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石：大姨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裡雇了一個保姆，是一位山東老太太，我叫她“大姨”。大姨微胖，走起路來一顫一顫，因為她是小腳。

大姨沒有什麼文化，在我死磨硬泡地纏着她講故事的時候，她總是給我講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虱子和跳蚤一起去咬人，被咬的人抓住了虱子，而跳蚤一跳，就逃跑了。虱子對跳蚤說：大長腿，你跳嗉嗉，跑了你，逮了我。而跳蚤說：大肚子賊，你轂轆錘，跑得慢，你埋怨誰？

總聽這一個故事，當然會聽膩的，但是無論我怎麼要求花樣翻新，大姨仍然是“一以貫之”，永遠地沒有變化，我也只好百聽不厭。

我記得我很喜歡大姨，聽說我家的前幾任保姆，都因為我“太調皮”，辭工而去。而大姨在我家幹了很長時間，她似乎也很喜歡我。

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媽媽辭去了醫院裡的職業，一家六口人指着父親一個人的工資過活，生活變得很拮据。同時媽媽離開了醫院回家，也沒有必要再找一個保姆看我了。大姨只好離開了我家，到我家對門的局長家去做保姆。

媽媽那時剛剛辭職，似乎在家裡待着很悶，經常出去串門。我那時雖然只有四、五歲，但也經常和小朋友們到處亂跑去玩，到吃飯的時候就跑回家來。

有一天傍晚，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跑回家一看，,我家的大門是鎖着的。我等了半天，仍不見媽媽回來，肚子餓得“咕咕”亂響。最後我終於忍不住了，坐在我家的大門口大哭了起來，直哭得暮色昏灰。

這時，我看見對門局長家的大門打開了，大姨從裡面慌忙走了出來，她走過來抱起了我，為我擦淚，讓我不要哭，但是我揚臂蹬腿，就是哭個不停。

我看見哄我的大姨變得很困窘，那表情很像我逼她把自己的故事“花樣翻新”時的表情。過了一會兒，她似乎想起了什麼。她放下了我，回到了局長家。再過一會，大姨又走了出來，她手裡拿着一張兩毛錢的鈔票，笑盈盈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對我說：小石子，大姨給你兩毛錢。

我記得當我接過兩毛錢的時候，停止了哭泣，我看見大姨笑了，笑得那樣舒心，那樣如釋重負。

後來媽媽回來知道了這件事，她堅決要我把這兩毛錢還給大姨，但是大姨堅決不要。她說：這錢是我給孩子的，不能再從他的手裡要回來。

我記得媽媽最後雖然沒有辦法，只好同意我“占有”大姨的兩毛錢。但她也嚴厲地批評了我，她告訴我：大姨的家裡非常窮困，她的孫兒們在大姨的山東老家，每年只能吃一頓肉，他們都在家裡等着大姨掙錢回家。

我不懂什麼大姨的孫兒們的事情，我只是記得自己又添了兩分錢，買了兩瓶汽水喝，那汽水很甜很甜。

長大以後，我時常想起那件事，那時我才理解，當時的兩毛錢，對大姨意味着什麼。我仿佛看見，大姨的孫兒們站在被“三年自然災害”洗劫過的破敗的山村，穿著襤褸的衣衫，迎着寒冷的朔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掙錢歸來的奶奶，等待着那一年只有一次的可以吃上豬肉的盛宴。然而，大姨卻把這兩毛錢給了我，那時她已不再是我家的保姆，她對我已沒有了任何責任，從現實的意義上講，對於她來說，我已經是一個和她毫不相干的他人的孩子，但她卻給了我兩毛錢，儘管那時我家的家境至少比她家富裕十倍。

每當我想起這些，我的眼睛總是發熱。事情過去五十多年了，大姨的年齡也該有一百多歲了吧？她老人家一定早已仙逝，可在後來的日子裡，我早已把她當作了毫不相干的他人，我不知道她去了何方，更沒有看過她老人家的墳。

歲月粗糙如砂，粗糙了多少細膩的情懷，磨平了多少難忘的記憶。然而在我的腦海里，卻清晰地印着大姨給我講過的那個惟一的故事，無趣，不美，卻永遠鮮活地活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