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民主群星的隕落

——《“民主堡壘”群星隕落記》序言

李 銳

原載《炎黃春秋》2012年11 期

今年我已經吃96歲的飯了，精力體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筆。前不久，李凌同志將他的書稿《“民主堡壘”群星隕落記》給我，並囑寫序言。我之所以應命，是由於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當代許多著名學者、大師的悲慘命運，所關注的問題恰恰是我晚年不斷呼喚的“何時憲政大開張”。可以說，這本書是當代中國歷史變局的一個例證。

當年領導雲南地下黨活動的省工委書記鄭伯克，是我在中組部工作時的同事，又同住一棟樓的鄰居（已經去世），他在雲南多年，曾親臨聯大指導工作，解放後就被打成“地方主義”，從一線退下，再沒有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

1939年夏，我到重慶參加南方局青年工作會議時（青委書記是蔣南翔），認識了袁永熙，他當時是西南聯大黨總支書記、省青委委員，剛從雲南調到重慶南方局辦的青訓班學習。1941年，皖南事變後，全國白色恐怖，他奉雲南省工委的批示從昆明到農村隱蔽起來，繼續在個舊地區從事黨的工作。隨後奉南方局組織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聯大復學，參與領導學生民主運動。他曾有過短暫輝煌，解放後，在團中央任學生部副部長、清華黨委書記、校長助理。他的夫人陳璉（陳布雷的女兒）因他被打成右派而離婚，文革中自殺。

還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運動後武漢秘密學聯的成員。他的哥哥何功偉，在抗戰初期被國民黨殺害，延安開過追悼會，是我參加籌辦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過駐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報社和宣傳部門工作，非常關心國家形勢的發展，對國民黨鎮壓民主運動曾寫過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慘案，隨後李公朴、聞一多相繼遇難，是震動全國的大事。書中的統計數字說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學中只有黨員20多人，運動之後發展到100多人，僅西南聯大就有71人。西南聯大存在的八年多時間裡，曾在校就讀的學生約8000人，畢業的本科生、碩士生3800多人，先後在校中學習和工作過的中共黨員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慘案中遇難的烈士有於再、潘瑣、李魯連、張華昌（於、張不是聯大的）。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被國民黨殺害的有肖亮、劉國　（小說《紅岩》中劉思揚的原型）、鍾泉周、錢澤球、江文煥、榮世正，還有參加雲南武裝鬥爭犧牲的烈士吳國珩、曾慶銓、陳海、陳虞陶，共13人。大多數學生解放後在各種工作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如馬識途、宋平、王漢斌、彭　雲、何東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曉等。有一位1940年在聯大畢業的老教授、研究美國史的專家劉緒貽，書中沒有提及。2012年5月，武漢大學為劉教授一百歲大壽開了慶祝研討會。由於他堅決反對“用民本偷換民主”的“維穩”，以此壓制改革，大家歌頌他為“百歲非毛派”，要力挺“劉緒貽精神”。我的賀辭：“關心祖國和人類命運，為實施憲政努力奮鬥”，懸掛在大廳；還編入紀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頁，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約120多萬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頌聯大的民主自由，抨擊蔣介石專制獨裁貪污腐敗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對最後戰勝國民黨所作的貢獻了。

西南聯大能夠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民主堡壘，不僅是雲南省工委領導了聯大有戰鬥力的黨組織，一批優秀黨員和許多進步同學奮不顧身的英勇戰鬥；還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領導和教授隊伍，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聯大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組成，後兩校校長蔣夢麟、張伯苓都在重慶有兼職，不能來雲南，校務由清華校長梅貽琦全權主管。梅的人品與個人修養極佳，從不輕易發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陳寅恪如此評價：“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嚴謹，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嚴謹，他將校長專用車改為公用車，自己儘量步行；每遇困難挺身而出，從不獨斷專行。清華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長力主學術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體制，學校有教授會、評議會和教務會議，最有發言權的是教授，被稱為“教授治校”。梅視教授為大學的脊梁，1931年就職演說有這樣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沒有讀過大學的華羅庚，入學考試英語差的吳晗，數學極差的錢鍾書，都是他引進的人才。在雲南時，梅校長對校內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活動從不干涉，甚至加以保護，對國民黨鎮壓學生行動時則予以抵制。

聯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隊伍。著名學者、詩人聞一多遭國民黨刺殺，引起軒然大波，激發更多知識分子站到國民黨的敵對方面。羅隆基、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向達、吳晗還有雲南大學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進中國民主化變革進程的。他們大都留過學，受西方科學、民主和憲政治國的影響，對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專制統治深感不滿。皖南事變後，一部分國民黨參政員組成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為了促進中國民主變革的一次重要行動。西南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層成員。這當然也是聯大成為“民主堡壘”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年堅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馬克思主義。如羅隆基，抗戰前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就因為批評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權狀況，鼓吹言論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資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從英國拉斯基學來的政治學，在《新月》月刊上發表的文章，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作了直接的批評，如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理論（現在羅的這種見解已經被學術界接受了）。這些教授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是極其真誠的、堅決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還可以說陳寅恪教授，我過去並不知道這位大學者，是上世紀80年代黎澍同我去錢鍾書家拜訪時，聽錢談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寫信給陳，邀請他到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任所長。陳回信說：如要我當所長，這個所就不講馬克思主義，請你告毛澤東、劉少奇得到他們的同意。陳沒有去台灣，一直留在廣東中山大學，也沒有北上。陳是史學大師，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陳是真正的家學淵源：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和父親陳三立都支持維新變法，舉辦新政，遭到撤職。他的哈佛大學同學吳宓對陳的家世也極為佩服，在《日記》中稱讚他“造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陳寅恪認為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他曾經指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桎梏”當時指三民主義，後來指馬克思主義。中央曾先後派章士釗、陳毅、周揚等人到廣州勸說陳來京就職，陳一一謝絕。

這些當年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統治的進步青年和精神獨立的教授們，結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壘”，乃星空中璀璨奪目的群星。這種定性是完全正確的。

 李凌這本書的書名是《群星隕落記》，它不是要寫群星，而是要寫群星的隕落。1949年之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被趕到台灣去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成了大陸的執政黨。根據當年共產黨尤其毛澤東着重宣傳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學生們追求的目標可說已經達到了，這不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嗎。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學上發生的流星雨一樣，群星亂落了！這一本書就是記下了這一頁歷史。

1949年以來，政治運動不斷（有學者統計，大小40多次），這些運動不論叫做什麼名字，都是“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擊知識分子的。書中寫到：當年受周恩來派遣到昆明做龍雲工作的華崗，取得很大的成功，還一度化名在西南聯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他就在山東大學校長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後來被整死了。肅反運動的打擊面（立案審查）是140萬人，所有政治歷史稍微複雜一點的都得列為肅反對象。華崗這樣的大案是登了報的，其他的人就無從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毛澤東規定要有十分之一見報。這樣，在當年的報紙上，就看到了羅隆基、費孝通、潘光旦、曾昭掄、潘大逵、吳文藻、吳景超、向達……等等民主教授被列為右派分子的材料。聯大的學生劃為右派分子的，有參加黨組織領導的袁永熙。本書作者李凌，是在聯大擔任過黨支部書記的，也被劃為極右了。當年在聯大積極參加領導學生運動的共產黨員，解放後被整得很慘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陳璉外，還有李炳泉、吳顯鋮、尚嘉齊、范迪之、盧錫錕等，聯大師生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極右、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據我所知，1957年謝富治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時，他就把當年調到“邊縱”工作的許多聯大學生黨員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義分子。陳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運動中，遭到批鬥的，從此告別講台，潛心著述，文革時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雙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幾年前曾寫過一篇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刊《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從《毛選》上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最早發表的原件中（《選集》作了大量刪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敵視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他認為無論哪個國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將銀行等高等員司、政府高等事務員、政客、部分留學生和大學教授、學生、大律師等，稱為“反動派知識階級”，屬於前四等人的附屬物（人數約一百萬）。將為“中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即大部分留學生、大學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分為右翼和左翼，右翼屬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這些可友可敵的人有四百萬。延安時期必須同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毛對知識分子的看法略有變化，但沒有根本變化，從1942年的整風運動及隨後的搶救運動，知識分子仍被當作“異端”慘遭迫害，我有親身經歷。（搶救運動中，延安和邊區共打了15000個特務，一個真的也沒有。）毛始終認為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乃“皮上之毛”，“階級鬥爭”革命中的反動派。直到文革時，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連知識也被否定了：“知識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動”。

 關於反右派鬥爭還應多說幾句話。1949年後的所有政治運動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識分子。反右派鬥爭除開打擊人之外，還要批判這些人的見解，即批判所謂右派言論和右派思想。今天看來，其實當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許多都是有助於中國現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張。批判了這些，就顛倒了是非，遲滯了中國按普世規律前進的進程，其後遺症至今還沒有消除。反右派運動可以說是對中國民主群星一次大規模的摧毀。可是事情至此還沒有完，比如吳晗，在反右派運動中是頗為積極的（那時他剛入黨），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犧牲，最後他全家死得好慘。

由於知識分子喜歡提意見，喜歡多嘴多舌，執政當權之後，視“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為異己的“偉大導師”毛澤東，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當“馴服工具”，當“螺絲釘”（學雷鋒）的要求格格不入，將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當敵人看待的早年認識，終於可以在現實中得到實踐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的講話提綱中，毛澤東寫道：“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1966年4月24日，毛澤東對“北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一文的批語”中說：“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

既然是反革命，當然要對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他的美國友人斯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呵，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邊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這個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紀要，在注釋中指出：“此件請印發黨的基層黨支部，口頭傳達到全體黨員，並認真學習，正確領會主席講話精神。”也就是說要全國各地一直到基層黨支部都要對知識分子“開刀”。（以上引語分別見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18頁，第12冊35頁，第13冊171頁、182頁。）

文化大革命中，將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遠不得翻身。

西南聯大即是“民主堡壘”，又是“人才搖籃”。在八年多的教學期間，教育出的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生中，到1995年，共有90位學生成為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國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有8位是聯大人，其中只有趙九章、楊嘉墀兩位是當年的教師，其餘6位都是當年的學生，即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朱光亞、王希季、鄧稼先。我國從2000年開始，評“最高科學技術獎”，每兩年評出兩人。該項獎極其嚴格，寧缺毋濫。到2008年，共評出12人，其中有當年聯大學生4人，即黃昆、葉篤正、劉東生、吳征鎰。還有李政道、楊振寧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也來自聯大物理系。可是培養這些學生的老師們，如曾任清華、北大、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的葉企孫、饒毓泰和兩彈一星元勛之一的趙九章都下場悽慘，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這本書，以他的親見親聞親歷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記錄下這一頁沉重的歷史。現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這一頁歷史。中國應當走上自由、民主、科學、法治的現代化道路，這是大家的責任，一百多年來，多少人為此奮鬥、為此犧牲。知識分子在人類社會進步的道路上處於一種什麼身份和地位，毛澤東怎樣扭曲了這種地位，歷史就在眼前流過，不能無動於衷。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真實的歷史，對歷史要有忠誠的態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都同他們當年經過的史實分不開。本書作以耄耋高齡、孜孜　　來寫這本書，當然感到這是一種歷史的責任。

 前幾個月，我所在的單位老乾局發了一個《關於開展“黨的生日寄語”活動的通知》，要求我們這些老頭寫一段“寄語”，“以營造慶黨的生日、迎黨的十八良好氛圍”。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處，寫了這樣幾句話，錄以結束這篇序言：“以史為鑑，鑑往知來。人類歷史進步，從工業革命到現在智能社會，靠的是科學知識創新；此種創新又同自由民主的憲政治國分不開。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正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循此普世規律、世界潮流。我們黨革命勝利，也是靠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統治，宣揚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獲得的。可是執政之後，卻走了一條與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禍國，直到‘文革’十年嗚呼哀哉。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好轉，前十年隨世界潮流前進，八九年之後，普世價值失效。我的憂慮在：何時憲政大開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