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揚“偉光正”難掩“假大空”--評48集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
| 送交者: 一片冰心 2014年10月02日08:31: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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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系列報導48 宣揚“偉光正”難掩“假大空” 評48集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目錄 鄧小平轉了什麼折 毛與鄧的“大同”與“小異”之處 毛澤東生前部署粉碎“四人幫”絕對是瞎編 毛生前部署粉碎“四人幫”之說之我見 《鄧》劇兩集現6大謊言 人大代表吁停播 《鄧》劇造假責任在於中央文獻研究室 《鄧》劇中西單民主牆的內幕 “田源呼喚鄧大人”一幕嚴重違背歷史真實 六十年中國人為何一逃再逃？ 《鄧小平》第十集中的荒唐一幕 改革開放之功不能與反人類罪相抵 回憶“嚴打”的1983年 群眾演員趙紫陽 鄧小平設計了什麼 鄧小平模式 鄧小平曾是整肅習仲勛的主要責任人 死不認錯是鄧小平的特長 鄧小平歷史評價只會是屠夫
鄧小平轉了什麼折 8月8日開始，大陸的央視一套播放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引起網絡吐槽一片，劇中華國鋒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那句“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一時成為笑談，而鄧小平在獲知“四人幫”被粉碎後對家人說的那句台詞：“我還可以干二十年”也讓人一睹梟雄本色。有媒體認為該劇首次出現了胡耀邦和華國鋒，以及西單民主牆，是亮點，可這些都只是不得已的點綴，電視劇彰顯的是鄧小平的歷史功績，虛構得再好看，也還是一個主旋律。 在官方的宣傳話語中，鄧小平被塑造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被認為為中國完成了兩大轉折，一是文革後的改革開放，二是南巡後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因此成為繼毛澤東之後被中共樹立起來的又一個“神主牌”。然而，如果我們以大歷史的視野和高度，理性審視，便可發現，鄧小平實際上只完成了一個轉折，那就是：在六四之後啟動中國延續至今的權貴市場經濟，而其產生的惡果稱得上救共有功，予國有罪。 有歷史學家已利用很多材料來證明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的急先鋒和執行者的作用，在此先不討論此段歷史，畢竟，反右的第一罪人是毛，而只有文革後，鄧才成為真正的歷史主角，即所謂“第二代核心”。此文想討論的是鄧小平為什麼只轉了一個折，這也是評價鄧小平的最核心點。 先說所謂第一個轉折為什麼不是轉折。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在文革末期已被毛折騰得民不聊生，經濟破產，民眾苦不堪言，以毛為首的中共已經把中國引入了絕路，毛死後的中共實行所謂“改革開放”與其說是救國救民，不如說是一種自救，當時的中共選擇鄧小平出頭，不過是被動的歷史選擇，是沒有辦法的辦法。1949年後，國民黨內的優秀治國幹才要麼隨蔣南渡，要麼在大陸被中共殘殺殆盡，在毛的獨裁血腥統治過程中，中共內部的實用派，如劉少奇周恩來都已經人亡政息，指定接班人林彪也折戟蒙古，元老們不是老的老，就是死的死，殘存的老人們如葉劍英李先念們也心有餘力而不足，剩下還有點治國謀略的無非就是鄧小平陳雲，鄧的綜合實力強於陳，於是就形成了“非鄧不可”的格局。 事實上，文革後的中國被毛為首的中共搞得瀕臨破產，無論是誰上台，只要他要繼續中共的統治，他都只能搞改革開放，這是形勢所逼，歷史大勢，非個人所能扭轉。華國鋒想延續毛的那一套搞不下去就是例子。而且即使不是鄧上台，若林彪不死，他有可能比鄧走得更遠，更有開拓性。只要看過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那顛覆性的反毛思想，就可判斷一二。所謂形勢比人強，當時的中國，誰上台都必須要搞改革開放，這不是以誰的個人意志所能轉移的。何況，官方宣傳的鄧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地位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學者吳偉在新著《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中對此有揭露：鄧竊取了胡耀邦趙紫陽的很多治國理念，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鄧不是總設計師。把改革開放的功績都算在鄧頭上作為鄧的第一個轉折無法成立。 今天有很多像我父輩那樣的人，對毛憎恨而對鄧感激，因為他們在毛的時代倍受迫害，而在鄧的時代獲得正常的生活，可是他們很少想過：他們本來就應該獲得正常的生活，毛的中共掠奪去了他們的正常生活，鄧的中共充其量也只是把掠奪去了的部分還回來，且不說他們的青春和大部分生命都被浪費掉了，而這還回來的生活不是中共的恩賜，而是作為國民理應享受到的權利。 文革末期，中共老人幫用傳統的類似宮廷政變的手段清除了毛路線的追隨者，以鄧為首的中共將毛的瘋狂的運動政治拉回到常態的實用政治，即所謂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而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本人逐漸樹立起個人的權威，奠定官方所謂總設計師的歷史地位。然而由於鄧主導的改革始終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腿的半吊子改革，中國的改革一直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完成政治現代化的真正轉型。而且鄧在1980年代一直強壓胡趙的政治改革理念，並直接主宰六四鎮壓，隨後鄧利用自己的權威，以“誰不改革誰下台”的狠話強勢推進權貴市場經濟之路，並一直因襲到今天, 政治改革不僅未曾進行絲毫，而且連1980年代胡趙時期的那點氣象也不見，學者吳偉在新着《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披露：“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草稿中增加一句，‘決不搞西方三權分立、輪流坐莊那一套’。不加這句話，鄧小平不放心；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整個政治改革方案就會夭折。”鄧其實是如今被人嘲笑的五不搞的始作俑者。拒絕政治現代化，其實就是拒絕改革，因為真正的改革，必須以政治改革為中心，沒有政治改革的改革都是偽改革，都是打着改革的旗號壟斷權力攫取利益，所以鄧之後其實再無所謂改革，改革早死，徒留一批政治騙子。 清醒的人應該能看到：毛和鄧不是一對矛盾，他們在延續中共的極權統治上是一樣的，毛鎮壓了四五，而鄧製造了六四，毛搞一人獨裁，鄧要永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毛鄧的統治之下，高高在上的是同樣的一黨專政。這是中共統治集團最大的公約數，也可以說是絕不動搖的幫規。 鄧開啟的權貴市場經濟之路是他真正的轉折，此轉折為六四屠殺之後幾乎破產的中共統治延續了命脈，同時開啟了延續至今的對民眾的掠奪閘門，而隨着權貴市場經濟繼續的瘋狂掠奪，中共的統治危機越來越接近爆發的火山口，鄧主導的歷史轉折也越來越清晰。如果說他在文革後的鄧時代開啟改革開放是挽救了中共，那麼其六四之後開啟的權貴市場經濟之路最後只會埋葬中共。 從大歷史的眼光來看，六四成為一個分水嶺，鄧的真正轉折不是文革後的上台而是六四後的權貴市場經濟的啟動。 鄧終止了毛的瘋狂，又開啟了另一種瘋狂，這種瘋狂，導致中國貧富懸殊、權貴橫行、生態災難、道德淪喪，國本攫斷，這也許是連鄧自己都沒有想到的。
毛與鄧的“大同”與“小異”之處 今朝的風流人物，輪不到毛，也輪不到鄧。只是因為鄧的周年非紀念不可，才需要頌鄧，才不能不扯上毛，才引發了熱議，不過也熱不到哪裡去。 毛反人類，本屬希特勒一流。他的頭像現在雖仍掛在天安門上，遲早會歸入垃圾類。鄧也因天安門屠殺而身敗名裂，但論者認為，他畢竟和毛不是一路貨，為他辯護。他們所考慮的或顧忌的，是中共的存在及其力量——這個黨不僅擁有八千萬名高度組織起來的黨員，而且掌握着支配13億人生死存亡的絕對權力。語云，“打狗要看主人面”，評論大概也有評鼠忌器的問題。為了避免多重標準，不妨客觀設想一下：倘若出在非洲、歐洲、美洲或亞洲的其它地方，屠城應該如何論定? 現在論毛鄧，往往着重於他們二位的區別：毛造反，鄧維穩；毛公有，鄧私有；毛計劃，鄧市場；毛恨臭老九，鄧尊重知識；毛閉關鎖國，鄧對外開放，諸如此類。區別是實際存在的，不應該忽視。這是因為他們兩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打江山”和“坐江山”兩者，顯然大不相同。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除了以奪取政權為使命的“太祖”，都有以保有天下為使命的“列宗”，他們之間，一般都存在着這種區別。 所以把毛的“前三十年”和鄧的“後三十年”看成一個整體，也是符合史實的。毛祖和鄧宗，政策很不同，風格也不同，那是“小異”；相對地說，他們之間還存在着大同——毛祖鄧宗共一黨；而且共同維持着一個時代——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時代；共同維持着一種制度——共產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共同夢想着實現一個目標——共產黨永遠領導一切的偉大理想。 掌握“大同”，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異”。造反有理的毛，是造別人的反有理；穩定壓倒一切的鄧，是拿自己的權力去壓倒自己不喜歡的一切，兩者是一回事。實行公有化的毛，是把別人的一切私有財產充公，這是為了過渡；鄧允許國有企業改制，是瓜分這些公產，過渡到自己權貴的手裡，兩者也是一回事。毛主張計劃，是通過計劃把國家的資源捏在領導手裡；鄧開放市場，是通過黨和政府調控市場，把經濟活動捏在領導手裡，也不是兩回事。 毛恨臭老九，鄧尊重知識，這都有話可證，有事可證。當然，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以也愛郭沫若、錢學森、張春橋等無數愛黨愛毛的知識分子。同樣，鄧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所以並不看重章伯鈞、儲安平、白樺、劉賓雁、黃萬里、方勵之等無數正直敢言的諤諤之士。應該說，毛鄧的感情好惡是完全一致的，體現着異曲同工的道理。 毛閉關鎖國，不假，但他既非常熟悉羅斯福和林肯的自由民主的主張，也有一邊倒向斯大林的毛病，又有向赫魯曉夫索取原子彈技術的要求；鄧對外開放，也不假，他是兩個拳頭都硬，引進外資為華所用的確不假，兩年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從來沒有淡忘或馬虎過。當然後來又有新發展，直到反對普世價值，早已不是兩年一次，而是年年反，月月反了。 所以，毛祖和鄧宗，的確是一以貫之的。他們是奪權和掌權用權維權的關係。有時更多地着眼於權，有時更多地着眼於利，是題中應有之義，沒有本質區別。中共黨史作者要大家把前30年和後30年看成一個整體，不僅用心良苦，而且無可非議。 毛和鄧，都做了一輩子中國夢，希望中國組織起來，十億如一，成為天下無敵的戰鬥力，天下無敵的勞動力，這是相同的。但他們二人的辦法不同：毛的辦法是用繩子把十億捆在一起，鄧的辦法是用GDP把十億糊在一起。捆的辦法肯定不行，糊的辦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應心，所以正在謀求全深改。 我不認為國家應“如一人“。我贊成憲法。我也認為13億公民人人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的主人。因此，我希望正在進行的全深改，非但改掉毛，而且改掉鄧。否則的話，依法治國沒有希望，打老虎無以為繼，各種社會矛盾無法解決，創造性主動性紙上談兵，陰霾也將揮之不去，中國難見光明。
毛澤東生前部署粉碎“四人幫” 絕對是瞎編 8月8日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黃金時段開播48集《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電視連續劇第一集，出現了華國鋒演員身影（據說這是當年“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的最後一個接班人第一次顯露在影劇中），並且講了這樣一句話：“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此話引起了廣泛的議論，大多數人認為是瞎編，無中生有，明目張胆地曲解歷史。我雖然沒有，也不可能搞個抽樣調查，但這兩天在和親朋好友、熟人，甚至個別陌生人，他們大都是文革過來人議論，都是持這種看法，就是大多年輕人也是如此。昨天我家一出租房衛生間漏水，物業維修工和租戶幾個20到30歲的年輕人，提到了這句話，除一個21歲的女孩說不知道外，也都說這句話沒有根據。所以可以肯定，如果在一個大範圍里，一人一票，不會有幾個人有另外的觀點。 不能否認，毛澤東離世前幾年，對“四人幫”確實有多次批評，甚至是嚴厲指責，說他們不能團結大多數中央委員，搞宗派小圈子，甚至說江青有野心，想當中央主席，還說過她會鬧事，對江青說出了“我死了，你怎麼辦？”之類的話，所以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1974年7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下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但是，毛澤東的這裡的所謂解決，是恨鐵不成鋼，是幫助教育，要這四個人，特別是江青認識和檢討自己的錯誤，改正錯誤，絕不是什麼“粉碎”，徹底打倒，“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問題。正像當年和鄧小平給華國鋒為核心的中央寫信說，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樣，我們對毛澤東批評、指責“四人幫”的狠話，也要這樣理解，要和毛澤東對這幾個人全面評論，特別是“重用”的事實聯繫起來看，就不會得出毛澤東生前已經部署“粉碎”的問題。如果確有這個部署，大權在握的毛澤東，已經被當神敬仰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英雄振臂一揮，萬眾齊呼齊擁，他想整誰，打倒誰，粉碎誰，不費吹灰之力，何必“遺留”給他的接班人呢？況且他的最後選擇的接班人，是在之前幾個接班人一一失敗後，似乎有點匆忙，無奈臨時之舉，在辦事放心之後還有一句“有事找江青”，怎麼可能讓他還不十分可靠的接班人，在他死後“粉碎”“四人幫”呢？ 事實上，“有事找江青”是對江青和“四人幫”的最大信任，有沒有可能這個接班人是毛澤東心裡的過渡人物，大權歸根結底要交到自己夫人手裡，或過三兩年名正言順地正式隔代接班，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透露，毛澤東先後內定的幾份他見馬克思之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裡黨總書記是江青，似乎也有一份是他的親侄子毛遠新為總書記。因為一份江青為總書記的常委名單裡也有張玉鳳本人，估計至少這份名單極可信，因為不是事實她不會編出自己來（我想將來某一天，中央檔案解密，會大白於天下的）。大概可能感到這樣做太不為人接受，還是迂迴點好，只好讓華國鋒接班。更重要的毛澤東對自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文革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當然也承認有問題，但那是三分錯誤，而七分成績是肯定的，他自我總結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的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雖然“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不少”，但他從來沒有過否定的言辭。 從組織上說，毛澤東靠什麼搞文化大革命，首先和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組，名為小組，而事實上不斷升格，以至於取代了政治局甚至常委，“四人幫”作為文革小組副組長和核心成員，為文革的“成績很大很大很大”立下了汗馬功勞，是四大功臣，所以個個升天，一步登天的王洪文為黨中央副主席，張春橋為常委，姚文元為政治局委員，江青雖然只是政治局委員，但由於她的特殊身份，又是文革小組的事實最高權力人物，能夠左右其他三個人，最厲害，是“四人幫”的頭子。毛澤東的文革從始到終（事實上到死還沒有終）主要利用的就是這四個人，當然其他被他利用的例如林彪、陳伯達等人先後被打倒了，如果再把這四個人打倒，那怎麼解釋文革的偉大勝利，七分成績呢？果真如此，那豈不是否定了我的文革本身。 所以，我考慮的是我身後，如何讓他們鞏固和發展文革成果，牢固保住或獲得更高職務和地位問題，不可能會部署“粉碎”他們，演員華國鋒是瞎編，真實的接班人華國鋒才不會這樣說呢。藝術可以虛構，但是對於一些真實歷史事件和人物，不能違背歷史真相胡編亂造，這樣做，只能混亂歷史，迷惑後代人，特別是年輕人。
毛生前部署粉碎“四人幫”之說之我見 電視劇《歷史轉折的鄧小平》的主編劇是研究鄧小平已有二十多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的龍平平。日前他宣稱，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部署”，其依據有二：一是根據“紅頭文件”（中共中央通知（中發［1976］16號））透露：“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二是根據華國鋒當時在某場合說過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部署”。 在這裡我們必須弄清楚“解決”與“粉碎”概念的不同。“解決他們的問題”語義不明晰，因為這“問題”或輕或重，或大或小；“解決他們的問題”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將他們抓捕起來下大獄，可以通過相對溫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來實現。而“粉碎”一詞很激烈，就是要將對象打倒、消滅。至於華國鋒的話更不能說明問題，因為是一面之辭。因此，龍平平關於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部署”之說有許多疑點。 如果粉碎“四人幫”果真是毛主席生前的安排，那麼我們就會產生一個問題：毛主席太兇殘！他不但將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林彪等開國元勛打倒置死，而且還寡情薄義，打算要將妻子江青、侄兒毛遠新以及自己最信賴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置於死地，還要將自己的愛女李敏置於充滿荊棘的人生中，這難道不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大魔王嗎？為了自己的權欲、私慾，要將身邊的人全部消滅，這樣的領袖值得歌頌嗎？ 如果粉碎“四人幫”不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歷史轉折的鄧小平》的編劇為何要這樣安排劇情？這是他們的初衷還是另有隱情？我們都無從判斷。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即使毛主席沒有部署抓捕“四人幫”的生前“光輝”決策，也不意味着毛主席就值得我們拉着破嗓子去歌頌。和平時期人為因素致幾千萬人死亡，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的罪過。人是世界上最崇高的動物，社會的發展都應該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
《鄧》劇兩集現6大謊言 人大代表吁停播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近日在央視一套熱播。儘管該劇被認為觸碰禁區，開篇即出現西單民主牆，華國鋒、胡耀邦等中共的禁忌人物，都出現在劇中。但該劇才播出兩集，就被發現出現6大謊言，中共全國人大代錶王全傑建議停播《鄧小平》。
《鄧小平》首次展現了1976年以來高層政治鬥爭，投資了人民幣1.2億元拍攝的48集電視劇。雖然有輿論認為，該片內容很有突破，涉及到中共最上層的政治鬥爭。不過，該劇出現了許多被認為是胡編的劇情。僅僅兩集就出現了6大謊言：
《鄧》劇造假責任在於中央文獻研究室 原題《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傷害最大的是中央文獻研究室 由於文獻的歷史性和權威性，文獻許多時候被當作信史，成為固化的歷史而被引證。正因為此，文獻需要客觀、公正、全面、真實。 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央黨校、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編譯局、人民日報社、求是雜誌社、光明日報社、中國浦東幹部學院、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中國延安幹部學院一樣，同屬於中共中央的直屬事業單位，是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和黨中央的工作部門，它的主要任務是編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研究他們的思想和生平，編輯、研究黨和國家及軍隊的當代文獻和歷史文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著作集，黨的重要文獻集，老一輩革命家傳記、年譜、手跡、畫冊和宣傳。目的是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服務。 ………… 由於中央文獻研究室地位的特殊性、掌握信息的條件優越，由這裡發出的信息形成了一定的可信度，成為社會研究的風向標和根據及基礎。民間研究許多時候把他們的成果作為根據加以引用，從而確立了他們的權威性地位。 長期以來，由於中央文獻研究室過於貼近時局，為了迎合政治需要顛三倒四編造和謊言歷史，在當時見證人及經歷者在世的情況下廣受垢病，已經失去了權威信。電視劇《歷史轉折下的鄧小平》由於情節失真，加重了人們對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不信任。 電視劇《歷史轉折下的鄧小平》總編劇龍平平，是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長期從事鄧小平理論和黨的當代文獻的編輯研究工作。曾參加《鄧小平文選》、《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大決策的形成與發展》、《鄧小平年譜》等書的編輯工作。作為歷史見證人和長期鄧小平研究者，理應了解情況，把一個真實的歷史場景和鄧小平展現在人們的面前。恰恰相反，由於他對鄧小平“高大全”思想的固化，畫蛇添足的違背歷史事實，反而使這部具有紀念意義的作品弄巧成拙。 看過《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前幾集的人都有種印象，編劇和導演像是從另一星球的過來人，根本不了解那個時代。其中的許多情節完全脫離了真實，從而讓作者想詮釋的政治理念黯然失色。不僅沒有勾起人們對鄧小平的懷念，反而玷污了他曾經的輝煌。 比如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的生前部署，按編劇的解釋是毛澤東曾說過“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其實這句話原話是：“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很明顯，毛澤東說的是經驗主義問題不大，根本不是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電視編導這種斷章取義明顯是在愚弄觀眾。 對於鄧小平知道“四人幫”被抓捕後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還是 “我還可以再干20年”可以任由鄧家人信口開河。對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的作用卻不能違背歷史。 比如反對文化大革命。 1977年7月20日鄧小平出席華國鋒主持的同各省黨的負責人座談會，鄧小平說：“我們黨是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但有些人卻不要馬列主義，不要社會主義，這些人往往利用我們以為風平浪靜相當安穩的時候，暗中拌我們一跤，使我們四腳朝天，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着鼻子走。這說明什麼？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裡體現出來。”何來鄧小平一直反對文化大革命。 比如恢復高考，1977年7月21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鄧小平恢復職務， 7月30日第一次露面。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受到與會專家的呼應。而鄧小平在同方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劉西堯（教育部長）的談話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還按原來的辦法。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特別是理工科。開學時間統一到秋季好。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總的目標是儘快地培養一批人出來。今年先過渡一下。”顯示鄧小平並無意在77年恢復高考。即使對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何來鄧小平出山三天就批准恢復高考。而恢復高考的決定是1977年10月5日由華國鋒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批准了教育部長劉西堯報送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工作的意見》。文件經過教育部修改後於10月12日由國務院正式批轉下發。 比如知識青年結束上山下鄉，它的導火索是雲南請願事件，在知青的倒逼下中央不得不終結這一決策，形成了1978年12月結束知青上山下鄉的《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在處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問題時，可以經常看到分管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分管農墾）、余秋里（分管經濟）、紀登奎（分管農業）、陳永貴（知青辦主任）及陳慕華、谷牧、王任重、康世恩，民政部部長程子華等，結束時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即中發［1978］74號文件）這一結束上山下鄉的決策。1977年夏天以後，再沒有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鄧小平恢復職務是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 比如改革開放的特區建設。1977年10 月，香港招商局申請在蛇口設廠之前，華國鋒指示招商局“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個“四點”不知何故被戴到了鄧小平的頭上。 比如“三個有利於”。胡耀邦在1983年1月20日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中指出：“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的標誌。”鄧小平九年之後1992年 “南巡講話”只是重複了一遍,變成了鄧小明的“專利”。胡耀邦要是活着的話，非得再氣死一回。 比如市場經濟的提出。高層提出市場經濟理念是1978年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根據陳雲的意見，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改革思路。陳雲在1979年3月寫的《計劃與市場》一文中做了闡述。1979年4月，於祖堯在江蘇無錫市舉行的全國價值規律理論討論會上，提交了《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文，文中曾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範疇。鄧小平只是在1979年11月接見外賓時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就成了提出市場經濟的第一人。 比如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葉劍英、李先念等第一代領導人退休都比鄧小平早。鄧小平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85歲辭職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89歲辭去國家軍委主席職務。離而不退，一直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把一個將近九十的老人退休且繼續干政說成是帶頭餞行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是政治笑話。 這些歷史都有據可查，根本不需要編研。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選取的是1976-1984年的一段歷史，也就是華國鋒當政和胡耀當政的前期。其實在當時鄧小平還沒有乾綱獨斷、一言九鼎的權威和權勢。在華國鋒當政時，他的話語權並不比葉劍英、李先念，甚至汪東興、紀登奎、王震大。在胡耀邦當政的前期，鄧小平不僅排在葉劍英之後，而且黨內有陳雲、李先念掣肘，重大決策他根本不可能拍板決策。他威勢的建立是在胡耀邦當政的後期，隨着華國鋒、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元老退出中央政治局，尤其胡耀邦下台的1987年後，中央政治局常委變成了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等後生代，才突出了鄧小平的核心地位。鄧小平能夠脫穎而出，除了資格老以外，本人確實有精明或過人之處。他靈巧的政治手腕，近乎殘酷的手段讓一個個不聽話者包括黨和國家一把手紛紛讓位，從而開創了中國的鄧小平時期。 電視劇虛構了夏默、田志遠等幾個名為小人物實為智囊團成員的人，把這些大決策硬加在他們的唧唧渣渣中，其實是揭了鄧小平的老底。電視劇在這一點上是真實的反映了智囊的“黃金時代”，鄧小平後來的許多決策都出自手眼通天的核心智囊們，而不是中央集體討論決策。這裡面有“左王”胡喬木和鄧立群，有農村改革之父稱號的杜潤生，有經濟理論家于光遠，還有經濟學家陳治方、薛暮橋和馬洪。以及參加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和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的高西慶、王波明、王岐山、馬凱、周小川、樓繼偉、周其仁等現任的財經高官，他們直接向高層上書，直接向高層施加個人影響。直接參與中央文件的起草，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政策走向和“七五”計劃的制定。 ……… 其實中央文獻研究室所謂的編研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還原歷史真相，而是為了應合時政的選擇性重編。比如鄧小平文集沒有反右時或者大躍進中的講話，沒有鄧小平文化大革命中給毛澤東的幾封信，更沒有他的幾篇已經公開的檢討，許多言論已經掐頭去尾被改的面目全非。電視劇只是通過另一種形式使鄧小平更“高大豐滿”而已。再比如新編毛澤東選集，凡是講鄧小平好話的全部收入，批評的一句也沒有。 當代人不修當代史指的是對於有利益關係的當代人對歷史現象容易出現千差萬別的主觀感受和帶有感情色彩的個人記憶，並不包括對史料原生態的記錄和保護。就個體而言，對於當代的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記述和理解，作為國家機構中央文獻研究室應當立足於對真實史料的完整真實反映，而不是重新編排、修改甚至虛構這些史料。一個以價值觀為導向修改的歷史文獻只能是偽史，無法也不可能為成為歷史的見證。 包括毛澤東鄧小平在內都不是完人，他們很多時候也被時代潮流推着走。許多言行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對的，而在後天來看卻是錯的。應當也必須讓這些東西存在於歷史，真實反應這些歷史事實既是對他們個人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的負責。 現在六十歲以上的人都經歷了曾經的歷史時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體會。無論文藝作品把鄧小平描述的有多完美，人們仍然會從他的人格和國家治理行為中做出自己的判斷。 客觀的講，56年出生的編劇龍平平在1976年時還是個剛到20歲的學生，這位當年的“紅小兵”雖然冠以中央民族大學法學碩士，不是工農兵大學生就是恢復高考後才上大學，或者是大學生中的水貨。即使長期研究鄧小平也不可能對那個時代有深刻的理解。除了鸚鵡學舌以外就是拍馬逢承，寫不出真東西出來。 如果說編導者有突破的話，那就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昧——歪曲歷史”。這種公開說假話確實需要一定的勇氣。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組織、指導，北京華影文軒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河南媒合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中央電視台等單位聯合製作，歷時四年，投資1.2億元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由於編造歷史而廣受垢病，其中傷害最大的不是編劇和導演，而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它的名聲被這些沒有職業操守者所玷污，這個官方機構從此失去民眾的信任將是必然的。
《鄧》劇中西單民主牆的內幕 隨着《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大陸的熱播，裡面所謂的“脫敏”劇情也被外界所關注。劇中出現的北京西單民主牆引發熱議。那麼，當年出現了民主牆之後，中共領導人各抱什麼態度呢？《鄧小平》劇中只是蜻蜓點水，含糊其辭。海外媒體有文章揭露，胡耀邦和葉劍英都對民眾自發的西單民主牆持贊成態度，而鄧小平則認為是“搞亂中國”。
對《鄧小平》一劇出現的西單民主牆、胡耀邦這部分中共敏感禁區，知名學者葉匡政表示，雖然只是蜻蜓點水，但也是該劇“最有進步”的一點。
“田源呼喚鄧大人”一幕 嚴重違背歷史真實 在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一集裡有這樣一幕：在貌似西單民主牆的一片地段，群眾三三兩兩圍觀牆上的大字報。這時，有幾個騎自行車的青年來到現場，貼出大字報，醒目的標題是“鄧小平你在哪裡”。然後，這位名叫田源的大字報作者向群眾發表講演：毛主席屍骨未寒，江青卻勾結上海幫搶班奪權當女皇；並大聲疾呼鄧小平鄧大人你在哪裡。最後，田源和現場群眾一道高呼鄧小平，高唱國際歌。 這一幕至少在以下三點，嚴重違背歷史真實： 一、在當時，並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二、在當時，人們不可能用“鄧大人”來稱呼鄧小平。 三、最早在公開場合呼籲鄧小平復出，是在1977年1月，呼籲者都是平民子弟，沒有象田源這樣的高乾子弟。 下面，我對這三點再做一些說明。 首先，按照這部電視劇，田源貼大字報發表講演的時間，應該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四人幫被打倒之前，也就是在1976年9月9日到10月6日之間。可是我們知道，在這段時間，不論是北京還是其它地方，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件。四五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當局展開大搜捕大鎮壓，全國上下，一片肅殺。在這種形勢下，或許有個別人偷偷刷標語貼大字報表達異議，但是在公共場合公開張貼大字報發表講演而且還有若干民眾熱烈參與這種事是沒有的，也不可能發生的。 再有，關於“鄧大人”這個稱謂到底出自何處？在什麼時候，人們用“鄧大人”來稱呼鄧小平。 “鄧大人”這個稱呼出自國產電影《甲午風雲》，影片中的主人公鄧世昌，人稱“鄧大人”。這部電影是在1962年上映的，當時自然不會有人把鄧世昌“鄧大人”和鄧小平聯繫起來。文革十年，《甲午風雲》和其它很多電影一道被打成毒草禁止上映。四人幫打倒後，原先禁演的影片紛紛重映。1977年，《甲午風雲》也重新上映，在觀眾中引起的反響勝過當年。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復出，民間呼聲很高，於是就有人用電影中的“鄧大人”來稱呼鄧小平，並且立即引起廣泛的理解和共鳴。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把這件事放在1976年，顯然是錯誤的。 在社會上公開呼籲鄧小平復出，是發生在1977年1月。當時，為了修建毛澤東紀念堂，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已經用木板牆圍了起來，人們就把它變成了民主牆，在上面張貼大字報小字報。順便一提，在那時，西單那段牆還沒有成為民主牆。西單民主牆的誕生是1978年11月。 1月8日，畢誼民在廣場正對國旗杆的木板牆上貼出他寫的詩《懷烈思先》，並在眾人要求下高聲朗誦以及發表即興演說，要求為四五天安門運動平反，為鄧小平恢復名譽和工作；圍觀的群眾高呼口號。 1月8日，在文革期間曾擔任首都中學紅代會負責人的李冬民在北京街頭刷出大標語，要求為四五運動平反，為鄧小平平反。 1月13日，陳子明兄妹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的木板牆上貼出小字報《四五運動親歷記》，其中提出為四五運動平反，為鄧小平平反並恢復一切職務，陳子明這篇小字報還提出了徹底否定文革和實行體制改革的主張。 1月7日，上海的倪育賢在鬧市區貼出兩首長詩《清明憤》和《小平引》，呼籲為四五運動平反，為鄧小平平反，引來大量群眾圍觀和抄錄。 就在這段時間，遼寧的旅大市委門前也出現過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大字報。 以上這些事件，陳子明在《歷史大視野中的四五運動》長文里都有記載。這些事件的主角都是平民子弟。沒有高乾子弟。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編造了一個高乾子弟田源充當這樣的角色是違背歷史真實的。因為真正的藝術虛構也不能違背歷史真實。按照恩格斯，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創作，除了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的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不算藝術虛構，這是篡改歷史。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編劇們的苦心，因為現在是紅二代掌權，編劇們想方設法討好紅二代，製造出紅二代們天生具有使命感責任感的神話，所以才偷梁換柱，把當年那些有膽識的行為算在高乾子弟名下。再有，當年做出那些有膽識行為的人，後來基本上都被當局打入另冊，至今仍受打壓。這也是現在的編劇們要迴避要篡改的原因之一。 說來也是，文革最大的禍害就是鋪天蓋地的以言論治罪，象文革這樣的災難之所以能在中國發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然而直到文革結束近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還沒有獲得言論自由。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扼腕不已。
六十年中國人為何一逃再逃？ 近日，大陸不少網媒紛紛表示，熱播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揭開了塵封多年的歷史記憶“大逃港”的冰山一角。這句明顯隱含着肯定意味的褒獎之詞意在強調，分別發生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的三次大規模的中國人“逃港”事件由最初在“史學界、新聞界、文學界一直是個禁區”的狀態到今天能夠通過影視劇公開“再現”，政府的此番動作可謂是對歷史的“正面肯定”、是“新的認識”。就連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一書的作者也無比激動的感慨道，“長期以來，史界對這起長達30年的大事件幾乎完全忽視了。現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個進步”! 咱們且先不論一部中共享以“王婆賣瓜”的電視劇究竟能有多大的尺度來真實、立體、飽滿的再現當年所發生的慘烈事實，也不提中國人因迫於政策導致的負面結果而無奈逃離故鄉的痛苦抉擇又怎樣能從正面的角度來加以肯定；只看各家網媒迫不及待、爭先恐後發文唱讚歌的媚態以及作者難以抑制的激動情緒就足以發現，中共此次對史料有選擇性的、且帶有明顯自誇立場與意圖的公諸於眾實在是百年難遇、千年等一回的稀罕事。若按這樣的狀態來重溫中國幾十年來的無數仍處在“禁區”的史實，恐怕沒有人敢確信和斷言，中共究竟會以這樣的自我陶醉狀激動、興奮多少回? 事實上，眾多史料已經通過親歷者的口述記錄明晰的指出，自中共建政時起，人數不一的“逃港”事件似乎一直在持續上演。有數據顯示，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由大陸逃亡至香港的中國人大約共有250萬。當時引起轟動的、頗為著名的三次大規模“逃港潮”不僅涉及到機關幹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工人、知青、農民等完全身處在不同階層的人以及波及廣東、福建、湖南、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縣市的廣大地區。尤其是談及造成這三次“逃港潮”的主要原因時，均毫無例外的指向當時接連發生的合作化、大躍進、三年災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更需要從頭進行細節化陳述的政治運動。然而，所有的內幕與細節都在電視劇的某個片段中，被當時主政深圳的官員用一句“太窮了，以後大家都富了就沒人跑了”的台詞削繁為簡、大而化之了。 或許某種程度上，這句總結性陳詞較為一語中地的道出了當時的中國人渴望脫貧致富的現實心態。既然生活上的愈發拮据、經濟上的持續窘困是需要過日子的老百姓所無法面對與忍受的境況，那麼，因恐懼死於飢餓而大舉逃離便可算得上是情有可原、合乎人性求生的本能。因此，將改革開放以前的一番貧瘠景象示於人前也並不是什麼難為情的醜事，何況若要揚，先得抑，沒有對比，也不能高調展示改革開放30年一路輝煌的經濟成果。 的確，30年後又30年，中國經濟的騰飛在貪官的各種揮霍、二代的炫富姿態以及“福布斯”富豪榜不斷增添的大陸人數量上，可謂是溢於言表、彰顯無餘。然而頗為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得益於改革成果、在中共治下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新時期有錢人，居然也難以繞開一個“逃”字。其一、官員的外逃主要表現在配偶子女早已移居海外的事實以及一份央行發布的含16,000至18,000的外逃人數、向境外轉移8000億元人民幣資產的報告;其二、富豪的外逃則表現於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一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不是在考慮移民，就是已經快辦完移民手續了;此外，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中，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這些數據絕非空穴來風、憑空想像，僅從2011年《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捲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中就可找尋依據。 由此可見，經濟上的貧富因素根本無法羈絆中共治下的大陸人競相逃離的腳步。無論是多年前不忍飢餓、窮困而冒死一搏的偷跑，還是今時今日早就做好了資金上的準備、鋪好了後路的舉家遷徙，都毋庸置疑的讓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國已然淪為政策所導致的“貧窮”的代名詞，而之後的30年，中國也同樣毫無意義的變身為“前途渺茫”、“喪失希望”的代名詞。高速增長的GDP不但沒能讓深具投資眼光的商賈巨擘流連於中國大陸這片傳說中“潛力巨大”的市場，甚至也無法讓“有權即有錢”、享受着一切特殊待遇的黨官、高管們繼續安守於這塊能為他們持續帶來巨額財富的肥沃之地。 究其一切其實不難發現，無論於窮於富，中國都已然是一片枯竭乾涸的鹽鹼地、一副被掏空殆盡的軀殼而已。面對着千瘡百孔的中國，一逃再逃或許就是無奈、無望之下的唯一選擇。
《鄧小平》第十集中的荒唐一幕 電視劇《大轉折中的鄧小平》在事前媒體就做足了宣傳，說裡面有從正面肯定的華國鋒、汪東興、胡耀邦等上層人物形象，有西單牆、“小平您好”的橫幅等等。照理說，這樣的電視劇對當時三十歲左右的我來說，應該有足夠的吸引力，比如可以重溫歷史、回味年輕的滋味，可以再發泄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仇恨、與“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再同心同德一次，可以用這段歷史為依據證明中國必須改革開放、批判目前仍大有市場的極左思潮等等， 但我沒有，前九集我連瞅都沒瞅一眼，箇中理由，很簡單，僅因我的生命現在還存在，既熟悉那段現代史，也經歷了1984年以後三十年的“現實史”。 ——西單牆，當年為推翻“兩個凡是”促進歷史轉折造足了輿論，得到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一干領袖級人物的充分好評。這的確是不容虛無的一段史實，但想到不久後即被封殺，有人還為此身陷大獄，你還能再為劇中給它一兩個鏡頭激動嗎？ ——胡耀邦，在這個歷史轉折中厥功甚偉，照說《鄧》劇怎樣讚頌也不為過，但已清楚他“被辭職”的後果後，坐在電視機前，你還會為重現他的形象振奮嗎？ ——趙紫陽，在如今寫一篇讚頌他的文章都無處發表的情況下，該劇敢正面反映當年“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民情民意嗎？ 1984年北大學生確實在領導人檢閱遊行時頗有創意地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但誰能料到，在同一個地方，比他們晚5屆的師弟師妹們，又在這條橫幅後面，打上破折號加了個“很”字？ 再說改革開放，當年中國的確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逼上了絕路，“改革開放”是眾望所歸，但要是曉得改革的結果是1%的人攫取了全國2/3財富、資產過億者中有90%的高乾子女家庭、貪官污吏層出不窮，你還會像當年那樣“眾志成城”嗎？ 正因為有以上這些煩心事，為保持耳目清淨，對這部“宏大敘事”之作，我抱定兩字，不看！ 雖然我自己不看，但看過此劇的觀眾們對此劇的揶揄還是免不了會傳入我耳中。 有的說，劇中借華國鋒之口說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生前重大戰略部署，究竟是在繼續頌聖還是說毛澤東是個弱智？ 有的說，在聽到“四人幫”被抓捕後，當年當事人一致證明鄧小平說的是“我可以安心過好晚年了”，怎麼劇中篡改為“我還可以好好干20年！”？聽到這些非議，我不禁大吃一驚！中國“文人無骨”的特徵我清楚，“主旋律”媚權的本性我也了解，但這才過去幾天的事呀，他們竟敢這樣干？ 為證實上述議論是不是造謠中傷，昨晚，我突破了自我禁令，看了第十集《鄧》。不看不知道，一看果然嚇一跳！ 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 當中央決定恢復高考的喜訊傳到西雙版納一農場時，受困多年的農場知青們擁入場長辦公室，要求報名參加高考，誰知不識時務的場長卻一個都不批准！他的理由是，參加高考影響生產，雖然中央叫考，但我是場長，你們在這裡，就得聽我的！以幹部子弟田源為首的一干知青對此又氣憤又無奈。應該說，這個情景很真實。但接下來卻發生了這樣的一幕，這批傷心失望的知青們卻聚集在一塊，深情地唱起了頌毛紅歌《遠飛的大雁》：“捎個信兒到北京，革命戰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看到這裡，我不禁像生吞了一堆蒼蠅，萬分噁心！ 在毛澤東仍被當着圖騰崇拜的情況下，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愚昧中，青年學生唱“想念恩人毛主席”不難理解。但到了1977年下半年，知識青年們還會“懷念恩人毛主席”嗎？從知青上山下鄉的1968年到恢復高考的1977年，中國發生了多少大事啊，還不足以促使急欲參加高考的知青們覺醒？且不說上山下鄉的實際遭遇早已擊破了他們的理想，且不說林彪叛毛的9.13事件早已粉碎了對毛澤東的“神化”，且不說知青家長李慶霖致毛澤東的信早已在知青中引發了共鳴，且不說前一年的“四·五”廣場運動早已發出了“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的怒吼，且不說招收幾屆“工農兵大學生”中的醜聞早已使這批仍盼高考的年輕人憤懣，且不說毛死後大多數中國人才如釋重負，且不說對“四人幫”的全民批判就是否定毛的“豐功偉績”，難道這批“受困十年”的知青們會不清楚，怎麼會去款款深情地唱“想念恩人毛主席”呢？該劇編創究竟是把他們當着知青還是智障？ 既想反映歷史，又想美化權力；既想面向未來，又不能砸碎精神枷鎖。於是，在第十集《鄧》劇中，我看到了不應出現的荒唐一幕！
改革開放之功不能與反人類罪相抵 對鄧持褒揚態度者，其誤區就在於他們的邏輯思維上：只看到小道理沒看到大道理。一位把十個病人治死了八個的醫生，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神醫，沒治死的那兩個能算他的功績嗎？這樣的“神醫”只能是殺人犯，再掛牌騙人就是非法行醫了。再借球賽打個比方，六四事件就相當於鄧小平在替共產黨守門，卻為了顯擺他個人球技，故意把球踢進自家球門裡，那麼整個球隊因這個臭球而造成的敗局就純屬活該，其它球員的球藝再精湛也是白扯。鄧小平搞“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都是什麼人呢？中國民間至今還流行着這樣一個順口溜：東方紅太陽黑，中國出了個鄧矮矬，他為自己謀幸福，他讓人民各顧個！ 照這些先生們的邏輯，古今中外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等等暴君，都有他們的歷史功績“可圈可點”，但是別忘了，暴君們的“功績”都是一種客觀效果，這個客觀效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某一社會在某一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簡單的說，享受這些經濟成果的人民，其實是在大吃“非我族類”的人血饅頭。比如嬴政滅六國，統一文字和度量標準，修長城和高速公路等等，都是為了他自己的霸業（有史據可查），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這個“天下”是以無數“黔首”的生命為代價的。用希特勒的邏輯，這個“天下”就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代價就是讓其它國家民族做出重大犧牲。以現代文明的標準看，都是典型的反人類罪。 這些歷史公認的暴君，要不要也像鄧評價毛那樣，來個三七開呢？沒錯，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以几几“開”定論，的確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表面上看雖然是客觀公正的，但它往往違背了人類社會的基本文明準則，忽視了對暴君定義的根本原則。如果都以功過是非參半幾率來定論歷史人物，那就不存在暴君了，連羅馬的尼祿皇帝和紅色高棉波爾布特們也都有一定功績了。我們說，歷史定論和歷史研究是兩回事，功過是非屬於歷史研究，但沒可能人人都是歷史學家。歷史定論屬於公理，是不容翻案的，翻也翻不成。 今天的中共為了給自己找執政合法性，把整個執政歷史分成前三十年後三十年，意思是前三十年走了彎路，後三十年在鄧的領導下已經糾正了錯誤，是無比正確的了，因為經濟得到了空前發展，GDP指數位於世界前茅，所以應該歸功於鄧的“改革開放”政策，很多基層共干在招商外資時也振振有詞的說：我們已經不是過去的共產黨了。但是眾所周知，鄧在前三十年是中共的總書記，毛干下的所有壞事，鄧都有份，而且是狗頭軍師。難道他不是反右運動的操刀手？難道他不是三面紅旗的旗手？再往早說，1949年中共西南局成立，鄧是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鎮反大規模殺人（主要是國民黨軍政投誠人員），武裝進軍西藏，都是鄧小平的決定。1950年，鄧小平在第二次全國軍事和政府委員會上提出立即沒收地主財產，1951年，在第三次全會上，又首先提出農村合作化運動，這些建議都得到了毛的肯定讚許並立即實施。 早在六四之前的1983年，鄧就犯下了嚴重的反人類罪。1983年7月19日，鄧小平在北戴河指示：“對於當前的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嚴打就是要加強黨的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鄧為了殺人立威，在八三嚴打中以個人意志踐踏人權破壞法制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頒布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及《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規定對“流氓罪”等十幾種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在程序上要“迅速及時審判”，上訴期限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僅在所謂的“第一戰役”，全國就逮捕了一百多萬人，判刑八萬六千人，槍斃兩萬四千人，勞教十六萬人。是繼1950年鎮反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鎮壓運動。 如果說八三嚴打是打擊“刑事犯罪”（包括跳舞搞破鞋偷雞摸狗），即使其中也有不少“反革命罪”，這個藉口也說得過去，但六四屠城，殺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和學生，又如何淡化迴避就能掩飾掉？僅這一件事，就足以定論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了。否則，為之歌功頌德的《鄧小平》為什麼刻意迴避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能不說，六四事件到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必須要拿到桌面上來給個說法，但官方拍攝《鄧小平》的用意，就是要以他的“改革開放”之功來洗白六四事件的污名。其實，如果沒有六四屠城，鄧也許是所謂的“功大於過”（儘管這個功是在維護一黨專制）。但歷史上對暴君的定論，從來就是以殺人如麻而確立的，人在做天在看，何況是在現代文明的條件下？比如南韓光州事件，殺人並不多，和六四相比是小菜一碟，但是總統即使退休了也要上法庭，還有東德的昂納克，要躺在病床上法庭，雖然他們在位時也都有一定的政績可圈可點，但都不能與反人類罪相抵。 殺人惡魔鄧小平的“可圈可點”，無非是他的“改革開放”政策，但這種改革，不過是中國歷史上歷次變法的重演而已，如商鞅，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意義在於維持專制政權。不要說鄧小平，就算老毛沒死，“四人幫”不倒，他們為了扭轉經濟頹勢，也會“改革開放”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改革開放的程度有區別，是“步子”大小的不同，但性質是一樣的，都要四個堅持，不存在“姓社姓資”的問題，比如毛遠新就搞了“社會主義大集”。事實上，在七十年代老毛活着時，中共就已開始向美國靠攏了，在文化領域也有所解禁。之所以“反擊右傾翻案風”主要是因為鄧啟用了一大批“走資派”老幹部，弱化“造反派”在革委會中的領導地位，所以左派認為他是否定文革，從《決裂》到《月亮灣的笑聲》等電影，生動的描述了這一時期的社會狀況。 鄧小平主持反右，搞八三嚴打，六四屠城，已經給自己做了歷史定位，這個定位其實和薩達姆卡扎菲的統治沒什麼不同，和老毛相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拍《鄧小平》這部戲，是因為老毛在國際社會名聲太臭，中共統治前三十年幾乎沒有什麼亮點，中共再樹立老毛這面大旗，略嫌底氣不足，而鄧則是香臭參半，畢竟西方歐美大財閥們也得到了好處，所以後三十年很重要，要樹立鄧小平這面大旗，但是，就連《鄧小平》的編劇自己也承認，1986年以後的劇情不好寫（應該是不敢寫）。鄧小平，是自己把自己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怪不得人民，這裡應該說鄧還是有一點自知之明，遺囑死後骨灰撒在大海，免去了後人對他的焚屍揚灰。而毛澤東的臘肉，儘早有一天會遭到鞭屍，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華國鋒也算做了件好事，留給了中國人民一個從行動上伸張正義的機會。
回憶“嚴打”的1983年 1983年的案例，一個女孩夏天夜晚在自家院子裡洗澡，這時同村一個年齡相仿的男孩從門前路過，因院牆較低隨便伸頭看了一眼，被女孩發現，該女大叫“流氓”，男孩被抓，隨即被定為流氓罪給槍斃了。 四川瀘州納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賭敢親女孩嘴，結果真的去親了過路的一女孩。被抓後判死刑，槍斃了，轟動了當地。過了好多年，據說公安給家屬賠償了200來塊錢了事。 1983，鄭州市上街區；男女談戀愛，由於雙方家庭條件懸殊過大，女方家長一直不同意婚事，無奈女方毅然決然和戀人半公開同居以此來要挾父母就犯，女方家長聞之大怒，叫來眾多親朋好友強行把女搶回並對男青年大打出手。誰知男青年對此女是一往情深，儘管受到如此待遇也對女方痴心一片，仍隔三差五“騷擾”女方。女方家長終於下了毒心，把女兒關在家中洗腦一月有餘，硬是誘逼着女兒告男方強姦，並拿出了之前準備好的“證據”……憑着女方家的社會關係，不出一月，男青年命喪刑場。 1983年嚴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個被槍斃的犯人，19歲，罪名是嚴打期間“強姦未遂”；某村有個青年，在大街上作勢攔了一下一個姑娘（開玩笑的那種），被槍斃了。某青年因為喝多了在馬路邊尿了一泡就被定罪為“現行流氓罪”送新疆勞改了。 1983年，安徽省蚌埠市，有一個小青年（名叫李和）與一個妓女發生關係不給錢，被告強姦。已判刑5年，嚴打開始，改判15年，布告貼得滿街都是。這小子不服，上訴。第二批嚴打時數字不夠，改判死刑。 某工廠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達的嚴打指標是30人，超過了5%，據說是給人數少的小廠子分攤了1%的指標。為了完成任務，把在廁所寫髒話的都抓了起來；還有一個工人更倒霉，他本來在廠子裡沒什麼事，便把他在學生時代的老底翻了出來，他在學校偷了同學十幾元錢，其實被學校處理過了，這次為了湊數，送進了拘留所，最後被判了2年徒刑。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個洋妞跟別人扭打時被扯開上衣，一時衝動，上去摸了一把。槍斃。 那時新疆晚上12點（12點相當與北京晚上10點）還在街上的話，基本都會給帶回派出所。若一男一女，倆人分開，只要說錯對方的名字，鐵定是流氓罪。而且十來歲的孩子搶個電影票基本也是10年20年的判……，15年以上的都拉到沙漠的監獄裡去了。 第一次嚴打比較嚴的，只要是有人檢舉一般的偷竊也馬上被抓的。 第一次嚴打高潮期間，一沒有着警服的警察見到一個人自行車棚轉悠，喊其“站住”並對其搜身，發現該人帶有螺絲刀一把，認定其為偷自行車賊，準備將其帶回派出所，該人不從，在反抗警察揪住其衣服時，螺絲刀劃破警察胳膊，結果歸案後被判處死刑。對其定罪的罪名前面加上“反革命”三個字。 嚴厲打擊偷、搶機動車運動中，一入室盜竊的小偷兩次以順手牽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車車證、摩托車鑰匙然後將摩托車開走，案發後，兩部摩托車均沒有銷贓被追回發還失主。結果以該小偷盜竊罪數額特別巨大判處死刑。 一個當年的材料里，最狠的一個，是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為，結果判刑了，原因是“客觀上起到了助長犯罪分子囂張氣焰的作用”。 一個拉車的在馬路上和一個女邋三吵架，女邋三把自己的衣服脫了告他強姦，圍觀好幾百群眾，後來那男的被判流氓罪槍斃了。 一個17歲女孩子初中畢業輟學在家，由於母親去世，父親上班，家中無人照顧，經常和兩個小男生往來，也許發生了性關係，由於他們家與居委會很近，肯定瞞不過局委會老婦女的眼睛。1983年那場嚴打一來，立刻被逮捕（街道居委會和派出所的“片員”之前從未對其批評教育過），被冠以“流氓團伙”的罪名，判刑15年。公安破了大案，立了大功。遊街的時候，女孩子茫然的看着遠方，她肯定不知道：公安能超額完成嚴打指標，有她一分功勞。 這是個發生在蘇州的真實事件；某廠二車間周書記是部隊的指導員，舉家轉業回來，首次嚴打，唯一的兒子就此十七歲消失了。當時公判，工廠停工收聽廣播，當聽到判處周大維死刑立即執行，某廠的知情的職工都驚呆了，車間書記、主任：“這是個很本分的孩子，怎麼就這樣完了”。在嚴打前幾個月的一天晚上，大維的幾個同學約他出去玩，本不想去，又經不住同學勸，就騎着父親剛給他參加買的新自行車去了，到了彩香一農戶家，才知同學是為了討賭輸了的一百元錢，十幾歲的孩子怎麼賭得過有妻兒的農民，農民看到來的人多，就答應歸還，參賭的孩子（是首犯）卻拿了一百二十多元，和另外幾個都騎車跑了（自行車未鎖）。周大維拿起鑰匙開鎖卻被此農民後腰抱住，周大維打開鑰匙圈上的摺疊的削水果刀刺穿了農民一個掌心。被農民抓住灌糞喝尿，被毒打後送派出所轉公安局，假如是工傷的手掌被刺穿，勞動教養幾個月好就可以了。然而案件不大，年齡不夠，幾個月都判不下來。到了嚴打時就可以判決了。幾個同學與他（主犯）被判死刑。賭徒卻沒有受到判決。廣播裡聲撕力竭地讀着“不殺不足於平民憤”“判處周大維死刑立即執行”。 西安有一個叫馬燕秦的中年婦女，性頗風流，喜跳舞。嚴打以前，公安派出所曾經找過馬燕秦，詢問她的跳舞情況。馬燕秦一口氣講述了數百個一起跳過舞的男女，有些男人還和她有過更親密的關係。派出所的本意是嚇一嚇她，使她不要太招搖。他們沒有想到馬燕秦根本不顧臉面，既無法用損害名譽使她有所顧忌，又沒有法律能夠制約她，只好賠着笑臉將她送走。嚴打開始，警察們獲得了尚方寶劍，不僅將馬燕秦收監，而且陸續抓審了三百多人，成為轟動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報》以整版整版的顯要位置多次報導案情。這件案子由於太大，審理一時難以完結，躲過了“嚴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結案。有些知道內情的人說，如果高峰時判決，至少槍斃十幾個人。就是躲過了高峰，還是槍斃了以馬燕秦為首的三個人，另有三名死緩和兩名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則多得不值一提了。 三個死緩和兩個無期徒刑全曾經和某網民同關過一間號子，他看過他們的判決書，也和他們一起討論過這個案子。 李兆勝，和馬燕秦舉辦過兩次家庭舞會，並有過一次性行為，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袁定之，是馬燕秦女兒的朋友，由于堅決不承認和馬燕秦有性行為，屬態度惡劣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楊和風，舉辦過一次家庭舞會，邀請馬燕秦等人跳舞，尤為嚴重的是還有在西安上學的洋學生參加，本人也不承認和馬燕秦有過性關係，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馬修士，多次參加馬燕秦舉辦的舞會，判無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籌組的樂隊指揮，為馬燕秦的舞會伴奏，判無期徒刑。 河南西部某縣；一農戶新添小孩，由於地里農活多，年輕夫婦便委託公婆白日在家照管。公婆因索事一時疏忽，把小孩單獨放家外出辦事。誰知等回來時，孩子已被家裡餵的豬活活咬死只掉殘缺的肢體。全家人悲痛欲絕……可是，事情並沒有完，正好趕上1983年的嚴打。由於該大隊沒有完成抓捕指標，公婆二人雙雙被判過失殺人罪，一個死刑緩期，一個無期。 鄰居家一個工人，因為偷看了兩次女廁所被抓，掉了腦袋。 一老太婆，當年攔了一下汽車，被抓去給了個十天的拘留。本來十天就算了，後來一關給忘了，一共關了十年，回來後給了國家賠償300元，現在變成上訪專業戶了。 有一個姓鐘的教師，涪陵人，被指控強姦女學生，屈打成招後，就投進死牢，鐐銬加身一年零四個月！在綁赴刑場的前夜，高院下達了發回重審的通知，原來是“受害人”上訴翻供，並狀告公安局製造偽證，冤枉好人。鐘被依法改判“死緩”，保住了腦殼。 家住豐臺的慕永順，1983年，他把單位的一部舊電話機拿回家去用了，被行政拘留15天，作了處罰。嚴打一來，一事兩罰，被逮捕並判刑4年。他說，這種濫抓胡判毀了他一生。 1983年，一個人因偷了一盒價值10多元的電焊條，被判了9年。兩人在公園裡談戀愛，被聯防隊抓獲，女的由於不好意思，謊說被強迫，結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認調戲被判刑8年。門頭溝一個人，被懷疑偷了女朋友家的東西，在刑訊逼供下“招認”後，被判了15年。數年後案情大白，他被釋放回家，但身子骨垮了。有一人搶了半平板車黃瓜，結果被斃了！ 1982年，遲志強到南京拍攝影片《月到中秋》時，“八九個男孩和女孩經常在一起玩，聽着鄧麗君的《甜蜜蜜》，跳貼面舞，看內部小電影”（遲志強語）。當時，他們根本沒在意這種“超前”的行為是否影響到鄰居休息，更沒有想到是否引起了鄰居們的反感，遲志強甚至還輕率地與一個女孩子發生了性關係。結果，當1983年席捲全國的“嚴打”運動開始後，正在河北完縣外景地拍攝《金不換》的遲志強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原來，遲志強他們幾個年輕人在南京時的行為，被鄰居告發為“跳光屁股舞”，“集體搞不正當男女關係”了！此事被媒體披露後，一時間全國譁然。江蘇省審判委員會迅速做出決定：遲志強一案，所有涉案人員均按“流氓罪”論處；遲志強的行為已構成流氓罪，監禁4年！ 張行也是如此！ 那時候法院的判決書是公開貼出來展示的，人們經常去法院門口看布告。十個案件有九個都是“流氓罪”。那些犯了“流氓罪”的“流氓”，最後都是被槍決了事。名字上打了紅叉叉，畫了紅勾勾。也不知道那時候哪裡來的那麼多“流氓”。文革期間的性壓抑太嚴重，物極必反，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有一個案件“四男三女同睡一床”，七個人同時被槍決！！ 一個中學生把一個女同學抱了抱，最後被判刑15年。當時他才15歲。 一個姓史女性，因為和九個男性同睡一炕（不一定是和所有人發生關係）而被判死刑。一個姓劉男生，因為前女友反告他強姦，先是判7年，後女方家屬上告，改判死刑。 1980年代初期，短短幾年時間的改革開放，老百姓能吃上飽飯了，但也造就了大批的地痞，流氓，小偷。於是有了1983年全國第一次嚴打，聲勢浩大，能錯抓不能錯放。量刑時間短到幾天就可以下法院判決書。凡是掛在黑名單上的通通採用‘絕戶網’。那一年，除了小‘蝦米’，基本上平時有劣跡都進去了，一時間“洛陽監貴”。監獄爆滿，大便的地方都住滿了犯人，好像人們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代。 1983年嚴打中，一位男青年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較為暴露的照片，僅僅因為這麼一個十分個人的事情，男青年被判處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在1983年的嚴打活動中如你穿成這樣,就得給判個十年二十年的還可能槍斃。當時一位男青年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較為暴露的照片，僅僅因為這個，男青年被判處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偷一個南瓜8判年，這樣的小題大做案件人們見得多了。 1983年嚴打中，一個王姓女子因與10多名男子發生性關係而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面對死刑判決，這王姓女子說了這麼一段話：性自由是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現在也許是超前的，但20年以後人們就不會這樣看了。不幸而被言中，在20年後，儘管性自由仍未成為主流的社會道德，但人們對於性行為已經寬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經取消，與多人發生性關係，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連犯罪也構不上了，更不用說判處死刑。 人們可以將王姓女子的命運與時下網上流行的木子美比較一下。木子美不僅放縱性行為，而且在網上公開記載性交體驗的日記名曰《遺情書》。據《遺情書》記載，木子美性放縱的方式多種多樣：不僅頻頻更換性伴侶，還曾經當着朋友的面與朋友的朋友性交。此外，日記內容顯示，木子美並不拒絕參加多男多女集體性派對。著名社會學專家李銀河在聽說木子美其人其事後，認為這標誌着“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道德根深蒂固的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模式發生了劇烈的變遷”。木子美性濫交而走紅一時，名利雙收。但王姓女子卻為此喪失了生命，這真是一種悲哀! 現在，人們看到這些20多年前的陳年舊事，恍如隔世。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公權力卻也找到了“新”的專政手段，比如“被自殺”、“被精神病”、“被喝茶”、“被失蹤”……。總之，政治體制不變，法制和法治在中國大陸就是一句笑話；人權在中國大陸，就永遠是一個畫餅。
群眾演員趙紫陽 在《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電視劇中，趙紫陽成為沒有名字的群眾演員。 要講一段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南海的改革故事，很難想象沒有趙紫陽的角色。然而，正在中央電視台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做到了。剛剛播出的第39集中，講到了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正是在這次會上，趙紫陽上被增補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個重要的情節，劇中卻沒有提及。 這種任意刪改歷史的做法，是中共歷史教材及影視劇的慣用伎倆。然而，該據不僅沒有因此受到批評，反倒收穫無數讚揚，原因是它的刪改不是最嚴重的。一些被中共刻意淡化的重要歷史人物，如華國鋒、汪東興、胡耀邦，都在該劇中現身。而因同情六四學運而被打入冷宮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也疑似以重要群眾演員的形式露臉了。媒體進行了仔細的捕捉和刻畫：劇集播放至23分42秒處，出現了一名頭髮灰白、戴黑框眼鏡、穿中山裝的人物，該人物特寫時長大概兩秒，但劇中並未點名此人的身份。媒體暗示，此人就是趙紫陽。
劇中的趙紫陽與六四運動中向學生講話的趙紫陽
一個月前，該劇導演吳子牛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被問到後面會否出現趙紫陽，吳子牛說：“你往後面看。總會提到的。拍攝的尺度確實大了。”一位中共改革時期的總書記，這樣出現在以“歷史轉折”為題的電視劇中，就可以稱為“尺度確實大了”。聽起來完全是諷刺，但是導演和觀眾都是真心誠意在讚揚該劇的真實和勇敢。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大量的輿論還慧眼識珠，從這曇花一現中看出了中國的進步，甚至看出了政治改革的信號。即便在中共黨史中，趙紫陽的名字也沒有完全抹去。從有名字的歷史人物，變成沒有名字的群眾演員，有何進步可言？這是什麼樣的信號？ 還記得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夕，在其新聞中心展出的歷界黨代會照片中，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照片也在其中。恰好《新京報》也專訪了作為文物拍賣專家的趙紫陽女兒王雁南。輿論一片譁然，稱此為“罕見信號”，“為平反六四造勢”，為政治改革探風。這些一廂情願的分析話音未落，中共就將這些照片撤除。 被打臉的分析家們仍然不甘心，又以同樣的智慧發現了更多“信號”，斷言習近平將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習近平果然拳腳並用，卻不是政治改革，而是繼續打這些分析家的臉：他不僅沒有“去毛”，反而強調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不僅沒有推進政治改革，反而高調反憲政，大肆抓捕異議人士，收緊言論控制。 統治者完全控制了社會，他們想要改革才有改革，因此輿論習慣於從細枝末節去發現“信號”。這二十多年來，這樣的“信號”被發現了一次又一次。信號燈頻頻閃爍，卻始終未見政治改革的滾滾列車，要麼是信號燈出了毛病，要麼就是一場拙劣的騙局。
鄧小平設計了什麼 如果說總設計師的稱號成立，那麼鄧小平到底設計了什麼？ 8月22日是鄧小平先生110周年誕辰紀念日。此前中國官方已通過影視、出版、展覽等形式高調紀念。特別是8月20日，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中共隆重集會，7常委悉數出席，習近平發表紀念鄧小平的長篇講話。 在所有官方的評價中，都稱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者。但是鄧小平最知名的理論卻是兩個：貓論和摸論，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和“摸着石頭過河”。貓論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算是一種信仰和行事方式，談不上什麼理論。摸論更是有趣，一邊說摸着石頭過河，表示沒有設計，一邊卻說是總設計師，豈不矛盾？ 如果說總設計師的稱號成立，那麼鄧小平到底設計了什麼？大體上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考察。 經濟上首當其衝的是改革開放。改革先是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繼而容許非國有經濟的存在，實行有條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放則是對外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然後以加工出口帶動就業和經濟增長。但是請注意，所有的這些其實不是什麼設計，更沒有多少創新，只是對社會經濟的鬆綁，恢復民國時代就有的農業生產模式、私有經濟、股票市場、對外開放，這些甚至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幾年也存在，只是在1950年代中後期完成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後，才整體上被消滅。 鄧小平所做的改革，就是鬆綁、復原。廢掉人民公社，回到原來的生產模式；廢掉一大二公，恢復多種所有制模式，恢復原本就有的股票市場。至於開放，不光民國時代有，共產黨時代也有對蘇聯東歐集團的開放，鄧小平只不過是做了結構和方向的調整。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就是回到中國原來就有、國外持續存在的發展模式。政府只要減少控制就行，談不上什麼設計，頂多是對民國經濟模式的傳承，對國外的模仿。與其說鄧小平是偉大的設計者，不如說是心懷愧疚的還債者，為中共長期拿中國人民做試驗，違背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還債。 政治上倒是需要設計，鄧小平開始也有設計的想法，但是經濟改革的成功，緩減了政治改革的迫切需求。而對胡趙兩任接班人的清洗，對89事件的恐慌，擔心失去權力，更是不敢政改，不提政改設計。領導的產生，仍是毛時代的指定，甚至從毛的路線鬥爭、華國鋒粉碎四人幫的不流血宮廷政變，陡然降到天安門的坦克和流血政變，廢掉不忠者，扶持聽話者。權力不是民選，連路線圖都沒有，仍然是槍說了算。比起毛時代的人治，有了法制，但沒有法治，公檢法仍是各地黨魁和政法委說了算。媒體增加的是版面，缺少的仍是自由。互聯網來了，乾脆築起長城，和鄧小平當年號召的“愛我中華，修我長城”遙相呼應。 也許鄧小平最值得稱道的設計是“一國兩制”。他辭世後，港澳順利回歸。但是，就算沒有這一設計，整個大香港地區和澳門，作為租借地，到期總是要收回的。沒有“一國兩制”不會推遲，有了“一國兩制”也不會提前，當年清朝和英葡簽訂的租借協議，期限就到1997和1999。 你可以說“一國兩制”維持了港澳的繁榮，問題是在鄧及以後，當中國經濟實際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深圳、珠海恨不得早日加入港澳的時候，即使沒有鄧的“一國兩制”和“50年不變”，嘗到財富好處的中共也不會破壞港澳的繁榮。權貴資本化的共產黨、紅二代，恐懼的是民主自由引起的政權易手，害怕的是民生平等後的特權不在，對於資本主義的金錢、美女、賽馬、賭場，比見了毛主席還要親。要不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中共官員貪腐、通姦、出境賭博？ 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一國兩制”的歷史局限和政治荒謬逐漸顯現。香港現在鬧得很兇，2017前後政局如何演變，早已不是“一國兩制”所能解決的。而更大的挑戰在台灣！同為華人，台灣為什麼能民主，權力民選，民生保障，大陸為什麼永遠是“特色”？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偉大復興，為什麼不是兩岸像台灣一樣的“一國一制”，而非得堅持抱殘守缺的“一國兩制”？ 人都有歷史局限性，不能脫離時代，沒必要苛求前人。鄧小平是偉大的，犯的錯誤和遺留的問題同樣偉大。之所以認為他偉大，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脫離他的影響，或者說離他的時代太近。再過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我們再看鄧小平的時候，會覺得和現在看康熙朱棣、宋祖唐宗、漢武秦皇差不多，肯定在那時影視里的鄧小平不再講四川話，就像袁世凱、慈禧太后不講河南話和東北話一樣。 同樣，當今天不再紀念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誕辰多少周年，不再慶祝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康乾盛世多少周年的時候，將來還會紀念鄧小平誕辰、改革開放、和諧社會多少周年嗎？
鄧小平模式 要想真正推進政治改革，就必須反思鄧小平模式的弊端。 央視播出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有人認為中共藉此發出了政治改革的先聲。 因為鄧小平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有一種想象，假如鄧小平活到今天，中國政治一定會是另外一種面貌。於是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是趕緊回到鄧小平的改革道路上去。 這種想法是非常奇怪的。且不說後鄧小平時代的兩位最高領導人，都是由他親手指定，其實中國一直都走在鄧小平改革的道路上——中國今天的種種問題，諸如畸型發展、腐敗叢生、貧富不均、人權惡化等等，正是這條道路必然伴生的現象。 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2004年發表有關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之後，中國模式舉世矚目。隨後很多中國學者論證，這種模式最適合中國發展，甚至能夠拯救瀕於危機的世界經濟。於是若干中共黨史專家指出，這麼好的中國模式，並非默雷的歸納，鄧小平早就明確說出這個概念，並一直堅持這種道路。 的確如此，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就反覆提到“中國要有自己的模式”，而且對這種模式進行了非常具體的描述，那就是著名的“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多次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提。在南巡講話中他仍然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20年，現在看起來，還不只20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什麼呢？他定義為“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他說對了，20年過去了，中國仍然在反這樣的民主自由。 政治上搞集權專制，經濟上搞自由市場，是鄧小平理想的中國模式。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說，鄧小平的南巡談話強化和固定了這種模式。因此準確地說，中國模式應該叫鄧小平模式。 那麼鄧小平經常強調的政治改革是什麼呢？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是“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鄧小平談話言必稱社會穩定和“我們的事業”，但是很少說到人的尊嚴和權利。 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領導人，事實上是嚴格執行了鄧小平的發展模式，才導致了今天造成官員濫權、腐敗叢生、法治倒退的政治現實。諷刺的是，很多人認為，仍然要用鄧小平的改革思路，來解決正是因為這個思路才出現的問題. 前兩年溫家寶一直藉助鄧小平的言論，高調呼籲政治改革，但是他從來沒有描述過具體的構想。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假如他依照鄧小平的改革思路，其中原本就沒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內容；假如他依照真正的民主原則拿出方案，那就一定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是反對鄧小平模式的。 要想真正推進政治改革，就必須反思鄧小平模式的弊端，而不是要繼續在他設計的改革道路上前行。
鄧小平曾是整肅習仲勛的主要責任人 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共官方媒體在拼命炒作其“中國夢”的同 時，也掀起了一股習仲勛宣傳熱——此所謂父隨子貴。當然，因為習 近平已經下令不能用改革開放之後否定改革開放之前，說到底就是不 能否定毛澤東，所以中共官媒體在歌頌習仲勛的時候只能把他當年慘 遭政治整肅的責任全都歸罪於康生一人。不過，即使拋開毛澤東的責 任不論，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絕對是康生迫害習仲勛主要幫
凶之一，或者說是當年整肅習仲勛的主要責任人。 專家告訴筆者說，他一直認為習仲勛當年黨內挨整鄧小平難辭其咎。 道理就在於當時的鄧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就連什麼人 是否適合參與習仲勛專案組工作，都是要由鄧小平代表中央發出指 示，足以證明當時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的康生不可能事事都跳過鄧小 平，直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進行黨內政治整肅。而更有說服力的例子 就是毛澤東其實在“文革”之前已經對習仲勛挨整一事表示了口頭
上的後悔，並發出了“仲勛是個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大發明”被當成搞垮習仲勛的上方寶劍因而被中共黨史界解釋為無 人敢於發出不同意見，那麼毛澤東此後的“仲勛是個好同志”，甚至 還反問“他有什麼錯”的講話為什麼不被當成最高指示向下傳達？ 無論是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自然也是主持中央常務工作的鄧小平， 還是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如果他們對習仲勛稍有一絲政治 憐憫的話，此時把毛澤東對習仲勛的肯定性評價哪怕是在黨內小範圍 內傳達一下的話，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的康生肯定不敢繼續再對習仲勛 打棍子扣帽子了。由此可見，當時習仲勛被政治上整垮並失去人事自 由，表面上是康生在扮演政治打手，但問題的根子出在鄧小平，以及
周恩來，劉少奇等人身上。 人之後，自然要把鄧小平說成是康生的政治對立面。但事實似乎並不
是這麼回事。中共官方黨史文獻對康生的主要介紹內容是： 特科，是中共黨內類似當時蘇聯黨內克格勃的機構，工作的主要內容
就是對黨內的不忠誠者直接進行肉體上的消滅。 後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中央書記處
書記等職。所謂中央社會部就是當時中共根據地內的克格勃。 等職，參加領導整風學習。1943年7月，作“搶救失足者”報告， 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務”、“叛徒”和“敵探”。1945年6月，康 生因為他的上述“功勞”，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
委員。 地參加土地改革工作，採取了許多“左”的做法，給土改工作造成了
損失。
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曾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康生正是在整垮了習仲勛的同時被鄧小平接納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的。
死不認錯是鄧小平的特長 原題：論擺脫陰影改掉鄧小平的錯誤 死不認錯是鄧小平的特長。講三件事就足以證明：一，在右派百分之九十九被平反後，鄧居然還說得出口，“反右派沒有錯”！二，葉劍英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張得到全國熱烈響應，鄧一方面不能不表示贊成，另一方面馬上轉過身來，宣布毛澤東思想仍然是“偉大旗幟”，非“世世代代高舉”不可。三，為了“永不翻案”，鄧到死嚴禁公布天安門屠殺真相，在全民全黨嘴上貼封條。 所以毛認定鄧不會像赫魯曉夫那樣掘共產黨的墓，表揚鄧是“鋼鐵公司”，可謂知人善任！ 鄧一輩子靠別人吃飯。他自己獨立指揮過的戰役只有兩次：落荒而逃的左右江暴動，和不堪回首的中越邊境戰爭。淮海戰役呢？毛下決心，粟裕大將指揮實戰；“總前委書記鄧小平”清閒得很，你懂的。毛健在時，鄧獨立主持過的工作也只有兩次：他當小組長的反右，和他當“副帥”的大煉鋼鐵，結果都慘無人道。由此可見，毛說鄧“人才難得”，是虛晃一槍。林彪死後，毛叫鄧復出，總得有個理由，死不認錯才是令毛放心的真實理由。 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長期在陳雲和鄧小平之間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樹鄧，要在七一紀念會上講一篇話，要我幫他忙，起草個稿子。薄對我說，“要在全黨樹小平。中國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我當然得幫忙。但鄧矮，若用“巨人”字樣，難免有朝一日變成笑話，加深一波和小平間的歷史隔閡。我寫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薄很高興，同意，就這樣講了，後來傳開了。 但是我錯了。中國的改革，是千百萬人自主權的部分恢復，用不着也不存在什麼總設計師，更何況兩年後，鄧小平親手殺死了改革。 什麼是改革？我認為，就當時的中國而言，說千言萬語，不如說一句話：改掉毛澤東。毛把中國人捆死了，改革就是從毛澤東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不改革，中國人，包括共產黨，統統得憋死。這道理，鄧小平不是不懂。 鄧小平和改革的關係，不談則已，要談，必須全面地說兩句話：他支持過改革，他最後扼殺了改革。 趙紫陽分析得透澈：鄧有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和四個堅持。兩者的關係，我想，鄧是以黨為體，以改革為用，改革為了救黨。穩定就是黨。穩定壓倒一切就是黨壓倒一切。黨認為必要，就有權調動坦克，殺掉改革，理直氣壯反人類。 殺了改革，如何救黨？南巡講話指明了出路：在黨權壓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允許和鼓勵不擇手段發財。不擇手段發財，當然繼續借重“改革”的大名，實際上是各盡所能，為所欲為，按照權力，爭奪戰利品。其後果，當然是無權者必窮，有權者可富，權小則小富，權大則暴富乃至腐富。不可一世，蔚為奇觀，是謂“讓中國摘掉貧窮落後的帽子”，是謂“崛起”，是謂“富強”，總之是創造腐敗的奇蹟。 現在的腐敗，頭上生瘡，腳底流膿，誰負責？周永康負不起，江澤民也負不起。只有鄧小平負得起。 鄧小平是軍委主席，他的優勢不在理論，不在實踐，而在力量。是他決定向要求反腐敗的民眾開槍，是他拿出黨權為腐敗者撐腰，也是他打開了不擇手段發財的閘門。他為中國的全盤腐敗化創造了充分必要的條件。他不負責誰負責！ 鄧小平現在盛名蓋世。權勢者鑼鼓喧天捧他，趨炎附勢者爭先恐後舔他。海內的狂歡，配上海外的回音，正在合成為一曲歡樂的頌歌，萬馬齊喑的頌歌，毛骨悚然的頌歌。 我觀察所得的結論是，鄧小平的遺產，肯定有助於深化腐敗，肯定無助於深化改革。當前的改革，應該是，只能是：擺脫鄧小平的陰影，改掉鄧小平的錯誤。
鄧小平歷史評價只會是屠夫 近日，共產黨大肆慶祝鄧小平110歲生日，他女兒說他很注重家庭，官媒甚至一些海外文人都說他改革開放功績好大，但我只想問這些人一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殺人有理嗎？ 先從大處駁斥一下一些所謂鄧小平改革開放好有功勞的謬論。 首先，改革開放係數以幾百萬計的廣東人冒死逃港，系用生命，用鮮血逼出來的，不是鄧小平恩賜。這一點，在大逃港事件依然是個敏感，甚至不能讓下一代去了解的事件的情況下，去分析鄧小平如何如何高瞻遠矚地搞改革開放，如果不是御用文人，就是愚昧書生。 第二點要提的是，有人說3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變化好大，中國經濟好了，但我想問，如果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能使中國走向民主的話，你怎麼知道中國的成就不會大於鄧的改革開放？東歐國家民主化才20年，已經可以達致加入歐盟的標準了，憑什麼認為如果中國民主化30年不會比鄧改革30年要好？所以，扼殺了民主牆運動的鄧小平系導致中國人繼續在專制獨裁中繼續生活了幾十年的最大罪魁。 第三，改革開放30年，中國人生活真的好了嗎？如果好了，為什麼依然還有那麼多有錢人（也就是鄧說的先富起來的人）移民出國？要注意，這些能移民的還是少數，絕大部分在中國生活的人，收入也就一個月1000元人民幣（大約100英鎊）左右，溫家寶自己在聯合國大會上說，中國還有1.5億人生活在聯合國制定的貧窮線以下。這個講話現在依然可以在網上搜到。 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香港民眾舉行大規模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聯合國的貧窮標準是多少呢？我查了一下，每天1.25美元的支出稱為貧窮。大家可以想一想，這個30年的改革開放改成什麼樣子？ 第四，一定要提的就是六四事件。現在從各方面流傳出來的間接或者直接證據，例如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和坊間傳是出自李鵬之手的《李鵬日記》，還有多種的證據渠道，幾乎所有證據都指向鄧小平是六四事件最大的殺人兇手。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改革開放，能值幾個錢？ 難道經濟發展就殺人有理嗎？經濟發展就可以掩蓋他是屠夫的歷史評價嗎？也許中國歷史還有很多帝王將相殺人的歷史，但問題是，沒有一件像六四事件那樣被如此真實地被記載下來。這就註定了鄧小平只能以“屠夫”的身份寫入歷史，至於這個改革開放，連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都不如。 因為鄧小平為了這個從1978年開始的所謂經濟改革開放，連續扼殺了兩次中國走向民主的機會，而且還有一次是大開殺戒。 （所以這部48集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只拍到1984年國慶55周年青年學生舉着“小平，您好”的牌子為止。因為五年後，正是這個被學生們看成“您好”的偉人終於露出了獨裁暴君的真面目，用軍隊坦克和機槍把手無寸鐵的學生們鎮壓血洗了下去。這究竟是鄧小平的功績還是鄧的劣績，誰又能接手這樣的燙手山芋？這班文人們只能到此為止來表現中共人物的偉光正形象） 最後，勸勸那些肉麻吹捧鄧小平的文人們，你們自己翻看一下我上面提到的歷史事件，你們還好意思說什麼鄧小平偉大，鄧小平如何非凡，甚至鄧小平如何關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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