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至2000年，中國人的社會心態總體呈現為對未來抱有樂觀主義的積極態勢。2000年後，尤其2008年後，社會心態中的負面 感受增多，2008年北京奧運會可作為判斷社會心態演變的一個節點。也許是過去忽略了某些東西，很多負面的社會心態我們此前並沒有明顯意識到，而現在一下 子感觸良深，深為所困，所以醞釀出一種整體性的認識：負面社會心態危機蔓延。

最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很多人在回憶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起步階段，那時儘管經濟、個人生活條件並不富裕，但大家都沉浸在相對輕鬆愉悅、對未來理 想憧憬的氛圍中；並且由於當時對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鎖砸碎，所以說那個年代令人懷念和嚮往。

上個世紀90年代的基本心態相對平和。鄧小平同志南巡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漲，所有人都在追逐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沒有停下來、靜下心來感受社會心態到底發 生了什麼變化。無論是生活條件改善的人群(先富起來的人)，還是改善相對少的人群都沉浸在追逐之中，對於追逐帶來的後果和差異，沒有直觀感受。大家處於 “瞎忙”的狀態，甚至還樂此不疲，對於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尚未有所感知，所以總體來說社會心態惡化還未出現。

2000年後，問題開始出現。一方面，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變化帶來的階層間差異為人們所感知。草根階層不滿情緒開始蔓延，對中產階級，尤其對精英階層的憎恨開始增多。

2004年，不和諧之聲初現，我國開始提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但那時國家致力於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當時許多社會心理學專家一致認為中國社會基 本情緒的基調是積極的、向上的。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一洗百年來中華民族屈辱，為我國帶來的機遇有目共睹，對於國家凝聚力和國際形象提升有相當大的幫助。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政府4萬億一攬子計劃，讓世人感受到了風景這邊獨好，整個社會心態的消極部分被遮蔽。總體上，人們都未嚴肅 意識到中國社會心態的危機和負面情緒悄無聲息的蔓延。

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的喜悅過後，各種不正常社會心理逐漸增多，社會心理學家開始意識到社會矛盾的出現，並指出中國社會心理開始出現消極的心態，比如浮躁、喧囂、忽悠、炒作、炫富、裝窮、暴力、冷漠……

中國人過去保守，不願接受新事物，在今天社會流動的帶動下，對他人、他文化的接受已極大改善；對於個人生活失意變得比較平和，前提是未受到不公平待遇，確 實是自己能力有限；關於競爭意識，敢為人先的意識是30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的社會心態發生變化……

時不我待：個體病態到社會病態演變原因

從過去某些個體病態到現在的社會病態趨勢的演變，有其社會深層原因。拿焦慮這種社會心態來思考，我們發現，中國現在是“恐慢”：趕超別人，以不被別人趕超 為邏輯。事實上，從1840年西方列強靠船堅利炮打開中國國門之後，中國人的焦慮就開始了，因為我們開始發現我們不如別人。梁啓超、李鴻章、孫中山都是這 種心理，要改造中國，時不我待；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的勝利一方面改變中國歷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加深了領導人的焦慮，因為他要向中國人民證明選擇社會主義 道路是正確的。因此要趕英超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人何時會焦慮？那就是危機的出現。危機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努力和奮鬥，會化解危機；第二種是已經看到結局，個人能力有限不能化解危機，就只能消極等待。改 革開放最成功的地方是調動了所有人的積極性。但與此同時，與個人利益捆綁在一起的個人壓力，和唯恐被人拉下的焦慮開始傳導到其他人身上。

除焦慮外，現在社會還有很多病態心理，但很多社會病態相互之間很難區分。焦慮和浮躁可以分開，但實際上，浮躁和焦慮又有關聯。有些病態心理之間的含義讓最 嚴格的社會心理學家也很難區分和界定。多與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心理變得積極和健康。從國家層面來看，國家和公眾，以及社會媒介開始對心態失序高 度關注。國家將培育社會心態寫進“十二五”規劃，人民日報更是以《“心態培育”，執政者的一道考題》為題發表了關注社會心態的系列文章，所以這些都是值得 思考的問題。必須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國社會的消極心態是伴隨着巨大的社會轉型出現的，這是社會轉型的伴生物。從這一角度來講，造成這些病態的深層次原因就 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社會轉型的速度太快，使得我們對生活改變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以個人住房的平米數來看，一些人在十年內完成了從50平米到100平米的轉變，甚至期待 更寬敞的居住空間。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使得我們降低了對獲得改善的滿意度，同時提升了我們的期望值，眼光越來越高，不滿卻越來越深。

其二，改革紅利的不均衡性。先富共富的初衷是：一部分先富，帶動不發達不富裕實現普遍的富裕。儘管可能存在焦慮、物慾、拜金，但是沒有仇富、暴力。為何有 病態心理的出現？原因就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人和人、群體和群體間的差異被拉大。富裕起來的人(剛富起來的“一代”)，對獲得的財富非常看重，有顯擺 的心態。

其三，社會發展形態的不同。相比歐美國家，歐美老派資產階級也會有炫富，但在公眾場合反而比較低調。他們沒有身份的焦慮感，很悠然、很從容。他既沒有要追 趕別人的動機，也沒有怕被別人趕上的焦慮。我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形態不同造成的，中國正在向現代化邁進，而歐洲已到達後現代社會。美國社會學專家英格爾哈 特認為只有我們真正占有物質後，才能生出超越物質的概念。革命中能夠捨命的人往往並不是物質匱乏的人，比如俄國的十二月黨人是俄國的貴族。正是因為對物質 沒有焦慮，所以才能操縱對物質失去的恐懼。

其四，生活態度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在很多生活態度上比我們積極、從容，沒有不安和焦躁。

我們的教育必須改變，否則，中國人會成為世界上最物慾、沒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我們只是剛剛得到富裕，所以說“貴族經歷三代才可以從容應對”。因而一方面我們要接受三代現實，另一方面我們要重視消極社會心態，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非常重要。怎樣把價值觀中積極健康的心態傳遞給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必須改變。否則，中國人會成為世界上最物慾、沒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路透社與艾普索斯民調公司在2010年發布的一項世界上23個國家對金錢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第一。其中你認為金錢是否能改變一切？中國占66%，美 國人只有33%。該調查的結論是：看來東亞國家對物質的看重強於歐美國家；發展中國家對物質的看重強於發達國家；不幸的是，中國又是東亞社會，又是發展中 國家，所以中國是第一。如果我們不改變，不重視精神的改造，中國社會的變革和轉型就不會對人類做出精神上的貢獻，只能是GDP的堆積。

200年前的歐洲同樣經歷社會轉型，但有兩個方面沒有我們表現得嚴重。首先，現代化程度是不同的。他們的現代化是原生的，當他們在邁向物質豐裕的過程中， 沒有更富裕的榜樣在前面，不需要趕，他們沒有趕的心態。我們處於起步狀態，趕的焦慮會比別人多。第二，整個西方世界的變遷不同。無論是歐洲、美國、日本都 已經完成變遷，最大規模的變遷涉及到的人口分別是3億、3億、1億，而中國是13億。因此，在中國社會失衡大一點，性質嚴重一點，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學家 費孝通先生最早意識到社會心態危機，他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作了題為《中國城鄉道路發展》的演講，首次提出在對生態秩序研究之外，社會學應該研究心態 秩序。他當時提出，中國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必須要意識到整個社會轉型帶來原有社會秩序的猛烈衝擊，以及心態危機。

中國社會只要繼續沿着現代化道路前進，大體實現現代化，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相對的公平，我們很多消極的社會心態，如焦慮、浮躁就能夠得到更好解決，實現費孝通先生的“安其所，遂其生”，我們才能解決精神上漂的問題。（轉自凱迪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