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公里長途奔襲為結婚

1966月1月初，我從遼寧瀋陽給3,000公里外湖南零陵地區，我未婚妻秋韻打了個長途電話，正式向她求婚。 1963年夏我們在南京大學畢業後還沒見過面，雖然一星期一封兩書象熱線一樣從來沒使我們感冷卻。五十年前的電話轉接完全靠人工，由於還沒有數字語音信號，轉接一次信噪比就降低一次，遼寧瀋陽湖南南部的零陵，經過無數次的轉接後，噪聲幾乎趕上語音信號，於是我在遼寧電話這頭聲嘶歇力的叫喊，到了湖南那頭，秋韻聽到的卻是噪聲夾雜着很難分辨的話語聲，我記得最後喊的是“等我的信，聽清楚了嗎？”付長途電話費38元多佔我月工資的70%。

於是我開始了從瀋陽經北京過武漢轉長沙再到衡陽南下直到冷水灘，再坐長途汽車最後抵達零陵，人到信也到了，三天三亱的長途奔襲使我幾乎癱倒。求婚還沒有“求”， 她馬上就應容了，我們的詞典根本沒有“分手”二字，我們要的是在一起生活，不管這將付出多少代價，秋韻一個多月前已知道我將隨整個研究室被林業部調走到黑龍江西部“北大荒”去建所，我們的命運會更加艱難。但是我們被久別後的重逢興奮異常，到零陵的第二天，我們又踏上回上海的旅途，上海是我們倆人老家。

二家父母對我們婚姻的支持

父母親對我突然要求結婚不但馬上應容，他們還承擔了婚禮主要開支，還為秋韻定做了裘皮和呢子兩件大衣，本來還要買一隻手錶，被我們謝絕了。他們為我即將由瀋陽調轉到更艱苦的黑龍江北大荒而擔憂，更為我與秋韻的關係會因這次調動而可能的破裂憂心重重，他們一直為幾年前無意中干涉我的戀愛，造成我與秋韻的二地分居而自責，唉可憐天下父母心。

我家二兄弟六姐妹，除二姐和小妹不能來，參加我的婚禮來了六位。大哥年長十六歲在他1946年結婚時，我曾充任他婚禮的小儐相，我的嫂子實際上是我的乾姐，因其父母早於哥哥結婚前就是我的乾爸乾媽。這次他和嫂子參加婚禮並早幾天送一雙皮鞋，相當於月工資的40%。那時父母親與大姐一家同住，而大姐夫的一句話促使我在25歲那年結婚，因為我即將要從瀋陽調到北大荒，說“亱長夢多”怕婚姻有變，他承擔了婚禮的操辦。大姐為我們婚禮送了一條純羊毛毯，這條毛毯五十年來跟隨我們輾南闖北，帶到了加拿大，至今還舖在床上。二姐當時在江西上饒氣象台工作，1951年和我二姐夫“抗美援朝”中參軍，1955年轉業考入南京大學，1957年氣象糸畢業，所以我和秋韻以及我二姐都是南大校友。我三姐1963後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學院畢業，後調回上海，比我早一年結婚，三姐夫是她大學同學，其父是位紅頂商人，家境很好，三姐夫當年就有羅萊福來克斯雙鏡頭反光照相機，並帶有業餘攝影者很少有買得起的閃光燈，婚禮那天就是帶着有閃光燈的那台羅氏雙反機，拍下了許多歷史性的照片。三姐是我們八個兄弟姐妹中最具智慧，最能在各方面孝順父母照顧兄弟姐妹的的一個。婚禮那晚她是鬧房的組織和鼓動者。我四妹護士學校畢業分配在江西新余鋼鐵廠職工醫院當護士，四妹容貌甜潤感情細膩能歌善舞，當護士雖然合適，但是如果當上演員也不令人驚奇。當年還沒結婚春節回家探親趕上我的婚禮。我們家五妹妹和老幺六妹因為當時講究出身都分別沒有考進大學和高中，五妹成了“待業青年”，在家待着有年余，幺妹趕上上山下鄉，此時正在安徽黃山荼林㘯插隊落戶呢。

秋韻的娘家有父母及兄弟姐妹四人。父親在解放前開了一家小醫院，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全數上繳給了國家後，在一家區醫院當付院長，區政協委員，是位注重儀表，生活簡樸，為病人看病極其認真的醫生，又是一位公認的好好先生。母親出身地主家庭，解放前不安於優裕的生活，隻身從青浦鄉下到上海，就讀於大德高等婦產科學校，畢業後成為新式的助產士，無數新生兒在她手中來到人間，當年作為女嬰被接到人間，二十多年後又當了媽媽，還是由秋韻母親接生。她曾為跳高世界紀錄保持者朱建華接過生。他們家同香港的船王包玉剛有親戚關係，秋韻母親有時會不經意的說，“玉剛呀，解放前常來我家叉麻將，有時還來我家軋點頭寸什麼的。”我與秋韻的父親，過去曾見過面，也衹是介紹“晚成同學”，1963年秋䪨和我確定關係時，吃飯時也沒有特地說我是什麼人。這次回滬結婚娶秋韻為妻，如此重要的大事，居然我忘了親自向准岳父岳母大人請求准許並給我們祝福，我對二老的稱呼也一直沒改，“伯父伯母”的叫着直至結婚後好幾年。秋韻有二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就大弟參加了我們的䄑禮，並送了一套喝咖啡的茶具，還是亁隆年間出品的古董。大妹妹1964年去了新彊建設兵團，小弟弟1965年去了蘭州化工廠。

“鄉下人”結婚前熱身

因為雙方利用探親假祗能有二星期，婚禮前緊張的準備用去一星期，婚後祇剩下一星期度蜜“週”了。

我們是上海出生地道的上海人，但分配到外地工作後，在當時外地工作的上海人，在上海人眼都成了鄉下人。秋韻畢業分配在湖南零陵，不久從衣着打扮甚至飲食等生活起居都成了湖南妹子，我在遼寧瀋陽工作，雖是大工業城市，但以黑大粗聞名穿着舉止很快被打上了屯老二的烙印，我們兩亇“鄉下人”回上海結婚，就必須來個“脫胎換骨”。先是從“頭”抓起， 秋韻去了南京路上海最有名“南京理髮店”（那年頭沒有Salon、髮廊之類美稱），用二元最高價格做了電燙，我到南京路東頭剪了頭髮，加洗頭吹風也是二元，理髮師殷勤周到的服務，進門一把熱手巾侍候，出門前又是香水噴頭，中間反覆徵集求對髮型的要求，多次照後鏡看髮型，使我有受寵若驚的感覺。

人們成親總是要穿上大紅大紫的新衣服，可我們情況特殊，決定要結婚後只有二星期準備，而到達上海時離成親日僅一星期不到，做新衣服肯定來不及了。我就穿六年前相親 （另一姑娘）時穿的一套，咖啡凡力丁面料的絲棉棉襖，一條同樣凡力丁但是青灰色面料的西衭，配大哥送我的一雙式樣頗為新式的皮鞋，這樣一打扮頭髮吹得油光水滑的髮型，就成了上海當年十里洋場“小開”，用現今的話就是“富二代”。秋韻有位小她二歲的表妹，由於出身“不好”，當年還閨中待嫁，但早早做好了新婚的嫁衣裳，借給秋韻身材也正好。面料是黃金織錦緞，鮮艷但不過分渲染，配上蔵青毛嗶嘰西衭，外套為我父母親送大翻領灰色厚呢中長的大衣，與我這個“小開”相配，也算得上是珠聯壁合。（其實也沒有這麼誇大，畢竟受過黨的“教育”多年，我身為共青團員，秋韻也是簡補低調，過了䄑禮後，一回到瀋陽和零陵各自工作單位，就打回原形，該穿啥就穿啥了）。

接着去南京東路靠近外灘一家上海最有名的“王開照相館”，自解放後就逐步取消了婚紗照，二位新人正襟祪座拍標準像似的，有些人不會笑，照相師傅（即攝影師）不啟發甚至不鼓勵你笑，拍得跟護照照片似的。王開照相館收費貴了點，攝影師多少有點人情味，秋韻提前帶去了口紅，是她媽媽在“舊社會”用過的在“新社會”不能用了留下來的，照相前用口紅艷抹了一下，頓時顯得生動起來，配上濃密的捲髮，我第一次感到秋韻還可以那麼的性感。我的形象是頭髮塗着萬士林（頭髮定型時的發臘），吹風后變得油光水滑，顏值爆表，有人說我象當年二十二位電影明星之一的王心剛（原諒我不謙虛一次）。兩人對着鏡頭坐定，攝影師給秋韻墊三塊座墊，以調整到與我髙度相配。然而攝影師鑽到大型木結構相機後，用一塊紅黑二面的大布兜在頭上調焦，直到毛玻璃上人象清晰，再把腦袋伸出來，鼓勵我們微笑，並按下了橡皮氣球快門，拍成了五十年前我們結婚唯一一張紀念照。



領取結婚證書是就在辦喜宴的杏花樓附近，走進辦理結婚證的辦事處前，我請秋韻最後思考一下，是否堅持要“死乞白賴地嫁給我”，她知道這是倆人之間在逗嘴互掐，就說“你也不要腳踏二頭船，後悔了再來找我”。就這樣你一句我一言說着毫無邊際的話，掩飾着內心的喜悅。接待工作的一位女性辦事員和藹可親，很快辦好了證書，我們也送了一小袋大白兔奶糖表示感謝。上海解放已17年了，各衙門辦事人員很少有笑容，一個個像吃錯了藥似的，或者像家裡正辦着喪事，或者他欠你八百吊你跟他要賬似的，不給你一個好臉色看。

蝸牛殼當新房

婚房就在三樓亭子間，顧名思義這個“亭子”不到六平方米，一隻棕柵床一米八長、一米四 寬，就作為婚床。一隻紅朩古式寫字枱佔據三分之一，靠窗放着，剩下放二把椅子房間就轉不過來身了。我家人口雖多都或嫁出，或配業分配在外，就最小的妹妹也已上山到安徽黃山茶林場去了。唯大家一家與父母住在一起。所以這種居住條件在當時上海還是比較好的。但是五十年前這蝸牛殼作新房，真正上演了一回現實版的《蠍居》。

婚禮前二天，按慣例由女方送嫁妝過來，由於我們兩人既不長期居住上海，而且也無預算買大立櫃五斗櫥雙人床之類傢俱，送嫁妝也就沒有實質意義，祗是由秋韻大弟蹬看“黃魚車”即通常的三輪板車，送來四床大被子以作應付。當年上海居民每人每年憑票才能買一斤棉花，要六個人的一年定量供應的棉花，才能湊夠六斤重的棉被，無奈買幾條人造棉的被子，可是纖維太短，做成被子後很快被子會蹬出二三個大窟隆，別人還笑話我們晚上睡交不老實呢。

父母親婿前的最後關懷

成親前一天晚上，爸爸和我睡在亭子間，僅此一亇晚上，但他什麼也沒說，我也不知原因，我也不問，我也什麼也沒說，長輩們假定了小輩是“你懂的”。媽媽提前幾天早上都給我吃哈士膜，她也沒有告訴我是什麼，為什麼要吃，她大概想是“你懂的”。二十多年後的一亇春天，我到牡丹江鏡泊湖林區去工作，人們業餘時間在清晨捕捉一種體形較大的蛙類叫哈士膜，經過冬眠後肉質鮮嫩而且肥油，人們告䜣我此乃壯陽上佳䃼品。

婚禮前傾聽同令人的悲哀訴說

婚禮前的那天下午，有一個插曲弄得我心情很是煩惱，我在瀋陽工作時在東北工學院聽一門《量子力學》的課認識一位上海的男生，一來二去就成為朋友。䄑禮那天下午他突然到我家，神情頗為怚喪，一問之下因為失戀了，是在瀋陽回上海旅途中在天津分的手，女孩往西走，他則向南回上海。並且他向我透露他們在戀愛期間巳經發生過關係，這在當時的學生中不僅是不被允許，而且還是嚴重違反校紀，但是也足見他們愛得有多深，這麼一對情侶怎麼說散就散了呢。我的朋友也不明原由並且無奈於朿手無策，下午過來要我分析一下原因，再想想挽救的辦法。他並不知道今天是我人生中大喜的日子，我卻不想在他悲傷的時候，告訴他我今天就要結婚，怕他經受不起這兩人悲喜的極大的反差。我們沉默着讓時間慢慢地流過，最後他祗得告辭走了，我安慰他說，春節過後開學大家都回學校，興許冷靜下來她會回心轉意的。

結婚進行曲

訂一輛出租汽車，偌大一個大上海，從解放前多個租汽車公司相互競爭的局面，到 “文革”前夕，剩下一家祥生，經營着幾輛陳舊的上海牌國產車。車到是準時，傍晚五點半到達秋韻家，秋韻和伴娘夏虹，秋韻外婆年事已高請她坐車必須的。我坐在付駕駛座，按照洋派新人必定是緊挨着坐在後排，如黛妃和查爾期王子，當年就並排座在皇家馬車裡，接受萬眾歡呼，查爾斯王子絕對不會坐在皇家馬車車老闆一起，僅管那車老闆也是八面威風。但中國有中國的風俗習慣，在眾多親友和長輩面前秀親熱，是不恰當的。

說起夏虹同秋韻在1952年就認認，初中開始就讀同一所學校並一直同一個班，1956年高中因病休會，1966年邀請她做伴娘時，這位大家閏秀當時還名花未主，但追求者眾多，一年後花落某大學英語講師，不久又升任教授夫人。九十年代我們二家在多倫多不期而遇，夏虹和秋韻的友誼竟長達64 年，而至今還在繼續着。

婚禮在上海老字號飯店《杏花樓》舉行。解放十七年上海的商業也沒多大的發展，座落在上海福州路（1日稱“四馬 路”）的杏花樓飯店舊貌依舊，古色古香的門面，木質格子門窗，木製質樓上下走動吱嘎吱楹嘎直響，二樓的宴會廳正好或者說僅能容四桌四十位賓客。五點四十五分車子到達，秋韻和我步上杏花樓二樓宴會廳後，把我們一一介紹給各親朋好友。兩邊的老父和老丈可是首次相見，親熱得就差擁抱了，閃光燈亮起 定格了熱烈而親切的長時間的握手的場面。

我們的婚禮省略了許多禮儀和規矩，爸爸是亇很開明的人，好象什麼“三拜”，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統統不拜。酒宴上最多設啤酒多數喝軟飲料，行令划拳就沒有了。

杏花樓的菜餚我從來不是吃貨，也分不清是屬於那種菜系，反正不是川菜京菜也不屬淮揚菜系，可能屬本邦蘇浙一帶。按照規格是六冷盆六熱炒最後上兩大菜。父親領着不懂婚禮規矩我們，到各個桌面上敬酒後，我就埋頭自己吃起來，席間也有平輩客人來向新人敬酒，我也稀里糊塗地應付着。母親也不顧賓客就給我夾菜加飯，唯恐我在婚禮上吃不飽。俗活說，娶了媳婦忘了娘，我可好娶了媳婦還吃娘，至少那時把秋韻涼在了一邊，不知她媽見了“憨大”女婿，把女兒交給我了有何感想？這樣不知過了多久，突然發現賓客開始離席，有的客人巳下到一樓，按照慣例要由主人岀面叫三輪車，送客人上車並付了車費。客人中有位老中醫，因的土法治療的咁積食發財成了土豪，體胖超過二百五十斤，其妻到是瘦小，看上去不足八十斤，我在叫三輪車時幾乎都遇到拒載，好不容易有輛車同意載客，結果付了該付的三倍車錢。

等送走賓客後，又送走秋韻的父母，從此他們把秋韻就交到我手中，不知道他們是何種心情何種感想，我當時感覺這完全是順理承章，甚至連彩禮都沒考慮，秋韻的父母也壓根沒有提起。秋韻在以後的曰子裡時常調笑我說，便宜子你，當初你拿七十元錢回上海結婚 的，就連你爸要買一個手錶作禮物都讓你高姿態給謝絕了…。我“反唇相譏”說，想當年我也是貨真價實的一等小伙，你不要得（到我了）又賣乖…。若干年後有了女兒，曾經扶着她長大的女兒，在飛機場告別我們去結婚時，突然間我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失落感，不是可以用金錢填補的失落，而是精神上的巨大失落。

杏花樓飯店在四馬路福建中路口，我家住在六馬路福建中路口，走七分鐘就到，一到家三姐她們似在神神秘秘他策劃着什麼，等送走伴娘夏虹後，三姐向我們宣布鬧新房正式開始。由於新房小得像蝸牛殼，寧波人在句形容屋太小無法辦大事，就稱螺絲殼裡做道場。於是移到二樓爸爸媽媽的臥室兼廳堂，因為都是自己兄弟姐妹家人 倒是沒有為難我們，像二人吃一懸空掛着的蘋果等，小兒不宜的節目統統免去，大家要秋韻唱一曲江浙一帶俗稱紹興戱即越劇，我曾經多次在我姐妹面前吹過牛說，秋韻是我們南京大學越劇團的，有一照片為證，她站在化了妝的美女邊為她們的衣物看堆，沒有化妝是因為她留了運動頭短髮。不過還算給足面子唱了一段《梁山祝英台》裡的十八相送，還蠻喜慶的。拉到我“表演”也是逃不了的，我這人從來沒有文藝細胞滴，就靠平日裡耍寶混日子，會跳雜亂無章的搖擺舞（即現時街舞的鼻祖）。大家正要拉我“搖擺”，我生怕動情太大老房子受不了，就要求改做模仿女高音獨唱，唱一首蘇聯電影《幸福生活》的主題曲，歌詞現在都忘了，就記得有“啦啦啦…啦啦啦”，頗有女高音美聲的唱法味道…。

進入洞房後秋韻的興致還很高，居然唱了一曲，滬劇《碧落黃泉》最有名的一段唱腔，《碧落黃泉》是一出淒婉的愛情悲劇，由當時的滬劇明星邵賓聲和楊飛飛出演男女主角，如訴如泣的大段唱詞，“志超志超 我來恭喜儂…"，引得涙奔了無數男女觀眾。我們五十來婚姻生活的軌跡，雖然比當時預期的要艱辛曲折的多，但是終於有了快樂的結局。

國際飯店直到攺革開放前仍是上海最高的建築，24層樓高像金雞獨立於上海市中心，南京路在腳下宛延通過，南面對着舊時的“跑馬廳”，解放後改建成人民廣場和人民公園兩部分，向東俯瞰可見三公里外的黃浦江，向西有上海當時最大的大光明電影院，再向西延伸的南京西路是商賈食鋪林立的繁華地段。秋韻的父母就在國際飯店14樓歺廳，回請我們全家。菜式比杏花樓要洋氣，五十元一桌請了二桌，我們家父母及下面六個兄弟姐妹和他們的配偶都悉數出席。秋韻家除父母親主持宴請外，都是家裡人參加，氣芬據謹，寒暄時特別客氣，秋韻母親尤其關注秋韻，似乎在看秋韻過門後是否受到“虧待”，做媽的當女兒出嫁等於自身割了一塊肉，東北有帶“離娘肉”去夫家，就是這個意思。

曲終人散離別愁

終於曲盡人散，婚禮大戱拉下了帷幕，歡樂是短暫的，分離是長期的。當一星期後我在上海北火車站，一個陳舊擁擠潮雜甚至骯髒的車站給秋韻送行時，內心的咀傷悲哀被沉默掩蓋着，當秋韻發現中學時一位女同學在另列去湛江隊伍侯車時，她迅速跳過去與那同學攀談起來，無名的怒火中燒起來，再過幾分鐘就要進站台上火車了，她怎麼不知這一別就可能要過整整一年再相逢？

苦難終結了

其後的曰子裡経過的磨難和挫折比我們思想準備的更甚，直到將近七年後秋韻才得以調在嫩江相聚，在那分離的七年裡我們在一起的日子還不到三個月，這中間還經歷的“史無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煉歷。

五十後我們終於生活自由的國度里，享受着安靜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