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Noritake盤子

房雪霏

永遠碌碌無為的人，永遠忙碌在瑣事的漩渦中，無空抽身品茶賞花，卻也一直有近似於陶醉在花香書香之間的心情。一樣的時光，因為刻載進的密度和紋路不同，走過的日子就留下了不可取代的個人意義。所以，我無法放慢節奏，捨不得浪費有限的可支配的無比寶貴的生命自由。

對於個人來說，或許每一件瑣事都值得記錄。但是，沒有時間一字一事從容記下，並且也不認為記下來發布給別人看的時候會喚起同感共鳴或留下印象。所以從簡敘述，今天只說“姥姥的盤子”這件事。

臘月二十八那天，早飯煮米粥，烙肉餅。肉餅是山東出生的姥姥風格的，大蔥，豬肉，均手切。烙的時候放葷油塊，吱吱響，香香的。吃肉餅用的是姥姥的盤子，關於這個小盤子，三年前在朋友圈有如下記錄：

圖中的一堆餐具是1989年出國之前的廚房家當，我們離開之後，婆婆把這些過日子財產裝進一個紙箱裡，幾次搬家都為我們帶着。2019年春公公婆婆離世後，整理房間時在床底下發現了這個箱子。其中的不鏽鋼餐具是弟弟送給我們的新婚禮物，一套下來70多元，一個月工資都買不下來，在當時是新型高級日用品。絳紅邊的咖啡杯盤是我父親送給我們的，現在還用着。其中有四個日本小盤子，那是我姥姥的精品收藏，只有年三十晚上上供的時候她才捨得拿出來用。那時候不知道她供什麼，只知道那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兒。她手撫這四個小盤子時，臉上表情肅穆。那時候破四舊，一切形而上都是不好的，磕頭上供是迷信活動。其實，現在我也不知道她究竟供的是什麼，或許是佛菩薩，或者財神爺閻王爺。

姥姥珍惜的這四個細瓷小盤兒，後來我接管了。因為後面有“日陶”兩個漢字，知道這是日本瓷器。齊齊哈爾我家旁邊是日本人鐵路員工住宅區，日本人撤離時，和附近中國人有些物物交換，比如以物品換食品等現象。姥姥這四個盤子想必是那時候轉到我家來的。到日本之後，知道了“日陶”ノリタケ（Noritake）是日本陶瓷的資深大品牌。

三十多年來，碗櫥里幾十頭Noritake成套餐具，多是乳白金邊款，適用於派對。兩個月前，買回一套和姥姥的小盤同尺寸的Noritake紅邊盤，一大五小，後來又在一家餐具專櫃看見同款綠色的，特別高興，也買了回來。相比之下，姥姥收藏的近百年前的圖案更有味道，盤面有套色，紋飾立體，工藝流程也更考究。

2023年1月起，開始在網絡市場給姥姥的盤子尋親。現在，姥姥這四個盤子一個在我手中，一個在長春家裡，一個在憬家，一個在萬萬家。新淘到的這些和姥姥的盤子一樣底款“日陶”的物件，都狀態極佳，堪比新品。分別購自北海道、岐阜和千葉。有的賣主介紹說“收拾祖母倉庫發現的，幾十年一直珍藏着捨不得用”，有的說“從前在古董商手裡收購的”。

Noritake自明治時期創始之初即製造面向歐美出口的西式餐具，不同時期底款不一樣，哪怕餐具圖案形態完全相同，底款的些微差異即可判定製造時間及產品市場背景。Noritake二戰前後的底款一覽中，帶有漢字“日陶”印的，是非出口國內專用製品，大約出產於1935-1943年間。就是說，送給姥姥盤子的日本鄰居，是在這期間作為日用品從日本帶到齊齊哈爾去的。然後，我把四個當中的兩個又帶回到日本，就像落葉歸根。並且，現在給它們找回大大小小十幾位同系列成員。有大號橢圓盤、中號橢圓盤、深橢圓盤（兩隻）、托盤一體調汁盤、有蓋糖罐、三隻咖啡套盤（遺憾只有盤，沒有咖啡杯。）

關於Noritake在那個時期的出品情況，我可以寫一篇附年代表報告。世事變遷，時光流轉。物件，生命長於人。一經人手打造出來，它經誰人手，端上誰家餐桌，裝進何樣包裹，運往哪方人家，每一件的命運都隨同主人命運的不同而不一樣。我不戀物，牽戀的是物品所記載的物語中與我個人有深切關聯的意緒。人走了，歲月走了，載有過往生活印記的物件，隨時都以它不可磨滅的神奇之力，撫慰着我思念感懷故人時的寂寞，也告慰着百般疼我愛我的姥姥。

三天以後，我將帶上姥姥的這個小盤子，去它的故鄉名古屋。那裡的華僑朋友為我們一行二十幾位到訪者策劃了高規格的名古屋一日游，其中包括“ノリタケの森（則武森林、Noritake工廠遺址紀念公園）”和Noritake博物館。這使得此行對我來說具有了穿越宏觀微觀雙重時空的意義。這只製造於愛知縣鷹場村大字則武（現名古屋市西區則武新町）的盤子，是同時同批產品中的千分之一或者萬分之一。但是，作為同樣的器皿，八九十年以來，它所經歷和容納的世事變遷，或許可以稱它為唯一。

明治初期大商人森村市左衛門，面對打開國門資金嚴重外流局面深懷憂慮時，福澤諭吉對他說“要想把錢賺回來，就得生產出口產品。”於是，森村組開始經營出口貿易。古董、雜貨、繼而瓷器。明治37年（1904），Noritake前身“日本陶器合名會社”創立，投入生產後，大量高級瓷器出口到西方。一百二十年後的現在，日本古董瓷器市場有一個詞彙叫“Old Noritakeの里帰り”，特指那些日本陶器合名會社（現Noritake Company Limited）在明治到戰前期間出口到歐美而後回到日本的瓷器。多為花瓶類裝飾品及西式餐具，繪畫工藝精美細膩，在收藏者中獨占一席之位。

如此說來，我手中這個並非作為出口品被製造出來的內銷國產盤子，意外地有着一番遠征他鄉回歸故地的身世。從1930年代在名古屋製造出廠，跟着選它進家的主人，從日本去了中國，定居到齊齊哈爾市鐵鋒區北局宅，而後日本主人回日本，從北局宅二層紅磚房搬出住進附近我的姥姥家，大約五十年後，我把它帶到長春。又過了三十年，我把它帶到日本。先是入住大阪家中，而後搬到京都家中。姥姥過世47年後的現在，我將帶着這只她無比珍愛的直徑16厘米底款“Noritake China NIPPON TOKI KAISHA日陶”的小平盤，去拜訪它的故鄉——則武。就像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以地名為名一樣，這個作為品牌名字的Noritake，就是最初建廠所在地“則武”二字日語讀音的羅馬字。如果說那些“Old Noritake”的“里帰り”是回歸故里，姥姥這只小平盤的重返故地，則是回歸懷抱。這個不足1厘米厚的薄平盤所見證的人間滄桑，通過姥姥、母親、我、以及我女兒和女兒的女兒五代女性的經手經管使用，成為我家餐具話題中Noritake物語的記錄體，同時，也是中國和日本近百年間關係史的一個小小物證。

2023.02.21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