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之歷史分析

在中國，“孝”是至高無上的。“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要是一個人不孝，就和妓女一樣了。孟子罵墨子最狠的，也是“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一悶棍打下去，墨家始終抬不起頭來。墨家的信徒，也都散了——誰敢和禽獸為伍啊，誰敢說自己不孝啊。

什麼是“孝”？和儒學其他概念一樣，“孝”也沒有定義。先看《論語》——《論語》也不是定義什麼是“孝”，而是羅列一些現象，說那些事情就是孝行。

有哪些孝行呢？

第一， 聽話；

孟懿子問孝，子曰：“勿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勿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問孔子什麼是孝，孔子回答：“不違背禮儀所規定的”。樊遲給孔子趕馬車時，孔子和樊遲說：“剛才，孟懿子問我什麼是孝”。樊遲說：“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孝，您說說”。孔子說：“活着，按禮侍奉；故去，以禮安葬和祭奠。”

“禮儀規定的”是什麼？一句話，聽老人的話。父親說什麼，你就聽什麼；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不能違背父親的意思，不能惹父母親不高興；否則，就是忤逆。

不僅如此，父親去世了，他定下的規矩，也不能改。“三年無改於父道，謂之孝”；改了，自然就是不孝。

第二， 贍養；養兒防老，贍養是必須的；不僅要贍養，態度還要好，要恭敬。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問孝，孔子說：“現在的孝順，只是能贍養老人。即使是犬馬，都會得到飼養。不敬重，有何區別？”

在此，要說孔子瞎類比——飼養犬馬，是人，而不是犬馬的子孫，如何可以類比呢？我也理解，孔子的意思是，連犬馬你都會養，怎麼你的父母就不養了呢？此言也無道理。人飼養犬馬，是因為犬馬有益於人，而不是出於善心。

再有，我也覺得孔子故作深沉——對孟懿子，是一種回答；對子游，又是一種回答。別人來，還有第三種答案呢。“孝”就一個字，孔子就沒有完完整整地講明白。他的話，又被人當做聖人之言，誰也不敢質疑。這就給他的學生和後人，帶來一種煩惱，到底哪一個是“標準答案”呢？還是把所有回答拼接起來，才行。

總之，怎一個亂字了得。

17世紀的西方傳教士，對此有精彩的評價——不要以為外國同志，不通中國文化。恰恰相反，其一，西方傳教士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多有神學和哲學博士學位，絕非中國貧寒子弟，過不下去了，才去寺廟混口飯吃，比如朱元璋。其二，他們專注於中國歷史和文化，都有十年以上的經驗；其三，他們的研究方法，是西方的、先進的、實證方法，有別於中國人從舊書本，到新書本。其四，他們態度端正。不會崇拜中國，也不會隨意貶低中國文化。

“中國所有其它形式的智力活動，都因為奉道德哲學為第一而發展受阻，鑽研數學和醫學沒有榮譽和報酬。而即便是他們唯一高深的道德哲學，也因為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而使倫理學最終成為一系列混亂的格言和推論”。——金尼閣。

道德哲學的首領，是誰？非孔子莫屬啊。

第三， 關心；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又來問孝，孔子說：“關心父母的健康。”

古代人壽命短，當自己長大成人，有能力照顧父母的時候，父母的生命，也將進入倒計時。時時刻刻關注父母的健康，是每一個晚輩應盡的職責。早請示晚匯報，必不可少；出門之前，要向父母辭行；回家之後，先去父母處問安。以父母的平安健康，為自己最大的幸福。

這才是孝。

這樣的要求，不算太高。換言之，只要不是良心大大地壞了，孝子並不難做到。但是，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孔子的“孝”是有漏洞的。至今，這個漏洞也沒補上。

漏洞在於，孔子自以為得計、並為後來儒學家津津樂道之“孝”，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但是，家庭這種社會細胞的規模有限，基本不具備抵禦、化解和分散風險的能力。僅以養老為例，如果某個家庭沒有孩子。此其一；或者，有孩子，孩子卻沒有能力贍養老人，比如，他自身是殘疾。不僅不能養老人，反倒需要老人照顧。此其二；再有，中年喪子——本來寄希望於兒子，兒子卻先走一步。此其三；也不排除，遇到不屑子孫；兒子有能力贍養，卻故意隱瞞自己的財產，不贍養老人。此其四。還有，兒子有能力，也有意願，卻遠在天邊不能盡孝的。此其五。光棍、沒有孩子的寡婦、不能成家的殘疾人，此其六。

怎麼辦？

對此，儒家之“孝”，只好徒喚奈何。也不能說，儒家完全沒動過腦筋，想過解決辦法，如“父母在不遠遊”，就是“其五”的應對之策。可是，這一戒律帶來的負面影響，遠比它解決的問題更嚴重——自此，中國人都成了“池塘里的青蛙”，窮盡一生，也不敢去大海里闖蕩。每個人都困在一畝三分地里，缺少了向外的開拓和進取精神。

可見，這不是辦法。至少，不是好辦法。

孟子還意淫呢？“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這是應然，而非實然。中國人總把想到的，當成做到的。實際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現實和理想，有如天地之差。一個衰老的寡婦，上無老下無小，中間無人扶助，她如何享受子孫之“孝”呢？儒家之學、之道，於其有何益處呢？

對此，儒家也是有察覺的。所以，在儒學設想的“大同世界”，提出：“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 這種設想，是對一家一戶之“孝”的發揚和光大，是彌補原有孝道漏洞之必然。不過，我們也知道，“大同世界”遙不可見，連影兒都沒有。也就別提什麼“人不獨親其親”了。

總之，儒家之“孝”，不是全覆蓋，而是部分覆蓋；就像一件破衣服，只能蓋住身體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只好走光了。孔子和儒家之“孝”，只限於一個家庭或家族內，是只管自己的父母，不管他人之死活。即便是義莊，也不過如此。社會化的、惠及每一個家庭的養老制度，在儒家體系和傳統中國，是根本不存在的。

有人常把儒學當成“教”，包括近代著名維新人士、保皇派領袖康有為、梁啓超等。事實上，對比一下佛教、基督教，就知道“孔教”小家子氣。治一家一姓，尚可；統一國一族，萬難；更別提“衝出中國走向亞洲”。

為什麼？以慈善為例，佛教普度眾生，只要是生命，即使小貓小狗，野花雜草，都是佛家愛惜、憐憫的對象。寺廟之濟貧、救急和賑災，也是無分姓氏，面向大眾，普施恩惠；佛教如此，基督教也是如此。耶穌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醫院、學校、孤兒院、育嬰堂，從來不是某家某姓的專利，而是勞苦大眾之福音。它為每一個需要的人，提供幫助，而不是某一個家族之福利組織。

范仲淹是儒學信徒，曾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振奮人心的誓言。不過，他首創的義莊，只是范氏族人之依靠，是封閉的，而不是開放的。宋史記載其“好施予，置義莊裡中，以贍族人”。

范氏義莊，是范仲淹於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第三次被貶後，在原籍蘇州吳縣捐助1200多畝地設立的。義莊地租用於贍養同宗族的貧窮成員。他給義莊訂立章程，規範族人生活。他去世之後，他的二兒子宰相范純仁、三兒子尚書右丞范純禮又續增規條，使義莊維持下去。經過歷代范氏子孫的屢次捐獻，到清朝宣統年間，范氏義莊公有“義田”5300多畝，且運作良好。

范仲淹時期，蘇州范氏子孫數量還不多，僅90多人，因此，范氏義莊的資助是人人有份，屬於小範圍普遍福利。到清朝，由於范氏後代數量增多，義莊的資助主要針對特殊對象，例如家庭貧困者、寡婦、上學、結婚、喪葬等。

范仲淹之義莊，成為當時和後世仿效的對象。宋元之間，記載的義莊約70多個，明代約200個，清代有“義莊遍天下”之說。清末，僅蘇州地區就有義莊200多個。這些沿襲自范氏義莊的各地義莊，成為中國民間社會保障制度的穩固基礎。

問題是，無論一個義莊規模有多大，義莊的數量有多少，它都只是家族和宗族性的封閉機構，是一個家庭的擴大化，是一個基於血緣的福利團體，卻不是一個開放的、面向公眾的社會性組織。唯此，義莊所發揮的作用，也許與其初衷恰恰相反。

只有大家族，只有官宦之家，只有經濟實力雄厚、社會地位優越的一方豪族，才可能建立和維持義莊。窮人、小門小戶、鰥寡孤獨者，是沒有能力搞什麼義莊的，也不屬於任何義莊。結果是，義莊更強化了社會上豪門望族的勢力，使強者更強，富者更富，家族勢力門閥勢力，結為一體；真正需要照顧救濟的民眾，卻求助無門，陷於饑寒交迫之悲慘境地。社會兩極分化，“一邊是海水，另一邊是火焰”，每個朝代末期，流民遍地、盜賊蜂起，成為舊王朝的顛覆者，已經證實“義莊”，難以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

另一方面，“義莊”之存在、之廣施仁愛、之救濟同族，也使受惠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只知有“父祖”，而不知有“君王”；只知有家族之“情”，而不知有皇恩浩蕩。這是專制獨裁者，所不能允許的。可為什麼歷代統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倡孝道，並對“義莊”這種從皇恩中“分一杯羹”的做法，也放任不管呢？今天，在我們國家，“孝”也是國家之首倡。

根本在於，“孝”，是起點，是手段；——“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忠”，才是終點和目標。——“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為此，皇帝盡可以大大方方地鼓勵所有家庭，盡心竭力地培養孝子。當面臨國和家之選擇時，一句“忠孝不能兩全”，就把孝子的母親打發了，再一句“精忠報國”、“祖國利益高於一切”，就把孝子奪走了。

在“忠”“孝”選擇上，從來沒見“孝”先於“忠”的，卻只見母親孤苦無依的眼淚，和絕望無助的眼神。“忠臣孝子”，忠臣是第一位的，孝子其次。實際上，第一位的，也是唯一的；人，不可能分身有術，不可能兼顧兩端；做了忠臣，就不可能做孝子。如此看來，家庭和家長，是培育基地；皇帝和朝廷，是用人之處。皇帝和朝廷，只用不養，何樂而不為呢？“空手套白領”的買賣，誰都願意！

還有一層經濟上的原因，不得不察。

“當差納糧”，是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民眾，不可免的。這就是“稅”。“稅”，是民眾以“禾”與政府進行的一種“兌”換。“兌”，等值交換，是也。例如，我們去銀行兌換外匯，都是等價的。如此說來，老百姓繳稅之後，皇帝和朝廷應該有所表示的。

但是，“孝”道不是這麼講的。孔子說了，兒子必須養老子，不養，就是不孝。為什麼呢？是因為老子養了兒子。兒子要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就必須加倍奉還，必須小心謹慎地伺候着。可問題在於，“當差納糧”所奉獻之真金白銀、珍珠細軟、山珍海味和五穀雜糧，都上供給皇室和朝廷了。老百姓能幹的時候，為朝廷出力納貢；不能幹了，就回家讓兒子養着。否則，就是不孝；否則，就該受“千夫所指”。

在“孝”道規範中，贍養老人，全是兒女和後輩之責任。從中獲利最大、榨乾百姓骨髓之皇帝和朝廷，好像局外人，啥事兒沒有。只有居高臨下，教訓人民沒有盡到“孝道”之“道德超人”之權利。這種“孝道”，當政者能不喜歡嗎？這種“孝道”，統治者能不大力倡導嗎？歷代統治者高唱“孝道”，其用心不是已經明明白白了嗎？

別說歷史走遠了。歷史就像太陽，今天落下去，明天升起來。歷史照耀着我們，暖洋洋地。

且看，最新的《婚姻法》。

2010年頒布的《婚姻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父母不履行撫養義務時，未成年的或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給撫養費的權利。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

父母要求子女給付贍養費，天經地義；但是，我也覺得，父母親是曾經做過工、交過稅的，收了稅的政府，此時怎麼跑得沒蹤影了呢？在《婚姻法》中，看不到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

不僅對父母，對爺爺奶奶、外祖母外祖父，做晚輩的，依然有供養的義務。這也是《婚姻法》規定的：

第二十八條：

有負擔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對於父母已經死亡或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的孫子女、外孫子女，有撫養的義務。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對於子女已經死亡或子女無力贍養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贍養的義務。

老子能幹的時候，養兒子，這叫保障少年兒童權益；老子不能幹的時候，兒子養老子，這叫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政府呢？只管收錢。這種好事，還寫在紙上，以法律的形式強化下來。可是，拿走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和父母親稅收的“親愛的祖國”，你們在哪兒呢？我怎麼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國沒有“忠臣孝子”，也沒有中華民族“孝”之優良傳統，可是，他們的老人都得到了妥善照顧，老有所養，不在話下；老有所為、所樂，也不成問題。日本、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在法律和道義上，都沒有要求子女支付贍養費的。對身體不便的老人，也是政府買單、派人照顧的。說政府買單，不太準確。準確說是，從老人的退休基金中，拿錢，然後，購買人力，為老年人服務。總之，只要你年輕的時候，工作了納稅了，政府就會把你管到底。決不讓你年輕的時候流汗，年老的時候，再流淚。

任何一種社會道德的背後，都隱藏着深刻的歷史和經濟成因。“孝”，也如此。當政者積極提倡，並以法律形式所強化的“孝道”，表面上仁義道德，實質上，欺世盜名。歷史上如此，當今亦然。最可悲的是，大眾依然沉醉在爭當“孝子”的美夢中，卻不知，每一個“孝子”都是政府推卸自己責任、轉嫁養老義務的犧牲品。政府，乃最大的不孝子孫。

外國，沒有“孝子”，人家的老人過得挺好；中國，孝子成群，可我們的老人，卻總是生活在不安定當中。其中究竟，不得不察啊。

2011-10-28，18:40分

北京，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