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中國經濟繁榮的真相

1. 兩難問題

即使最悲觀的經濟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體系中“最大的亮點”，尤其在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陸經濟更是衝出重圍，一騎絕塵，把原本並駕齊驅的東南亞諸國甩在身後，獨立高速增長的潮頭。另一方面，即使最樂觀的經濟學家，也不得不面對中國經濟中所隱藏的各種隱憂——政府的“非受控失誤”、腐敗、誠信塌方、兩極分化、人口壓力、環境污染、低效的投資體制等等，這些問題在經濟繁榮的“高壓下”暫時得到了緩解，或者說延遲，可是，所有人都在疑慮這樣深埋的“定時炸彈”或在某一個瞬間摧毀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全部成果，讓四分之一世紀的艱苦努力化為泡沫。

中國經濟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是“大好、特好、不是一般的好”，還是“大糟、特糟、不是一般的糟”，的確是一個兩難問題。所謂兩難是指，國內的經濟學者或許是身在廬山，或許是久居鮑肆不聞其臭，還可能是因為利益所在而不得不說一些“昧良心的話”——股市之爭的時候，民眾已經發現有些經濟學家的良心“大大地壞了”，更為嚴重的是，良心和股票一樣被套牢，在一個可以預見的時間區間指望良心“雄起”回到原位並不現實。

對於國外經濟學者而言，觀察中國經濟永遠是“隔岸觀火”，看上去轟轟烈烈——磁懸浮、高速公路、飛機場、 CBD、奧運經濟、“鳥巢”“水立方”，任何一項建設成績都是獨一無二世界一流的。可是，國外經濟學家“因為距離所產生的美感”掩蓋了“圈地運動”、強制拆遷、掙扎的農民和農民工，這些“內容”外國學者幾乎是看不到的——這就是信息不對稱，當巨大的中國掩蓋在一張前所未有、更為巨大的“廣告牌”之後時，幕後的事情外國經濟學者其實是滿頭霧水。還有，經濟學計算和判斷所依賴的不僅是數據和模型，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模型適用的範圍和條件。例如，企業被西方經濟學天然地看作“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組織”，在這個前提下，有關企業運作、經營管理的計算和判斷才是有價值的。可是，不幸的是，中國的很多企業雖然“名正”，卻名實難符。早在20年前，日本經濟學家就指出：中國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公司，時至今日，這種狀況並無改善。前不久，歐盟決定不給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也是這個意思。

當各種計量模型成立的條件發生變化，或者說不同於“標準版”的市場經濟國家環境約束時，沿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方法、模型以及在這種語境中的數據評價中國經濟難免“南轅北轍”。在西方，企業規模的增長意味着資本內在擴張的動力所引發的企業重組、兼併和優化組合，意味着企業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和競爭能力的提高，而在中國，一個超級“經濟航空母艦”的下水，僅僅意味着官員意志的“創新”和權力的重新劃分，與資本無關。或者說關係不大，最多資本是尾隨權力的影子。

因此，在迥異的經濟環境中，使用相同的評價指標體系其實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如何認識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揭示自己存在的問題時卻沒有自己的“特色”，放棄了自己一貫堅持“特色”的堅定立場，而屈就套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框架指標也耐人尋味。在市場經濟國家，高增長意味着需求旺盛，經濟繁榮，就業崗位增加，失業人員減少；而在中國，高增長可能僅僅是政府最大限度地開動了“投資”機器，所以才會出現物價不升反降，購買力疲軟等特殊症狀——這是市場經濟國家所沒有經歷過的。

在沒有找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之前，“拿來”“別人”的評價框架本來是無奈之舉，如果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反倒以在這種評價標準中所獲得“高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全世界最高、各種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穩居世界前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等——而沾沾自喜，就是一種盲目的樂觀了。

這就是說，以GDP、經濟增長速度等指標來看“很好”的中國經濟，其實並不像我們預料的那樣好。那麼，中國經濟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如何發現真相？如何解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謎團呢？這要從中國的“特色”來挖掘和發現。

2. 一個歷史案例

在繼續本文的討論之前，有一點需要聲明，就是本文所採用的分析方法是最簡單的類比法。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在於，首先我不能落入自己挖好的陷阱——前文認為中國經濟並不適用經典的西方經濟學模型。另一個原因是，當高瞻遠矚的經濟學家討論“事關大眾”的經濟問題時，與經濟的繁榮、蕭條息息相關的老百姓卻從來聽不懂經濟學家在說什麼。如果本文不能簡單清晰地——讓所有識字的人明白——描繪中國的經濟圖景，將是作者的失敗。

從一個我經歷的真實故事開始。

79年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河北省西部的一個“風景優美”小山村——方圓10公里以內，是一個“中心”村莊，因為我們村是公社所在地，人口2000餘人，有供銷社、初中和高中，附近7個村子的孩子必須到我們村上初中和高中。

聯產承包之前，我們村的集體經濟還是“蔚為可觀的”。一個壯勞力一天可以掙10分，我的鄉親簡單地把10分叫做一個工。年輕力壯的干一天一個工，婦女能掙到0.8個工，未成年人如果參加集體勞動，會折價計算。我的哥哥當時年僅14歲，因為身體健壯，幹活不遜色於“整勞力”——干一天掙一個工的勞力——被生產隊長“特別批准”干一天掙0.8個工，和他年齡相當的男生只能掙到0.5個工。

掙工分是農村改革之前的“標準”狀況，全國各地莫不如此。可是，與大多數中國農村不同的是，我們村的每一個工“含金量”是很高的——1977年，一個工分紅0.7元，1978年，經濟發展水平上了“新台階”，一個工分紅0.9元。這就是說，一個“整勞力”工作一天，可以拿到0.9元。實際的情況是，因為有加班、包工等額外增加工分的途徑，一個壯勞力一年下來，可以掙到600個左右的工。以此計算，我們村的精壯勞力，一年的勞動所得將達到540多元，平均到每一個月是45元。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水準。

我們生產隊有這樣一戶人家。全家7口人，父母親、4個孩子，還有一個家庭成員是孩子們的伯父。4個孩子兩男兩女，其中一個女孩和我曾經是同學。這個家庭的父親是一個身材高大、很有“魄力”人，常年擔任生產隊長，母親略溫和，善言談和傳播“官方消息”。

令這個家庭煩惱的是伯父——他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身材魁偉，手腳粗大，消瘦的雙腿青筋暴露，頭髮花白，眼睛深陷，嘴裡時常念念有詞。因為精神失常，未能迎娶女人，只能和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並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

“照顧”伯父的任務從這個家庭的父親開始。生產隊時期，生產隊長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招工招干、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大實惠自不必說，即使在日常，生產隊長也擁有“分配工作”的權力。生產隊長親近的人，活兒輕好干，掙工分容易；生產隊長看不上的人，干的活又苦又累，工分也少——這是集體勞動的共性。

這個家庭的父親是“資深”生產隊長，連選連任，照理給自己的親哥哥“分配”一份輕鬆自在的活兒並不是難事。可是，一個長年精神難以自我調理的人，總是干最容易的活兒，在眾人面前是擺不平的。尤其是，這家的伯父雖然精神有毛病，可有一身的力氣，對“細活兒”，例如播種、耕地等不擅長，而對“粗活兒”，例如挑土、起圈等工作還能勝任。

挑土“技術含量低”，勞動強度大，一般人不願意干，也因如此，挑土所得工分也是最高的“工種”之一。大寨的“鐵姑娘”憑着一條扁擔一雙肩修起了層層梯田，而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即可知其中艱辛。在我的記憶中——不是虛構的記憶，而是實情——只要我們看到這家的伯父，他就一定在挑土。遠處望去，高大清瘦的背影，長長的擔子，機械地、緩慢地移動，這種景象一直持續到他因病去世。

“照顧”這家伯父衣食的任務，自然是孩子們的母親。其實，這位伯父雖然精神有缺陷，可是，依其勞動所得，他是有經濟實力另起爐灶的，請一個會做飯的農村婦女，應該不是難事，只是要付一點工錢。這家的母親精明過人，肥水不流外人田，還能得到一個“照顧”大伯子的好名聲，何樂而不為呢？

77年之前的農村學校，不像現在一樣放寒暑假，而是按照農時放麥假和秋假。麥假是6月中旬，秋假是9月底10月初，兩個假期的大部分時間，學生們要到生產隊幫助夏收、夏種、秋收、秋種。這家的主人是生產隊長，我們這些學生“勞力”每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隊長家裡報到領命，然後開始一天的工作。

由於這個緣故，我們也就得以看到這個家庭吃飯的景象。這家的伯父從不和他的弟弟、弟媳以及侄子、侄女一起吃飯，將要開飯的時候，伯父會坐在北屋（北屋是正房）的門檻上。一會兒，弟媳就會端着一個“巨大”的大花碗，筷子上插着乾糧（或許是饅頭、或許是烙餅，也可能是玉米麵餅子），“恭敬”地遞給坐在門檻上的伯父，伯父一言不發，埋頭吃飯，飯畢，就把碗筷放在台階上，自己出門“上班”去了。

這家伯父的衣服，四季如一，多年如一。或許是感覺遲鈍、或許是神經麻木，總之，這家的伯父對於炎熱和寒冷，好像並沒有異樣的感覺。他總是穿着單薄的衣服，褲子很短，略微超過膝蓋，與他高大的身材相比，好像吊在半空中一樣，極是滑稽，很像現在流行的“七分褲”。

衣食之外，這家的伯父再無其它消費。

看上去，一切都那麼平淡、融洽。可是，這麼一個特殊的家庭，矛盾自然也很特殊。經常聽到小兒子的不滿，他嫌棄自己的伯父衣冠不整、蓬頭垢面，而且據說曾經當面罵自己的伯父是一個吃“閒飯”的。不過，他這種“年少無知”的言語，當即被自己的父母親制止了。箇中緣由，我想他的父母親心知肚明。

與其他6口之家相比，這個家庭的生活水準要略勝一籌。最明顯的是他們的小兒子，逢年過節、寒暑交替，總會有新衣加身，而且最讓我們這些“窮苦孩子”羨慕的是，每一次上學，這個小兒子手裡總有我們求之不得的“零食”，例如半個饅頭，或是半張烙餅，有時甚至是糖果。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別說吃零食，就是吃飽肚子已經謝天謝地了。

案例結束了。本文旨在引入一個中性案例，可是，案例內在的強烈的說明力，容不得我們不作出這樣的結論：在這樣一個非典型家庭中，事實上，存在着一條顯而易見的“壕溝”——我不使用“鴻溝”這個詞，因為鴻溝是一種客觀存在，而壕溝是人為製造的——6口之家的生活水準之所以超出其他家庭，原因在於這個家庭的伯父是一個近乎純粹的“奉獻者”，他既沒有華服，也沒有美食，更沒有其他的消費和娛樂，自己的勞動所得除了維持自己最基本、簡陋的生活之外，被弟弟一家無償占用了。

“一邊是火焰，一邊是海水”，弟弟一家超出普通人家的“繁榮”，是和這個家庭伯父生活的“蕭條”和“停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繁榮是建立在蕭條基礎上的，沒有蕭條就不可能有繁榮，更進一步地說，伯父那邊的生活越蕭條，弟弟一家的生活就會越繁榮。

現在，我們將上述的自然語言描述“數字化”，看看“繁榮”和“蕭條”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必然聯繫。

這家伯父一年的收入大概在0.7*400=280元左右，而維持其簡單、粗糙生活的開支微乎其微，我們不妨“慷慨”一點，假設有一半的收入用於他的自身消費，另一半的剩餘就成為弟弟一家無償的“外來投資”。

作為生產隊長的弟弟，是這個家庭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可是，就算拼盡全力，維持6口之家正常的生活水準已經不易，而要過得比其他人家更為富裕、更為滋潤，外來資金的“注入”是無可置疑的，而這些錢除了來自精神失常的伯父之外，並無他途。

將這個案例描述的經濟邏輯，放大到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是否依然適用呢，本文將繼續討論。

3. 中國的現實

中國是一個“一國兩制”的國家，這裡所說的“兩制”，不是指大陸和香港、澳門，也不是指未來的台灣省，而是指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實行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國家”。前文所述西方經濟學家不明中國經濟實情，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西方經濟學者始終不了解中國的城市和農村是被壕溝分隔開的、資金單向流動的兩個經濟體系，而不是市場經濟國家那種沒有界限的統一大市場。

“三農”問題一再被政府和經濟學界所關注，農村經濟的停滯不前已經成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最大障礙，可是，在筆者看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村正是中國經濟繁榮的“沉默的發動機”。理解“沉默的發動機”的工作原理，還須從農民負擔和城市、鄉村兩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系談起。

農民負擔沉重已是人所共知，減輕農民負擔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可是，更多的人着眼於減輕對農民徵收的直接稅費，而沒有認識到農民負擔的多重性和隱蔽性。實際上，農民負擔達7重之多。

農業稅、農林特產稅構成農民的第一重負擔。

“三提五統”為農民的第二重負擔。

名目繁多的稅外稅費和攤派構成其第三重負擔。

這三重負擔目前已經被人們廣泛認識，涉及金額每年約為1800億元左右。但農民承擔的稅費絕不僅僅是上述三重負擔，農民還承擔了數額更大的間接稅費負擔——這並不為人們所廣泛認識。

農民的第四重負擔是間接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等）。與西方國家的稅制不同，我國實行的是以間接稅即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流轉稅表面上看，主要是由城市工商業者繳納，但實際稅收的承擔者不是企業而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消費者，他們在購買商品或進行消費時，將含在價格中的稅收一起支付了。根據《中國統計年鑑》提供的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抽樣調查數據，可以推算出2002年農民總消費占全部消費額的比例為32.02%，由此進一步推算出農民作為消費者當年負擔的流轉稅為3964.59億元，這筆稅收主要集中到中央和大中城市，農民所在地鄉村政府不能使用它們。

農民的第五重負擔是增值稅“進項稅額”。由於農民不作為增值稅納稅人，無權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將進項稅額轉由農產品採購商或消費者負擔，而獨自負擔進項稅額。歐盟也對農民免徵增值稅，但對農民均採用“統一比率補償”的辦法將進項稅額還給農民。我國沒有此項規定。根據《中國統計年鑑》提供的農民人均生產經營支出的抽樣調查數據，可推算出由於對農民免徵增值稅而導致其負擔購買農業投入品的進項稅額2002年達到831.04億元，這筆稅收同樣集中到中央和大中城市，農民所在地鄉村政府不能使用它們。

農民的第六重負擔是傳統暗稅——“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據統計，改革後通過暗稅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向城市工商部門的資金高達811億元。這是農民“新四重”負擔的第三重。

農民的第七重負擔是現代“暗稅”，以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土地等資源被徵用而補償不足、喪失社會保障而造成的財富轉移。

人們之所以負擔稅費，是為了獲得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諸如公共安全、義務教育、基礎交通、社會保障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便利。但我國間接稅實行生產地課稅制度，納稅人以城市工商業為主，工商越發達地區其稅源也越豐富，獲得的流轉稅也越多，這樣工商業集中的大中城市獲得的流轉稅就占最大的比例，通過分稅制分得較大的份額，並作為城市公共產品的財力來源。中央政府、省市特別是大中城市政府獲得的流轉稅收入，並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費者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農民消費者支付的。對城市居民而言，他們負擔的流轉稅，通過獲得政府提供的各種服務——義務教育、城市基礎設施、社會保障、醫療保險——而得到補償。但農民負擔的流轉稅卻主要轉到了城市，他們居住地政府並沒有獲得這部分由轄區內農民負擔的流轉稅，從而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公共產品的財力來源。這就形成集中納稅和分散負擔的非對稱性，財富由農村、由縣鄉源源不斷地流向大中城市。

簡單地累積以上各種稅費，即1800+3964.59+831.04+811=7406.63億元。這筆錢取之於農民，用之於城市，財富通過間接稅和“暗稅”方式從農村淨流出，才出現農村的停滯不前和城市的繁榮景象。

不過，農民的負擔並沒有到此結束。2003年，熊德明——重慶雲陽縣一個普通農婦對溫家寶總理說的一句話，掀開了全國範圍內“清欠”熱潮。據建設部統計，截至2004年元月6日，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償付2003年拖欠農民工工資57.03億元，占當年拖欠總額的44.11％，離基本解決當年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

這就是說，僅2003年一年，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就超過了100億元，而且這只是建設部一個政府部門的統計。由於長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工人數在8000萬人以上，而拖欠民工工資又是許多企業心照不宣的“致富秘籍”，再有，農民工大部分缺乏自我保護意識，沒有明確的勞動協議和工資條款，一個符合邏輯的推理是，全國範圍內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將達到數百億元。

至此，一幅繁榮和蕭條的經濟景象已經昭然若現，中國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的繁榮真真切切，摩天大樓、高速公路、磁懸浮鐵路、地鐵、環城高速、豪華酒店、機場以及人頭攢動的超級市場，這些動輒上百億的大型公共建築，營造了都市氣象，也描繪了中國經濟繁榮的勝景，可是，中央政府、大都市政府之所以“揮金如土”，有足夠的資金興建這些點綴經濟繁榮的標誌性建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些錢的相當一部分是從來也沒有瞻仰過“什麼是現代化”的農民兄弟“捐獻”的。

不妨作一個簡單的算術運算，2000年中國的GDP突破了10萬億大關，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是“七上八下”，就是“八九不離十”。按照本文的上述估算，每年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資金大概在7000億元左右，如果把這一筆錢全部用作投資，7000與100000之比不就是7%嗎？這就是說，除去消費、出口另外兩大拉動經濟增長因素，只要政府能充分運用從農村“免費”獲得的明稅、暗稅和拖欠於擴張性生產，中國的經濟繁榮就會一如既往地持續下去。尤其是，當把7000億元之巨的資金全部投向東南沿海和大中城市時，其示範效應將更為顯著。留學英國的朋友看過新東安市場之後，不停地感嘆：遠比倫敦的超級市場豪華。也難怪北京市政府底氣十足地說：北京人要提前實現現代化。而與此相應，中國農村的凋敝也會日益為甚。

中國之痛，在於貧瘠的土地上承載了10億農民；中國之幸，也在於10億農民含辛茹苦而百折不撓。中國的經濟繁榮是誰締造的，本文已經給出了答案，可是，締造了經濟繁榮的人卻依舊在繁榮的陰影里徘徊，看不到明天的希望。

2004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