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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10月間，太平洋戰爭正接近最後的轉折點，但在中美這兩個主要抗日大國之間卻發生一起令人非常遺憾的事情：在中國最高軍事統帥蔣介石的堅持下，10月19日，美國總統羅斯福中止了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當時擔任的國軍參謀長和盟軍中緬印戰區司令的職務，並讓他48小時之內離開重慶。沒有像艾森豪威爾、施瓦茨科普夫從歐洲、波斯灣凱旋歸來的歡迎儀式，史迪威回到華盛頓時陸軍部只悄悄地安排了兩個參謀去機場接機。時值總統選舉前夕，羅斯福正在爭取第三次連任，所以馬歇爾提醒史迪威不要接見媒體，不要發表任何談話，以免給總統添麻煩。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史迪威有“中國的救星”之美譽，可是現在戰爭還沒有結束，卻中途被召回，這無疑對他的職業前程帶來了消極後果。更不幸的是，兩年後史迪威就因病去世了。

毋庸諱言，史迪威事件對中美關係也造成了某種負面影響。我們知道，社會歷史的發展就好像是一個滾動的球體，任何外力都可能改變它前進的方向。在上世紀40年代裡發生的幾個重大事件，從表面上看，日本人襲擊珍珠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共產黨打贏中國內戰之間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但事後則不難看出：如果沒有珍珠港事件，大概不會有什麼“中緬印戰區”，那麼也就不會有史迪威這麼一個角色了；如果不是美英加入到太平洋戰爭中來，中國早晚會被日本人吞併、殖民，而蔣、毛都會是日本人的戰俘；如果不是美國投了原子彈，日本人不會那麼突然投降，那麼民國政府也許就能從容布局，收拾中原後再光復東北，這樣，共產黨也就不會那麼快就奪得大陸天下。大事作用如此，小事情一定也不例外。

2014年10月19日是史迪威被召回70周年。回過頭去看，史迪威被召回雖然只是非常一個細小的外力，但誰能說它沒有撥動中國歷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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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從1911年開始，他一共5次來華擔任公職，在中國生活了超過 十年時間，能夠流利使用中文，這在當時美國高級軍事將領中不多。史迪威是1942年3月到達中國，44年10月離開，主要在緬甸統領中國的遠征軍和日本人作戰。他秉正、剛毅，忌惡如仇。43年在印度訓練中國部隊時他用中文給中國軍人訓話，要他們為祖國而戰，其情感人至深。他甚至把自己的大兒子約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魯克上校也調到中國戰區任職，讓人覺得他簡直把支援中國人的抗日戰爭就當成了他自己的事情。在接到總統“召回令”離職之前，他沒有忘記告訴蔣介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中國好。了解了他的經歷之後，沒有人對此提出疑議。

但史迪威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因為他直接涉入了中國的事務，所以這70年來，美國、台灣和大陸三地各界對“史迪威現象”的研究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出版的史書、傳記、論文等林林總總，讀不勝讀，其中最早的材料出自於史迪威本人的努力。

在被召回之後到他去世的兩年裡，史迪威負責編纂了《中緬印戰區史》（History of the CBI Theater）。這部史料共分3個部分48章，包括了緬甸戰役、蘭姆加爾、中印公路、空軍、租借物資等各方面的報告和文電，並加上了說明和概述。書中在闡述他的職權問題時史迪威認為，由於蔣介石的干涉和插手，致使他的指揮權有名無實：他既不能制定戰略，也不能發號施令和指揮作戰。他還批評美國政府在支援蔣介石的同時，沒有要求他承擔相應的義務。

1946年史迪威去世後不久，他的太太請前《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把史迪威擔任中緬印戰區司令時期的日記以及部分信件編纂整理，以《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之名於1948年出版。翻譯中文時，書名被改成《史迪威日記》。這本書對了解史迪威在重慶時期的內心活動很有幫助。史迪威在日記中稱蔣介石為“花生米”、“響尾蛇”，他常常用“貪婪”、“偏執”、“愚蠢”來形容蔣介石的為人，他甚至把休假後回到重慶比作“又一次踏上了糞堆”，他那希望“和朱德一起干”的說法也是從這本《日記》中流傳開來的。

50年代初，美國陸軍軍史作家查爾斯·羅馬努斯(Charlies F. Romanus)和萊利·桑德蘭(Riley Sunderland)合作完成了《史迪威的中國任務》、《史迪威的指揮問題》和《中緬印戰區的最後歲月》（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Time runs out in CBI）三本巨作。這兩位作者1937年畢業於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加入美軍，在中緬印戰區的重慶和印度專職從事軍隊歷史的收集和寫作工作。他們從46年開始着手編著這三本書，比較客觀地記錄了中緬印戰區的歷史，側重記敘了史迪威事件發生、形成的原因和過程，給後人了解那段歷史提供了一個詳細的框架。它屬於二戰期間中緬印戰區官方戰史的研究成果，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正因為他們的努力，後來人對史迪威事件的史實背景沒有多少分歧。

1968年尼克松競選總統成功後，美國對華外交政策開始朝背離台灣，靠攏大陸的方面傾斜。當時正在美國執教的台灣歷史學家梁敬錞應召回台，根據尚未解密的“大溪檔案”纂寫《史迪威事件》。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發布訪華公告，三天后“中央社”報道了《史迪威事件》一書出版的消息。該書從民國政府的立場分析和論證了蔣史之間的矛盾，暗喻美國方面正在重演出賣蔣介石這個老朋友的舊劇。在梁敬錞這本書裡，他特別整理、刻畫了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 Davies）以及經戴維斯招募的、當時美國駐華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思（John S. Service）對史迪威所起的影響和作用。梁敬錞從辯護國民黨的立場出發，在美國和大陸學界以批評蔣介石占主體的史迪威研究中，表達了另外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觀點和聲音。

1967年，美國一位通俗歷史作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為史迪威寫傳記，四年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以下簡稱《史迪威》（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出版，次年（1972年）獲得了的普利策獎。塔克曼在書中大量引用了經白修德整理的《史迪威文件》中的材料，她自己在該書《前言》中也坦陳史迪威的日記是她的主要材料來源，因此使得該書的視角和立場非常明顯。白修德仰慕史迪威，對蔣介石持非常嚴厲的批評態度，因此《史迪威》一書難免具有濃重的感情色彩，很難把它看作是一半嚴肅的歷史讀物。正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該書《序》中指出：“塔克曼主張把歷史看成是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在這一點上她暢所欲言、深刻，並有廣泛說服力。”費正清還說：“巴巴拉·塔克曼的歷史是自立的，根本不需要任何理論支持”。不過批評者認為這正是《史迪威》這本書的弊病所在。塔克曼在她的書裡提出了不少缺乏事實依據的結論，由於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那些結論在40年代末期或許還能找出一些理由去支持，可是二十多年後則顯得非常蒼白和虛弱。

另外，從85年到2007年之間，《史迪威》在大陸先後有三個版本。之所以會有重複翻譯、重複出版的情況發生，是因為該書對蔣介石的負面刻畫正好符合49年之後大陸對歷史文宣的口徑。反覆翻譯、出版的結果是這本書給中文讀者帶來的深遠影響。這些年大陸的學術機構和很多大學歷史系學生涉及那段歷史的論文，基本無法脫離塔克曼的基調，這大概可以算是給史迪威事件本身已經具有的悲劇的意義上又蒙上了額外一層悲劇色彩，實在不應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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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曼（1912-1989）出生在紐約的一個富有的猶太家庭，她的父親是銀行家，出版商。她的外祖父曾擔任美國駐土耳其和墨西哥大使，他的舅舅出任過羅斯福的財政部長。在她畢業于波士頓一個私立女子文理學院那年，塔克曼就陪同她的祖父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費正清說：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紐約從事實務的人們中的自由派領袖”，所以塔克曼“就很自然地躋身於美國知識精英階層”了。

塔克曼沒有接受做歷史研究的專業訓練，但是這並不阻礙她的興趣。大學畢業後她自願到太平洋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擔任研究助理，在日本東京工作了一年。1935年，在她父親買下來即將破產的《國家》（The Nation）雜誌後，塔克曼成為該雜誌的駐外國記者，37-38年她去馬德里報道西班牙內戰。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她對軍事題材產生了興趣。結婚後，她退出記者生涯，閉門寫作。她一共寫了11本書，其中兩本獲得普利策獎，《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就是其中之一。

對於她的寫作風格，《猶太婦女檔案》（Jewish women's Archive） 網站上是這樣介紹的：雖然她寫的是歷史事件，但是塔克曼和專業史學界的關係並不和睦。她自己說，沒有學術職稱和研究生學歷對她是一個好事：“這救了我，如果我有博士學位，它只會扼殺我的寫作能力。”她認為現今的歷史學家過於注重細節（over-detailed），寫了很多沒有可讀性的歷史，而她則更喜歡採用文學的方法：“作家的目標是、或者應該是怎樣抓住讀者的注意力”。這個網站還稱塔克曼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學家，而只不過是寫了讓數以百萬計的人對過去產生了興趣的東西。

《猶太婦女檔案》網站對塔克曼上述的評價比較苛刻。但是，如果那些評價是客觀的，那麼，在《史迪威》書裡讀到下面這些評論和見解就不足為奇了。

比如塔克曼評論總統羅斯福：（雖然）馬歇爾和史迪威的言之鑿鑿，但這都無法改變羅斯福的態度。他已經陷入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虛假表象的蒙蔽之中，沉醉於對戰後中美合作的美妙幻想。她評論蔣介石：重慶的國民政府並沒有制定任何阻止日軍進攻的防禦計劃，這位委員長的才幹主要是政治而不是軍事上。他最精銳的師沒有用來打日本，而是駐紮在北部靠近共產黨控制地區的前沿陣地上。評論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其實並不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治黨派，它實際上是一個獨立體，有國家的各種特徵——如政治組織，領土控制和軍隊。他們充滿活力，正在成長。評論中國軍隊：中國軍隊缺少抵抗日軍的意願，因為中國人覺得他們打日本人的時間已經夠長了，現在該輪到別人打了，而中央政府則想把軍隊用來對付共產黨。 評論“皖南事變”發生的原因：國民黨命令新四軍轉到北方，而新四軍在轉移的過程中，國民黨在1941年1月對新四軍發動了突然襲擊，這讓人們想起了1927年終上海發動的政變。

關於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塔克曼說：蔣介石急切想要得到美國可以給他的軍火、金錢和供給，但這不是為了對付他們的共同敵人，而是為了總裁他認為對自己國家至為重要的目的，這就是國民黨政府的生存，這就為他和史迪威之間的長期鬥爭埋下了伏筆。關於史迪威召回這一事件的原因，塔克曼則在她書的《開篇》裡開宗明義：基於當時日軍新一輪的進攻和整個中緬印戰區的局勢，羅斯福要求蔣介石讓史迪威來統帥所有的中國武裝力量，這樣的提議對蔣介石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不易接受的。所以蔣介石用拖延、討價還價的辦法來拒絕，直到要求美國方面撤換史迪威。塔克曼這裡指出的其實是非常非常表面的現象。

事實上，蔣史之間只有很短幾天的“蜜月”，而隨後衝突幾乎沒有停止過。他們的矛盾主要圍繞這麼幾個方面：史迪威到中國來，他的主要職責是什麼？史迪威和蔣介石究竟什麼關係？史迪威對中國軍隊是否應該具有絕對的指揮權？誰來管理支配租借物資？什麼才是遠征緬甸的戰略和對待中共的態度立場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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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美國陸軍部最初擬定派往重慶的人選不是史迪威，而是第一集團軍少將司令休·德拉穆（Hugh A. Drum）。接到通知後，德拉穆將軍帶着幾十個參謀趕到華盛頓領命。他主張：自緬甸攻泰、越，占河內及海防，打開通華運輸線，建立強大空軍。馬歇爾告知：美國尚無大批軍事援華之準備，目前只在訓練，裝備華軍，維持中國作戰。當知道美國陸軍不會有任何作戰部隊在中國登陸、他只是一個"光杆司令"之後，德拉穆拒絕接受這個任命。（見梁敬錞《史迪威事件》22頁）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mson）這才考慮史迪威。

那時史迪威也在華盛頓，因為他正在準備指揮珍珠港事件後美軍計劃的第一場戰爭——在法屬西非登陸的“布萊克計劃”（Plan Black），然而計劃很快就被改變。根據美英之間剛剛確定的“歐洲第一”的戰略，美軍作戰目標改成到離歐洲更近的卡薩布蘭卡登陸，代號叫“體操運動員”（Gymnast）。可是，當阿卡迪亞會議（Arcadia Conference ）結束時，“體操運動員計劃”也被推遲，史迪威幾個星期來的準備工作都落空了。

在當時陸軍9位軍級軍官中，史迪威被認為是具有主動性和決斷性而名列前茅。“喬，你還有24小時來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選人，否則就是你了”，馬歇爾對他說。一戰期間，馬歇爾和史迪威相識於法國，他們後來又在中國一起共事，馬對史信任有加，史迪威後來多次晉級重用都是由馬歇爾一手提拔。馬歇爾也想讓史迪威擔任作戰指揮的職務，德拉穆拒絕的理由也同樣適合史迪威，所以才流露了一些無可奈何的意思。馬歇爾問史迪威：是否認為這次中國使命有把握取得實質性結果，史迪威回答：“是的，如果讓我指揮的話。”馬歇爾問怎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史迪威說，問蔣介石吧。幾年後史迪威和麥克阿瑟也有一個這樣的對話。麥克阿瑟問他願不願意做他的總參謀長，史迪威答到“不”，他說自己是個戰地指揮官。麥克阿瑟再問：願不願意帶一個集團軍？史迪威說，只要能夠跟部隊在一起，哪怕一個師也行。

顯然，蔣史之間後來發生的矛盾，陸軍部在挑選、確認他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這個職位時已經就埋下了。這裡面包含了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史迪威具有指揮部隊進攻打仗的技能，但他是否適合做輔助他人的參謀長？作為受命到前線指揮部隊參謀長，史迪威是否還願意繼續接受他上級的指令？到過中國也懂中文是否就一定了解中國、能夠同中國人共事？這些問題當時史迪威和陸軍部恐怕都沒有認真考慮過。他們都知道一個美國人在別的國家指揮打仗可能會有的很多具體問題，但是他們都希望蔣介石會完全遵照美方的設計行事，可是這個設想後來沒有完全發生，那麼責任在誰呢？

塔克曼說：“史迪威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擔任一個供需官的角色，也不認為自己這個‘參謀’只是為了達成中國的意圖的工具。他把自己看成一個戰士，其使命和意圖就是打敗敵人，為此他需要一支部隊”。在緬甸，部隊他有了，但是出師不利。失敗時除了檢討軍事方面的原因，也需要其他方面經驗和智慧，而那些則正是史迪威欠缺的。他有良好的願望，卻不能勝任使命，實在可惜。

註：本文引用的史實、時間、地點除註明出處外，均來自塔克曼《史迪威》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