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不僅是姿態，更是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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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鳳凰網。原題，中國外交與國民的六種病態

中國人手中沒有選票，為什麼心中如此關心國家大事？一方面，愛國是中華文化傳統，中國一直注重愛國主義教育，是全世界學校設置思想政治課僅有的兩個國家，學生時代就灌輸愛國主義；一方面，是當下中國處於轉型中崛起的時期，內政外交各種熱點問題較多，易扣人心弦。上年紀中國人，大多“憂國憂民”，吃地溝油的命操“特供”者的心。即便是中國90、00後一族，也比西方孩子更關心國家大事。

“愛國情懷”已內化為許多中國人人格的一部分。因此，國家內政外交政策比其他國家更影響民眾的個人心態。自清末民初到當代中國，外交與國民心態有內在聯繫，外交情勢對國民心態有直接影響，而國民心態也成為制定外交戰略與策略的重要考量與依據，同時影響和牽制外交情勢。

中國五千年燦爛文明，秦王漢武唐宗宋祖的帝國輝煌，閉關鎖國被挨打的百年屈辱史，民國時期日本侵略、首都南京淪喪的亡國恨，新中國的敵我外交、韜光養晦戰略，各種歷史現實因素疊加，中國外交與國民凸顯了六種負面心態。

其一，天朝心態。

天朝心態，即“中心之國”和“中央之國”心態，或者說帝國心態。古代國人一直處於心理優越高位，以“天朝大國”心態君臨其他國家和民族。受天朝心態影響，一方面，中國歷史很少軍事擴張，對於“蠻夷”不侵占不掠奪不洗腦，甚至“懷柔遠人”，用賞賜、援助換來朝拜；另一方面，天朝大國情懷揮之不去，自古喜歡居高臨下看世界。例如，稱日本人為“倭寇”，美國人為“山姆大叔”，俄羅斯人為“老毛子”，韓國人叫“高麗棒子”，印度人成了“紅頭阿三”，近些年朝鮮成了“白眼狼”。

中國人的帝國心態，慈禧太后在臨死前依然端着。即使在積貧積弱的毛澤東年代，也一直沒放棄，坐不上世界共產主義的頭把交椅，也要勒緊褲腰大把撒錢，養幾個窮朋友，做第三世界領袖，用人民血汗點燃“社會主義明燈”。

百年來中國人最自豪、最幸福的時刻，是2008年北京奧運空前絕後的巨大成功，世界各國元首紛紛前來捧場，世界輿論普遍讚譽。這令國人歡欣鼓舞，很多人喜極而泣，成為百年中國的天朝心態唯一一次真正得到牛×的滿足。

而今中國雖然是世界經濟總量的榜眼，但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不是超級大國，但國人心裡很樂意接受與美國並肩的“G2”光環，超級大國國民心態也在網絡論壇顯露無遺了。

其二，面子心態。

“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寧可丟性命也不可丟面子。面子和國家利益不可完全割裂，國家的“面子”，叫“榮譽”，是國家利益的軟載體，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延伸。古往今來，為國家榮譽而戰的例子屢見不鮮。國家確實需要維護面子，但面子畢竟是虛的東西，很多時候不關乎國家核心利益，把面子看得太重，把面子置於國家核心利益之上，就成了沉重負擔，外交就難免增加不必要成本，也容易惹麻煩，甚至釀成大錯。魯迅《說“面子”》寫得透徹，說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風。雖不得已簽下賣國條約，清朝官員卻振振有詞：“我讓洋人走邊門，你們有這本事嗎？”

當代中國外交面子心態依然強烈，異常敏感。官方宣傳一直喜歡歌功頌德，《參考消息》和《環球時報》一直喜歡刊登境外各種讚美好話。知名外交官吳建民直言不諱地批評：“對外國評論非常介意。人家講好，高興得不得了，到處炫耀。過去法共總書記到西藏訪問，看了以後講了幾句好話，我們馬上就登在報紙上。後來，法國報紙對他的言行提出批評，他馬上矢口否認，弄得我們非常尷尬。另外對外國人批評，或講得不太好的話就反感，馬上要解釋，說這傢伙反華。”吳建民還指出：“喜歡拔高。拔高與唱響主旋律毫無關係。中國人總喜歡把話誇大一點。神五上天，中國人很自豪，說中國一步跨過40年。事實上，一些發達國家上世紀60年代就上天了。”各路軍事專家在互聯網上，常常把中國各種軍事武器威力吹上了天。

面子心態背後，其實是弱者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國家外事活動動輒大場面，各地政府熱衷面子工程，而普通民眾更是信奉三碗面：“臉面、情面和場面”。

其三、敵友心態。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在90年前的著名論斷，成為執政黨“統一戰線”法寶的思想靈魂，深刻影響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史。偉大領袖的教導，使新中國外交歷史一直披上了濃重的“敵我外交”色彩。

中國外交與國民的這種“敵友心態”，在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之前就已經紮根。“敵友心態”最基本特徵，是將意識形態異同置於國家利益之上。1919年7月，蘇俄十月革命後，為擺脫國際孤立，急於與中國建交，發表《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告放棄帝俄在中國因侵略而獲一切特權。不料兩年後，蘇軍悍然侵入當時中國外蒙古，簽訂《蘇蒙條約》，駐軍外蒙古，讓外蒙獨立。外交總長顧維鈞強烈抗議，表示“中蘇建交先決條件是蘇軍從外蒙古撤離”。但當時國人輿論卻不支持顧維鈞，相反要求“無條件與蘇俄建交”。北京大學生上街示威，警告他如不改變立場，趙家樓故事就將重演。各大新聞機構對外交部大加鞭撻，李大釗親自找顧維鈞表示憤慨，甚至說“把外蒙置於蘇俄統治之下，那裡人民有可能生活更好”。孫中山對顧也表示反對，發表宣言承認蘇軍在外蒙存在。國人受十月革命影響，從意識形態出發看待外蒙古事件，沒有認識到蘇俄對華宣言只是外交幌子。

新中國成立後，“敵我”心態更加嚴重。一方面處於與國際社會的半隔絕狀態，與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沒有建交，被排斥在聯合國大門外；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以意識形態劃線，“革命”色彩濃厚，對國際上一些制度、規則持挑戰態度，要破舊立新。在革命心態影響下，國人慣於用“非紅即白”、“非好即壞”、“非友即敵”的思維方式觀察國際事務。先是樹敵，然後尋友，最後才去謀事。

前些年，一些獨裁國家政權在民主運動中紛紛垮台。此間，中國外交部門和宣傳機器依然恪守“敵我心態”，以至陷入“張將軍挺誰誰死”的尷尬。當下中國，還不時有某些將軍、學者出來渲染“第五縱隊”之類敵情。對中外關係抱先入為主的成見，武斷認定某個國家是我們的敵人；只要國內有風吹草動，就認為是某些國家或反華勢力在搗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是朋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頂。軍事入侵烏克蘭、默許導彈擊落民航客機、敢於對抗西方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像當年斯大林一樣，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喜歡和愛戴。

其四、受辱心態。

受辱心態，也叫受害者心態。近代中國淪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侵略擴張和掠奪的受害者。鴉片戰爭使中國淪落為一個備受“外來蠻夷欺凌的衰弱民族”，從一個在科學技術上獨占鰲頭、文化先進發達的國家，變成被挨打的“東亞病夫”。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中國國民心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挫傷。因此，從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一代又一代最強烈的“中國夢”。

正因為這種屈辱的歷史記憶，使得國人十分期待視國家崛起、民族復興，對祖國發展深切關懷。另一方面，也給國人留下了“受害者心態”。有受辱心態者，對別人評論自然十分在意。“面子心態”與“受虐心態”，其實是中國外交與國民不自信鏡子的兩面。

受辱心態者，特別喜歡意淫來滿足面子。抗日戰爭史是一段偉大和悲壯的反侵略史，是值得記憶和懷念的，是應該去頌揚英雄，然後去記憶歷史。但現在中國，打開電視，腳蹬大頭皮鞋，頭戴有“招風耳”黃布帽、猥瑣和愚蠢的“鬼子”撲面而來。“抗日英雄徒手撕鬼子”的視頻走紅網絡。“鬼子”血肉橫飛，英雄凜然一笑。在“武俠化”、“偶像化”帶動下，抗日劇成了雷人的抗日神劇，讓人噴飯，更讓人噁心。因為執政黨面子需要，政權穩定需要，日復一日滾動播出抗日神劇，事實上只能在自淫中加劇受虐心態，一點也增強不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歷史史實告訴國人，國軍一直是抗戰主力，沒有蘇軍進入東北，沒有美國原子彈在長崎廣島爆炸，抗戰勝利何止八年？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如何對待仇恨的新思維。他說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這話很有分量，值得深思。

其五、復仇心態。

90%中國人鄙視菲律賓，85%中國人厭惡越南，88%中國人仇恨日本，65%中國人認為要和日本干一仗。當今和平中國，國民心態一點也不和平，充滿“復仇”心態，牙根恨得痒痒。

國人強烈的“復仇心態”，追溯到百年中國屈辱史。天朝大國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強蠻橫掠奪，巨大心理落差使國民心態受到空前衝擊，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挫傷。尤其是日本八年侵華，給中國帶來了慘絕人寰災難。家仇國恨，使中國國民產生強烈復仇心理。這種巨大的“復仇心態”，不僅來自侵略本身，還來自天朝大國尊嚴被一直俯視的彈丸小國踐踏式冒犯，更勃發了屈辱、不甘、雪恥的“復仇衝動”。

而在當代，一方面，日本政府拒不認錯，把釣魚島國有化，軍國主義幽靈復活，種種惡行不斷刺激着中國人民；另一方面，國內主流媒體不斷重現日本八年侵華戰爭。取材於這一時期的作品都不約而同地醜化日本，使我國國民對日本印象極差。日本人真的如抗日劇里那般不堪嗎？恐怕大部分極度仇日的中國國民，都尚未去過日本。或許我們應該親歷一下當前的日本社會，對我們認清日本有幫助。

“復仇心態”實際上是不甚可取的弱者心態。“落後就要挨打”，弱國小國無外交，這是世界政治鐵律。甲午戰爭教訓、八國聯軍教訓、日本侵略教訓，百年中國所有屈辱，都值得深刻反思。但我們不能總陷在受辱和復仇的心理泥沼，變成六十多年喋喋不休的怨婦。過分持久的憤怒，會遮掩國民理性的光芒。近些年，中國外交和國民心態有個特殊現象。一方面懷抱朝鮮血盟，總覺得朝鮮“白眼狼”不報恩，另一方面背負日本血仇，總覺得要痛揍日本鬼子才解恨。這不是一個世界大國和大國國民的應有氣度。

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對那場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有一個客觀認識和負責態度，對在那場戰爭中受到深深傷害的鄰國人民的感情有起碼尊重，對在那場戰爭中不幸死難的千千萬萬亡靈作出符合道義的交代。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讓時間撫平民族創傷，而不是天天自揭傷疤，同時正視歷史，不說謊，不粉飾，不利用狹隘民族主義當遮羞布，深刻自省，自強不息，才能真正自信。

其六、中庸心態。

中庸心態的思想基礎，是影響中國幾千年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折中調和、不強出頭的處世態度，已內化成國人性格。

“中庸心態”積極一面，能使人避免極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為趨向合理。古人中庸之道，今人稱為平衡，就是不偏激，不要不及，也不要過頭，就是把握好度，協調好關係，打好和牌，在平衡中尋求發展，這在外交當中至關重要。但在中庸心態影響之下，對本應旗幟鮮明亮明態度的卻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對本應抓住主動權的事卻讓人家獲得先機，這在中國外交史上不乏先例。

為什麼我們在世界上的“老朋友”越來越少？一方面，在基於世界大國價值觀博弈的世界地區政治格局變化中，中國常常處於劣勢；另一方面，中國在安理會表決時老是棄權，對一些國際熱點事件總以“不干涉別國內政”來搪塞，不願承擔大國責任。久而久之，“中庸心態”使中國外交缺失獨立個性，必然引起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失望和不滿，在國際事務中就有喪失這些國家政治支持之虞。

中國外交“中庸心態”還有一個典型表現是：不能輕易得罪誰，否則就會影響周邊環境，進而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如果對外強硬，則擔心被人指責為“中國威脅論”。這種思維邏輯在實踐中，對強國不敢對抗，對弱國不敢得罪，成了掩飾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謀略、軟弱無能的藉口，是現代的“友邦驚詫論”，嚴重挫傷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海外華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在外交現實中，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堅定地捍衛自身利益，不僅不能真正贏得世界各國尊重，反而會被視為軟弱可欺。因此，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紛爭中，都會覺得中國軟弱，多半會姑息讓步，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實，並將問題國際化，來逼中國認可。中國人忙於內政，又愛面子，到時一定會妥協。

長期以來，“中庸心態”使中國外交失去高瞻遠矚、大氣磅礴的大國雄風，只能以“韜光養晦”、“不當頭、不管閒事”來聊以自慰。國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當主權危機降臨時，不要說抵抗的實力，恐怕連反抗的意志都夠嗆。為了國家強盛和民族崛起，必須充分反思外交“中庸心態”以及決定這種外交思想的全部內政基礎。對於國際發展和世界和平，中國應該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奉獻精神和主動創造精神，在“韜光養晦”中，追求“有所作為”。隨着中國崛起，中國應更加勇於參與國際博弈，對涉及國家利益以及人類前途的重大問題，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提出自己的主張，勇於在涉及自己利益和原則性問題的重大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甚至主導作用，而不能一直賴在韜光養晦的中庸溫床。

世界歷史證明，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強大，不一定能使一個國家自然擁有世界大國的地位。要成為真正的大國，除了具備基本的強盛國力外，中國還需要國際影響力，既包括在國際事務中要有所作為，也包括國民在言行舉止中健康心態的流露。

欣慰的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登高望遠，勇於創新，外交開局、布局、格局體現了穩進、周密、寬廣的特點，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崛起中的文明大國、東方大國、負責任大國、社會主義大國的外交新氣派。中國不惹事，中國也不怕事，善於合作，敢於亮劍。習主席指出：“中國願同其他國家一起走和諧共生的發展道路”，不走對抗絕路，不走衝突老路，要走和諧共生的新路。

一千多年前，王勃一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道出了唐朝人的精氣神和自信滿滿的大國心態。而今，世界已成地球村，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國民更應該擁有大國氣概和寬廣胸懷，跳出“大國寡民”怪圈，既能夠包容地對待世界各民族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博採眾長不斷進取，也能以平常心、包容心、自信心、責任心去處理歷史問題和國際糾紛。

中國崛起，不僅是姿態，更是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