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說到，我和倆美女去國際俱樂部跳舞—我帖面有方，舞步潦亂，一曲終了，我無奈鬆開Lisa......不覺已到晚飯時分，仨人直奔北京飯店。

年輕的朋友有所不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市民的生活比較清貧，消費品相當匱乏，更沒有舞廳酒吧。在京工作的外國人(那個年代，國人稱他們“外賓”，“外專”，“外教”)，可以到效仿西方的娛樂點和商業區消費，如，國際俱樂部、友誼商店、北京飯店。這些地方都有門衛把守，不讓中國人進，當然這不包括我——我挽着倆洋妞，親密無間，門衛也不好意思攔我，我就像進農貿市場一樣，出入這些“高檔”場所，通行無阻。

北京飯店裡。服務員帶我們仨入座。我拿起菜單，剛看了一眼就大驚失色—天哪，一個破牛肉，標價￥20，相當於我一個月的伙食費。我連忙說，我不怎麼餓。還是Sharon 懂我，輕輕的說，“沒關係我請客”。 西方人沒有請客的習慣，但Sharon 入鄉隨俗。再說了，我們學校付給Sharon的工資，是中國正教授的10倍之多，我還客氣什麼？我點了一盤牛肉，加上一瓶冰鎮五星啤酒，25塊錢吃一頓飯，是我一生做過的最奢侈的一件事兒，要是回去告訴同學們，這將是一件爆炸性新聞。

我們仨談天說地，其樂融融。突然，Sharon 起身快步向大廳方向走，去跟一個白人老頭握手寒暄......。回座後，Sharon手舞足蹈地向我介紹，剛才那個老頭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劇作家Arthur Miller( 阿瑟•米勒)，他還曾是瑪麗蓮•夢露 的丈夫，著有《推銷員之死》等世界名劇。Sharon哪裡知道，她如此興高采烈的向我介紹這位名人，相當於對一個三歲小孩講述老舍和曹禺。Lisa 也興致勃勃地講起自己學習中國文化的心路歷程。迄今為止，她已經把中文版《紅樓夢》通讀了兩遍。我的天哪，《紅樓夢》我一遍都沒讀完。文革中，《紅樓夢》被當作黃色小說在朋友圈中借來借去，我也是挑着章節看，也沒有看出什麼夠刺激的黃色情節。眼前，天上掉下個洋妹妹，給我吟起了「好了歌」。好妹妹，你就饒了哥吧，聊點別的好不好，談中國文化，哥也沒你懂的多，哥可不能在這個話題上丟人現眼！

酒足飯飽。我們仨還去逛了逛美國大使館，門口站崗的解放軍戰士，居然沒有要我出示證件。我也顧不得體面，東張西望地把大使館的里里外外打量個夠，以便回校吹牛不眨眼。大廳里，一個長得跟馬克•吐溫 一模一樣的人正在演講，幾乎他的每句話都是個笑點，觀眾笑得前仰後翻。不好意思，我是唯一一個表情嚴肅的觀眾。Lisa低聲給我解釋，這是個模仿秀演員(impersonator),  他正在模仿馬克•吐溫講笑話，還操着濃厚的美國南方口音，只有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人才能完全聽懂。我真替自己捏把汗，如果剛才我也跟着其他觀眾一起笑，那，我在兩位妹妹的心目中才是個最可笑的人。

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周末。上帝真是太公平了，我的同學，個個家世“顯赫”，見多識廣。上帝偏偏眷顧我這個寒門子弟，派了倆美女來提攜我，讓我在短短的一天內，長了這麼多見識。再說了，北京這麼多高乾子弟，他們的爹媽也沒本事把他們帶進這些高檔場所。不管那麼多了，反正，幸福已經悄悄地來敲我的門。

接下來的幾個周末，兩位美女都在忙別的事兒，沒工夫搭理我。我這個從小習慣於清靜生活的人，自從走近了兩位妹妹，已經變得不堪忍受寂寞。再說了，她倆已經邀請我上了她們的友誼號“遊艇”，哥哥我光做乘客怎麼行呢？哥得學會駕駛。至於往哪個方向駛，還得看妹妹的“風向”來使舵。

那是1980年，手機還沒發明出來，電話公家才有。想給洋妹妹打電話，我得先找個公用電話，然後打到外籍專家樓的值班室，通報過姓名和來電事由，門衛才上去叫人，通話都得在樓下值班室里進行，門衛站在旁邊聽着。你說這是天方夜譚？No！更邪乎的事兒我還沒開講呢！

那是個星期六，我尋思妹妹們一定睡懶覺，咱也不打電話，慢慢悠悠地在午飯時分蹓躂到專家樓，手裡拿着一本厚厚的《英美文學精華集》。門衛看了我的學生證，讓我簽下名，在「拜訪外賓的的事由」一欄里，我寫了 “向老師請教問題”。不一會兒，Sharan手裡拿着咖啡，笑盈盈地招呼我進門。

我對Sharon的公寓並不陌生，上次聖誕節舞會來過。Sharon 遞給我一杯咖啡，我喝了一口，皺着眉頭說，“味道不錯”！Sharon 撲哧一笑，指了指書桌上的一本書說，“你看這是什麼”，我拿起來一看，《推銷員之死—劇本》，是戲劇學院正在排的話劇，是根據阿瑟•米勒的名著改編的。我立刻想到那位在北京飯店見到的老頭。哇，這老頭跑到北京來原來為這事!  原來，上幾個周末，Sharon 和 Lisa 被戲劇學院的朋友請去看排練，兼作點評嘉賓。

正說着，樓下門衛通報，有三位朋友來拜訪Sharon。進來的是倆俊男一美女，不用介紹我就知道他們是演員。他們會說簡單的英語，說話表情超豐富，Sharon 連蒙帶猜也能聽懂不少，後來轉入正題，談論《推》劇本的劇情，我自然而然的充當了翻譯。別看他們英語不行，對英美名著，如數家珍，還時不時吟出幾句名著里的名言來。

之後幾個禮拜，我和三位戲子都在Sharon的住處不期而遇，大侃西方戲劇和文學作品。終於，盼來了《推銷員之死》在北京的首場演出，Sharon和我都成了受邀嘉賓。演出非常成功，Sharon對中國演員能夠如此惟妙惟肖的表現美國人，讚嘆不已。

此後，我越來越頻繁的去找Sharon，她也不反感，還有Lisa妹妹也時常自告奮勇加入我們的“侃友俱樂部”。我們談天說地，從來沒有重複過一個話題。這也奇了怪了，我這個木訥人，平常沉默寡言，可是和兩位妹妹在一起，話匣子就打開了，還時不時逗得她倆哈哈大笑，其樂融融。

天有不測風雲。一個周末，我照常去串門，兩位妹妹神色凝重。猶豫了一會兒，Lisa打破沉默，告訴我，經常來串門的那兩位戲劇學院的男生，被便衣警察找去談話，問他們和外國女人頻繁接觸，有沒有不軌行為？倆男生當然是無辜的，“我們每次去都是一群人坐在一起聊天，你們想多了”。話雖這麼說，兩男生從此以後再也不敢來串門了。這事也太蹊蹺了，我和兩位洋妹妹接觸比他們多多了，為什麼從來沒有人來找我麻煩？想到這兒，我發覺 Sharon 正在審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