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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基督徒应如何面对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政策
送交者: 瓦器 2015年10月21日19:28:44 于 [彩虹之约] 发送悄悄话

基督徒应如何面对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政策

蔡少琪

「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路二十25)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彼前二13-14)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二17)

「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上帝,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三18)

 前言:从「鼓励贡献」,到「借法设防」

 习近平执政后,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气氛,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态度,很明显地从胡温时代的「谨慎管理、鼓励贡献、探讨登记」的执政心态,改变为「高度关注、提防独大、借法设防」的执政心态。不少境外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大气候往左倾,甚至有人以「亚文革」来形容这左倾。不少基督徒对前景有忧心,担心基督教的发展,担心会否有逼迫时代,并对国家发展路线有忧心,盼望这种左风只是短暂并有理性的节制性。本文尝试从「习近平时代左倾的大气候」、「提防基督教会否『一教独大』的热论」、「政治和行政干预无效:基督教仍有相对的先进性」去探讨基督徒应如何面对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政策。文章指出,中国宗教政策不能再回头走「政治挂帅、借口法治、行政钳制」的文革老路,而必须走「政教分工、合理立法、尊重信仰、鼓励良善」的合情合理合宪法的现代化正路。基督徒要「尊重政权、信靠真神、坚持传道、爱国爱民、持守良善」。若是可行,基督徒应尽量与众人和睦,包括与政府和睦。此外当我们的政府短暂走偏差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和而不同」、「尊而不从」,因为我们必须持守良善,我们必须听从神。

 中共历来对宗教发展,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都采取谨慎管理的态度。但在胡温执政的中期,中央曾探讨「通过改革,到二○二一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1 那时,中央政府以「谨慎管理、鼓励贡献、探讨登记」的方针去探讨用较为合宪、合理和现代化的法治方式去处理宗教问题,曾积极鼓励宗教群体和民间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并探讨能否让家庭教会登记。 2

 自六四之后,中国基督教除了在农村有长足的发展,在城市、学界和商界也有明显的突破。在「时紧、时宽松」的环境下,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都有发展,对社会都有积极贡献。 3 在习近平执政前,宗教政策是朝向正常化、公开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进发。二○○七年十七大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指出:「从政治角度看,中央发展民间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当前,发展民间组织,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条件。总体上看,宗教在社会建设中的消极作用在减少,积极作用在上升。」4

 这政改报告和其后举办「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的努力,让教界和学界有所憧憬,期盼家庭教会能合法登记,并让基督教能对社会作出更多贡献。 5 报告也提出让更多民众非政府组织成立的大方向。报告说:「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初步形成公民社会,并更大程度上发挥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报告提到「放宽准入」:「就是降低民间组织成立的标准,允许和提倡成立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推动民间组织的多元性和多样化。」并要「完善立法,确保民间组织的法定地位。」这报告隐含了「政教分工,互不矛盾,政教分离、互重合作,充分发挥、立法保护、增进和谐」的宗教政策方针:

 合理把握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既要坚定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又要承认社会普遍认同的世俗化的宗教信仰,依法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二是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预政治。社会治理结构调整,既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关系结构的调整,又是社会内部各分层结构关系的整合。从现代国家管理的角度讲,必须既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不得干预国家权力,又充分发挥宗教的基本功能,使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三是完善宗教立法,对宗教实行依法保护和管理。要制定宗教法,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要求,明确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写进法律,维护宗教组织的合法权益。 6

 当时学界对宗教能良性发展充满期待。以李向平为例,他指出:「当代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使中国宗教从『精神鸦片』转变为『社会资本』。」「在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公民社会与公民信仰之间,呈现一种良性互动的景象,使『宗教危机』成为『宗教转机』。」他建言说:「执政党担起了行使公共权力的责任,和政府有了共同的目标,即整合国家和社会,并推动其发展。其一,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里强调阶级调和、社会合作;其二,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合作基础;其三,意识形态上逐步开放,信仰上倾向于多元化。从而把各种社会力量凝聚起来。」 7 他建议设立法「使信仰的表达与实践具有合作、合理、合法诸社会特征。」他也警告说:「信仰如无实践,宗教就形同虚设;信仰如无法律,精神必定走私。」8

 习近平的时代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开始。起初,不少人改革人士对习近平抱有希望。 《纽约时报》的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二○一三年一月五日发表〈习近平是改革派〉的乐观推测:「关于中国,我有如下预测: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重启经济改革,而且很可能在政治上进行一定的松绑。在他任期之内,毛泽东的遗体将被运出天安门广场,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获得释放。」9 但不久后,整个意识形态大气候就明显地左倾了,政府对民间敢言人士、对追求宪政的公知、对中国基督教(包括三自教会)采取了「高度关注、提防独大、借法设防」的执政态度。最为诟病的是对维权人士的拘捕、对言论空间的收紧、在温州等区强势拆教堂和拆十字架的运动并对香港收紧了普选的承诺。

 二○一四年温州三江拆教堂事件标志着中共管理宗教的态度会从「谨慎管理」的心态,演变为「威权设防」的心态。坊间盛传浙江书记夏宝龙曾说:「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10 这似乎突显了不少政界对基督教的发展采取了「提防、防卫」的态度。不少政界人士的心态从鼓励基督教对和谐社会有贡献的积极鼓励态度,改变为设防,甚至敌对态度。 11 这除了与中日美角力、中国的相对强大,境内维稳需要,并因抓贪腐产生的凶险斗争有关之外,背后也有政界、军界、文宣界和左派人士担心基督教会否「一教独大」有关。近年来,不少政界和文宣言论提到要提防西方借着基督教思想和发展作出宗教渗透。

 

一、习近平时代左倾的大气候

 防止宗教渗透、禁戒西方价值观的传播、限制言论的空间和拘捕敢言分子是习近平时代的左倾的特色和国家安全策略。自中亚和东欧的颜色革命后,中共就非常提防美国利用「宗教渗透」作为颜色革命的手段。 12 二○一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环球时报》刊登了王小石的〈美国欲「扳倒中国」已亮出三种武器〉文章,提到要提防西方借着基督教传教活动和披着基督教外衣并与境外势力勾连的NGO进行政治洗脑和意识形态渗透,与国家政权明目张胆地争取民心。文章谴责普世价值和宪政的观念的传播,并点名一些基督徒名字。文章说:「这第三种武器刻意与宗教领域沾边,以宗教信仰自由做挡箭牌,其实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行为,而是依托基督教传教活动做政治观念洗脑,意图颠覆广大民众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13 在《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里,在草案的第廿二条就强调:「防范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 14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二○一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强调:「基督教方面,要继续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的内容,坚持三自原则不动摇,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基督教对我进行渗透活动,积极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团结引导信教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15

 习近平时代加强了对西方价值观的渗透的戒心。二○一二年十一月廿九日,习近平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6 敏锐的学者对「空谈」的定义有忧心。二○一三年一月五日,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讲法:「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7 这讲法安抚和团结左派人士,但却揭开了一些极左思想复辟的序幕。随后习近平的新南巡内部讲话的广泛流传更让盼望中国有宪政民主的人大失所望。程翔于二○一三年一月卅一在《信报》发表〈对习近平政改抱希望者可以休矣! 〉,指出:「大陆内外对中国新领导人推行政治改革的热切期待,从此可以休矣!」习近平在新南巡内部讲话里否定了意识形态的改革,他引用了前苏联崩溃的例子,提到:「最后戈巴契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习近平清楚表达了不会朝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进行改革:「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8

 不久后,「七不讲」和「9号文件」的流传为习近平时代的左风定位了。按《明镜月刊》的披露,于二○一三年四月廿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非公开发表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张雪忠于二○一三年五月在新浪微博最先提到这「七不讲」的命令。境外的一个简介是:「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不要在教学中提及。」19 左风开始进入了中国高校校园。随后,杨晓青发表了「宪政属资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20随后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1 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发表一个「绝不能」和三个「决不允许」的言论。他说:「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他指出:

 《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22

 有趣的是网民发掘了在二○一一年三月七日,袁贵仁曾以〈引进更多国外教育不怕西化〉为题鼓励人不怕意识形态禁忌,勇敢吸收西方先进知识:「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他强调:「我们学习国外,不论是穷的富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有利我们建设的,都可以学。」当时候是要放权,不是收权。袁贵仁当时说:改革归结为三句话,首先是中央向地方放权;第二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第三是要完善大学章程。 23 三个「决不允许」的言论标志了左风已经深深影响学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袁贵仁的这种观点很难被高校接受:「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引进西方价值观,西方制度到中国的过程。无论是民国期间的西方主流价值,还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我觉得已经到了廿一世纪,突然冒出来要抵制西方观点的说法,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24

 「9号文件」的摘要版本在二○一三年八月被《明镜月刊》披露,25 标题如下:

 一、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当代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26

二、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四、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五、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六、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七、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储百亮(Chris Buckley)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中央秘密文件视宪政与人权为威胁〉文章,指出这文件「标志着中共转向更为保守的传统左派立场」。 27 在这前后,有维权律师、记者和舆论人士分别被拘捕,海内外不少人更深感受到整体大环境的收紧和意识形态的左倾。许志永(二○一三年七月十六日)、高瑜(二○一四年四月廿四日)、浦志强(二○一四年五月六日)等有名人士,分别被拘捕。 28 一些评论家用「亚文革」来形容这左风。 29

 基督教在二○一四年浙江拆教堂和拆十字架事件开始浓烈地感受到这份作风,并对政府以「依法治理教会」为名,以强悍行政手段去管理基督教的态度,非常反感。这次地方政府强悍的作风,不单强势拆了一些合法的十字架,也不单让很多家庭教会忧心,更伤透了众多三自教会的心。海内外有不少教会界的谴责或质疑的声明。政府的强悍让很多三自教会与政府离心离德。全国两会罕有地发表了「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的声明:

 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尊重信徒宗教情感的前提下依法妥善处置。个别地方出现因强拆而发生影响社会和谐的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标志之一,凝聚着信徒朴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准、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地强行拆除或移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 30

 金陵神学院常务副院长陈逸鲁更用严厉的表达指出:「强拆三江教堂十字架事件,可以说是建国以来,使政府和信教群众处于对立状态的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政民关系,其政治损失不可估量。」他谴责当局的做法有「株连九族」的味道:「据说,浙江政府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威胁宗教团体负责人、威胁守候在教堂里信徒的家人,这违反现代法律的精神,这种做法有『株连九族』的味道,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他说:「如果说,他们是想解决违建的问题,他们却已经违规和违法了。他们的做法除了给人感到粗暴和强硬之外,毫无现代管理智慧可言,希望中央政府尽快介入,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他分享到这次事件已经对三自教会产生极大的伤害:

 「三江事件」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和基督教两会深受打击,由于当地基督教两会不能发挥作用,许多信徒不会再团结在基督教两会周围,「两会」变成「两不会」:既不能沟通政府又不能团结信徒,你想,基督教两会的损失有多大啊!总之,「三江」已变成「三僵」:事态僵局,方法僵硬,关系僵化。已经没有了赢家,如果现在还不启动危机管理,不及时追究政府中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以平民愤,及时扭转局面,无论是政治损失、社会损失、财产损失都很严重! 31

 习近平时代的左风遍及舆论界、教会界和学界。

 

二、提防基督教会否「一教独大」的热论

 习近平在二○一五年五月十八至二十日举办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发表了关于宗教政策的「四个必须」的重要讲话:「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32 习近平提出的「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潜台词,若参照官方就「宗教中国化」的言论,是侧重于要宗教人士拥护和顺服于共产党的领导,要避免基督教「一教独大」。

 自二○○八年后,就基督教会否「一教独大」成为学界、政界和教界的热论。马虎成的〈基督教在当今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原因辨析:由「宗教生态失衡」论引发的思考〉是标志性的产品。某些学者温和的建议没有被政界采纳。杭州市基督教会李美双牧师在杭州市基督教两会网站发表〈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若干困难〉,谈到她的担心:「马虎成的观点和担忧也代表中国政界对基督教的普遍看法,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政界是不被祝福的。」33

 张志刚在〈「基督教中国化」三思〉清楚介绍了二○○八年段琦的宗教生态失衡论所引发的热论过程。文章的第二大段的标题是「『一教独大』:中国当代宗教生态引发的思考」。他指出:「在『二○○八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宗教』上,中国基督教史专家段琦教授发表了一场反响强烈的演讲,题为『宗教生态失衡是当今中国基督教发展快的主要原因』。」 34

 六四事件以后,基督教整体稳步发展引起了关注。当中国北方部份农村基督徒成为社会主流、35 城市教会急速兴起,不少大学生、专业人士和海归人士纷纷信主,这些现象再加上了西方和部份海外基督徒提出来的「中国基督化」的口号和梦想,并学界、政界和军界担心西方利用基督教作渗透和和平演变,就引发了基督教会否「一教独大」的热论。二○一三年出版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第一辑收集了几篇相关的重要文章。在绪论里,张志刚和卓新平提到这关注:「假如基督教在中国『一教独大』甚至『一教独霸』,势必恶化中国的宗教生态,有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主体性,影响社会和谐乃至国家安全等。」36

 段琦一文里引用了刘建和梁家麟的观察,提出:「基督教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与这种宗教生态失衡有关。」 37 就是当不少社区的民间宗教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被破坏后,「妨碍民众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均告去除,于是农民便将感情转而投向基督教,基督教成了原有宗教的替代品。」38 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 『土教』实际上受的冲击超过『洋教』,特别在人的心理上,对『土教』的排拒也超过了『洋教』。政府的这种导向最终酿成了宗教生态失衡,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充份的空间。」「这是造成基督教一枝独秀的在重要因素。」她建议的出路是:「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营造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宽松环境,使各种宗教都能得到充份的发展,创造一个优胜劣败的竞争机制,恢复宗教生态平衡,基督教过快的发展趋势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抑制。」 39

 这分析引发了多方的热论。从文化侵略论的角度,牟钟鉴提出要提防基督教「一教独大」。牟钟鉴认为,若基督教过度快速发展,就会产生中国信仰文化的危机。他说:「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一教做大,那将意味着文明的倒退。」并且,基督教在中国过度发展会「助长境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野心,更加紧推行其基督化中国的策略」,「发生于中国社会主义信仰及其他传统信仰的冲突乃至对抗,破坏安定和谐。」他提出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否定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支持丁光训等的神学建设路线,以便能改变基督教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并「有利于消解西方基督教的文化霸权主义」。他更提出要从「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监管力度」方面,去对「扩张性传教活动要加以限制,不使滥用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40 牟钟鉴的讲法与后来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宗教中国化和依法管理宗教」的背后精神非常相似。 41

 更值得海内外学者注意的是曾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马虎成的〈基督教在当今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原因辨析:由「宗教生态失衡」论引发的思考〉一文。 42 马虎成提出要限制基督教的发展。马虎成喜欢改革开放前的宗教生态,他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宗教生态是平衡的。」他坦白指出:中国历来的宗教政策都没有「成就」基督教!无论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基督教都有萎缩,甚至比其他宗教更为严重。改革开放后,落实宗教政策时,从来没有抑「土」扬「洋」,而是「抑『洋』扬『土』或者『土』『洋』并举。」他认为对基督教能迅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国际因素,就是西方各种传教的努力带有「侵略性、扩张性、隐蔽性」。这「强大的国家背景」的支撑,并强烈的传教愿望引起了「境外基督教势力大举『入侵』,境内各宗教节节『败退』的宗教生态现象。」他认为西方传教的协助「主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慈善先行,金钱开路,传教紧随,并且『斩获颇丰』。」马虎成反对「以『宗教对宗教』的对策」。他相信「基督教迟早会『一教独大』甚至『一教独霸』」。他假设基督教现今人数为四千万,二十年后约六千万,五十年后约一亿多人。他认为基督教的「非法违规传教」不单挑战政府的宗教政策,也最终形成对中国宗教生态的破坏。他进一步指出,基督教的发展会影响国家安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大肆向中国输出基督教,在中国从事各种非法传教活动,其根本的目的是利用基督教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颠覆国家政权。 」他提出综合性的「国家干预」的战略策略:「总的思路是必须进行国家干预,即采取法律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使宗教不能形成自由市场而无序发展。」鼓励政府「制定战略规划,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基督教可能一教独大、一教独霸的局面。一方面是要巩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消除基督教无序发展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却要用「政策引导、依法管理、思想教育」等综合治理,逐步为基督教热降温。 43

 马虎成等言论及左风的大气候,让学者和教界感到山雨欲来。卓新平在〈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回顾、现况及展望〉一文里指出,有些批判家认为:「你只要研究基督宗教,好像就成了基督徒。」有研究就被看为是文化宣教。他看这紧张的风气是「自中国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第三次关于宗教的激烈讨论」。 44

 李向平对宗教「宗教生态失衡」论的说法及一教独大的说法,提出温和的讲论。他不同意将这题目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里的方向。他说:

 很明显,现有的宗教生态说诸种论点,实质上是把一直存在着的「基督教是洋教」和「基督教非洋教」的对抗性认识再度激活了。这种认识,表面上是「既不能忽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的悠久传统,以及它与中华文化的核心基本价值的密切联系,更不能漠视文化全球化处境下各种外来宗教形态在中国的快速传递和冲击的现实」,而在内地里却内涵了一种对政府固有宗教政策的批评,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政治期待,希望国家权力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大力推动,希望「国家应该将『宗教安全』纳入中远期的『国家文化安全』规划中」,特别是将宗教软实力(包括中国传统宗教文明的普世价值及时代特色)的有效展示和提升,纳入到国家文化战略安全体系当中,从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确保国家的战略安全。 45

 李向平指出,宗教生态论看错了问题的根本,也会错误引导国家的政策。宗教生态论间接认为:「国家宗教战略出现偏差,导致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发展不足,基督教一教独大。因此,宗教生态论者大力呼吁国家调整宗教发展战略。」他指出这些立论对基督教有极为严峻的指控:「其中,最为严峻的观念是,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较快发展,对中国国家社会构成了三大挑战。一是挑战了传统信仰的底线,而是挑战了意识形态的底线,三是挑战了社会控制的底线。传统信仰与意识形态是社会控制的底线。」46

 修远基金会发布的〈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传播〉也引起学界和政界担忧基督教会否影响共产党在农村的管治威信。这分析是建基于二○○八年六月至十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人员对全国十省二十村进行了深入调研。 47 研究指出,在不少北方农村里,基督教有「一枝独秀」的现象。 48 针对一些基督徒人口较多的农村,报告指出:「最大特点是基督教『一枝独秀』,在五大宗教当中要占去95%以上。与基督教迅猛发展和庞大教徒数量相比,天主教、佛教、道教的信众则要逊色得多。」在某些北方地区,「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无法自圆其说,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难以满足农村对宗教的庞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该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至15%。」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发展的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 %左右。而三自教会的传教动力却较弱。 49 基督教的影响力日渐增大,甚至影响共产党的领导:

 基督教虽然在北方农村和沿海地区获得了一教独大、具有唯一合法性的地位,其他信仰形式不断退缩,但毕竟基督教是外来宗教,且极具排他性和扩张性,因此在农村的传播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后果。 50

 报告提出共产党基层渐渐失去真正领导权:「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督教教会尚未主动介入村庄政治,但其承担着大部份本应该由村级政权和政府来做的社会事务,而在农村获得极大的声誉,为其快速发展信徒、动员农村力量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正在一步步地散失对农村的真正领导权。」51 这类的担忧会影响中央的宗教政策,也让政界产生防卫基督教发展的执政心态。

 

三、政治和行政干预无效,基督教仍有相对的先进性

 胡温时代,不少学者和教界提出列宁式的国家控制宗教方式已经不合宜、三自教会系统本身架构性问题、神学建设运动的不成功和利用「法治」理由去达到粗糙掌控的行政手段是不成功的。这些分析指出,中国基督教长期以来,都是在颇艰难的环境下逆流成长。更多的政治运动、更多的意识形态操控,更多的强悍的行政手段,只会让更多的基督徒与政界离心离德,也只会减弱了三自教会的素质和认受性,间接帮助更多家庭教会逆流成长。盼望习近平时代的掌权者能珍惜这些有见地的谏言。掌权者可以选择不聆听,但这不代表这些事实不存在,也不代表用粗糙的行政手段、用高压的政治姿态去处理宗教问题,就能真正解决问题。

 3.1 国家操控宗教模式不能真正拦阻基督教的成长

 李向平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宗教,而在国家控制宗教的方式。他说:「真正失衡的,不是宗教,而是国家权力及其对宗教信仰的控制方式,导致了宗教信仰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失衡。」他指出宗教生态论的一个严重的错误:

 大多数宗教生态论者有一个致命弱点,大多以乡村社会、民间底层为论述物件,集中于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发展却不仅仅是集中在乡村社会。这就是问题提出方式的偏颇。一个宗教的发展快慢,本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但宗教生态论者为什么单挑基督教?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很快,信徒与活动场所绝对多于基督教。一教独大的并非基督教,而是佛教。至于民间信仰在城市中的存在,除了财神信仰和节日习俗信仰之外,几无更多的影响。所以基督教在城市中的发展几乎与民间信仰没有关系。至于传统佛教、道教与基督教的互动关系,均在政府的宗教管理架构中方才得以建构起来的。甚至可以说,基督教在城市中的发展,远远比不上佛教、道教那样的发展。佛教、道教能够做的公益事业,基督教常常无法去做。 52

 基督教往往是逆境下成长的:「人们很难看出基督教是在政府的宗教政策的支持下面得以发展的,很难看出传统宗教或传统信仰就没有政府的支持。就近年来的深度观察,基督教的发展,往往是在外在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才是得以发展的。」53

 刘澎的评论就更直截了当。他指出「国家控制宗教型」是失败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套处理宗教问题的体制。但半个多世纪之前建立的宗教管理体制运行到今天,问题很多、代价很大、运转不灵、效果极差。今天中国宗教的问题,不是愈来愈少,而是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 54「中国在宪法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上采用的是『国家控制宗教型』模式。」刘澎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评价:「今天,实行『国家控制宗教型』政教关系模式的前苏联及东欧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复存在,该模式在这些国家的应用无一成功,留下的只有深刻的教训,目前世界上仍然采用此模式的国家寥寥无几。」 55 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宗教滋生了很多贪腐问题: 「由于缺乏制衡与监督,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官员在宗教行政管理过程中,『人治』的弊病暴露无遗,管理机制本身不仅往往会成为寻租与腐败滋生的温床,而且会成为加剧宗教矛盾、政教关系张力的原因。因此,从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用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管住』宗教,不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政府在此问题上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与教训。」56

 以打压家庭教会为例,除了要不断增加行政资源,结果家庭教会的发展并没有如执政者的愿望被打压下去,而是不断地增长。最后是浪费金钱、失去民心,也长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并长期伤害国家国际形象,但「对『家庭教会』根本无法起到遏制效果」。相反,得到各层政府友好合作和管理的佛道等「本土」宗教,却充满乌烟瘴气。许多假僧假道明目张胆地招摇撞骗,某些地方大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变佛教寺庙为摇钱树。 「佛道教内部的种种乱象,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凡了解中国佛、道教内情的宗教人士无不深感痛心、为佛、道教的前途担心。」刘澎指出: 「但乌烟瘴气的佛教乱象背后,没有『国外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插手,有的只是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因此,无论如何,政府管理部门都难辞其咎。」 57 国家可以继续用强势的行政手段去管理宗教,管理基督教,但中共建国以来的宗教管理乱象就能靠意识形态口号,行政和政治干预就能改变吗?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听不听,可能最终也要听。只盼国家走的冤枉路不太长不太久吧。

 

3.2 「基督教中国化」的后果:三自教会继续弱化,家庭教会继续增长

 最近政界提出的「宗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的框架是以政治目标为最重要关怀。但不少学者和教界都指出,若坚持政治性的管理宗教模式,会进一步弱化三自教会的发展,并进一步逆势助长了家庭教会的发展。官方「基督教中国化」的路线提出要努力发展神学思想建设,继续走丁光训的老路,但历史和信仰的原则却都指出,这是一条失败的路,没有宗教市场的路。

 「宗教中国化」的表述对某些政界和左派来说,就是要改变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要基督教拥护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二○一五年三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里,以非常强势的用语警告不愿意「相适应」和「中国化」的宗教组织。他强调「中国化」是必须的:「历史上凡是外来宗教,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否则就难以存在和发展。」他更进一步解释这「中国化」的含义:「宗教适应了历史上的中国还不够,还要适应今天的中国,改变旧时代的政治烙印,在宗教观念、制度、组织等方面进行调整,从现实生活中吸收新鲜养分。」他警告说:「如果某种宗教不愿或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它就不可避免会走向消亡。」58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和副秘书长安伦〈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四个层面〉对基督教的排他性和基要性提出了警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基督宗教相比,基要性和排他性都显得更强、更加保守。如果维持如此明显的基要性和排他性,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就难以实现,对其自身也十分不利。」他引用政界人士一样喜欢引用东晋道安法师名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来警告基督教:

 首先,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历来有这样的传统: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不久就领会到,进而对自身作出很大的调整以适应政治统治者的主导权和政治治理需求,因而在执政者的认可下成功融入中国社会。相比之下,基督宗教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完全领悟这一点,一定程度上仍旧维持了与中国政治的张力。 59

 二○一五年五月廿九日,中央统战部在其官方微信「统战新语」上发文《【解读】宗教工作的三个关键词》,解读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的讲话:「『中国化』主要的表现是三方面:一是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二是从事宗教活动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三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60 最后一点提到的神学思想建设的老路不单被家庭教会弃绝,更被很多三自教会的教牧和信徒所排斥。这些口号最终也必只能是口号。

 某些政界人士忘记了「扶持懒惰、压制增长」的历史规则。卢云峰在〈走向宗教的多元治理模式〉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化管制模式」已经失效:「『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化管制模式』所体现的是『正邪对立』的宗教观,其治理方略是扶持一些宗教团体,打击另一些宗教团体。但无论是扶持还是打压,都会产生一些意外后果:扶持产生懒惰,压制则会导致宗教逆势增长。」61

 金陵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的谏言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接纳。他在〈自治──中国基督教唯一合理的教制设计〉一文指出,列宁主义式管治教会方式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他指出:「国家宗教局业务司实权负责人在宗教团体所有的事务上,都完全实施绝对的介入、支配和随意性地宣布所有正式的决定,从宗教团体的人事任命、权力分配、薪资调配和政治定性,到以执政党和政府的名义加以解释、说明和褒贬等,无一不处处可现其绝对权柄和潜规则高于国家利益和执政党理念之形迹和本质。」「这样的宗教管理者对一切类型宗教团体和信徒的警觉和担忧,其背后潜藏着的就是非黑即白的革命党思维。」结果,「一旦宗教局的局长是以狭隘的暴力革命思维和理念去管理和平建设时期的宗教事务时,他就会千方百计地用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权利在宗教组织领导层扶持不同的派系,并不断制造内部的冲突和竞争,以达到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的效果。」这种管理模式最终只能产生腐败和失去民心。不少三自领袖因此失去了信徒的信赖:「三自组织的负责人若继续延续依仗国宗局实权负责人为靠山而漠视信徒权益和教会信仰传统,那将最终失去作为教会成员的信众之信赖,同时,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或者是现实的政治学标准中,损害最大的还是政府形象和国家利益。」最终信徒或是阳奉阴违,或是渐渐脱离三自,进入了家庭教会系统。不少宗教局官员和钦派人员的霸道或腐败,只会让三自教会长期积弱:「因为经常出现在教会圣职人士和广大信徒面前的不争事实是,不少宗教局官员以执政党和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在宗教事务中实质上去谋取个人和家族的私利,因此,按照其个人癖好和私欲来任命所谓的全国性组织和团体的实权宗教领袖和神学院校的负责人,而根本无视真正的执政党原则和国家利益。」他相信质量决定增长和发展速度:「大量的非体制教会将在信仰、教义、教制、公民权益和责任等方面最终获得合法性」,因为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和质量都绝对高于政府部门化了的『两会』组织」。 62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传播〉一文带出有意思的观察:「基督教『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基督邪教三者关系微妙,不容忽视。」「家庭教会大量吸纳『三自教会』各教会领导层中的失意者或斗争的失败者,扩充自己的阵容、提高对教义理解的层次,同时也高薪聘用『三自教会』神学院培养的学生作为自己的神职人员,为『三自教会』神学院减轻了就业压力。」63 政府对三自体系愈多钳制,那么只会加深三自系统与政府的隔膜,并不断助长家庭教会的增长。

 按我个人的接触和观察,近年政府更积极加插外人进入三自的管理系统,没有神学训练的人被赋予更多核心带领和管理职责。政界可能认为这样就更容易掌控教会。但粗暴的干预最终是让那些正派的、勤奋的、有原则的、福音派的三自领袖,与政府的关系渐渐更离心离德。最后,他们或是离开三自加入家庭,或是身在曹心在汉。最终的结果会让三自渐渐衰弱,家庭不断壮大。因为宗教信仰的特质就是:愈纯正,愈增长;愈腐败,愈流失。不少福音派的三自牧者可能走上离开三自,自立教会的路线。政府强势的介入会弄巧反拙。

 

3.3要认清中国基督教迅速增长原因:明白基督教的相对先进性

 我尝试用「先进性」这表达去说明行政主导不能改变中国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因素,中国基督教应持守充满「先进性」的核心信仰。海内外的基督教都有一共同经验,基督教会要有良好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有否「持守真道、信靠上帝、活出见证、勇于传道」。走左倾政治路线所安排的老路的教会,最终也只会带来一个不断衰弱的教会。欧美走新派路线的教会的历史经验就如铁证放在普世的基督徒眼前。相反,某些人批评的基督教精神,往往是基督教先进性的核心元素。比如:坚持敬拜独一真神,坚持基督为唯一的救主,坚持努力广传福音,坚持追求圣洁,坚持彼此相爱等。

 事实上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中国基督教的见证力或先进性。以〈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政治社会后果〉为例,研究员发觉:「教会以村庄道德建构者自居:当前农村普遍出现道德伦理沦丧的社会局面,有学者甚至将诸如子女虐待老人、妇女卖淫被村庄认同、丧事上跳脱衣舞、为了享受而离婚等现象概括为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当普通农民无暇顾及伦理、又感叹世风日下的时候,基督教却给人以道德至上的形象,令人刮目。」社会的黑暗并基督徒相对的高伦理道德水平,是基督教「吸引力和先进」因素。基督教内部也是充满困难、困局和问题。但局部的失败问题并没有影响整体上的相对优美。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但整体上却有相对的美丽,相对的先进性。特别是当中国各地区和家庭都出现许多腐败现象时,有相对美好生命见证是基督教能发展的重要素质。

 基督教不否定与中国文化交流和互通,但要保守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也不要忘记,基督教第二个重要发展因素:就是「中国化」的美好生命。很多人谈到的中国化是文化理论性或政治性的中国化。但基督徒有一美丽的中国化,就是活出「人」应有的生命美德,也是最容易被国人接纳的「本色化」或「中国化」。最容易被人接纳的本色化和中国化,是生命的良善、平安和彼此相爱。 〈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政治社会后果〉的分析说得好:「地下基督教向外界展示的『纪律』几乎符合传统中国人行为规范的所有美德:忍让、节俭、孝顺、讲诚信、做好事、行善德,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并以禁忌的形式规定教徒不能赌、不能贪、不偷、不抢、不奸、不淫、不骂人、不打架等。这些『纪律』给人的印像是,做一个基督教徒就是做一个『好人』。这些道德言辞一般都公开地、心存慈善地四处宣扬,以为其组织获取合法性与正当性。」64

 第三,「有信靠、有人爱、能改变、敢传扬」是基督教一大领先力和先进性。福音派所重视的圣经核心教导,往往就是基督教的先进性。只要基督教不离开神高举的美善,基督教仍会发展。高师宁在〈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指出,这几方面生命素质,特别是经历生命改变,是基督教为什么能在城市有好的的发展的核心元素。对很多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他们面对花花绿绿的诱惑,在其中苦苦挣扎。 「但是,当他们走进教会,尤其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之后,信仰成为拯救他们远离罪恶的有效力量。」基督信仰带给他们的自信、尊严和道德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信仰中找到了自己的尊严、有了一份自信心。这种道德上的作用虽然并不能使每一个进教堂的人都变善,但是,其力量是不可能低估更不能忽略的。」65

 第四,基督教的感染力是跨性别、跨种族、跨贫富、跨聪愚的、跨年龄、跨阶层、跨界别的。这是重要的,也是要持守的先进性。基督教不单能在农村发展,在城市也吸引很多大学生和企业家。信徒企业家的见证是基督教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信徒企业家将自己的信仰带入了经济活动和企业的管理之中,他们提出了『做生意先做人』、『品格第一』的原则,提出『阳光利润──让大家了解,透明赚钱;道德利润──让对方(即客户)舒服、高兴成交;良心利润──让自己高兴安心;最后才是经济利润』的办企业宗旨,这种把经济利润置于最后的做生意的态度,自然是因其信仰所致。」「许多基督教农民企业家还强调『感恩』、『爱心』、『诚信』和『信心』,并用这些价值观来管理企业,教育所有的员工,与今天盛行的『无商不奸』的欺骗、奸诈相比,这样一些来自基督教的价值观不仅使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员工受到教育,也使他们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做法使得其企业相对稳定,进而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一种凝固剂。」66

 第五,基督教在中国的增长往往比其他地方迅速。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督教得着一个「相对」优先性的大环境。当社会充满腐败、人人都几乎是向钱看、党员有权却没有见证、官方信仰苍白无力,基督教更容易突显其优先性、先进性。刘澎在〈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提到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很多人避谈的问题,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助力是缘于共产党信仰的虚空。他说:「官方信仰苍白无力,『党员不信党』,大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宗教的兴旺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能用『西方宗教势力渗透』、『文化教育落后』或『骗子遇到了傻子』的说法去解释。」67

 中国基督徒实在担忧中国的左风和政治风潮。但若我们看清问题所在,我们知道国家不应再回头走「政治挂帅、借口法治、行政钳制」的文革老路,这条路只会产生更多伤痕,制造更多浪费、失望和怨仇,但却不能压制基督教真正的发展。基督徒也要认清我们的选择。基督徒只能走窄路,只能进窄门、只能走善路,只能祝福,不能咒诅。只有我们「持守真理、坚持信主、彼此相爱、广传福音、效主吃苦、以善胜恶」,我们才能真正保存我们的身份、见证和先进性。当某些政府官员不愿意聆听智者,不愿聆听谏言时,我们却要聆听美善的、智慧的、真诚的提醒。我们要相信,中国最终要走和选择的方向必定是让百姓有真正的宗教自由,让更多百姓生命有依靠、让人能彼此相爱、让人能蒙神保守安慰、让人能积极作盐作光、让中国人能带着美善屹立在世人面前的宗教政策。

 

总结

 基督徒要「尊重政权、信靠真神、坚持传道、爱国爱民、持守良善」。若是可行,基督徒应尽量与众人和睦,包括与政府和睦。我们应坚持走「政教分工、合理立法、尊重信仰、鼓励良善」的合情合理合宪法的现代化正路。政府也要真诚去明白基督徒的多元性和宽大的光谱,不要因有少量不太合宜的基督徒的表现的存在,就转化成要发展一个要严控整个基督教发展的战略策略。此外当我们的政府短暂走偏差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和而不同」、「尊而不从」,因为我们必须持守良善,我们必须听从神。按神心意而行的基督教的前景是美丽的,是充满光明的,因为有神,我们才有真正的光明,真正的先进性。我想起但以理的例子,他坚持事奉封建制度的外邦王,他成为最优秀的官员。他坚持敬拜真神,坚持向真神祷告,短暂来说,他成为被诬告的官员,被抛进狮子坑的受害者。但很奇妙,不是陷害他的人得胜,而是这充满了美善先进性的仆人得胜,并且最终王也深深感到但以理所敬拜的神是真实的,是伟大的。

 经历过这接近三年的梁振英政府的虚伪作风、经历过中央政府如何强势地改变曾应允香港的普选承诺、痛心和忧心国内的左风和某些粗糙的行政霸权(如温州事件),我和很多人都曾灰心、忧郁和感到无能。但经过这文章的准备,我发现,不是因行善而受苦的人走错路,而是因不听人谏言的人是走错路。并且,真言、美好的生命力和真理是最终能得胜的,最终要显出其先进性的,人就踏实了。中国需要出路,不是虚伪的路,也不是霸权的路,不是手段的路,而必须是美善、真理、公义、有真神同行的路。既然如此,我们自己首先要坚持美善、真理、公义和有真神同行的路。这是正路!既然是正路,我们又为什么害怕或退缩呢?我们又为什么要持续灰心丧志呢!我们更要坚持以善胜恶!

 神啊,求祢保守祢的百姓、祢的教会、祢的仆人!也求神施恩给我们的长官、我们的领导、我们所爱的同胞们、我们所爱的学者和牧者,愿他们都能寻找到那有美善、真理、公义和有真神同行的路。神啊,求祢保守我们的祖国和中国教会!阿们!

 

(作者保留版权)

 笔按:本文首先于二○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早上,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第九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基督教」里发表。本文为会议发表的简短版上于引言、注脚11、48和总结部分作了些微补充。本文谈到的「习近平时代」时,并不一定是指习近平本人的看法。曾有国内学者以习派、江派、胡派、团派,甚至阴谋论去评价某些激烈的言论。本文不作这些背后可能的张力的推测,而只以发生的事件、发表的言论、产生的反应等整体角度去描写和评价习近平执政早期时代的故事。本人对中国教会的总人数采取保守的态度,估计活跃的基督徒(包括家庭教会)约有三千万左右,并认为部份地区的基督教是处于成长的缓慢期或流失期,对近几年基督教整体的增长采取审慎的观点;对某些说基督教正「一教独大」的看法有所保留。本文是本人站在一位长期关心祖国发展的香港教牧同工的角度,并带有海外流通的资讯的处境去观察国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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