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顯然是有人發明陶俑來代替用活人殉葬的周禮，嚴重地降低了祭祀的重要性，祭祀變成一種不夠嚴肅的事情，那麼從事祭祀的幹活的孔子自然會感到自己職業受到了嚴重威脅。

         孔子是否主張活人殉葬？

                    許錫良

孔子因為主張“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因此留下的文字都是弟子門人記下的片言隻語的語錄，缺乏背景交待，更沒有完整的敘述，後人理解起來，非常吃力費勁。因此，對孔子的理解，數千年來，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意見分歧非常大。即使這樣，孔子作為中國第一聖人，無論分歧多大，都要以尊孔為底線，任何解釋都不得與這個標準相違。

但是，如果拋開先入為主的成見，就留下的極其有限的文本來分析研究，其實還是有一些蛛絲馬跡可查的。對於他是否主張用活人殉葬的態度這個事情，千年以來一直存在着爭議，那麼孔子的態度究竟如何呢？後人可以依據現有的文字材料，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作出分析與判斷。

孔子一生追求的夢想就是恢復周禮那樣的統治秩序。孔子所謂精通“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中的第一藝，就是“禮”，有了這個排位首位的“禮”其他五藝才有用武之地。射，射箭，是用來打獵的，打獵之物就主要是用於祭祀的，御，即趕馬車的技術，祭祀當然要解決交通工具的問題。書，祭祀自然也要會識文斷字。數，就是算數，就是要學會計算，祭祀是要收到大量費用的，不會計算錢糧，這個生意就沒法做下去了。所以，所謂六藝，其實真正頂用的就是一藝，那就是“禮”，後人乾脆將六藝中的第一藝寫成一本書《禮記》，卻沒有《樂記》、《射記》、《御記》、《書記》和《數記》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可以說，孔子本身所學“六藝”主要是圍繞着辦禮用的，禮是六藝之首，也是六藝的核心目標，就好像禮，就是一個項目工程，其他都是技術，沒有禮，其他的藝都將沒有用武之地，其實也就是難以收到錢糧。

什麼叫“禮”？禮者，不學“禮”無以立，《管子.牧民》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民間婚嫁、喪娶、入學、拜師、祭祀自古都有禮樂之官（司禮），孔子上代屢為司禮之官，孔子少即習禮，“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孔子世家》,在國家宗廟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設太常寺、祠祭署等禮儀衙曹，設立讀祝官、贊禮郎、祀丞等禮儀官。

因此，周公就成了孔子夢想中的聖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克己復禮”。而孔子當年所復之禮中，最重要的一禮就是葬禮，葬禮屬於禮中的凶禮，在眾多的禮儀之中排位是很前面的。

孔子關於葬禮方面的言論只留下了一句話，而且這句話還是一百多年之後的孟子轉述的，即：“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孟子 梁惠王上》）。

對這句話的解釋一直存在着嚴重的爭議。對這句話的解釋，可以說不僅關繫到孔子是否能夠成為第一聖人，甚至關繫到孔子是否是一個好人。歷史上主要存在着這樣幾種解釋，我們可以一一分析。

一、孟子的解釋：孔子罵第一個用陶俑代替真人殉葬的人會斷子絕孫，是因為孔子不僅反對用活人殉葬，而且連做成人的樣子的陶俑這樣的替代品都不允許，更何況活人呢？孟子引用孔子這句話是要梁惠王愛惜百姓民力、財力與生命，這個動機當然是好的。而且孟子從人性善出發，去勸說梁惠王應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孟子畢竟是在孔子之後一百多年的人，只是孔子學生的學生的學生，他的立論基礎是性善，自然從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孔子。因此，孟子的解釋只是一種孟子的解讀，而且是應當時需要而來的。存在着很大的爭議性。

二、東漢趙歧曾為《孟子》做注，並解釋說，其實作俑在前，殉葬在後，是作俑制度引發了殉葬制度，所以孔子才批評始作俑者（“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據考古發現，在中國歷史上真人殉葬制度要早於俑人殉葬。因此趙歧的解釋非但不成立，而且似乎頗不光彩。拿到現在來說，有學術造假的嫌疑。

三、宋朝朱熹說：“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集注》）”孔子如此厭惡發明俑人殉葬的人，自然是贊同那之前的葬法了。但俑人之前並非真人，而是草人。因此孔子決不是贊同真人殉葬，而是贊同使用草人。

 這種解釋更是荒唐，草人陪葬--真人陪葬--陶俑人陪葬，草人陪葬都不知道是孔殭屍時代哪千百年前的事了。

 再說草人陪葬與陶俑人陪葬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不罵草人陪葬？

四、“孔子反對用假人代替真人陪葬，認為這壞了老規矩，甚至詛咒第一個獲得俑專利的人斷子絕孫，無後。”周朝真人陪葬陶俑人陪葬都有，孔夫子是主張祭奠要“誠”的，所以反對欺騙祖先的“俑殉”。

我以為，這個解釋比較得力。因為從邏輯上說，周禮中就有活人殉葬，對禮有深厚研究的孔子不會不知道，而吃禮這門飯的人，最忌諱的就是別人將重禮改變成為簡禮，禮儀越隆重，孔子的祭祀生意就越好做。這也是為什麼孔子會那樣破口大罵對於敢向他要求禮行孝之禮，由三年改為一年的宰予了（原文《論語》 5•10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翻譯一下就是： 宰予白天臥寢。孔子說：“腐朽的木頭不能雕刻，糞土的牆壁不能塗抹。對於宰予這個人，還怎麼責備呢？”學生宰予只是白天打了個瞌睡，孔子為什麼會如此大動肝火呢？其實，這是孔子藉故整他而已。那麼宰予在什麼事情上得罪了孔子呢？我們只要看看《論語》中孔子與宰予的對話就清楚了。

（《論語17•21》）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翻譯出來就是:宰我問：“服喪三年，時間已經長了。君子三年不行禮儀，禮儀必然敗壞；三年不演奏音樂，音樂就會崩潰。舊谷吃完，新谷登場，鑽燧取火的木頭輪用了一遍，一周年可以結束它了。”孔子說：“一年後就吃稻米飯，穿錦衣，你於心安嗎？”宰我說：“心安。”孔子說：“你心安就那樣去做吧！君子守喪，吃美味不覺得甘美，聽音樂不覺得快樂，日常生活都覺得不安生，所以不那樣做。如今你心安，就那樣去做吧！”宰我出去後，孔子說：“宰予真是不仁啊！孩子生下來長到三歲，然後才離開父母的懷抱。三年喪期，這是天下通行的喪禮。宰予對他的父母有三年的敬愛之情嗎？”

許多人從這段話讀出孔子宅心仁厚，說他允許宰予可以在守孝時例外，只守一年孝。其實這是極大的誤解。孔子趁宰予出去之後，當場當着其他學生的面就這樣評論他：“予之不仁也！”顯然，這個質疑大大的傷害了孔子，所以，才有後來孔子藉機報復宰予，其實如果是春天，春睡是經常發生的事情，要不怎麼會有“春眠不覺曉”呢？現在的中國人不也經常有午睡的習慣嗎？關鍵不在這裡，別人白天打個瞌睡也許沒事，但是宰予就不行，他太好問了，而且所問的問題嚴重地威脅到孔子“六藝”所經營的生意。很顯然，如果開了這樣一個風氣，把孔子守孝三年的習俗壓縮為一年，也就是相當毛澤東“文革”時的“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那個學店將怎樣開下去啊？所以，宰予只是白天打個瞌睡，就會被孔子罵得狗血噴頭：“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孔子給宰予小鞋穿，也是邏輯之中的事情。

類似的情況在《論語》中還有例證，比如，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以想見，孔子見人就推銷他的禮，讓人行三年之孝，其實就是讓自己有生意做。人是經濟的動物，在謀生困難的孔子時代，讓自己顯得重要這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現在可以這樣理解了：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顯然是有人發明陶俑來代替用活人殉葬的周禮，嚴重地降低了祭祀的重要性，祭祀變成一種不夠嚴肅的事情，那麼從事祭祀的幹活的孔子自然會感到自己職業受到了嚴重威脅。

如果孔子真的是像孟子所說的那樣，僅僅因為陶俑像人樣，就感覺到殘忍無情的話，那麼，他為什麼不直接罵用活人殉葬的人，“其無後乎？”要知道不僅周禮中有活人殉葬的傳統與風俗習慣，而且即是在孔子時代也還保留着活人殉葬的風俗習慣，那麼孔子為什麼不直接罵他們呢？可見，孔子是非常贊同用活人殉葬的，因為如此，他的“克己復禮”才會有着落，他的“六藝”生意才會生意興隆，他作為祭祀的主持人，才會受到人們的充分重視。

聯繫到孔子用五條莫須有的言論罪殺害同僚少正卯，接着又藉故“墮三都”，可見孔遠非善類。是一個口言善，身行惡的人。中國人將這樣一個人捧為第一聖人，可見，中國數千年災難不斷的原因所在了。有人用孔子家的馬廄失火的案例說明孔子重視人，問人不問馬。其實即使這個是真的也不能夠證明孔子重視人。因為人的價值不是與馬這樣的牲畜比較出來的，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說的那樣：“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陶行知著《中國人的生命》，載《齋夫自由談》，1932年初版）這才是真正的生命關懷與以人為本的思想。

 對比西哲蘇格拉底為真理獻身，耶穌為贖人類原罪而甘願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們是為人類犧牲的，而孔子卻殺他人之身，以成自己之仁，舍別人之生，以取自己之義，中國豈能不災難不斷？痛苦指數世界第一？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看看我們的第一聖人為後人所作出的榜樣就知道了。

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