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存在的，但存在如何能夠成立，是我們很少思索的問題。實際上一切存在，都有它必然的形態和根本的方式，也就是存在的屬性。沒有這種屬性，“存在”就會化為烏有，就無法存在了。而屬性正是一種規定、一種限制，　不可能有“沒有規定的存在”，而一切規定同時又是一種限制，比如生命的存在有其內在的界定，也離不開壓力、溫度等等的外部環境的限制條件，可誰來規定、誰來限制世間的一切存在？不是上帝，也不是一切外來的東西，正是存在者自己，任何特定的存在，只有在與其他存在的關聯中，才會真正存在，不然此存在的屬性就無法展示出來。無法展示自己屬性的存在，同不存在沒有任何差別。存在之間的關聯或者關係，就融會成了世界的秩序，因此，“秩序”只是因為源於萬物，才會是一切存在的現實基礎。繼而，世界秩序所表現出的規則，才會是萬物必然遵循的法則。這就是為何，在天地間，凡存在之物，都有其規律和法則的原因。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規律和法則，一切存在都不可能取得有效的規定，沒有規定的世界，就等於一片虛無，也就沒有任何存在。人類社會也毫不例外，一個特定的社會存在，就必然有其相應的“法律”，離開了這個特定的法律，這個特定的社會也就不復存在；或者說離開了這個特定的社會，這個法律也就找不到了它得以存在的現實依託。簡單的說，世界的法則或法律，就是存在之物相互關聯的規則。關聯就是一種關係，關係就是一種相互作用，作用就是相會之物之間調整和反饋，因此作用也是相互間的因果，因果就是一種規則，它將萬物融合於一種動態的同一之中，所以凡是存在的，都不可能靜止，也不可能沒有規則，所以一切存在都必然在發展之中。

（我之所以在這裡進行這種過於繁瑣的“純哲學性”的討論，除了問題的使然，也是因為一位網友給我的留言中，天真的人為，中國文化的地價值，是存在，而不是發展，言下之意就是中國社會也無需依存於一種世界秩序之中。那麼，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所鍾情的這種存在，就只能是一種純粹的虛無。就如兩千年前，莊子就將孔子的這種靜態世界化為一片虛無，可惜莊子無力超脫這個由自己發現的這種虛無，反而認為虛無是世界的本性。莊子思想的長久不衰，恰恰說明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虛無特徵，致使中國文化和他的社會，在現實中的存在，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

因此，在有着強烈法律意識的西方社會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西方人創造了一個萬能的上帝，可這種由“萬能”導致出的無規則的隨意性，讓他們的哲學家陷入了一種對世界的困惑，因為無限制的“萬能”，必然導致無限制的“虛無”，這樣他們的哲學家和科學家終於達成一致，就是認為上帝在創造了我們這個世界和為世界制定了規則之後，便不再插手於這個世界了。西方人為了遵循一種客觀規則，不惜堅決而巧妙地將他們的上帝，從他們的世界中驅逐出去。可在中國，由於缺少理性思維，道德的“萬能性”，絲毫不曾引起我們的反思，從而讓我們很難看到，這個世界的存在，還有其本真的秩序。我們只會用道德性的“世界應改是什麼樣的”，去思索世界。這樣，中國人對法律的認識和建設，也就從不根基於社會的客觀存在，而只是表達統治者或某一群體的願望。這就是為何中國歷史上的“法治”，反而比“人治”更加殘酷和隨意的原因。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對法律和社會存在的關係，缺少一種完整的意識，幾乎不知道一種法律和社會現實的內在關聯。以為法律建設只是設定一些條文，仿佛法律本質上不是現實社會的一種秩序，而是由一些“美好”的道德願望制定出來的東西，並“堅定”地認為，單憑這種法律的美好意願，就足以改變現實的意志。可實際上，問題恰恰相反，比如，在社會現實中被剝奪了權利的群體，不管法律公平地為他們規定了什麼，歷史已經證明，法律都不可能帶給他們現實的公正，反之，一個已經掌握了權力的群體，不管法律規定什麼，他們都會在現實中取得他們的權益。因此，現實的力量，要比任何文本性的法律，更有能力來決定這個世界。

一個法律失衡的社會，首先是一個社會現實失去公正的社會，建設一種公正的法律，社會要做的首先就是要還權於那些被剝奪了權利的民眾。客觀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才是法律的客觀基礎。一個社會的現實法律，並不是一個政府頒布的法律，而是在社會真正實行的法律，而這個“法律”的主體，可能恰恰是這個政府不做任何宣傳的“潛規則”，這些“潛規則”，反映的正是這個社會各種力量最真實的對比關係。“潛規則”的存在，本質上不是因為法律條文的不健全，而是因為這個社會的現實結構，遠遠達不到法律所要求的公正。所以，法律的改革和建設，應當着重於何處，就不言而喻了。

世界的法則和人類社會的法律，都不過是自然存在和社會存在中的各個自決的主體，再其互動中，依據他們的特徵和力量，而表達出的一種秩序。只是在人類社會中，有一種條文上的法律，不一定能表達出這個社會現實的真實秩序，這就是在人類歷史中，政府所頒布的法律，常常會成為一紙空文的原因。真正現實的法律，體現的應當是社會中各個主體之間的關係，而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皇權幾乎是社會中唯一的主體，即沒有獨立的團體，更沒有獨立的民眾，因此中國社會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有的只是“王法”，他體現的不再是一種社會存在的法則，而是一個人的意志。所以，現代中國人，要想建立現代的法律，首先必須建立一個現代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要有獨立的團體和獨立的民眾。這樣，社會中各種獨立力量，以及它們之間的自然關係，才會成為現代法律的堅實基礎。假如，一些本應當獨立的社會存在，包括一些團體和個體，都被一方代表了，法律的自然基礎也就消失了，社會的法則，表現出就只能是一種一家的“王法”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過所謂的“法家”和所謂的“法治”，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以民眾為主體的真正法律。

可在西方的歷史中，社會中的力量總是獨立而相互制約的。因此西方社會，較之中國社會，更接近世界存在的自然形態，所以他們對自然的認識與實踐，也總能促進他們的社會進步，並總能在對世界一切存在的認識中，更加深刻的理解人性。西方人的社會形態，由於更加貼近於自然形態，他們就更容易在觀察世界時，體驗到一種情趣，那就是仿佛也在觀察自己。因而，西方人對世界上的一切表現，都充滿了濃烈的好奇和探究的興趣，甚至他們對我們的孔子也發出由衷的驚嘆，可很快又超越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孔子在我們這兒是一切知識的核心，在他們那兒只是眾多知識之一。西方人尊重世界上所有的存在，他們鍾情於真實的東西，迷戀於世界的秩序。因此相信一切皆有一個客觀的規則，這就是西方法律的思想基礎。社會現實中的獨立與自由特徵，是西方法律的現實基礎。所以，西方法律，表達了人對世界之真實與規則的尊重。

既然，世界之存在的第一特徵，就是存在之物的獨立性與聯繫性，以及在此特徵上說表達出的一種秩序。因而，沒有獨立的存在，就沒有世界的秩序，那麼在社會中，如果沒有獨立的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因此不是對自由的束縛，相反，則是自由的必然表現，是自由得以存在的秩序。獨立、自由和法律是互生互滅的關係。從廣義上來講，“法律”是任何社會和文化都迴避不了的東西。只要有存在的地方，就會形成存在的秩序。因此，世界上的秩序，實際上不存在一種固定不變的方式，它總是基於一種存在的相互作用，而處於不斷的發展之中。而存在的相互作用，又根基與各個存在力量的現實碰撞之中。所以，人類社會在其社會資源不能共同分享的時候，不同人群力量的差別是非常巨大的，此時社會秩序和與之對應的法律，對整個社會民眾來說，就必然是不公正的和畸形的，這近似於馬克思所說的，現實法律和文本法律，都必然帶有階級性。只是，法律的階級性，不僅不具有永恆性，而恰恰表達的是人類社會的不成熟性和不完善性。

可見，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才能帶來社會秩序的公正，才會有法律的真正公平。因此，一個權力不公正的社會，只有還權於民，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不然法律就會永遠是一個特殊階級的法律，而不管其法律條文上，寫上了多少對其他階級的利益保證，因為我們已經知道現實的秩序，最終源於現實的力量之較量。我們也已經看到，一些看上去多麼公正和優美的法律，在一些社會儘管又有一些公正的法官，也無法真正全面的實行。如果幻想一種法律，需要道德的因素才能執行的話，恰說明這是一種無力的法律，已沒有存在的任何意義。因為法律之所以存在的現實理由，就是由於它相對或有別於道德的特徵，即在執行中的有力性和強制性。因而，一個社會對法律有力的補救辦法，絕不應當求助於道德，而應當從社會最基礎的地方去找原因，去變革現實的社會結構。法律在現實中表達的精神，是對一個社會現實秩序最直接的折射，在這裡，任何對社會所作的掩飾都會變得無力。只要看一個社會法律的現實運行，就足以判定這個社會的性質。

公正，這一現代法律的核心，體現的實際上也是一種自然的法則，比如，一個物體去撞擊一個物體，受損的不僅是被撞擊物，也包括撞擊物自身，他們受到衝擊的力量是相等的，自然的法則表達了存在物之間的對等關係。只是在生命世界裡，尤其在人類社會中，這種對等的關係，總被強勢的一方，向着有利於自己方向扭曲，所以生命世界和人類社會，會呈現一種背離自然的畸形規則。然而，隨着代表生命最高形態的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也就是說，人性與人類社會中各種關係中的深層秩序，將必然不斷的被揭示出來，那些不公正的人為的秩序，也必將回歸世界最本質最自然的狀態：一切存在，都是對等的，沒有任何價值上的高低之別，這就是這個自然宇宙告訴我們的最高原則。所以，我們無需像西方人那樣藉助於上帝，也會深信人類社會必然歸宿於“人人平等”社會，因為“人人平等”體現了宇宙存在的最基本原則。

當然，人類社會要走出人為的秩序，踏向自然的秩序，首先就要我們不斷地去完善和發展對人性和世界的認知，去不斷的改變我們的社會，不然，我們根本就不知何為人性的自然秩序，不知何為社會的自然秩序，自然的“公正”，不經我們智慧和實踐的努力，是不會自然來到我們面前的。所以，真正的法律，首先是一門科學，而不是為了去完成一種道德訴求，法律只有體現人性與社會的真實規則，才會是真正的法律，才會有其現實的力量。一個法律大國，決不是因為他有多麼豐富的法律條文，而是由於他的社會現實本身，就已經體現出了法律所要表達的那種秩序精神。一個國家的頒布的法律條文，只是對這個國家現實秩序的一種描述。而幻想用一種法律，去創造一個社會現實，就如相信只要給人塗抹上一種紅潤的膚色，就會給人送去健康一樣。當一系列美好的法律在社會中總不能實現的時候，就應當從社會的深層去找原因，而沒有必要將精力用在所謂的“完善法律”條文之上。因此，把社會現實的不公正，歸結為法律的不完善，不是別有用心地轉移人的視線，就是愚蠢無知。現實法律作為一個整體，其百分之九十九都滋長在社會的現實之中，只有百分之一部分表現為法律條文中。一個社會如果只實行一種只停留在法律條文上的改革，是毫無意義的。這就是為什麼，會有一個法律上改革那麼多年的社會，其法律的現實執行，依然會是那麼混沌無序的原因。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沒有規則，其存在都不可能。“在”首先就是一種特定的存在，而“特定”就是一種的屬性，所謂“屬性”，也就是一種存在的規則表現。如果規則是無序和任意的，屬性也就不可能存在，而沒有屬性的存在，就等於“無”或不存在。所以，宇宙間存在的都必然是有規律的。因此，規則是社會存在的根本屬性，只是不同的規則和與之相應的法律，體現的是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同樣，規則的發展與變化，也要遵循規則自身的規律，這種規律因此也就是人性與社會各種關係的動態規則。所以人類歷史的發展，在充滿隨即性的背後，也有其必然的發展方向。人類的法律，因而也有一個從朦朧、隨意和野蠻，到清晰、明確和文明的過程。每一個文化和每一個民族所遵循的實際法律，都可以歸結為這一過程的不同階段之上。由此，我們可以拋開一切國別與文化的所謂特色，去判定一個法律的性質和在人類歷史中的位置或先進程度。法律是體現世界規則和世界規律的東西，所以它最終的基礎，永遠是人類的普遍現實和人類的普遍價值。法律所體現的最根本的公正性，因而也不是用任何“特色”，可以加以否定的。

其實，不光我們的整個世界是虛無的，而且整個宇宙都是虛無的，包括你，我和他，她。因為所有的物質都是由高速運轉的一個個顆粒空間——原子組成的。而原子是由原子核和高速運轉的電子組成的，如果一個原子核象一顆豌豆那麼大的話，一個原子的大小就跟一個足球場那麼大，在原子核和電子之間是完全的空間。

因此，‘空則是物，物則是空’是有科學根據的。

【注】我喜歡看一些思想深度的文章，尤其是李燕冬先生的文章，不但具有哲學思想，而且文筆優美，語言精簡，學閱淵博，正因為他的文章，讓我這麼一個井底之娃，不思進取，狗屁不懂、行文不通、思想匱乏和無知愚昧的人頓然醒悟過來，可以這麼說，他使我對世界、歷史和文化的理性思維的認識再深刻不過了，更令我驚喜不斷的是，通過閱讀他的文章，我的思想和文字有質的飛躍，非常感謝他！他是我所見過最有思想最有修養最有學者大家風範的學者！遺憾的是，我沒有見過他本人，他是我真正的啟蒙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