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的誠信問題

1．引子

富起來的中國人已經陷入一種“兩難困境”，一方面，他們為自己的小康生活感到心滿意足，另一方面，他們又為道德淪喪、誠信缺失而感到羞愧難當。曾經，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物質豐富，我們不屑一看。認為：資本家富裕的只是他們的口袋和啤酒肚，他們的內心空空如也，甚至是下流和墮落的。“東風壓倒西風”，在道德上，我們保持着對資產階級壓倒性的領先和優越感。迷失的西方國家，正在等待我們“拉他們一把”。

目前的情形，不容我們樂觀——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和西方比較，還有相當差距；可道德淪喪的速度，幾乎呈“自由落體”。什麼時候“觸底”，也是一個未知數。難道“衛星升天紅旗落地”是一種世界性難題，無可避免嗎？我們究竟是和歐美國家一起“同流合污”呢？還是“眾人皆醉我獨醒”，在混沌不清的天下，開闢一塊未受污染的“樂土”呢。

2．桃花源里沒有欺騙

世界看中國，中國看古代。我們去桃花源，看看古人的誠信問題。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

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上過高中的中國人，都知道，並心嚮往之。桃花源是陶淵明的幻想，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迄今，我們依然將桃花源當作“和諧”社會的模版。桃花源的誠信問題，如何呢？《桃花源記》沒有明確涉及這個問題，但我們可以斷言這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村莊。

且看：

他們熱情地招待“不速之客”——“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之後，“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待客多麼厚道。當然，我們關注的，不是表面上的熱情，而是隱藏在熱情背後的內在心理狀態：熱情源自信任，冷漠由於懷疑和敵意——“朋友來了有好酒，敵人來了有獵槍”，是也。朋友之間是相互信任的；對敵人，則要處處小心，處處設防，當“處處設防”的成本太高難以承受時，一個更好的辦法是拒絕接觸和交流，以免上當受騙。冷漠由此而生——每一個人都披着一層堅硬的鎧甲，把自己裝進去，對外，始終是一副冷冰冰的無表情面容。19世紀，老照片裡的中國人，大都是這種樣子。

冷漠和熱情，都不是憑空來的，都是長期“訓練”的結果。在一個滿是懷疑、隱瞞、欺詐的惡劣環境中，呆長了，人自然會提高警惕，嚴防被騙，就像地下工作者，對周圍的所有人，都以“假想敵”的思維和眼光進行審視，久而久之，冷漠是必然的。熱情、坦誠待人，不會給你帶來任何好處，只會給你帶來更大麻煩。

相反，在一個相互信任的環境中成長，“蓬生其中，不扶自直”，每一個人都可以坦誠相待，不必人前一套人後一套，熱情，隨之而來——因為，你的熱情不會給你帶來任何負面影響，或許，帶來的是一見鍾情的艷遇呢。由此推斷，桃花源里不存在相互欺騙的“社會問題”，他們對陌生人的熱情，是他們一貫的作風，是他們為人處事的“行為慣性”的自然外延。或者說，他們對陌生人都如此熱情厚道，難道對“自己人”會冷眼相看嗎？

問題是，彼此信任和缺乏誠信的環境，是怎麼來的？

3．為什麼桃花源里沒有欺騙

回到桃花源。

不能假設桃花源中的人，思想覺悟都很高，每一個人都是“活雷鋒”，因為，他們並不是天上來的，而是從“亂世”移民來的。既如此，符合邏輯的初始條件是，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是普通人，不會像天使一樣純潔，也不會像魔鬼一樣全是壞心眼。也就是說，相互信任、彼此坦誠、童叟無欺、人人和諧的環境是自發的、內生的，是在長期不斷的重複博弈中逐漸形成的。

需要說明，誠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誠信能給人帶來更大利益，人們自然會選擇誠信；個人如此，大眾亦然；當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誠信的時候，“誠信環境”就建立起來了。反之，如果欺騙能給人帶來更多的好處，人們就會選擇欺騙。當欺騙成為大多數人的行為習慣的時候，“失信”的社會環境就因此而生了。

在桃花源，理性的行為模式是誠信。因為，在桃花源這個“封閉、有限”的環境中，誠信能給個人、進而給桃花源帶來更大的利益。“封閉”是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外來者”，也沒有人離開。“有限”是指規模不能太大，不能超過個人計算的有效範圍。“有限”，不太好界定。但我們可以找到實際的例證，即：自然村落的規模，都滿足“有限”這一條件。個人計算，不能藉助輔助工具，更不能使用現代的電子計算機。

如果，一個人在桃花源，以欺騙的方式獲得了利益，直接的後果是：第一，他的行為，馬上會被發現，並在桃花源範圍內迅速傳播；不要指望，他的欺騙天衣無縫，能夠瞞過桃花源的所有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和他交易的一方，難以察覺其欺騙行為，旁人也能識別其騙術。

第二，欺騙會受到懲罰。在沒有強有力的“政府”作為第三方的桃花源，有效的懲罰手段是，不和欺騙者來往，不和他交易，讓他成為“絕戶”。騙子的生存手段是“以鄰為壑”，即：通過他人，養活自己，所以，他一旦被孤立起來，自食其力，也就不成其為騙子了。至少，他再也不可能危害別人。

在此，“有限”發揮了作用。因為“有限”，所以每一個人都了解了騙子的行為；因為“有限”，“騙子”找不到“有限”之外的下一個對象行騙。換言之，“騙子”只有兩種選擇，或者變好，或者自己動手解決溫飽，靠騙人，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因為，再也沒有任何一個桃花源人，和他交易，被他騙了。

第三，“騙子”無處可逃。騙子的行為特點就是流動，沒有一個騙子是“定點”作案的。流動的意義，就在於尋找“有限”之外的下一個行騙對象。桃花源與世隔絕，“騙子”得手了，也沒地方可去。既然無處可逃，只好“立地成佛”。想騙人的人，想到這一點，也就打消了騙人的念頭；已經騙了人的，也無處可逃，只有改邪歸正。在此，體現了“封閉”的意義，如果，“騙子”可以離開的話，他的行為模式就不一樣了。他會“背井離鄉”，異地作案的。果如此，桃花源的誠信環境，就建立不起來了。

“封閉和有限”，缺一不可。顯然，在一個封閉、有限的環境中，誠信是可以自發地生長起來的，無須外力，也無須我們挑選“道德高尚”的原住民。只要，每一個人是理性的，他就能夠判斷，欺騙只能得利於一時，卻會貽害一生。誠信做人，才是長久之道，百年大計。當，每一個人都以此指導個人行為的時候，誠信自然而生。

為什麼“封閉和有限”會成為誠信的催化劑，而“開放和無限”所醞釀的必然是失信的惡果呢？以經濟學的視角觀察，一目了然。因為，“封閉有限”所構成的是一個重複博弈環境，重複博弈的最優策略是誠信，已是不爭的事實；相反，在一個“開放無限”的環境下，重複博弈的條件不存在了，代之而來的是“一次性博弈”，“一次性博弈”始終是風險重重的，因為，其最優策略一定是相互欺騙。

4．一個小插曲——南麂島的啟示

桃花源是虛構的、不存在的。然而，在現實世界，我們並不難找到與桃花源類似的場景，來驗證本文的觀點。事實也是如此。以“封閉、有限”來描述一個社會組織道德行為的想法，源於2009年3月初，我在溫州南麂島的短暫經歷。以桃花源為標題，實為“移花接木”，因為，桃花源人人皆知，可知道南麂島的，沒幾個。

南麂島，離溫州三十海里，大約五十公里。它是我國第一個海上貝類自然保護區，也是一個旅遊度假的去處。我去的時候，是3月份，正是淡季。島上沒幾個人，旅遊者沒到，大多數原住民也到大陸去了。本來我想在島上呆一天，可由於颱風，返回大陸的快艇，無法起航。只好，在島上多呆了一天，即：兩天兩夜。就這兩天，我幾乎認識了島上的所有人。

因為是淡季，我才能觀察到真正的島民生活，並由此理解了“封閉有限”的社會環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島民的房子，不僅沒有圍牆，門窗，也統統“對外開放”，沒有一家關門上鎖的。只有，在島上新建的賓館、飯店，才有圍牆和門窗，但那是專為“大陸人”準備的，島民是不住那種房子的。或者說，圍牆和門窗是用來約束低素質的“大陸人”的，島民的素質高得多，用不着“壁壘森嚴”，他們也決不會幹那種“夜入民宅、非盜即奸”的勾當。

是島民天生道德高尚嗎？我所住賓館老闆的一個電話，提醒了我。他新買了一輛客貨兩用汽車，上了保險。保險員打來電話說，他該繳保費了。賓館老闆說：他的保險，是不合理的。保費中，有一項是汽車被盜險。可在這個島上，誰偷汽車啊，偷了汽車，藏在哪兒啊。偷汽車並運到其他島上或大陸，值嗎？島上沒人偷汽車，也沒人偷東西。我的汽車不會丟，保費卻包括汽車被盜險，合理嗎？我以為然。打電話的保險員，在溫州，保險公司，也是溫州的；溫州是大陸，南麂島是海島，大陸和海島之別，保險公司是不考慮的。

“封閉、有限”環境裡的誠信問題，大體上，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保持輕鬆樂觀的心態；可是，“開放、無限”環境中的失信問題，就不那麼省心了。因為，“封閉有限”環境中，約束“騙子”行為的“潛規則”，隨着環境擴容和開放互動而徹底消失了。

第一，“開放、無限”環境中，“騙子”被發現的概率大大降低了。即使被發現了，也很難在“無限”範圍內傳播，並使所有人一起對騙子實施懲罰；比方，一個“騙子”在北京得手了，上海人怎麼知道呢？上海人又如何防範和懲罰他呢？

第二，信息傳播不充分，“騙子”有機可乘。在“無限”市場中，“騙子”很容易找到下一個受害者，可謂：“騙人不要緊，只要有耐心；跑了這一個，還有後來人”。行騙屢屢得手，降低了懲罰的有效性；而一個不能有效懲罰“欺騙”的環境，對“欺騙”行為，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默認和鼓勵。足球場，不斷表演“上帝之手”，可以為證。遠的有馬拉多納，最近的，是法國的亨利。可以斷言，只要國際足聯的裁判規則不改，“上帝之手”，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出格。亨利違規的動作，就比馬拉多納“大方”多了。

第三，“騙子”是一個游擊戰士，始終處於流動之中，“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在一處犯了案，被發現了；就到下一個地方，改頭換面，繼續作案。如此下去，無窮盡也。因為，市場是無限的，如汪洋大海。“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在小池塘里折騰不出大波浪的“騙子”，一旦“下海”，其危害就難以估量了。

4．真實世界的誠信問題——以日本為例

會有人問，現在的世界，已經是一個“開放無限”的市場了。為什麼，其他國家的人，沒有中國這麼嚴重的誠信缺失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於歷史。限於篇幅，僅以日本為對照。

日本是一個島國，在古代，茫茫大海，是日本的天然屏障，所以，“封閉”是天然的。這就滿足了本文所說的第一個條件。和中國人自以為“地大”相反，日本國土狹長，內陸最深處距離海岸的距離也不到130公里，劇烈的海風，隨時可以穿越日本列島。“封閉”的地理環境，使日本人有一種強烈的潛意識，他們是無處可逃的，他們沒有“世外桃源”，他們也不尋找“天涯海角”，因為，他們所在，不是天涯，就是海角。

天然因素之外，日本還人為地設置了“閉關鎖國”的一系列政策。1633年—1639年之間，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光連續發布禁令，不許日本人航行到朝鮮以西和琉球以南。整個江戶時代，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只有荷蘭和中國，可是，這種貿易活動的規模和範圍，被限制在長崎港很狹小的地理空間內，中國和荷蘭商人，不能進入日本內陸，更不能在日本內陸開展商業活動。

1623年，英國人離開了；1624年，西班牙人也走了。留下來的只有荷蘭人——荷蘭人以經商為重，無意宣傳自己的宗教信仰，也不在乎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他們被隔離在長崎港中一個稱為“出島”的小島上，不能進入日本本土。

日本古代的人口，有多少呢？美國著名學者康拉德.托特曼在其所著《日本史》中指出：“在文字記錄開始之前的數千年中，只有很少的人居住在這片群島上。的確，在16世紀或17世紀之前，日本的人口一直保持着不太大的數量，1550年時的人口，只有今天日本人口的10%。”

他進一步指出：“估計的公元元年時的100萬人口，或者更少，到公元700年時增長為500萬。又過了500年，也就是1200年，人口數達到了700萬。1600年，日本的人口首次突破了千萬，達到了1300萬”。3年之後的1603年，德川家康在東京開創了奠定日本近代化基礎的江戶時代。江戶時期，日本維持了266年的國內和平，物產豐饒，商業活躍，分工細化，人口增加。德川時代後期，全國人口呈現停滯趨勢，1721年，全國人口為2609萬，幕府末期的1854年，日本人口是2690萬。

2700萬，顯然不是一個“有限”的數量規模，不過，要是我們了解日本社會的組織結構，進一步細分，把2700萬“層層剝皮”，大數化小分而治之，分解到每一個具體組織單位的話，最終的數據單元，就不再可怕了，而是一個“有限”計算單位。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社會結構是封建主義。和歐洲封建制度一樣，大名是各個封地的實際統治者，只要向幕府將軍宣誓效忠，並擔負一定的軍事和經濟義務，大名在其領地擁有相當的自主權，且，其權力是世襲的。除非大名“犯上作亂”，他的權利實際上是不可剝奪的。一個大名治下，大約有多少土地和人口呢？不妨粗略估算一下。

德川將軍是全國最大的土地擁有者，17世紀末期，其直轄領地有680萬石之多，占全國總數的1/4，即：全日本的糧食，以石高計算，約在3000萬石（1石=160公斤，或180公升）上下。除去天皇的石高3萬，公卿貴族7萬、神社和寺廟40萬之外，剩餘的土地全部分給270個大名，“江戶三百藩”，由此而來，也就是說，270個大名，瓜分幕府將軍、皇室貴族和神社寺廟剩餘的土地，平均下來，一個大名有7.4萬石糧食。以人口計，每個大名有11萬1千的規模。日本大名的“小家子氣”，可見一斑。

大名最闊的有100萬石，但只是極少數，百里有一，而已；少的，只有1萬石。據德川中期統計，50萬石以上的7人，20萬-50萬石15人，10萬-20萬石的32人，5萬到10萬石的46人，5萬以下的共166人。需要說明的是，這只是大名的名義收入，而不是實際收入，因為，每個大名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家臣，家臣的“工資”，也要從大名的收入裡面扣除，這麼下來，大名的所得，就更少了。

總之，大名所轄，乃“小國寡民”，人口和財力，都非常“有限”。加之，德川幕府制定的限制流動的種種法律，最終，將發現並證明日本每個大名所屬領地，是一個“封閉、有限”的社會組織單元。

首先，土地不能買賣，每一個擁有土地的“本百姓”（百姓，在日語裡含義是農民），只要繳納規定的年貢，幕府和藩主就保護其土地使用權。1643年，幕府頒布《土地管制條例》，禁止買賣土地。以免“富裕家民買田益富，貧乏百姓賣田益貧”，造成小農破產而無法繳納年貢。承包期限沒有限制，世代相傳，永久承包。比當代中國農民的30年承包期，長多了。此外，年貢也比中國農民高得多。大多數農民的年貢比率是四公六民，也有五公五民。

這一措施，在經濟上，保障了自耕農免於破產，使幕府和大名可以持續地榨取年貢；另一方面，“身土不二”，將土地、農民和大名捆綁在一起，使他們之間建立起了重複博弈的交易關係。

第二，大名和家臣、武士和農民以及從事工商業的町人，身份固定並世襲，不能轉換；德川幕府為了加強社會控制，實行了“兵農分離”、“城鄉分離”、大名與其屬地分離的策略，同時，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界限分明，不允許身份轉換。這是一種“笨辦法”，目的是使不同地域和不同階層的人，不能自成一體，免得“地方割據”。例如，農民手裡有糧，可是，沒有武器，也沒有受過訓練，就很難組織起義；武士則相反，有武力和戰術，可缺少糧食輜重，也成不了事。大名有權威，但住在城裡，和他的人民也不能打成一片，孤家寡人，難成氣候。但這種階層、地域分割，帶來的後果是，相互之間必須進行交易，而且是重複交易，非如此，大家全都過不下去。大名需要武士，保護領地；武士需要大名，供給糧草；農民需要武士，保護家園；武士需要農民，提供糧食蔬菜和其他農產品。

第三，日本人口80%是農民，他們全都住在農村，1630年之後，德川家光要求所有農民必須向佛寺登記，村民不許改變戶籍，甚至旅行也要事先取得許可，並由當地寺廟簽發通行證。因此，流動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是不可能的。幕府管轄的五大道沿途有35處主要關所，加上小關所，有67處之多。各藩國也在交通要道設置藩所，以徵稅和檢查可疑人物。

日本境內多山、多雨、多茂密的森林和湍急的河流，也將不同地區的人民分隔。今天，日本政治上團結，民族認同感強烈，多數人將其歸結為源遠流長的歷史。其實，這是錯覺。在近代以前，中央政權大都僅及於首都周圍，在此以外地區的統治能力十分有限。

以交通為例，靜岡縣大井川是東海道（東京到京都必經之路）上一條主要河流，長160公里，寬約1公里。幕府將軍為了軍事上的理由，故意不修橋，也禁止擺渡，過河必須仰賴“渡河卒”，利用“轎子”或者騎在“渡河卒”的脖子上過河。“渡河卒”收費，視水深而定。水深不及胯下時，渡河費是48文；超過胯下不及腋下，渡河費是90到100文。水深達到1.45米時，只能等河水退下去。要是女性，必須坐轎子，一個轎子4個人抬，價格就更高了。1870年，明治政府在河邊設置了擺渡船，“渡河卒”都下崗了，改行種茶葉，陰差陽錯，造就了日本很有名的靜岡縣金谷町名茶區。

日本島，四面環海；島內，高山、森林以及河流阻斷，加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設計上的人為障礙，使得日本基本上滿足“封閉有限”和重複博弈的假設，其人民誠信之由來，實屬“天時地利”，與人、人性無關。中國的情況，則全然相反——中國自秦始皇之後，就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改朝換代頻繁，同一個朝代，也沒有世襲貴族；皇帝是“輪換”的，“革命”成功了，就可以當皇帝；官僚是輪換的，科舉金榜題名，即可；官僚是異地為官的，“為官一任禍害一方”，然後，拍屁股走人；官僚與其治理的人民之間，沒有重複博弈關係；身份是“變換”的，士農工商，“寧有種乎？”，皇帝都沒有身份限制，何況四民了。土地是流轉的，土地可以隨意買賣。人民是流動的，這裡混不下去了，就落草為寇了。畢竟，中國的山林，比日本大多了。

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邊界莫測、職責不清、身份不定，不可能建立任何長期預期和穩定、重複交易關係的國家，誠信，從何而來？但，這也不是人和人性的錯，不是中國人的錯，地理使然，別無他解。

5．推理——與誠信有關的其他問題

如果，上述邏輯是成立的，是無可辯駁的。那麼，與此相關，還有一些問題，似可得到明確答案。

“小的是好的”——因為“小”，所以，有機會構建一個“封閉、有限”的社會環境。當“封閉有限”成為“硬約束”的時候，就會內生一種“良幣驅逐劣幣”的機制，將環境導入慢性改良的軌道，反之，只會相反。換句話說，要想使一個組織變壞，就讓它變大；要讓一個組織變好，就先讓它變小。新加坡比馬來西亞好，香港、台灣比中國大陸好，都是見證。

島國文化和大陸文化，油水不容——“島國”是封閉、有限市場，大陸是開放、無限市場，兩種文化涇渭分明，說日本是儒家文化圈，是極大的無知。最多，披着一件破爛不堪的儒家外衣，其實，日本是亞洲的英國。島國和島國，才是最相似的，無論在地球的東部，還是西部，都不會變。

家國不一，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想象而已——原因在於，“家”和“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兩個完全不同規模的組織。“家”是有限的、封閉的，“國”是無限的、開放的，把有限封閉中行之有效的辦法，推廣到的無限開放的世界裡，註定失敗。老儒家不明白這個道理，可憐，但可以原諒，因為，他們沒有學過經濟學，沒有現代的思維訓練。新儒家也不明白這個道理，還在孜孜不倦地對儒學“修修補補”，弱智，可悲。

封建主義的好處——“反封建”曾經是革命的一大成績，其實，大錯特錯。因為，中國的封建主義，早就被秦始皇消滅了。沒有封建，何來反封建。封建主義是有好處的，第一，封建主義是“分而治之”，“大一統”變小了，就可能在一定範圍內建立誠信；第二，世襲爵位和領地將締結封建領主與其治下之人民的重複博弈關係；第三，封建主義就是分權，就是最大限度地約束獨裁者。有了“封建”，才會有不同權利集團之間的相互制衡，相互競爭和相互妥協，妥協誘發民主。

秦始皇統一的不是時候——秦始皇縱有萬惡，至少，有一大功勞：完成了中國的統一。而且，這一惡抵消了他所有的惡。因此，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秦始皇於中國，功大於過。如果，統一的功勞，值得質疑，或者說，“統一的不是時候”成立的話，秦始皇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就當別論了。

“無商不奸”——商人不是天生的，尤其在中國，大家都是農民。之所以商人比農民奸猾，差別只在於環境不一樣。商人的活動半徑，遠大於農民，即：商人的商業行為是在一個開放、無限的環境中進行的，農民，則不然。農民“靠地”吃飯，不可能走得很遠，空間狹小、交往頻繁的結果是農民兄弟更富於誠信。“山里人”，也是如此。不過，這個理論，只限於“山里”，“山里人”一旦進了城，他的行為模式馬上就變了。原因是，他所在的環境變了。他不變，就是傻子；他要變，就會變成騙子，這就是中國農民、也是每一個中國人面臨的問題。

“都是好人，淨幹壞事”——這句話，要分成兩部分理解。前半句，說得是“封閉有限”環境，比如，你的同事、親戚朋友，凡是和你有穩定關係的人，你都覺得不錯，都認為是好人；後半句，說得是“開放無限”環境，電視廣播網絡，三氯氰胺、“假冒偽劣”和賭球，你聽到的和大街上傳說的，都是“壞人壞事”。兩種環境，兩種行為模式，反差如白天黑夜，實屬正常，錯的是，我們將兩種場景放在同一個背景中分析了。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下午13：45，北京，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