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僅是回憶的回憶

送交者: 藝萌 2014年07月20日06:14:32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陳丹青的回憶讓我想起了小時候在帥府園充滿油彩味兒的童年， 這些回憶其實不僅僅是回憶。 陳丹青：驕傲與劫難——記1978—1980年的中央美術學院 驕傲與劫難 ——記1978—1980年的中央美術學院    陳丹青   小引      老校友回憶：“文革”前中央美院中有位看門老漢，每接電話，頭一句總是慢聲應道：“我中央啊！”    這不是笑話，是真人真事，亦且老漢懂語法，說得並沒錯，“中央美術學院”一詞，主語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國青年美展借人大會堂開大會， 每張桌子擱塊各省的字牌，我理所當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給人一把拉開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問了，原來是“中央直屬”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 歸北京管。我當下反感：一幫畫畫的鬧這些名堂做甚？！坐不了片刻，就去四川、東北那幾桌找窮哥們兒抽煙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國立 藝術專科學校”，校名平實。其時“北平”不是京都，“國立”亦非“中央”之意，而“專科學院”自有專科的規矩：與我在紐約做了十幾年近鄰的金高先生即在 1948年入北平藝專，是個民國學生，1952年畢業，可就成了光榮的中央美院畢業生。日常閒談她說起美院50多年前上課的情景：    原來金高那代學生的一年級教學竟由徐悲鴻親自任課，戴澤輔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樣起稿、怎樣觀察、怎樣校正修改、怎樣收束一幅畫，以至紙張鉛筆之類工具用法都在講演之列。有位學生自作主張將炭黑塗滿全紙，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進來，一聲不響親手抹淨，然後告誡全班信守步驟不可胡來。學生若是出外寫生，回校後，徐院 長常會自己跑去宿舍看他們的畫兒。    二年級任課老師是誰呢？吳作人與董希文。到了三年級，好規矩大致養成，這才交由李宗津、馮法祀等青年教師帶學生，包括“解放區”來的畫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過我的林岡先生：“嗨，那會兒他還是個帥小伙子！”金高笑說，“咱們班男生跟他說話，勾肩搭背呢！”    以上國立藝專的老規矩，今天聽來簡直天方夜譚：如今藝術學院的一年級學生，誰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濟達，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學生，只見得徐悲鴻先生一面：“哎呀，當時那份兒崇敬啊！咱們這些孩子在禮堂里排成一溜，挨個兒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裝，坐那兒，朝我們笑笑，點點頭，過了沒幾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25年後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後各地高校全面恢復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25年了。   美院的老師      投考美院不知院長為誰，但我確知誰將是指導老師：在一份報紙的下端，1978年出現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廣告欄目：教授，吳作人。副教授，侯一民、林岡、靳尚誼。    就 學兩年期間我們總共見過三次吳先生：一次由林岡老師領去拜望，只聽林岡不稱他院長，不叫他老師，只管叫“同志”：那時面對前輩與領導，不像今日，必職稱官 銜口口聲聲：第二次是吳先生視察我班，因不識眾生，怕漏了哪位，於是同在場每個人握手微笑。當天的教誨也僅記得“一幅畫，你們要知道畫，也要知道不畫”。 我聽了，仿佛大有所悟，現在明白了，卻還是做不到。    末一次便是畢業展覽了，照例是對每幅畫微笑點頭，說一兩句評語，很慈祥，也很客氣，最後在展廳前台階上與大家合影留念，被眾人簇擁着站在當中間。    尚 誼老師，我預先見過的，是在1977年夏中國美術館全軍美展上。我有一畫掛在那裡，靳先生走過，問了名姓，爽快直接說了一番話，意思是：就這樣畫，造型可 以，色彩還要練！我詫異：原來北京名家這樣地沒有虛飾，面見晚輩即如平輩的同行。而此前此後我所見到的美院中年輩老師，幾乎都是這樣的不虛飾，不誇張，見 人正派而坦然：雖是早經“文革”風雨，不免持重老成，卻是洗不掉解放後第一代革命書生的書生氣。    1974年我曾混在江西幾位畫家中拜訪過林 岡先生逼仄的小家。是在夜裡，燈光昏暗，詹建峻、趙域、林岡各自一枚小板凳圍坐着，人手一冊筆記本，聽錢紹武朗聲宣講自己的人物素描，時或記錄、大笑、詰 問，在極細微的什麼話題上停下來，安靜地討論：其時“文革”騷亂未止，這些人均在“靠邊”狀態，頂多是被審慎地起用着：他們既沒有被允許討論藝術，也沒有 被要求討論藝術，而竟是這樣地坐攏着，興味盎然，端詳一張張素描。我目睹這奇怪而動人的一幕，於今念及，如在昨日。    1977年我單獨拜訪詹建俊先生，也在夜裡，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畫，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這慷慨與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顯得格外漫長：他所謂的家只有一間屋子，不到20平方吧，那時美院的名家根本沒有畫室。林岡老師長嘆：我們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畫系教師信箱的那一小格子。    初訪杜健老師，他正畫着年前死去 的毛、周、朱。握過手，他側身讓我看畫，平靜地說：“哪裡畫得不舒服，你就說。”我居然真的說了什麼，而他居然沉吟思忖，與面前這20出頭的小子認真地討 論。這都是26年前的事了：他們的平均年齡40出頭，早已名滿全國，個個沒有職稱。“文革”抹煞一切職稱，而似乎沒有人在乎這些：我看不出這幾位老師在 乎，我們，散在地方的知青畫家盼望拜見久仰大名的北京畫家，更是誰也沒想到是去拜見一位教授：直到上學後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連副教授也不是，只為開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請了非正式的臨時職稱。    是在我們考試的末一日，此前從未見過的侯一民先生走進考場，面對一群陌生人，茫 然而穩重地站定，儀表堂堂。在我們南方人看來，他像大部分中央美院的中年教師那樣，既非教授，也不是官，卻是有威儀、有官相。我被介紹給他，他於是轉身看 住我，緩緩地開腔：年輕人，你們可沒給“文革”耽誤啊。    那年侯先生四十六、七歲，儼然尊長：今天，我已倏然到得“天命”之年，面見20多歲的各地考生，真想大叫：年輕人，你們全給考試耽誤啦！    開 學那天，老教授出現了：蔣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羅工柳、戴澤、劉開渠、王合內、許幸之……差不多每位老教授的花白頭髮都向後梳着。我格外心儀的董希文與 王式廓不在其中，他們同於1973年郁病而死。我遠遠端詳這群劫後餘生的老畫家依次走進會場，不知道他們誰是誰，班中老生隨即悄悄指點，未經指點便即吸引 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頭：白鬍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環視全場，他是葉淺予先生：多年後在哈佛與巫鴻夜談，說起“文革”初年附中學生痛毆葉淺予，巫鴻在 場，驚怵不堪，以至奔回宿舍以拳擊牆，不久，巫鴻也被打成反革命：我分明記得這群老教授在進場的一瞬，全體流露那樣一種恍然“復出”的神情：十年動亂，他 們終於重回講壇，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見後生，他們輕微的欣悅而亢奮，顯然與開學儀式暌違已久，同時，又顯出輕微的不適，或可解讀為隱秘的心有餘悸，滿座青 年，恐怕使他們不由得憶及在同一場所被晚生批鬥的往事？    那是令人動容的瞬間，介於辛酸與僥倖之間。我隨即留意到老教授們另有一種集體氣質真是好不難說，並非因為名聲與年齡：使他們與中年教師截然不同。那是什麼氣質？如今我有了簡單的結論：他們全都是民國人，和他們的老院長一樣，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長。    那 次會見的詳細，統忘記了。之後一年，另兩位50年代便即出局的美院才子調回母校。一是朱乃正，放逐青海20年，一是袁運生，發配東北17年，他們都是右派 分子，當年與江豐先生一起被掃地出門時，才不到20歲。他們卻有着我久已熟悉而與美院老師相異的另一種氣質：是右派的，因為我父母均為右派；也是江湖的， 因我是“文革”江湖的晚生。    運生老師其時才畫完機場壁畫，我們頭一次聽到這個名字，頭一次看到中國人畫這樣的畫，那天他探頭進門尋找孫景波，頭髮蓬亂直豎，剛從雲南寫生回來。乃正師與景波相熟，到美院那天在我倆合住的宿舍長談竟夜。他是上海人，中低音，與我對幾句滬語，一時仿佛忘年交。臨 睡，我就隔壁同學上鋪，乃正師在我鋪上欣然留宿，翌日告訴我，那是他被迫離開20年後，頭一次走進校尉胡同五號母校大門。    忽一日，有位消瘦的老者在U字樓走廊向教室內張望，如那時所有復出者，面目滄桑而興奮莫名：馮法祀。那時我不知道誰是馮法祀。我們隨即被叫到隔壁教室：一幅大畫橫在那裡， 調子灰暗，氣氛肅殺，是馮先生50年代創作的《劉胡蘭》，滿篇塵土，內框嚴重傾斜：上個月我在中國美術館裝修完畢的新展二層又見到這幅大畫，立時想起初見馮先生：“你看這裡！”他拉着我直指畫面中鍘刀下的血跡：“我專門殺了一隻雞，對着雞血當場寫生啊！”    這位劉胡蘭的歌頌者也是老右派，那天 他獲准調離流放20年的戲劇學院，回到他早年執教的學院。他與艾中信先生40年代即追隨徐先生左右，不久，我們就在系辦公室聽他倆爭先恐後慷慨激昂講說徐 悲鴻舊事。徐先生走得是忒過早了。他要是親睹弟子們日後的際遇，還會以他“獨持偏見，一意孤行”的座右銘相予教誨嗎？   美院的學生      “文革”時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畫友，見面看畫，神色鄙夷：“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濃郁，你懂嗎？”    他漂亮而嚴厲地盯着我，教我“濃郁”二字怎樣寫法。再就是關於我的“筆觸”，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嗎？”    我們背地裡叫他“濃郁”。“濃郁”傳達了他老師的結論：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畫。為什麼呢？因為他當年跟隨的老師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生。 在我學畫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畫家必是被外地同行們隨時提醒着他的出身，遠遠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這傢伙畫得怎樣，也不因他姓甚名誰，而僅僅因為他的出身：“中央美術學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國，出身中央美院的傢伙竟仍被視為一種特殊的身份，仿佛黨員。有幾回紐約窮哥們兒聚會，電話通知，對方竟是卑怯：“你們中央美院同學聚，我不合適吧？！”    日後我與一兩位海外校友終至疏遠，便實在是看不起他們吃飯走路、見面握手的一臉“中央美院”相。    畫友“濃郁”後來倒是並沒投考美院，“文革”結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國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應該改稱“北方美術學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絕了跡，江南人也稀罕得很。    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戶”是哪兒呢？東北、山東、河南、河北……怎麼會呢？我離開太久，不知。    在我上學那兩年，各系同學的來路廣得多了，單是我這一屆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20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師中，據尚誼老師給我計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我、詹大、侯一民。”    上輩師尊，更是絕少北方人：徐悲鴻蘇南人，吳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樺、羅工柳廣東人，董希文紹興人，江豐本貫浦東，死後遺囑是骨灰必要撒在黃浦江。    說 來這也是民國的淵源了。我總以為舊上海其實等於紐約，是民國期間的文化中心，人往那裡跑：小小美術圈，除去日後留在南方的老畫家，就我所知，或暫或久涉足 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輩便有徐悲鴻、林風眠、蔣兆和、葉淺予、吳作人、董希文、許幸之……而美院兩代中老年教師，倒反不倨傲，不輕佻，大抵平實自在，不少 “美院舊部”說起“美院舊事”，還對美院歷年的身世際遇，搖頭嘆息，雖則嘆息之中，還是對美院的牽掛與惜愛。    話說得遠了，還得說回來。    1998 年，美院號稱建院80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後50多年的畢業生論百上千，我所熟識的，只能是78屆本科班與碩士班老同學。20多年過去了，他們之中，有 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單幹的，有遠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數說老同學，惟在老同學群集之時才有意思，此處敘述，別人怕未 必有興味聽，而所有藝術學生的生活大抵一樣。    在我的記憶中，老同學們無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歡聲笑語排隊買飯，在U字樓入夜的燈光中忽然串到旁系教室尋釁笑鬧，或中夜翻牆走去吉祥劇院吃水餃，吃完，自亦翻牆回來。我記得宿舍過道警告關燈的鈴聲忒過驚心，某夜操條木棍，上前一揮，將那鐵鈴給砸啞了。    此後八、九十年代入學的學生多有豪傑，譬如留校的劉小東，下海的方力均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    我 雖是討厭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視闊步的人，但美術界看來看去有時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衛圈出格出眾的惡作劇，稍一打聽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過一泡，而 後在外面聚眾滋事。譬如動輒脫光了弄作品的張洹，河南人，原在美院進修班混了兩年，宋莊有位女子偷拍賓館群妓，那錄像大有直見性命之感，問起來也是美院的 晚生。我還認識一位小女生，畢業前好好畫着規規矩矩的油畫，來年就聽說獻身“行為藝術”，足足熬了好幾斤人油……    數十年來，論人才輩出、論活力外泄，中央美院確乎是一成才的窩點，肇事的淵藪。而其中最有種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間大學畢業生，名叫栗憲庭。 類似的壞名單開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為混跡校內的驕子，而寧是野在校外的逆種，他們是美院“正傳”的“異類”，卻反證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    遠 溯50多年前，接管美院的軍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豐，便是民國年間理當通緝遠避延安的老牌文藝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八九歲上學期間，明里是學生 會頭目，暗中是北平市的地下黨員，哪裡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鴻，意氣激昂，挑戰祖制，私奔東瀛，遠赴巴黎，事事爭風氣之先，豈不更是“五 四”一代藝術家老牌逆子中的頭牌？    美院是大氣的。毀譽不論，有一個美院擺在那裡，人會到裡面去，又會從裡面走出來：進去出來，出來進去，同 是美院的學生，日後可以是不同的藝術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而時代曾經欺負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負學生：在我畢業那年，有一天我照例在U字樓長長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遠遠招手：“過來，過來，有件東西給你看。”    那是一枚陳舊的畢業證書，證書首頁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一臉稚氣十八九的朱乃正：作為“右傾”的懲罰，這份畢業證書扣留不發20年，那天早晨，校方剛剛把證書還給行將50歲的老同學。 美院的教學      今天，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思想、教學評估是藝術學院的頭等大事：沒完沒了的表格、會議、研討、論文，眼下我正在藝術學院混這份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差。 每年我得重複填寫幾種表格，聲明我的性別、年齡、單位、職稱，但我拒絕填寫所謂“科研項目”這一欄。在當今所謂“學科建設”叫囂“專業劃分”的鬧劇中， “科研”，一個外行詞語，竟公然霸占着藝術學院的教學表格。諷刺嗎？不，這是對藝術的輕蔑，深刻的輕蔑。    20多年過去了，至今我不記得在學兩年間校方講過什麼科研與教學：上課頭天，我們圍着靳先生團團坐好，他就說：“文革”過去了，大家靜下心來，不搞運動，不搞教條，好好搞學術。    什麼是學術呢？    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你們看，手！皮下面是肉，肉裡面是筋，筋裡面是脈絡，是骨頭。你畫這隻手，就要畫出皮、肉、筋、脈、骨！    侯先生講課扼要簡單：我調出一塊軍裝的青灰色，得意了，等他夸，侯先生看看軍裝，看看畫，笑眯眯地說：“你再調，你還得調，你得調到說不出那是什麼顏色，才是好顏色！”畫鞋子，他走過站一站：“記住，要畫腳，不要畫鞋子。”然後笑眯眯走掉了。    有一天，林岡老師忽然叫我出教室：“丹青啊，就像你當知青那會兒大膽畫，你怕什麼呢！”他在過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對我說，急得眉毛皺起來。    是的，在學兩年，我能記得的教誨就是這麼幾句話。藝術教學是什麼呢？藝術教學就是幾句話：雖是幾句話，還看誰在說。徐先生的教導我輩是聽不成了。    那年靳先生給我學過徐先生的江南話：“要畫一萬張素描。”召集全國美院歷屆學生的素描怕有百萬千萬張吧，黑漆漆，髒兮兮，面面俱到而面面俱不到，沒有感覺，沒有斯文，沒有靈性，沒有人味道，那是繪畫的絕路呀：我真想聽聽徐先生怎麼說。    奇 怪，現而今，這樣的素描還數中央美院考前班孩子畫得頂頂好，前時我在校尉胡同一所地下室的考前班牆上領教好幾張“中央美院”派的素描範本，和文藝復興素描 毫無關係，和徐悲鴻手訂的素描小傳也毫無關係，可也叫我真佩服：在我混飯吃的學院，怕是四年級本科生也畫不出來。    如今素描是個偽問題，真意 是為考試收錢：教學也是個偽問題，真意是為眾人的飯碗藝術學院，現在“學院”頂重要，“藝術”很次要。貢布里希說：“沒有藝術這回事，只有藝術家。”藝術 是得跟人走，人在藝術在，人在教學在。昔年上海、杭州、北平三家藝專不相讓、不買賬，還真有點學派的模樣。據江南老牌藝術學生說，上海藝專講的是米開朗基 羅、凡高、畢加索，杭州藝專言必稱拉斐爾、塞尚、馬蒂斯。北邊呢，徐先生臨過倫勃朗，推崇大衛特，佩服俄國的列賓，讚賞延安的古元，主張“為人生而藝 術”，畫的是“田橫五百士”，素描人體亮出來，品相端正，至今也還沒人畫得過。 再譬如中央美院建立三所工作室：吳先生果然有比利時一套，羅先生果 然有蘇聯一套，董先生被說成“油畫民族化”一面旗，下筆有敦煌的遺韻，青瓷畫的風采，可他弄的畢竟是油畫，解放前在越南轉手學過一點法國的意思……總之， 三家工作室，一路是一路，一家是一家，直到“文革”全作廢。此後作風，靳先生說的是實話：到他這一代，全是蘇聯那一套。    蘇聯那一套也實在有一套，早先蘇聯的革命畫，我們至今也還畫不周正，畫不像。可我近時看見八九十年代梅里尼柯夫主掌的列賓美術學院，面目全非，只剩一塊牌子算是老字號。    說開去，如今的北大哪裡是蔡元培的北大？如今的清華哪裡是梅貽琦的清華？然而還是叫北大，還是叫清華。    不足怪。我們應該接受歷史，歷史才會接受我們。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鴻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已不在帥府園：不足怪：人活一世脫胎換骨，何況偌大的學院。    中央美院50多年來怎樣脫胎換骨，怎樣物是人非，我僅待了三年，沒有資格說，但見此後人才英才怪才庸才一屆一屆冒出來，足見美院活力盛，美院性命長。    有句話倒是說出大實情：人問清華領導，清華教學有什麼好法子？回答是：因為考生好，好考生衝着好牌子，一年一年自會來。    這道理移來中央美院說，也是一回事。    只是當代中國，藝術算老幾？七年前中央美院遷出帥府園，暫居酒仙橋，落戶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中國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詞，真是會說話：“工程”怎樣且不管，“希望”總可以不斷不斷“希望”下去吧。    巴黎美術學院仍在巴黎舊址。列賓美術學院仍在彼得堡舊址。但是在北京市中心，中央美術總算被徹底拔除，掃蕩乾淨了：今歲，U字樓、留學生樓、南樓陳列館將陸續夷為平地，很好，很好，免得走過看見，徒然念舊。    全中國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麼？美院遷移，說破了，事屬公然的驅趕，批塊野地，撥幾億錢，不是打發，不是安撫，是對藝術的輕蔑，深刻的輕蔑。 帥府園舊址不足惜，只要“中央美院”牌子在，仍然可驕傲。一部“中央美院史”是一部“驕傲史”，在一代代師生繼往開來的枉自驕傲中，別忘了早先“文革”的屈辱，別忘了近前這筆深刻的輕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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