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色國際會館

長安

沒來由地，總覺得東京的櫻花越來越淡，越來越白了。

即將上大學的長子忽發奇想，要去看看父母從前生活過的地方。那個周日，一家四口開着車先到茨城，又到埼玉，最後來到了位於目黑區的國際會館。二十多年不見，粉紅色的大樓已有些發白，更像櫻花色。

那年一月底，我從北京飛到東京，三個多小時，倒像跨越了一個時代。東京正是最冷的時候，在多摩借宿兩個月後，終於住進了T大新建的國際會館，就像阿Q飄飄然住進了土谷祠。學期伊始，滿樹櫻花與嶄新的會館大樓交相輝映。樓新人也新，自此便認識了好多人，知曉了好些事，漸漸過得像個留學生了。

會館里的房間都一樣大，或者應該說，都一樣小。床是摺疊的，白天把床立起來才會有點活動空間，晚上再拉下來。還好機括夠靈活，推來拉去也不算太費事。房間里有小壁櫥小灶台小衛生間，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關起門來自成一統，但，終歸是小。於是一樓大廳里便老有人坐着聊天，一半以上是同胞。

印象中有那麼兩個人幾乎總是坐在那裡。一個是韓國人，長得頗像後來風靡全球的那位肉乎乎的鳥叔。他的故事至少對我是講過兩遍的，他說自從他當着導師面發牢騷，說“這國家雞肉沒有雞肉味兒，人沒有人味兒”，導師就不待見他，所以他的論文大概是通不過了。一個是中國人，黃黃瘦瘦的高個子，他倒是沒有對我自曝過身世，只是他與日本女孩談戀愛又鬧吹的事早已無人不曉。一次他問我知不知道應該到哪裡買衣服，我不知從何說起，正自猶豫，他已經一字一頓地給出了答案：“伊勢丹。”趁高個子離席，黑瘦的上海人老余不勝感慨，說他是被日本女孩笑話怕了，不敢買便宜東西，又買不起貴的，心裡擰巴。伊勢丹的中產保守風格似乎已日趨乏味，只是那年頭，在留學生眼裡，伊勢丹大約的確便是高大上了。這老余也是位知名人物，人人知道他博士論文提交了八次才過關。

一個若即若離的小社會，帶着母社會的胎記。既是社會，就不免有些活動，唱歌，跳舞，也與附近會館搞聯誼。聚會上有人慷慨激昂論國事，也有人家長里短說八卦。一位穿着大紅和式罩袍的女生講話老愛加上一句“我媽是×××啊”，聽的人大致一臉茫然，畢竟，差不多每個聚會上都會來那麼幾個名人後代。她母親在國內教書，寫過一本日本紀行。有個學舞蹈的女生叫朱燕平，漆黑的長發在腦後松松束起，瑩白的瓜子臉，漆黑的眉眼似蹙非蹙似喜非喜，活脫一個林黛玉。聚會上她跳《誰不說俺家鄉好》，“一座座青山緊相連，一朵朵白雲繞山間，一片片梯田一層層綠……”郭蘭英豪邁的歌聲中，我想像着朱燕平跳《春江花月夜》的樣子。

朱燕平舞姿曼妙，然而被眾人暗中喚做東京舞女的卻是高高大大的理工女袁麗芳。也許是在國內用功過度了，物極必反，袁麗芳是有舞會必去的，舞技如何又是另一碼事。一次在大廳閒聊，老余也在，袁麗芳講起正在學做飯，做給比她小的男生吃，臉上有種母性的慈悲。而我隔壁學宗教的台灣尼姑大概更為慈悲，牆壁不隔音，總能聽到她的念經聲。另一側的隔壁——住着一位豐滿的玻利維亞女生——還要熱鬧，總有一位男生來訪，旁若無人，不，旁若無鄰。一次在走廊撞見，才知芳鄰的訪客原來便是那位在聚會上大談國事、憂國憂民的李曉兵。

白發的會館管理員大垣也經常參加留學生的聚會，一個人坐在角落裡笑眯眯地觀望。大垣仿佛知道每個人的故事，聽說我胃疼就指點我去藥店買一種叫做強力若元的胃藥；聽我說沒食慾就說光吃米飯也行啊，拌上一點紫菜泥就好。“無路可走啊”，我感嘆。“石頭橋敲一敲就過吧”，他用了個諺語，滿有說服力。他講的日語抑揚頓挫的，有些口音，又聽不出是哪裡的。

國際會館只能入住一年，第二年櫻花盛開時，眾人便作鳥獸散了。自打離開中國便覺失重，離開會館益發失重，飄飄然更像阿Q了。東京的櫻花似乎也和會館大樓一樣越來越淡，越來越白了，花瓣隨風飄落，像下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