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密碼 方勵之 |
送交者: 弟兄1 2006年08月04日07:02:26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
達芬奇密碼》的主要情節——主業會(Opus Dei)對錫安隱修會(Priory of Sion)長老和聖杯持有者的追殺,始於該會與梵蒂岡教廷在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進行的一場秘密的交易。崗多夫堡也發生過一場與中國(科大,科學院,外交部)有關的事件。事在1983-85年間。我親歷。 背景 1983年9月9日,李淑嫻和我再次到羅馬。這一回住在崗多夫堡,為期三個月。崗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宮,也是梵蒂岡天文台所在地。它還包括一個很大的教皇花園。我們剛到崗多夫堡時,教皇保羅二世還在夏宮避暑,直到9月18日他才返回羅馬城中的梵蒂岡城。夏宮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只參觀的聖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岡博物館,而沒有去崗多夫堡,就等於只參觀了北京城中的故宮博物館,而忘記了去頤和園。 崗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幾分類似頤和園,但尺度大。從羅馬乘火車東南行,三十多分鐘後進入Albano湖區。湖面開闊,平靜無浪,類似昆明湖。但其直徑有四公里。沿湖走一圈,要用四個多小時(昆明湖兩小時足矣)。這裡曾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划船比賽場。Albano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勢最美。湖與西岸山的尺度比例也恰似昆明湖與萬壽山之比。山頂的最高建築(相當於頤和園的佛香閣),就是崗多夫堡。 我們來這裡是同羅馬大學物理系的同行合作,與宗教無關。當然,同梵蒂岡天文台的同行也成為朋友。我有一篇文章(Astr.&Astrophys.140,77,1984)在致謝中寫道:Fang and Li would like to thank Drs.G.Coyne and B.Stoeger for hospitality during their stay at the Specola Vaticana.。這裡Specola Vaticana 即梵蒂岡天文台。Dr.G.Coyne 神父是梵蒂岡天文台台長。Dr.B.Stoeger是梵蒂岡天文台研究人員,宇宙學學者。二人均為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會士。 《達芬奇密碼》中說,教廷的機密會議常在崗多夫堡的天文學圖書館裡舉行。這不是事實。我常在崗多夫堡天文學圖書館裡看書。圖書館無人管理,也沒有反竊聽設備(比中國駐羅馬大使館的保密會議室差得多)。我有一張崗多夫堡出入證,只在有教皇的瑞士衛兵把守的地方有用,其他地方無人查驗。有一次,一個當地人和我走在堡外,忽然聽到從一個窗口傳出聲響,該人輕聲對我說:“聽,教皇在裡面在喝酒。”可見,這裡大概不是一個舉行機密會議的好地方。(電影《達芬奇密碼》中,機密會議一場,沒有聲稱那是在崗多夫堡天文學圖書館。Ron Howard怕G.Coyne找他麻煩?) 科大人倒是常在崗多夫堡舉行“會議”,雖然不是機密的。當時,科大有近十個人在意大利。加之羅馬常有過客,李和我在崗多夫堡的公寓,一時成了中國學生學者的一個集散地。過客當中的CCP們不介意進入教皇領地。距集散地不遠,有一小院落,外掛的牌子是Departmento di Propaganda,已數百年了,比所有CPs的歷史都長。所以,CCP中的宣傳部人員,也算是到了他們的名稱的源頭朝聖。 崗多夫堡的望遠鏡 在插圖版《達芬奇密碼》(The Da Vinci Code,Special Illustrated Edition)中,有一張精美的崗多夫堡照片,突出了堡頂上的兩個望遠鏡園頂。(電影《達芬奇密碼》中,堡頂出現了三個園頂。是否也是怕找麻煩,以區別於崗多夫堡?)。“密碼”作者說,這兩個望遠鏡是歐洲最先進的天文台設備之一。這證明作者只從外面看過這兩個望遠鏡園頂,沒有入內。從外面看兩個園頂,光亮銀白,熠熠然,象徵着天主、教廷、上蒼三位一體的崇高。但如進入園頂,就知道望遠鏡已棄置了。原因是,距羅馬太近。羅馬燈光造成的天空背景太亮(燈光污染),在崗多夫堡已不能做有研究價值的天文觀測。 兩架天文望遠鏡中,一台是施密特望遠鏡,口徑一米,質量遠不是歐洲天文台中最先進的。但比北京天文台的施密特望遠鏡(90厘米)略大。突發奇想,我建議Coyne神父把這台棄用的施密特望遠鏡送給中國的天文台。望遠鏡只能沿着緯度平移。中國有許多地方與羅馬的緯度相同,不難找到沒有燈光污染的地方。Coyne神父一聽我的建議,竟然馬上同意了。在崗多夫堡非秘密“會議”上,我的朋友們也都支持這個想法。 其實,由耶穌會士送天文望遠鏡到中國,是有歷史的。據記載,第一架天文望遠鏡,即伽利略於1609年在威尼斯用來發現木衛星的望遠鏡,只隔了五年,1614年,就由耶穌會士J.Terrentius帶進廣州。所以,中國的第一台架天文望遠鏡應就是世界第一架天文望遠鏡。我向中國科學院匯報後,科學院也接受了這一計劃,並計劃將該望遠鏡放在新疆烏魯木齊天文觀測站,鏡址也選定了。 1985年春,中國科學院派了五個人(我不在其中)專程去梵蒂岡天文台,討論具體的拆卸及運送技術性事宜。經中國駐羅馬使館科技參贊的同意,雙方簽署了備忘錄。此備忘錄只涉及梵蒂崗天文台和中國科學院兩方。至此一切順利。 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ICRA) 有一個困難:中國和梵蒂岡沒有邦交。若涉及外事文件,如何簽署?按國際慣例,這種問題,找一個第三方(third party)作為中介就可以解決。我有這方面的一次經驗。 1982年在上海召開第三次Marcel Grossmann廣義相對論大會。當時PRC與以色列無邦交,不能在以色列護照上簽發PRC入境簽證。另一方面,這個會議是國際組織辦的,不是中國一方主辦的邀請會,不能拒絕以色列學者參加。形勢一度極緊張。以Steven Weinberg(197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首的一批美國猶太裔物理學家公開聲言,如果中國政府不發籤證給以色列學者,他們將抵制會議。後來找到一個變通方法:由國際理論物理中心(ICTP)作為第三方。ICTP主任Abdus Salam (也在197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簽發給兩位以色列學者,T.Piran 和G.Horowitz,各人一紙,作為護照。中國領事部門在該紙上正式蓋章發放簽證。在他們入境時,由我到上海虹橋機場去接(驗明正身)。我曾是ICTP的國際理事會成員。所以,進入上海的兩位虔誠的猶太教徒,原則上是虔誠的穆斯林Abdus Salam教授的“ICTP王國”公民。 我建議用類似方法解決中國和梵蒂岡之間的望遠鏡轉移。不難找到一個願充任一次性“王國”的第三方。 1985年夏,羅馬大學等發起成立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ICRA)。後來,ICRA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一個下屬。準備參加這個中心的有美國斯坦福大學物理系,美國Hubble空間望遠鏡研究所,梵蒂岡天文台等。我也代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體物理中心參加ICRA。以ICRA作為轉移望遠鏡的第三方,十分合適而且方便,即先由梵蒂岡天文台將望遠鏡送給ICRA,再由ICRA送給中國科學院。無涉中梵外交。 1985年6月17日,ICRA正式成立,羅馬大學校長Ruberti教授,梵蒂岡天文台Coyne神父,斯坦福大學Everitt教授,空間望遠鏡研究所Giaconni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單位草簽了ICRA的章程。 北京的自激振盪 6月19日 意大利信使報(Messagero)報導了ICRA成立的消息,提到有羅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梵蒂岡天文台等學術機構參加。美國之音也簡單地報導了這條消息。這是條學術消息。一個國際學術組織中含有中國與梵蒂岡,並不新鮮。比如,二者就都是國際天文學會(IAU)的會員國(地區)。6月20日以後,西方媒介不再提這件小事。6月21日,教皇保羅二世接見所有參加Marcel Grossmann會議的學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對此,西方媒介也沒有任何報導。ICRA 是個學術機構,同IAU一樣,它與中國和梵蒂岡二者之間的政治,宗教或外交沒有聯繫。 但,北京開始自激振盪。 第一個信號發自“大參考”。6月22日和23日連續兩天,“大參考”重複轉載有關ICRA的消息,而且放在政治欄目中。“大參考”是一種內部報紙,它選登外國報紙和通訊社的消息,只有局級以上的幹部有權訂閱。“大參考”兩次選登同一消息,少見。說明有人為ICRA和崗多夫堡望遠鏡二事而陷入自激。 果然,6月24日,中國外交部向中國科學院查詢有關梵蒂岡天文台望遠鏡一事,並暗示這件事已經觸及了中國對梵蒂岡的外交政策。本來,中國科學院清楚地知道望遠鏡的全部內情,他們曾派人去過崗多夫堡,簽過備忘錄。只要說明此事為純學術交往,就完了。但是,在官場,凡遇到追究責任的時候,第一反應是推卸干係。所以,中國科學院立即把查詢之事踢到科技大學。幸好,科大的同事有崗多夫堡非秘密“會議”的共識,支持這項活動。再則,科大根本沒有參與簽署備忘錄。科大不理會外交部的查詢。 6月27日,中國外交部再就此事查詢中國駐羅馬大使館。如前所述,大使館的科技參贊是直接經手此事的,完全知道這是一件非政治性的學術交流。但同科學院一樣,想減輕干係。正好那時我正在ICTP短期訪問。駐羅馬大使館找到我。我把事情的原委寫了一個詳盡的報告,以證明這件事根本不涉及中梵外交,就如1982上海會議不涉及中以(色列)外交關係一樣。中國駐羅馬大使館接受了我的報告,沒有提出異議。 到此,真相已大白,證明是一場虛驚。事情本可以結束了。但不知甚麼原因,北京的自激振盪還在繼續,而且,振幅愈來愈大了。 6月29日,中國駐羅馬大使館再度被查,這次來頭更大。據透露,在一次CCP中央常委會上居然也提到這件事。幾乎同時,7月1日,在合肥,舉行CCP成立第64周年大會。在會上,我也是被表揚者之一。名字登在“安徽日報”上。表揚的事跡之一恰是“努力為科大開闢國際交往渠道”云云。我當時人在Trieste,對國內的消息全然不知。無論是北京常委會,還是合肥大會,都不知道。 7月2日我接到中國駐羅馬使館緊急通知,責令我於1985年7月3日上午必須趕到羅馬。任務見面再談。我漏夜乘火車從Trieste去羅馬,3日清晨趕到大使館。原來,十萬火急的事是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教授將於當天(7月3日)從北京飛抵羅馬,要我去親迎院長。作為科學院的一個成員,迎接院長也是應盡的義務,但要我從六百公里之外的Trieste乘夜車專程趕來迎駕,未免架子大了一點。(在意大利乘夜車很累,如不是包廂,是不敢睡覺的,因小偷多。)後來才知道,迎駕一事,倒不是盧院長的主意,而是北京官方決定的,責由駐意大使館執行。當時外交部估計,當盧院長一到羅馬,必定會被記者團團圍住,訊問有關梵蒂岡望遠鏡等事。責我在機場護駕,為院長解圍。 當日下午2時,我和幾個大使館官員到達羅馬達·芬奇機場,恭候院長。北京來的飛機誤點,直到下午6時還沒有到。我不斷仔細地觀察機場大廳,始終沒有發現一個企圖圍追我院長的記者。機場氣氛倒是極其緊張,警察帶着警犬不斷地來回巡邏。不過,他們的任務並非專為保護盧院長,而是由於前一天,7月2日,巴勒斯坦游擊隊襲擊了候機樓中的以色列航空check-in櫃檯。 總之,無論在機場,或是在隨後的訪問活動中,根本沒有一個記者有興趣採訪我院長。外交部為院長精心準備的關於梵蒂岡望遠鏡的答記者問,沒有派上用場。 七天以後,7月10日,我陪盧嘉錫院長小游威尼斯,聖馬可廣場上的海風終於使我院長認識到,他不是記者或狗仔隊有興趣的對象。院長顯得輕鬆多了,好像聖馬可廣場上一支逍遙的鴿子,除了不會飛以外。這時,院長告訴我,他到羅馬那天,即7月3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國外交部兩周一次的例行新聞發布會,為了對付外國記者提問ICRA及梵蒂岡天文台望遠鏡,外交部發言人精心準備了答詞。很可惜,沒有一個外國記者提這個問題。實際上,外國輿論早就忘了ICRA倒底是哪幾個字的縮寫。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梵外交事件。 儘管如此,當局還是決定終止執行由耶穌會轉移望遠鏡到中國的計劃。 可見,八十年代的北京當局,對耶穌會等事務的了解,似乎還比不上1614年明代的萬曆朝廷。以至,一架天文望遠鏡就會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自擾。對於科大參加ICRA一事,當局找不出任何錯,故仍允許進行。後來,許多科大的,非科大的朋友及學生都是以ICRA作為第一站,踏入歐洲。 後記 二十年後的今天,ICRA規模更大了。Coyne神父和我依然都是它的成員。近兩年(2004,2005)暑期,每年都有約十個中國天體物理學家來ICRA的新總部Pescara作學術交流,並享受亞得里亞海濱的沙灘和陽光。今年(2006)照樣。李淑嫻和我也每年暑期從美國來此一會眾老友。有關當局似乎終於開了一點竅,不再看到有趣的自激了。 至於崗多夫堡,我後來還多次住過。不少中國同行也住過。1999年,北京天文台一對研究宇宙學的新婚夫婦(不是信徒)還在崗多夫堡度蜜月。 2005年4月2日教皇保羅二世去世。當天我給許多朋友發了一個email。大意說,我雖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尊重保羅二世,他是一位偉大人物。主要理由是,他對科學的態度相當開明。他為伽利略一案正式平反。主張科學研究與宗教信仰分離。他曾說“宗教和科學二者各自應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於科學的;科學不是宗教的延伸”(John Paul II:On Science and Religion,1990)。所以,“異教”如CP者們也可以住進崗多夫堡,作研究,教廷不過問。這一點,在80年代的中國還沒有達到。就是今天,宗教信仰應與科學研究分離,“科學不是宗教的延伸”,在許多地方,包括華盛頓D.C.,也還有許多人不完全明白。 尋找聖杯的故事,開始於達芬奇的“莫娜麗莎”和崗多夫堡的圓頂,終結於牛頓墓前的蘋果——最後一個密碼APPLE。無論是否作者的原意,都免不了令人想到西方文明的精華。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天文望遠鏡,就是一架聖鏡。可惜的是,進入中國後,聖鏡就下落不明了。最後的密碼在那裡? 2006年5月24日,從羅馬飛回Tucson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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