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集郵，最近看到一個叫H. G. C. Hallock的牧師1950年1月17日自上海寄美國的實寄封。H. G. C. Hallock我並不陌生，以前就看到過他自上海寄美國的不少實寄封。但那多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實寄封。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他的實寄封，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1950年還在中國？他什麼時候離開中國的？

帶着這些疑問我開始了Google搜索。他有個中文名字，叫赫顯理。他的實寄封多是印刷品郵寄封，因此成為研究中國印刷品郵資變化的實例，網上的中文文章多是集郵人士寫的[1]，他們對赫顯理的了解似乎主要是根據台灣的“在華基督宗教史料索引”[2]介紹：美國牧師、博士，1900年後在上海，1903年以來每年編輯《赫顯理中國基督教年鑒》（Hallock’s Chinese Almanac），到1936年印了180萬本。東陽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關於基督教提到了他的名字，說“ 清同沿八年(1869)後，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白脫君、赫顯理來東陽傳教”。

中文查不到他是什麼時候離開中國的，於是查英文。終於找到了一份2012美國長老會張貼的關於他的介紹，說他在中國至少呆到了1942年6月，後來回了美國，1951年1月16日過世[4]。另外一份介紹也說他在中國呆了46年（1896-1942年）[5]。因此，我斷定1942年以後不久他離開了中國，這個1950年實寄封是偽造的。他1949年前的幾乎所有實寄封上都蓋有“神是愛”的印章，但這個沒有，也加深了我認定這封是假的。

但問題是出售該實寄封的是美國的一位經驗豐富、口碑極好的商人。而且繼續的查找發現了網上2012年出售過一個他1947年寄往美國的封，那封極便宜，不會有人去偽造，因此說明他至少1947年仍在上海。那他究竟是哪一年回美國的呢？我絞盡腦汁想辦法查找，找到了他三個縮寫名字的全稱是Henry Galloway Comingo。用他的全名查找，終於找到了以下介紹：

HALLOCK, Henry Galloway Comingo (1870-1951). Missionary, born March 31, 1870, in Holliday’s Cove, Hancock County, West Virginia. Hallock graduated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Richmond (Ohio) College, and was ordained in 1896. He was a missionary under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in China from 1896 until 1951. He became a self-supporting missionary in 1905; was professor of homiletics and dean of the theological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at Chenju, near Shanghai, from 1925 to 1927; acting National Christian Endeavor general secretary for China in 1907-1908;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Bible Reading Association for the Empire of China from 1906-1914; founder,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of the National Tract Society for China; founder and secretary of the Anti-Cigarette Society of China; and pastor of Endeavorers’ Church in Shanghai. He was interned by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Died January 24, 1951, in Shanghai. References: NYT, January 19, 1951; and WWWA. (赫顯理，傳教士， 1870年3月31日生於西弗吉尼亞州漢考克縣霍利迪灣。赫顯理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神學院和列文治（俄亥俄州）學院。1896年學業結束後他成為美國長老教會外國使團董事會宣教士到中國，自1896年直到1951年。1905年他成為獨立傳教士（不受任何教會資助）。在上海附近的Chenju中國大學擔任講道學教授和神學院院長（1925年至1927年）。1907年至1908年任中國全國基督教奮進會的總書記。1906年至1914年任國際讀經協會中華帝國分會名譽秘書。中國讀書會創始人、書記和財務總監。中國反煙協會創始人和秘書。上海Endeavorers教堂牧師。在上海曾被日本人拘禁。1951年1月24日在上海逝世。參考文獻：紐約時報，1951年1月19日和WWWA。) [6]

他根本沒有離開中國，直到1951年在上海去世！但他的去世日期，我懷疑是1月16日而不是24日，因為紐約時報1月19日的文章是在他過世之後的紀念似乎更為合理。

基本明白了赫顯理的經歷，我陷於了沉思。這個19世紀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曾就讀過普林斯頓大學的美國人，為什麼冒着被中國人認為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被美國自己人淡忘的風險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獻給一個動盪不安的外國？在美國他不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嗎？義和團運動是要“宰雞（基督徒）殺羊（洋人）”，他兩個都沾得上，他是怎麼度過那歲月的呢？他自1905年就沒有接受教會的資助，他有過經濟的窘迫嗎？抗日戰爭中他被日本人關了多久？他是怎樣過世的呢？1951年中國政府趕走所有傳教士他過世前知道嗎？對他的心情和健康有影響嗎？他的墓葬在那裡呢？傳教士不僅他們的生活費用，甚至他們在中國辦醫院、辦學校、辦孤兒院的經費，並不是來自外國政府，而是信徒一分分的奉獻，而且這個赫顯理不僅從1905年就連國外教會的資助也沒有領受了，而且為中國的教育和反煙盡了自己畢生的精力。為什麼我們要把這些默默為我們的人民奉獻了那麼多的人認定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呢？

我好想將來有一天能找到赫顯理那枚“神是愛”的印章。我知道那就是赫顯理愛的力量源泉。

作者：信望愛小屋，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