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之後才發現，我們以前所掌握的歷史都是有選擇的歷史，都被書本或者傳說中有意刪掉了一些非常關鍵的細節，正如學者押沙龍所說：“那個時候我讀的書裡，普希金不亂搞，一心跟反動勢力作鬥爭;牛頓不煉金，安安靜靜地煮懷錶;高爾基不溜須，只想爭做革命小海燕。”

我再補充一些：李清照沒改嫁，居里夫人也沒和有婦之夫搞婚外情……

第一次知道後者的故事尤令我震驚，因為在以往的歷史書中，居里夫人之所以永載科學史上最為光輝的一頁，就是因為她和皮埃爾·居里既是夫妻，又是一對事業的好伴侶。因為他們在放射性上的發現和研究，居里夫婦和亨利·貝克勒共同獲得了190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居里夫人也因此成為了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

對居里去世後她的私人生活，我們知之甚少，連中文的居里夫人傳記，也沒有提到她曾經從她和居里的共同朋友——保羅·朗之萬那裡得到過情感的慰藉，將這段對於居里夫人來說極其重要、刻骨銘心的情感經歷一筆抹掉。

這是不應該的。作者大概是好意，不希望這段緋聞影響居里夫人的形象，動搖她在科學史上的偉大地位，但這恰恰是對居里夫人的傷害，她從不怕面對自己的感情，她曾經在給郎之萬的信中這樣寫：“萬事萬物，不都是從這樣的感情來的嗎?我認為這是我們所有一切的根源——和諧的工作關係、密切堅貞的友誼、生活的勇氣，甚至最美的愛情。”

他們之間的感情，並非是一時心血來潮的苟且，而是建立在對事業的高度熱愛，以及彼此之間的深刻同情之上。作為居里夫婦的摯友，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在皮埃爾去世後，郎之萬被指定成為皮埃爾在巴黎工業物理學和化學學校的繼任者。居里夫人——不，現在應該恢復為瑪麗·居里了，瑪麗非常欣賞郎之萬的出眾才智，他們互相幫助，坦誠相對，“是一個朋友，一個心有靈犀的夥伴，在科學上，他有可能取代皮埃爾的位置。”

“皮耶·居里去世幾年之後，這份(與瑪麗的)友誼，由於相互的傾慕而逐漸演變成愛情，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嗎?”緋聞事件60年後，郎之萬的長子安德瑞在為他父親寫傳記的時候，談到此事是如此心平氣和，對他們之間的感情有一份深刻的理解與同情。

因為郎之萬的子女與朋友都深深感覺到，這個男人的婚姻就是一場悲劇和鬧劇。

郎之萬出身於一個貧窮工人家庭，這個家庭除了給他一個聰慧的大腦，再沒有能力給予他更多資本。他是靠着獎學金才完成了自己的學業，22歲，他和同樣出身於工人家庭的珍妮結婚。珍妮一直和母親經營着一家小雜貨店，這種生計將她鍛煉得精明、潑辣、勤勞。

如果在郎之萬原本的階層，珍妮是一個很好的伴侶，她粗魯但能幹，一心圍着家庭、丈夫和孩子操勞，像一頭母獅子守護着她的領地。但很可惜，郎之萬逐漸在科學界嶄露頭角，他開始進入另外一個階層，一個更文明更受人矚目的體面行業——在大學教書，成為受人尊重的教授，而珍妮對郎之萬的工作完全無法理解，更無法體會他所從事的工作和意義。

她只關心錢，因為她有四個孩子需要養大，如果受聘民營公司能令郎之萬帶回更多的錢，她毫不猶豫地勸說郎之萬辭掉大學的教席，“你可以賺四倍多的錢。”這是能令一個小市民出身的女人眼前一亮的數字，至於科學界的損失與她何干，因為那並不能帶來現錢。

郎之萬不同意，他覺得一個人的犧牲來換得科學的進步，是正當且合理的選擇，這讓珍妮非常生氣，覺得他只考慮自己，不關心她和孩子的死活。和所有普通家庭一樣，每逢夫妻為這些事情爭執不下的時候，他的岳母也會站在女兒一邊指責郎之萬。

夫妻之間的感情減去漸遠，面對郎之萬的冷淡，珍妮的脾氣更加暴躁，一次爭吵中，珍妮舉起花瓶砸向了丈夫，將郎之萬的頭打破——家有悍婦的郎之萬，在精神上有與蘇格拉底和林肯同樣的苦悶，後者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擁有悍妻的男人。

如果郎之萬是哲學家，他或許可以在妻子的蠻橫中經受精神的洗禮，就像林語堂說蘇格拉底的哲學成就是源於他妻子的功勞：“倘若蘇格拉底沉醉在一個疼愛他的妻子的溫柔懷抱里，恩愛纏綿，他絕不會遊蕩街頭，拉住路人問一些令人困窘的問題了。”

他只是一個科學家，科學家的創造和靈感需要一個安穩的環境，整天為家庭瑣事和夫妻糾纏所困擾，這勢必會影響到他的工作。所幸，在與瑪麗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在家庭中得不到的精神鼓勵和支持，瑪麗深切了解他這顆偉大頭腦的價值所在，也只有瑪麗，能夠幫助他實現自己的科學抱負。

郎之萬對瑪麗傾訴自己的煩惱，珍妮也同樣對瑪麗訴苦，瑪麗批評郎之萬對妻子太無情，郎之萬露出自己頭上珍妮打破的傷口，瑪麗又轉而同情他，她覺得一個妻子不應該這樣對待自己的丈夫。就這樣，他們從心無旁騖的事業夥伴逐漸過渡成了一對熱烈的戀人。

他們在巴黎租下一小間公寓，並在那裡約會。他開始考慮離開妻子，只是顧及要與子女分離，一直猶豫不決——從現存的他們之間來往的書信來看，瑪麗也支持他的這一舉動。她寫道：“把我們倆拉合在一起的是一種強烈的本能。你覺不覺得，毀滅一份真摯而深刻的感情，像是令自己珍愛的孩子死去一般?我們眼看着那份感情滋長，有時候毀掉它比失去孩子更加不幸，不是嗎?”

瑪麗希望他能當機立斷，結束這令他和珍妮都很痛苦的婚姻，“我答應不再責難你，你可以相信我。我完全信任你的意向，可是我擔心無法預見的事情……如果她再懷孩子，我們就一定要分手了，因為我不能接受這份恥辱。”

這段感情在郎之萬的遲遲不決中，以猝不及防的粗暴方式被摧毀。郎之萬愚蠢地讓自己的妻子拿到了瑪麗寫給他的情書，這些情書最終被公布給了報社。公眾十分熱衷於“女性科學家小三”這種爭議十足的噱頭，將她描述為“波蘭蕩婦”，曾經以她為榮的法國科學界開始有人提議讓瑪麗離開法國，對瑪麗造成了極大傷害。

之後幾乎有三年的時間，瑪麗為了逃避這種強大的敵意，以斯克洛道斯卡女士的名字住進了由修女開辦的醫院，來求得身心的恢復。幸虧還有她所信仰的科學事業成為她生命的依託，她憑藉頑強的意志和異乎常人的工作熱情重新站了起來，繼續為法國和世界科學工作了22年，為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風波中，郎之萬卻倖免於苛責，沒有人更多抨擊他的出軌，在那時的法國，輿論普遍把這種行為看做是男人的本色，只要回歸家庭就能洗清一切錯誤。

愛因斯坦盛讚瑪麗是“惟一未受盛名腐化的人”。她一生都淡泊平和，也是個強悍和偉大的女權主義者。她曾冷靜地對自己的女兒說：“在由男性制訂規則的世界裡，他們認為，女人的功用就是性和生育。”

但即使是這樣一位偉大堅強的女性依然難以超越人性的弱點和窠臼。她同情郎之萬，因他的痛苦而滋生了保護欲，想要把他從不幸的婚姻中拯救出來，進而產生了愛情。瑪麗曾對友人說：“他本是個天才!我們一定得救救他。他很軟弱……他需要了解，需要溫柔與熱情。”

她不知道的是，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締造者，一個人把自己的生活過成什麼樣，和境遇有關，不過更關鍵的因素還在他自己身上。郎之萬不顧家庭的困窘，一味用錢無度，不加節制，尤其是他那“富有同情心”的美德，表現為對外人極為慷慨，卻忽視家庭的利益和感受。珍妮就是在這種整天需要蠅營狗苟算計着過日子的生活中，以及長期得不到丈夫的情感滋潤，而變得越來越粗俗、暴躁。

他們聯合創造了這個結果，卻又都以為自己是受害者。

胡因夢也曾經與有婦之夫相愛，她很快發現自己並非是他唯一的性伴侶，這個男人是希望“透過婚外情來打破自我設限的牢籠。”胡因夢是那種即使在最狂熱的感情中也能睜着一雙眼的人，她意識到，“如同無數的男女一樣，他以為婚姻就是他的枷鎖，他想一邊套着這個枷鎖，一邊擁有個人的自由，但結果也像無數的男女一樣，再怎麼尋覓，和他最有緣的人仍然是他的婚姻伴侶，而自我的枷鎖也還是套在頭上。”

郎之萬也沒有逃過這個隱秘的心理遊戲。緋聞事件後，珍妮向法院起訴分居，兩年之後，珍妮以同意郎之萬再擁有一個女秘書做情人為條件，成功挽回了他。郎之萬回歸家庭後，在珍妮的默許下，“他和自己原來的一個學生有了私生子。他請瑪麗為那個學生在她的實驗室里安排個位置，她答應了。”——事實證明，郎之萬並不一定需要像瑪麗那樣擁有偉大頭腦和胸懷的情人，他只是需要一個女人，哪怕是最普通的女人，來排解婚姻的苦惱，只為他自己懦弱到無法親手去解決問題。

這段感情好似瑪麗卓越人生中的一點墨跡，這處污濁並非因她介入了別人的家庭——這場婚姻早就變成了一場同床異夢的鬧劇，而是她錯誤地相信了一個男人的訴苦，以為自己可以拯救他走出人生的困境，結果他卻丟下她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中，這才是對瑪麗極大的羞辱和辜負。

前幾天有朋友在微博上對我講了個故事，“鄰居有個極品男，女的要上班賺錢還貸，男的天天窩在家裡用女的ipad看劇笑聲猙獰。女的隔三差五會吵架，說男的沒擔當沒責任感日子過不下去了要他走之類。男的就開始委曲求全說自己要找工作，完了繼續當蛀蟲，還跟其他異性曖昧。女的再吵、再擾民、再過日子。”他問對於這種婚姻關係該怎麼看。

我說，“這種關係中，從來都沒有無辜者。只不過公眾更願意同情那個看起來是弱者的女人，而譴責那個看起來更過分的男人。但作為一個成年人，她不離開這種男人，卻一遍遍經歷同樣的循環企圖驗證得到一個不一樣的結果，這說明她駕馭自己生活的能力太差了。他們半斤八兩，都是寄生在彼此的弱點上，無能的人。”

是的，所有的幸福抑或不幸，都是合謀。珍妮與郎之萬就是這樣一對寄生在彼此弱點之上的無能的人，他們本該相親相愛相生相殺到永久，不該拖瑪麗這樣善良的人下水。但願世間女子，都聰明一些，再也不要重蹈瑪麗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