然，是魯煒為這場討論貢獻了最有趣的碰撞。

他不僅表現了中國官員罕有的主動積極一面，與現場的嘉賓互動頻繁，而且肢體語言頗為豐富，引得場上幾次出現笑聲。甚至有參會的人私底下用“信心爆棚”來評價他。

討論從“什麼讓互聯網產業繁榮”這一問題開始，魯煒第一個發言，對中國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說中國互聯網發展二十年，世界前十名的 互聯網企業中有四家來自中國，主要是因為“開放的政策”和“有序的管理”。顯然，在解釋中國網絡經濟時，這位中國官員更強調政府的角色。

但對於政府的角色，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局長勞倫斯·斯特里克林則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硅谷的繁榮，恰恰是因為沒有什麼來自政府的限制。他 說：“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有很多爭議，有些政府認為，只有政府能夠制定互聯網的規則。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上來說，這是一個涉及多個利益相關方的事情，應當把 任何人都包括其中。”

“有些政府希望自己管、解決這些問題，甚至排除其他相關方的進入，那麼，我們就會失去很多的創造性，我們會失去靈活性，還有速度……有些國家希望相關利益相關方離開這個過程，或者讓政府來參與這個過程。我覺得需要有政府參加，但是不能只有政府的參與。”

ICANN總裁切哈德則強調治理的共識。“互聯網的速度挑戰了現有的治理模式……21世紀的互聯網應該如何治理是一個核心問題……不應糾結於利益和 概念，應擺脫相互指責，因為互聯網幾乎和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有着緊密的聯繫……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合作的和治理的框架的話，新的世界就會很快地進入一個非常 危險的境地。”

顯然，在常規發言環節，中國負責管理互聯網的官員並沒有盡興。當一位記者向高通董事長雅各布斯問及高通在中國遭受的反壟斷調查時，這位記者沒能得到 高通方面的任何評論——雅克布斯對此只有一句：“對不起，對此沒有任何評論”——卻收穫了魯煒的主動回應：“中國政府的開放政策不會變。但同時我們也告訴 所有來中國投資的企業，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在說出這句話之前，他還重複了李克強總理前一日有關中國反壟斷的回應，同時對高通CEO多年來在中國取得的 盛業成功給予了“祝賀”。

這一回答讓場內聽眾頗感意外，因為反壟斷似乎不在國信辦、國新辦、外宣辦或中央網絡安全領導小組的議程內，即便互聯網產業的監管規則也是工信部監管職責，宣傳官員沒有必要主動去回應。

儘管中國尚無互聯網行業立法，但魯煒接下去對外國互聯網企業在華應遵守的法律“底線”給出了迄今最為具體的解釋：“底線思維就是遵守中國的法律，具體化來講：一、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一條是要很鮮明的；二、維護中國消費者的利益，這也是很鮮明的。”

當然這並不是他第一次談到“底線”。在去年8月的“網絡名人社會責任論壇”上，國信辦主任魯煒就對包括潘石屹在內的微博大V們強調了“七條底線” ——一是法律法規底線；二是社會主義制度底線；三是國家利益底線；四是公民合法權益底線；五是社會公共秩序底線；六是道德風尚底線；七是信息真實性底 線”。之後，薛蠻子因涉嫌嫖娼被抓，秦火火等網絡名人涉嫌傳播謠言被刑拘。

這一次，“法律底線”有了更具體的官方解釋——國家利益和消費者利益。在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魯煒的發言多少代表了一部分官員對法治二字的理解——國家利益是前提。

而“底線思維”，則是給定了前提後，再談法律，再談各方關係。顯然，在這一點上，中國代表更強調政府角色，規則制定上自上而下，而其他各方更重視市場中包括政府在內的各個要素之間的關係，以及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平等權益地位。

在達沃斯的英文官方日程上，魯煒的頭銜被標註為“Minister，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直譯為“網絡空間管理部長”），這看上去是個技術部門，但了解中國互聯網行業的人都知道，網信辦為中國互聯網上的“內容 生產”制定規則，實質是一個意識形態主管部門。

這只是一場小小的討論。在以“創新”為主題的達沃斯會場上，聽到了熟悉的國家利益為前提的“底線思維”，以及對其應用於中國最有創新能力也最具創新潛力的產業的強調。這多少讓人有點穿越，仿佛國內論壇的某個會場在這裡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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