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們難以承受的初戀苦果

劉會遠

有一句得到不少人認同的話“初戀時我們不懂愛情”（好像也是一文藝作品的名字），但對於在文革中經歷青春期的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戀愛的不成功不僅僅是缺乏人生經驗，也受到時代的很大干擾。

現在興起了口述歷史，我非常支持！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但談到愛情，它畢竟存放在內心深處一個潔淨的地方，而且即便最後是一個苦果，但青春期愛情的萌動總是美好的，在過程中雖然有痛苦，我們也總還是享受過幸福時光（雖然那時候我們沒有現代的年輕人開放，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不能說經歷過完整的愛情）。這份珍藏的記憶，會很自然的被浪漫化。因此我把此文歸入紀實文學，但其中發生的與政治有關的事件，都是真實的，可以等同於口述歷史。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因為時代的干擾因素太多，不介紹清楚時代背景，也就無法敘述這個復雜的（起初是三角戀愛）故事發生、發展、結束的過程。所以這個作品的風格也追求像口述歷史。

1、文革前的校園生活

我叫劉會遠（這是真實的姓名），1964年北京八一學校初中畢業，與同班（初三乙班）的成小舟（空軍副司令成鈞中將之子）、李冀安（海軍航空兵政委李呈瑞少將之子），以及同年級的一批同學一起考上了北航附中。這里標出兩個最要好的同學父親的職務和軍銜，絕不是炫耀，聽完下面一段故事，讀者就會明白當時為什麼會在青年（特別是家庭與航空有關的）人中形成航空熱。

大概是中考半年前，學校請來了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出訪時的衛侍長李述懷（本職是公安部的一位司長）來做報告。他的報告很生動，一方面有驚險的故事（例如劉少奇主席在印尼要出席的一個集會的主席台下方，居然被台灣國民黨特務裝了炸彈，直到會前的深夜才破案排除）。有關於外交戰略的宏大敘事（例如加納的恩格魯瑪突遇政變，雖然被粉碎，但他以為周恩來總理會改變行程，可周總理依然按時到達，給予這個南部非洲最早獨立的國家以強有力的支持，使其非常感動）。也有一些各國不同風俗的趣聞。最後李述懷話鋒一轉突然問道：同學們，我們是一個大國，可你們知道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總理出國坐的是哪個國家的飛機嗎？

禮堂里一片寂靜，同學們被問住了。現在跟蘇聯鬧僵了，肯定不會再坐蘇聯的飛機；請第三世界幫忙，也有印度克什米爾號空難的教訓。

還是李述懷前輩打破了沉默，他說我就知道你們猜不出來，新聞報道也會故意忽略這方面內容，我告訴你們吧，中央領導反覆研究，認為帝國主義陣營為首的美國、英國的航空公司我們不能信任，但為了安全，可以租信譽好的較小的資本主義國家航空公司的飛機。我們選擇了荷蘭。

下面作為一個有戰略頭腦的領導幹部，李局長又說：同學們，一個國家大型遠程客機的水平，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該國遠程戰略轟炸機的水平。而我們國家根本就沒有這個力量！我們有為數不少的優秀的戰斗機飛行員，也有不少普通轟炸機的飛行員，但我們沒有大型遠程飛機，就算我們現在掏錢去買，也還得花錢請人家幫助培訓飛行員。

當然李述懷前輩非常理解校方請他來的目的，最後鼓勵同學們獻身祖國的航空事業，成為工程師或飛行員。

進了北航附中，才發現有不少同學都是因為這個主席總理出訪的遺憾而燃起了獻身航空事業的激情，比如三機部（航空工業部）副部長劉鼎的女兒劉文米。也許又會有讀者對我提起同學家長的身份不以為然，但這是客觀歷史現實，因宣傳部門弱化了主席、總理專機的事情，能夠因這個遺憾而產生報國激情的同學中，幹部子弟比較多。

還有，現在大家淡忘了一點，在當時高中教育是不普及的，有限的高中主要是為大學准備生源。有相當多不太富裕的家庭會讓他們的長子、長女初中畢業就參加工作，多一點收入來貼補家用。我1975年從部隊復員到北京第一機床廠當工人，挨個拜見師傅，發現他們多數都是63年、64年初中畢業進廠，與我的年齡差不多。文革前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需要大量工人，而且當時工業化的程度，初中文化已經不錯了。這也是當時北京的高中里顯得工農子弟（與社會上相比）不多的原因。

我也是個幹部子弟，我的父親谷牧（他本姓劉）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當時任國家經委常務副主任（第二年初就任國家建委主任，主要任務是抓三線建設），他當然具備與李述懷前輩一樣的戰略思維，對我的理想全力支持。

北航附中坐落在北京航空學院（即現在的航空航天大學）西南角，開學去報道要穿過北航，從而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只見從學院門口到每一個系的辦公樓，都懸掛着“歡迎你，未來的工程師”一類的大標語。北航的操場，停機坪（停着許多飛機，這也是這個學校最迷人的地方）的大喇叭不斷播放着“上天社”（嚴然與新華社、塔斯社等比肩）的迎新致詞。而到了附中的校園，“上天社”降級成了“火箭廣播站”，但播出的內容同樣振奮着我們的心。

我們64年高中新生的錄取分數線超過了西城名校男四中，而且整個學校的學習氣氛非常濃厚。今天的網絡名人任志強的哥哥任志剛，當時在讀高三（是我校排球隊主力），他們那一屆65年高考時的升學率超過了海淀名校101中學。

很快我們就了解到了附中教學質量高的一個秘密，原來北航為了保護人才，沒有把被打成右派的青年教師下放，而是暫時（沒想到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把暫時變成了長期）安排在附中教書。

被打成右派的，常常都是最優秀的，也正是俗話說的“槍打出頭鳥”，或者“出頭的椽子先爛”。對於他們個人來說是人生悲劇（但畢竟沒有下放到勞改農場，也是不幸中的萬幸），而對於我們附中的學生來說，能聽到這些青年俊傑講課，則是我們的幸運。

我現在還記得這批“右派”老師中教數學的有陳詩谷、戴立民。教物理的有楊雲圭、葛孟增。給我們上數學課的陳詩谷老師是北京數學學會的會員，他自費訂國內外的專業雜志，講課時會提醒大家課本上有的知識已過時了，為了應試還得按“標准答案”答，但不能不知道學科的發展趨勢。而楊雲圭老師更加狂放，他在課堂上說：“你們將來不一定都搞理工，可能會忘記牛頓三大定律，但你們會記住我——楊雲圭。”受教於這些才子，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大概因情況類似，所以海淀區大多於60年代初才成立的幾個附中迅速崛起，我記得當時的排序是：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

我很享受北航附中的學習空氣和教學條件，但不久就聽到了雜音。一位團總支的委員找我談話，我說你一定搞錯了，我們六四二班的團支部書記叫龔量明，你應該先找他，我只是一個初中臨畢業時才入團的新團員，而且（因為在八一學校田徑場上創造過校記錄）當時我已經被安排了一項挺占用時間的社會工作——學生會體育部副部長。

總支委員說：“我找的就是你。”說着拿出一頁紙給我看，“這是你們班團員的登記表，團支部書記龔量明是資方代理人出身，而你們團支部里出身不好的占一半以上，你看，某某某是地主兼工商業資本家出身，他們家現在還在拿定息，也就是說現在還在喝勞動人民血汗！”

說到定息，現在的年輕人都不了解，那是對私營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實行了某種程度的贖買政策，給舊的企業主一定的定息。今天的人們一定會說公道話：把企業都給國家了，拿定息算什麼！但當時社會的價值判斷受意識形態的影響非常深，勞動者最光榮，剝削者是可恥的。而且他拿出來的那份登記表，把一些偽職員、舊警察等家庭的孩子，都算出身不好。於是，他說出了一句蠱惑人心的話：“我們老一輩打下的江山，怎麼能落到他們手裡！”

今天，凡是意識到中國需要繼續深入反封建的有識之士都會指出：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是錯誤的。而且，共青團只是個群眾組織，一個小小的團支部被出身不好的人掌握，又怎麼能這樣上綱上線呢？

當時，我還沒有今天的覺悟，雖沒有被他完全蠱惑，但情緒受到了極大的干擾。我甚至一度打算不念高中了，想早一點去當兵。我八一學校初中的同班同學，有兩個當了兵，一個是後來成為文化部副部長的著名歌詞作家陳曉光，他被選中了飛行員（後來文革中卻因父親受沖擊而被部隊安排轉業）；還有一個壯族同學黃星旗，也實現了自己當兵的願望。另外，我哥哥劉念遠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吳烈將軍的兒子吳元等幾個帥哥都一起追才女姚明瑞（姚依林的女兒，中學時就顯露了美術方面的才能），吳元初中畢業就入伍，當年北京晚報還有過專門報道《吳烈將軍之子吳元在部隊迅速成長》，鬧得這位才女姐姐最後傾向於吳元（然而文革姚依林受沖擊後，這件事情沒有成），害得我白白當了好幾回（哥哥與其約會時的）“電燈泡”。總之，當時解放軍的地位很高，想當兵也是當時男孩子們的理想。

不知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孫炳來（與校長安豐均一樣，都是抗戰時期的老幹部）怎麼知道了我在鬧情緒，主動找我談心。我沒有向他匯報那位團總支委員的非組織活動，也就是說沒有說出我鬧情緒的起因。但他很會做思想工作，聊起了我中考的成績不錯，問我中考時的作文怎麼寫的。說來也巧，64年北京中考的作文題是：你為什麼報考學校。當然，對於我們這些聽過李述懷前輩報告，因而有了理想的考生來說，很容易發揮（這也可能是這一年北航附中高中錄取分數線高於男四中的原因之一）。在書記的引導下，我用我的理想否定了自己一時的動搖。

但是，干擾依然存在，這是中國執政黨共產黨越來越左（不斷否定八大正確路線）趨勢所造成的一個歷史必然。劉少奇、王光美同志抓四清工作（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桃園經驗”中，就有一條“紮根串聯、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那位找我談話的團總支委員，正是執行的這條經驗。北航附中校園裡有一批幹部子女保持着這樣一種“紮根串聯”的關係。後來，1966年6月，團中央派到北航附中的工作組將我們這個鬆散的網絡定性為“裴多菲俱樂部”，從而引發了我們激烈抗爭的“六一四事件”，導致這個工作組被趕走。這都是後話了。

那位團總支委員（我實在記不得他的名字了，那一屆學長中，任志剛的知名度高，因為他是排球明星，後來也一直是我們這伙人的老大哥），不僅找了我，也找了我們六四二班團支部的組織委員李氣虹。她的哥哥李氣平在男八中曾經參加過因考試題目涉嫌有修正主義內容而罷考的學生運動，在“紮根串聯”中走得比我們更遠，因而也影響了她。

高一各班的團支部書記是由學校的團總支指定的，因為大家誰也不認識誰，無法選舉。一般根據誰在初中入團早、擔任過團幹部或班幹部這些條件來指定。其實我們的團支書龔量明是一個很好的人，而且跟我一樣也抱有獻身航空事業的理想。比我優越的是，他很早就投入航模運動，是該項目的二級運動員。他的父親其實只是資方企業的一個高級管理人員而已，他姐姐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認為不能隱瞞父親與資本家的密切關係，而填資方代理人出身（其實當時沒有這個階級成分），這也影響了龔量明。但這種填寫就導致了那位總支委員“我們父輩打下的江山，怎麼能落到„„”的蠱惑性結論。

在這種言論的蠱惑下，我們所串聯的班裡出身好的同學進步都比較快。龔量明經常表揚我和李氣虹等會做思想工作，他沒有想到，團員成分的逐漸改變，是為了高一結束，正式選團支部書記時，把他這個資方代理人的兒子選下去，而選一個根紅苗正的人上來。

好了，到這里紀實文學的女主人公該出場了。為了不影響她現在的家庭生活，我們姑且叫她嵐子。她是從育才考來的，頗有些文學天分。她父親是總參謀部一個情報部門的骨幹，當時在外地（後來成為該部部長）。在北京她周末會回阿姨家，但她的姨父又是一個可能因為歷史問題而不斷挨整的老幹部。姨和姨父為了怕她受到不好的影響，提供給她的都是不會有問題的文學作品，當然，最大量的是蘇聯文學作品。我很奇怪這位好學生為什麼沒有在初中入團，生活在她的文學世界裡可能是主要原因。在我們那套理論的蠱惑下，她終於要求進步了，成為我們發展的第一批團員。記得支部會上有團員反映了同學們對她的一些意見，但在我們的力挺下還是順利得到了通過。不過升入高二後不久，她就因急性肝炎而休學，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才返回學校。

就這樣，團員的成分不斷改變，高一結束時，團支部改選，結果我當了團支部書記，李氣虹繼任組織委員，王青成了宣傳委員。三個人都是幹部子女。這次支部會有一個插曲，老團員蔡國寶當聽到候選人名單後，突然提了一個問題：他聽到別的班的同學議論劉會遠將取代龔量明成為新的團支部書記，為什麼還沒有改選，別的班的同學已知道（或猜到）結果？我無言以對。可能這是幹部子弟圈子裡的一些瞎議論被別的同學聽到了，而我又無法解釋。

近兩年紅衛兵有不少人經過反思後，向校領導、老師和同學們道歉。而在這之前我已經向現在定居加拿大的我的前任團支部書記龔量明道過歉。他說我不需要道歉，認為當時他被選掉也是符合民主程序的，他本人沒有任何怨言。文化大革命他沒有參加任何派，在“逍遙”中堅持學習。而且他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做過過分的事情（他是客氣了，我對他一直比較尊重，但我作為北航附中紅衛兵正式成立時的負責人之一，對該組織當時及後來的作為還是有重要責任的）。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倒還真是屬於急流勇退的另類。讀者可能會產生疑問，按照那位團總支委員的邏輯，我從不接受到逐漸接受，本來應該難以逃脫越來越左的宿命。這又不得不向大家介紹，我生活的另外一個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