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憂慮“文革”重演，其實“新文革”不僅是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那一套，更是周永康奉行胡錦濤旨意在全國普遍推行的“暴力維穩”。薄熙來的問題不僅在薄熙來本人身上，更在周永康身上；周永康的問題也不僅僅在周永康本人身上，更在胡錦濤和溫家寶身上。洪洞縣裡無好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經過了一次次“貼身肉搏”之後，又豈能倖存下“不殺生”的慈悲之人？

　　薄熙來倒台之後，火越燒越勐，延至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身上。關於“康師傅”被立案調查的消息甚至作出檢討的消息，在國際媒體和互聯網上滿天飛舞。根據薄熙來案一步步發酵過程便可以知道，大部分“小道消息”都是當局先故意釋放出來，以測試中國民間和國際社會的反應，然後再由官方公布“正式說法”。所以，周永康與薄熙來的連帶關係，決不會是空穴來風。在危機中，周永康不斷利用各種活動高調露面，並在《人民日報》發表大力維穩、擁護中央的文章，以顯示自己沒有麻煩，仍然大權在握。

　　周永康於二零零二年由四川省委書記上調中央，執掌公安部，並晉升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是自華國鋒之後第二位兼任公安部部長的政治局委員，此種職務設置表明，中共最高當局已經強烈意識到政權之不穩，公安部的工作相當吃重，必須由一名大員來負責。五年後的十七大，周永康以鐵腕維穩之功績，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委，權傾一時。在政治局中，周永康排名雖然靠後，其權力卻僅次於作為黨魁和國家元首的胡錦濤及作為政府總理溫家寶，讓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和政協主席賈慶林亦望塵莫及。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九日，英國《每日郵報》將周永康評為“中國十大黑領人物”之一。該報援引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存在一個鮮為人知的“黑領”階層。他們通常身穿黑色套裝，乘坐黑色豪華轎車，收入隱密卻控制着全國的經濟和社會命脈。周永康是惟一入選“十大黑領”的政治局常委。當然，對周永康還應再加上一句：他不僅是黑領，心也是黑的。

　　周永康以藏人之血染紅頂戴

　　周永康與曾慶紅、吳儀一樣，崛起於石油系統。六十年代，周永康畢業於中國石油學院勘探系，先後在大慶油田、遼河油田工作。一九八三年，升任遼河石油勘探局局長、黨委書記，同時身兼遼寧省盤錦市市長，這是他在仕途上第一次質的飛躍。兩年之後，年僅四十一歲的周永康成為石油工業部副部長。一九八八年，石油工業部改為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他在副總經理的位置上停留八年，直至一九九六年才得以“扶正”。

　　橫貫九十年代，周永康以石油領域為其獨立王國，亦官亦商，其職位典型地反映出在中共體制之下，官商不分、官僚系統以國家資源自肥的狀況。據維基解密曝光的電文顯示，周永康和同夥瓜分中國的石油利益，他曾為石油交易而十四次前往非洲產油國蘇丹。中共為獲取蘇丹的石油，支持製造大屠殺的蘇丹獨裁政權，周永康正是此政策的經辦人之一。周永康在石油系統工作長達三十七年，成了財富不亞於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王子們的“石油大亨”。

　　一九九八年，朱鎔基組閣，啟用不少“石油幫”成員，周永康轉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在此期間，周永康與江澤民攀上關係，成為江系的要角。至於網絡上流傳的周永康與江澤民的親戚關係，目前並無切實的證據可以驗證。

　　二零一零年一月，周永康空降西部第一大省四川任省委書記。此前多屆四川省委書記均有政治局委員之席位，所以，周永康封疆四川，仕途看漲。作為四川人，當時我極為關注四川的政情，當傳出周永康嚴控媒體、打壓新聞自由的消息後，我立即撰文揭露之。二零一一年元旦，《成都晚報》頭版頭條發表周永康帶領官民元旦長跑的新聞，在二版則有一篇某縣委書記開車撞人後逃逸的負面報道。周永康看到當天的報紙之後勃然大怒，認為二版的報道沖淡了“省委書記帶領四川人民跑向新年”的喜慶氣氛，遂致電四川省委宣傳部嚴厲批評。最後，《成都晚報》作出深刻檢討，記者陳清被報社開除。這一事件顯示，周永康是一個專制橫暴、唯我獨尊的土皇帝。

　　中共建政之後，將“大西藏”的版圖分而治之，西藏的好幾個部分被劃入四川管轄，如“甘孜藏族自治州”。所以，歷屆四川大員都必然會處理若干涉藏事務。若藏區安定，則政績有保障；若藏區不穩，則其他政績再突出也會功不抵過。周永康上任後不久，即強力打壓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阿安扎西活佛案件，即是周永康親手炮製的震驚世界的冤案。

　　阿安扎西是受達賴喇嘛認可的、也受藏人尊崇的一位甘孜州的活佛，因而成為中共的眼中釘。周永康入川之後不久，成都天府廣場發生一起爆炸案，他下令將此案與阿安扎西活佛捆綁在一起，拘捕阿安扎西活佛，並全力開動宣傳機器“通過揭批阿安扎西犯罪團伙的其人其事，進一步認清達賴集團在宗教上的虛偽性和反動性”。周永康直接伸手干涉案件的審理過程，下令一定要坐實阿安扎西是爆炸案的“幕後黑手”，並判處阿安扎西死刑。

　　此案激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國內一群獨立知識分子拍案而起，劉曉波、王力雄、余杰、王怡、冉雲飛、廖亦武等數十人聯署發表題為“大陸漢族各界人士提出三點建議唿吁公正審理阿安扎西、洛讓鄧珠死刑案”的公開信。簽名者表達了對這一死刑審判的深切疑慮，指出如果該案件不能透明、公正地審判，就無法消除藏人將其視為中共當局的迫害，並且埋下民族衝突的隱患。公開信針對上訴審理的過程，提出三點具體建議：由王力雄等人為該案被告聘請四川省以外的獨立律師；允許國內外記者採訪上訴審理和有關部門及人員；邀請藏人代表現場觀察上訴審理全過程。簽名者籌款聘請着名律師張思之為阿安扎西辯護。張思之經過細緻的調查，發現該案疑點重重，證據不足，不能成立。

　　但周永康拒不認錯，命令公檢法系統加快運作，並故意給赴四川調查的張思之製造種種障礙。四川司法當局違反中國現行的法律，玩弄一系列卑劣手段，如強行中途改換律師、對外宣布虛假案情、威脅和控制當事人親屬等。最後，四川高級法院在二審判決中維持洛讓鄧珠死刑、阿安扎西死緩的原判。雖然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下，阿安扎西得以死裡逃生，但洛讓鄧珠被處死，且當局禁止其家屬領取屍體。

　　以“技術專家”自居的周永康，長期受無神論教育，漠視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敵視藏人的民族自主權利。二零一零年三月，周永康在四川人代會上說，不明白藏人為何迷信佛教，將財富全都捐給寺廟。他對宗教信仰的無知與蔑視令人髮指。二零零一年夏天，周永康下令鎮壓四川省色達五明佛學院的幾千名藏人和漢人僧尼，要求喇嘛在聲討達賴喇嘛的聲明上簽字。遭到拒絕後，他下令將佛學院強行拆除，數千喇嘛和尼姑被迫到處流浪。

　　與趙紫陽治理四川期間政績顯着，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之說不同，周永康在主政四川期間，政績平平，以屠夫手段鎮壓藏人，由此引起中央的賞識。正如一九八九年胡錦濤在西藏自治區書記任上大開殺戒，得到鄧小平等元老賞識一樣；周永康正是憑藉殘酷迫害藏人的“功績”，得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屆黨魁共同的青睞，上調中央執掌公安大權。此後，周永康控制警察和司法部門長達十年之久，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克格勃”和“蓋世太保”頭子。

　　周永康由江系入胡系，成為暴力維穩的馬前卒

　　薄案爆發之後，西方媒體報道，周永康是惟一挺薄的常委，而周永康過去與江澤民的親密關係，使之被看作鐵杆的江系人馬。故而，周與胡溫在薄案上的分歧，被解讀為胡溫與江系的矛盾。其實，這是一種不符合實際的“過度闡釋”。

　　鄧小平之後，中共內部再也沒有經過戰爭考驗的、血肉凝聚的派系關係，而只有利益上暫時的利用與共享。所以，上下級的隸屬關係，通常是“人一走，茶就涼”。江澤民退休之時，在政治局安插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等四名與之關係較親密的幹將，並在軍隊提升一大批上將。但這些人並非一成不變的江系人馬，隨着江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不少人轉而向胡錦濤宣誓效忠，這就是“時勢比人強”的道理。周永康也是如此：如果說他在十六大的上位完全得益於江的提攜，那麼他能在十八大上進入常委會並執掌政法大權，不可能僅僅獲得已退休的江的信任和支持，周的上位必定得到了胡的首肯。在此意義上，江澤民是周永康的“伯樂”，胡錦濤則是周永康的“指南針”。

　　胡錦濤上台之初，以“和諧社會”的口號拉攏民心，但是，沒有民主、自由、法治和公正的社會，如何能“和諧”？這一騙術迅速破產之後，胡錦濤偏執地走上一條“暴力維穩”的不歸路。作為黨魁和國家元首，胡錦濤不必再像當年在西藏那樣戴着鋼盔親自出馬鎮壓人民的反抗，故而需要周永康這樣不怕雙手沾滿鮮血的酷吏來施行暴力。既然胡錦濤以“穩定壓倒一切”作為執政綱領，那麼周永康就是統率強力部門達成這一目標的馬前卒。所以，胡周之關係，如同希特勒與希姆萊之關係，亦如同斯大林與貝利亞之關係，互相倚賴，同舟共濟，缺一不可。

　　江澤民時代，周永康尚未進入權力核心，對江澤民政權的貢獻有限；胡錦濤時代，周永康逐漸進入權力核心，對胡錦濤的政策實施功不可沒。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周是江的人，不如說他是胡的的。胡錦濤謹小慎微，視“穩定”為其命根子，根本不顧穩定是如何獲得的，即便以血腥的方式達致穩定，也視之為最大成就。因此，以周永康為代表的政法系統，巧妙利用胡錦濤的這一心理，成功爭取到超額經費，將“專政”部門打造為全國黨政機關里最有實權、油水也最多的獨立王國。中國的政法部門在地方政權架構中的權力和地位亦不斷膨脹。例如，各省市政法書記的排名越來越高，僅次於省、市委書記與省、市長，如同周永康在中央的地位僅次於胡錦濤和溫家寶一樣。

　　周永康掌控的維穩系統，年費用達七千多億人民幣，根據社科院的報告，從二零一零年起維穩費用就超過了公開的軍費數字。周永康及政法系統大小頭目，包括公安、國安、國保、武警、特警、城管、網警、獄卒、“五毛”、“小腳糾察隊”、“信息員”等諸多名目，不僅籍此中飽私囊，而且趁機擴充實力，遍布全國，無孔不入，如同一個癌症腫瘤，在人的身體內瘋狂生長。便是當年秘密警察與線人數量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東德，亦難以望其項背。有人估算，周永康統管轄的全部人馬，可能高達千萬之眾，大大超過中國兩百五十萬的正規軍。中國成了一個如假包換的警察國家。

　　沒有暴力維穩，便沒有政法系的猖獗。然而，越是暴力維穩，越是激起民間群體性抗爭的次數和規模直線上升；然後，維穩部門籍此伸手向中央要錢要權，中央已經無法回頭，以政治體制改革達致真正的穩定，所以只能繼續追加資金和放出權限。於是，一個惡性循環便出現了：維穩費用越重，政法委、綜治辦等機構便日漸尾大不掉，成為黨、政、軍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即便是喬石、羅乾等昔日在政治局中負責同樣事務並排名更靠前的前任，其權力亦不能與周永康相比。這並非他們個人能力的強弱有差異，而是中共的統治越到末期，越是全盤依賴於暴力機器。胡錦濤與周永康成為一根草繩上的兩個蚱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國因而陷入“克格勃治國”和“蓋世太保治國”之萬劫不復的深淵。

　　今日中國政治之潰敗，宛如明末之翻版：周永康及其政法系，形同明朝在太監執掌之下的“廠衛”；而胡錦濤亦如同明朝那些既昏庸又奸詐、既心胸狹窄又殘酷冷血的暴君。“廠衛”是東廠、西廠、內行廠和錦衣衛的合稱，是明代最具特色也最臭名昭着的政治創設。錦衣衛設置最早，朱元璋授權偵查一切官民。後來，朱棣設東廠，連錦衣衛亦能偵查。其間，西廠兩次興起，更勝於東廠。至劉瑾設內行廠，權勢再過東西廠。廠衛內部之間次第強弱，爭執不斷。作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這兩套機構大多數時間掌控在宦官手裡，和“特務政治”、“宦官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像一把雙刃劍一樣，廠衛在維護專制皇權的同時卻不斷損害着大明王朝的肌體，直至明朝之覆亡。所以，明末學者沈起堂指出：“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廠衛。”此一判斷並非誇張之論。今天中共的專制體制中，周永康及其政法系也是如此：他們的殘民以逞、胡作非為，只能暫時壓制民眾的反抗，長遠來看，卻是大大加速了中共的敗亡。

　　周由江系入胡系，方加冕為“政法沙皇”。不過，這個“政法沙皇”必須接受“河蟹大帝”之領導。所以，在未來歷史的審判席上，胡錦濤是首惡，周永康是次惡。

　　周永康是敗壞法治的千古罪人

　　在胡錦濤時代，中共政法委書記權力之大，超過西方社會所能想像之極限。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院長和公安部部長、國安部部長，都必須對政法委書記負責，向其匯報工作。就是被戲稱為“世界總統”的美國總統，也不具備如此巨大的權力：美國總統可以提名情報和安全部門的負責人，但需經過國會批准；美國總統作為行政分子機構負責人，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時，可以提名新的大法官，卻無權干涉最高法院的運作和裁決。作為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卻可以同時將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院長和公安部部長、國安部部長召集到辦公室中訓話。

　　本身就是犯罪分子的周永康，得以執掌政法系統，是中共的法治全面瓦解的標誌。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說，六十九歲的周永康非常好色，腐敗嚴重，與薄熙來共享若干情婦。一名原屬薄熙來情婦的女歌星，便曾被薄“轉贈”給周永康。台灣《蘋果日報》亦報道說：“周長期接受薄所提供的數十名美女，在北京更有六處‘行宮’供周享樂。知情者稱，周早期從事石油工作時，便因性好淫樂被外人譏為‘百雞王’。”更有多家海外媒體爆料，周永康在四川省委書記任上時，為了與比自己小二十八歲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賈曉燁結婚，而設計車禍謀殺前妻。周永康的殘暴比薄熙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明末的廠衛頭子都是令士大夫不齒的閹人，雖然權傾一時，還不敢竊取國家之名器；而如今周永康之流的地痞流氓和刑事罪犯，卻能在中共的腐朽體制下堂而皇之搖身一變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將公檢法一把抓在手中，不受監督與制約。周永康抓住中共體制的漏洞，無限拓展政法系統的權勢，踐踏自己制定的、墨跡未乾的憲法和法律，將“文革”之後勉強建立起來的薄弱的法治環境破壞殆盡。

　　二零一零年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風潮乍起，在此兩個事件的衝擊之下，胡錦濤命令周永康動用秘密警察，用非法手段摧毀中國的民主力量，對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施加“六四”之後不曾有過的殘酷暴力。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在遭受酷刑折磨之後，我與北京的國保警察周旋一年多，方才得以“肉身翻牆”，遠赴美國，並向全世界說出真相。胡錦濤、周永康之“活埋”預案，令舉世皆驚。就連一向幫中共說話的香港《亞洲周刊》亦發表社論指出：“余杰遭酷刑、薛錦波被打死，是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公安部長孟建柱所不能迴避的責任。”

　　《亞洲周刊》的這篇社論寫道：“此一事件不能不使人聯想惡名昭彰的文革：老舍受盡凌辱投湖自盡，張志新遭割喉，金山痛悼愛妻孫維世，撰文《莫將血恨付秋風》。可是，文革遺緒不絕如縷，二零零三年大學生孫志剛在廣州收容所被毆致死，最近廣東烏坎村民代表薛錦波被公安打死。如今余杰遭嚴刑拷打，不僅是對中國法治進步﹑社會和諧的巨大諷刺，也是對寄予北京同情與諒解的國際友好人士當頭棒喝。北京一向宣示堅定不移推改革﹑聚精會神搞建設，今天將如何面對余杰事件的尷尬？”

　　溫家寶憂慮“文革”重演，其實“新文革”不僅是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那一套，更是周永康奉行胡錦濤旨意在全國普遍推行的“暴力維穩”。公安部在國務院和政法委的雙重領導之下，溫家寶本來有權干預，卻任由周永康作惡多端而不加制止。從好的方向看，可以說溫懦弱；從壞的方向看，說溫縱容並不為過。《亞洲周刊》的這篇社論追問說：“暴力魔咒長年盛行，追溯來龍去脈，公安系統沉緬於權力傲慢﹑難脫粗暴執法之習氣自是一大原因，但終究只是表面。制止公安打人有何難？分明就是最高當局默認或放縱。回望‘文革’，‘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指示不夠清楚？中共軍歌‘不虐待俘虜’還嫌唱得不嘹亮？毛澤東‘嚴斥’法西斯肉刑，可對於拷打成風﹑冤獄遍地的具體現狀，他卻不聞不問，看似意味深長，實為樂見其成。這是史書不會忘卻的領袖之恥。如今發生余杰事件，豈能不問責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公安部長孟建柱？甚至質問胡錦濤、溫家寶，豈能讓紅色恐怖綁架兩岸統一願景？”其實，所謂“兩岸統一的願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十四億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必須得到切實的保障。

　　我赴美後不到一月，在二零一二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又通過被稱為“蓋世太保條款”的刑法七十三條。從此，綁架、失蹤、活埋，全都“合法化”。中國的政治全面倒退回史前時代。薄熙來案爆發之後，一些人重新對中共之“自改革”心存幻想。然而，周永康在舉世非之的情形之下，仍然還能前唿後擁地赴全國各地考察維穩工作。可見，薄熙來的問題不僅在薄熙來本人身上，更在周永康身上；周永康的問題也不僅僅在周永康本人身上，更在胡錦濤和溫家寶身上。洪洞縣裡無好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經過了一次次“貼身肉搏”之後，又豈能倖存下“不殺生”的慈悲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