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果說英國的“重商主義”是政府支持、保護、調節私人企業的市場活動，那麼“美國學派”主導、監管市場活動的程度就要比“重商主義”重一些，而德國“歷史學派”主導、監管市場活動的程度比“美國學派”又要重一些。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年）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他對德國後來發展的影響應當說不次於威廉一世和俾斯麥首相。

他36歲後在美國生活了五年，這期間他研讀了漢密爾頓的著作，認同並發展了漢密爾頓的“國家體系（National System）”思想。同漢密爾頓等人一樣，他的經濟學思想和主張的很多方面是與亞當•斯密奠基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或稱古典經濟學相反的。這些相反之處主要有：

    (1)他反對古典經濟學將經濟學理論視為由邏輯和數學推導出來的超越時空的普世定理。他認為各國的經濟理論嚴重依賴於各國的歷史和文化，是由經驗和歷史分析而來，他強調應該注重由歷史發展而來的社會現實。所以受他影響而形成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歷史學派”。

    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9年頒發，獲獎者中有右派也有左派，但基本都是因研究市場、研究“由邏輯和數學推導出來的超越時空的普世定理”而獲獎，沒有人因為研究不少國家存在或存在過的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主導作用而獲獎，也沒有人因為研究國有經濟的作用而獲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60%以上是美國人，但並沒有防止美國成為兩次世界經濟大危機發源地；德國只有一人因博弈方面研究而獲獎，但這並不妨礙德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還不錯。

(2)李斯特的經濟學是一種“國家主義經濟學（national economics）”，而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是一種“個人主義經濟學（individual economics）。李斯特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僅僅促進他個人的利益，有可能傷害國家和公眾的利益，例如奴隸貿易；而國家的經濟行為促進全體公眾的利益，但有可能損害某些個人的利益，例如修運河、鐵路。李斯特主張國家和公眾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私人的直接利益並不導致社會的最高利益”、“私人經濟利益必須服從於維護、補充、加強國家。”

近代日本明確聲稱學德國，偏重於國家主義，在政府主導下兼顧穩定、發展、改革，因而“脫亞入歐”，成為亞洲近代唯一列強。我國近代派遣的考察團和留學生以去英美為多，又正趕上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和美國的鍍金時代，從光緒到康梁等人都受個人主義、自由放任那一套的影響較大（梁啓超後來轉為主張國家主義）。我國近代之所以長期處於混亂、動盪，最主要原因應當是自清末那伙皇族小爺起，就沒有能把國家凝聚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但個人自由主義而不是國家主義盛行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建國後，我國總算能把國家凝聚在一起，但又學前蘇聯斯大林體制，強調統制、專政，個人只是作為馴服工具、螺絲釘而存在，嚴重壓抑個人主動性。改革開放後，又趕上西方新自由主義盛行，又再次時興個人自由主義那一套。也就是說，我國近現代一直沒處理好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在兩個極端之間擺來擺去。其實，無論西方文化還是我國文化，都有恰當處理國家和個人的思想傳統，能不能繼承發揚，那要看我們這代人的智慧和理性。

(3)同漢密爾頓一樣，李斯特堅決反對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漢密爾頓和李斯特都指出：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是為強國服務的理論，會使後起國家永遠處於落後、從屬地位。李斯特強調：生產財富的能力要比財富本身重要得多；按國際分工理論向國外購買廉價商品，眼下看起來比較划算，似乎可以增加財富；但從長遠來看，將會阻礙德國工業發展。李斯特認為，國家對外貿易政策應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當國家還處於落後農業社會時，應進口工業製品和出口原材料；第二階段是本國工業能力有了一定發展時，應保護本國工業發展，以免被更具競爭力的外國工業衝垮；第三階段是當本國生產能力足夠強時，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我國直到文革結束前，長期處於閉關鎖國、盲目排外的狀態，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所以文革後，當領導人提出“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後，獲得全國絕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但隨後未能及時轉入第二階段，即“本國工業能力有了一定發展時，應保護本國工業發展，以免被更具競爭力的外國工業衝垮”，結果出現了過度依賴國外市場、被動服從國際分工、跨國公司入主我國很多工業科技領域的偏差。

所幸這幾年朝野大多數人已形成擴大內需、自主創新的共識，但對民族企業的保護扶持似乎還不夠。我們看到，無論是老牌發達國家英美德還是二戰後的法日韓，都是在政府保護扶持下發展起一批先進的民族企業。我們也有必要用一二十年時間在政府保護扶持下發展起一批如現在搞的大飛機、國產操作系統等關鍵領域的自主、先進的民族企業，那時就可以轉入第三階段了，也可以高唱“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了。

    （4）亞當•斯密的市場自由主義意味着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可以被視為後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先聲。而李斯特和歷史學派則一直注重工業化過程中的社會政策、注重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條件。看來有可能是在這一學派思想影響下、至少有一定關係，德國統一後，1881年，俾斯麥向帝國議會宣讀了皇帝的詔書，宣布國家準備實行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三類：《疾病保險法》、《意外事故保險法》和《老年和殘廢保險法》，這三項法案分別於1883、1884、1889年實行，使德國成為世界上首個具備完備社會保障的國家。俾斯麥也多次強力推出了保護勞工的法令，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勞工立法的國家。俾斯麥雖然號稱“鐵血宰相”，也壓制社會民主黨人的活動，但卻聲稱：“在經濟鬥爭中站在弱者一邊是我效忠這一王朝的傳統。”他也深信：“社會問題只有國家才能解決”。

    （5）李斯特主張有些經濟活動由私人來辦，有些經濟活動由國家來辦。他講：“關於國民個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長的那些事，國家並沒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做的是，即使個人有所了解、單靠他自己力量也無法進行的那些事。”後來孫中山所講的“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與李斯特的主張基本精神相通。

在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實踐中，是有相當國有經濟成分的。1871年德國統一後不久，就成立了帝國銀行和帝國鐵路局，把法國的戰爭賠款幾乎都用來修了鐵路，使德國政府擁有的鐵路比重從30%猛增至90%。並且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法令，對重要工礦企業實行國有化，特別是採礦、發電、製鹽、森林、電信、金融等領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政府擁有最大的礦山企業44座，大鋼鐵企業12家，國有資產占總資產的大約20%。而且在很多重要項目上，實行的是後來被我國稱之為“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方式。

近些年，清末的“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發展民族工業方式受到一些市場自由主義者的抨擊、否定。但從美德日俄清等國實踐中看，特別是在交通、基礎設施、鋼鐵、煤炭、礦產、軍工等領域，“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是切合實際、行之有效的方式。近些年經合組織推薦的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其實與“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並沒有什麼本質不同。

政府主導和部分國有化並沒有妨礙、反而有利於德國的活力和創新。到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國結束，德國所獲諾貝爾科學獎人數超過了英美法俄四國的總和。這時期的德國和美國同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中心，德國雖然在經濟總量上不如美國，但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應該說優於美國，工業、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是世界第一。

（六）

德國也有類似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和美國鍍金時代那種市場自由主義居主導地位的時期，那就是一戰後的魏瑪共和國時期。特別是財經專家布呂寧1930年被任命為總理後，面對惡性通貨膨脹，他推行了嚴格的被稱之為“自行清理（leave-it-alone liquidationism）”的市場自由主義反通脹政策，內容主要有：大幅減少政府開支，完全取消政府提供的失業保險金，對傷病和養老的補貼也大幅度減少，迫使物價、租金和工資都減少20%，指望私人資本和市場發揮作用。他的政策引起更大的混亂和不滿，雖然他辯解說在局勢好轉之前會惡化一段時間，但如同“休克療法”一樣，只見“休克”、不見“療法”。反對聲音越來越大，德國民主黨主席Anton Erkelenz指責他的政策是：“由於害怕死亡而自殺。所造成的損失比20年戰爭賠償還大。”最後連大企業主也不支持他了，而是轉而支持公開主張權威、集權的希特勒。

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是1933年初上台的。希特勒上台後推行的“經濟建設綱領”與羅斯福上台後推行的“新政”基本精神和內容沒有多大區別，都是政府投資帶動經濟發展、興辦公共工程提高就業率、適度社會保障和福利以增加有效需求等。但人們指出：到1938年底，德國的失業率幾乎降到了零（失業人數不到四萬），國民生產總值為1928年的一點八倍，同時完成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的建設，重整了重工業基礎體系，還裝備了一支現代化軍隊；而美國到1938年底，失業率還高達百分之十九，產出也未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應當指出的是，1938年是“新政”受到國會干擾、羅斯福又急於平衡預算削減政府開支而造成的“羅斯福蕭條”年份。在此之前的幾年，“新政”還是很有成效的，儘管不如同時期的德國。）原因在哪？

主要原因之一應該是：希特勒上台後繼承第二帝國傳統，加強國有化，國有資本股份占國民總資本的比重由1932年的13.2%上升到1939年的約20%（248億馬克）。而且希特勒重新有效控制了帝國銀行即中央銀行（這是那時很多國家政治家想做而沒做到的事，直到現在，美聯儲仍然只有20%的股份屬於聯邦政府），也掌握了部分金融資產。這樣，希特勒就有比較充裕的資金來擴大政府開支，帶動經濟發展，而且國有經濟也更能執行政府政策，投資也比較積極。而美國沒有國有經濟傳統，羅斯福籌集資金只能提高稅收，把美國最高稅率由24%提高到了79％，要麼就借國債，這樣效果既差又容易引起不滿。

當然，希特勒本人對經濟似懂非懂、一知半解，最多只是有一個大致意向。（但也不能說希特勒毫無自己主見，例如他曾講：外貿賺貨幣是笑話，貨物只能換貨物。）實際經濟操盤的是當時的經濟部長、經濟天才沙赫特，他後來因反對希特勒的經濟軍國主義化而被解職。希特勒搞侵略戰爭、種族滅絕是後來的事情，但其執政的最初幾年可以說是經濟建設的成功案例之一。

弗萊堡學派是二戰後期形成的一個反納粹主義的經濟學流派。這一學派認為應該在自由放任和嚴格的政府管制之間尋找一條理想和完善的中間道路。他們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但政府起監督、干預、引導、調控的作用，而且政府應當承擔社會責任，調節收入差距，維護社會保障和適度的社會福利，所以這一學派形成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思想被稱為“社會市場主義”。認同弗萊堡學派的路德維希•艾哈德戰後被任命為經濟部長，在任達14年，隨後又出任1963-1966年的聯邦總理，所以社會市場主義成為了德國直到現在的主流經濟學思想。即使左翼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離社會市場主義也不會很遠；特別是在社會政策方面，兩黨差距不大。

當然，無論是弗萊堡學派內部還是社會市場主義者內部，也都有左右不同的傾向：有些人更注重政府作用，有些人更注重市場作用。但就整體來講，社會市場主義實際上仍基本延續了歷史學派的傳統，但稍向右轉，比較強調發揮私人企業主和市場的作用，不大強調國有經濟，所以奉行社會市場主義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屬於中右翼政黨，儘管不是很右。

我們知道，現在世界上有兩個最大的政黨聯盟，一個是中左翼政黨組織“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另一個是中右翼政黨組織“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德國基民盟和基社盟是“國際民主聯盟”會員，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社會黨國際”會員，更關注勞工利益和社會再分配，支持部分國有化。德國主張市場自由主義、類似於美國共和黨右翼的政黨是自由民主黨，長期為第三大黨，從未單獨執政，在2013年大選中，更是只獲4.8%的選票，低於5%的門檻，而被排除於聯邦議會之外。

德國左翼的社會民主黨比美國左翼的民主黨要更“左”一些，德國中右翼的基民盟和基社盟比美國右翼的共和黨也要“左”一些，而同美國共和黨右翼一樣“右”的自由民主黨在德國不大受歡迎。所以，德國整個國家比美國要“左”一些。但應當說也正因為此，德國的經濟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都比美國要好一些。

不過，目前執政的基民盟和基社盟畢竟是中右翼政黨，而且總理默克爾本人也比較右傾一些，注重私有化和市場化，並實行緊縮政策。近來有評論認為“德國的經濟正在失去動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