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之後一直發展平穩，雖然也曾發生過“23條風波”，但香港人關注經濟過於關注政治，只要日子過得好，誰當特首關係不大。不料近兩年風雲突變，社會撕裂，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了政治城市，香港市民也從經濟動物突然間變成了政治動物。

鄧小平曾保證香港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舞照跳，馬照跑”，但香港人對回歸中國，接受中共統治仍然顧慮重重，生怕大陸極左勢力登陸香港，搞亂香港。而在回歸 後內地官員對香港事務的干預的確時有表現，比如有人主張把瑪麗醫院改名為人民醫院，皇仁書院改為香港第一中學，還主張內地大學畢業生，如醫科、工科和會計都應開放來港就業等等。香港人在英國統治時期享有自由和法治，就是缺乏民主，因此回歸之後的民主訴求必然日漸激烈。

至於2017年選舉，中央高官一直保證要按照基本法的三部曲進行，第一：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第二，由有選舉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第三，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但對第一條的候選人提名加了很多限制，因此引起爭議。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曾說，香港要“永遠由愛國愛港的人管治”。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在與港澳地區政協委員會面時明確表示，“如果出現和 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離心離德的力量在香港執政，對香港不好，對國家也不好。”因此，“確保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力量在香港、澳門長期執政，是港澳人民改善生活，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一件大事。” 這一表態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巨大反響。隨後不久，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發表《在香港立法會部分議員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中央政府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就意味着普選特首時的提名委員會一定會對候選人進行“篩選”、“預選”，篩走中央不屬意的人選。民主派認為這是 “假普選”，因此發起“占領中環”運動，造成目前的政治危機。

中共目前的治港官員過於保守，總想不惜代價做到萬無一失，“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結果處處被動。當年中央曾展現魄力，大膽起用港英舊臣曾蔭權治港，收到了很好效果。而今面臨複雜的形勢，更應該有新思維。早就有體制內官員呼籲在廣東設立政治特區，香港的條件更成熟，法制健全，公民社會發育成熟，具備了實現民主政治的所有必要條件。為什麼不從香港先開始呢？

我認為習近平應該展現魄力，積極呼應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同意香港在2017年實行完全自由開放的選舉，這是解決目前危機的最有效的出路。香港市民是理性的，實際的，不可能選出一個只會抗議，搞街頭政治，處處和中央對着幹，把香港經濟搞得一團糟的特首。這樣的人即使僥倖選上，也干不長。香港地狹人稠，彈丸之地聚集了六百多萬人，沒有製造業、農業、工業，其繁榮幾乎是完全依賴大陸政府無私“讓利”“輸血”才實現的。離開大陸，香港的繁榮是難以持續的。再說，按照基本法，即使是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也必須接受中央任命，定期向中央述職，怎麼可能一味與中央對着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