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喜大悲的一九七六年 唐山大地震後不久，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去世。大地同悲，舉國哀悼。我寫了一首長詩緬懷這位人民衷心愛戴的好總理。 幾個月後，人民敬重的朱德委員長病逝。 同年9月，毛澤東主席與世長辭。群山低頭致哀，江河奔涌哭泣。億萬人民同悲，舉行各式各樣的吊念活動，伴着“東方紅”和“國際歌”樂曲送別這位領袖和偉人。我和祖蘭都分別寫了長詩，告別“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中國這隻大航船向何處去？在中央，暗流涌動，政治鬥爭異常激烈。善良的八億中國人，翹首望着北京城，盼望正義，盼望着美好的未來。 上天自有安排。毛主席追悼會沒過幾天，在華國峰、葉劍英等領導的精心籌謀下，一舉粉碎了萬惡的王、張、江、姚“四人幫”。那是金秋的十月，歡騰的十月。 這真是大悲大喜的一年，歷史罕見，世界罕有。 次年7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8月，人民擁戴、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復出。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由鄧小平掌舵，改革開放從零開始了計時。科學的春天也即將到來。 科學春天的到來 三中全會後，鄧小平面對文革造成的滿目蒼痍，經濟崩潰、教育下滑，痛心疾首。他力挽狂瀾，召開一系列科教戰線座談會。 〔科技春潮湧動〕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發表後，科學大會的召開，“知識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鄧小平自甘當科教的“後勤部長”，全國群情激奮，熱血沸騰。我們在高原迎來了曙光與春風。這向我們傳遞了一個無比重要的訊息――科技要大上快上，快速發展，急需人才，知識分子有望了，我們有望了！ 我和扎姨媽拼命學習，在平時學習基礎上，有計劃、有系統地再次補充整理了若干本筆記。重要的有生理學、生物化學、病理學等基礎理論以及診斷學基礎、內、外、婦、兒等臨床學科。還撰寫了專業論文徵得母校老師的指教。 記得當時還悄悄傳看一個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觸動很大。 涌動！涌動！科技春潮湧動，熱血也在涌動！ 〔秘密備戰〕 形勢發展比預料的還快，1978年春，中央決定恢復中斷多年的高考，同時有關高校和科技院（所）將招收研究生。 這真是天大的喜訊！可高考不屬於我們，報考研究生又不敢想，能嗎？來得及嗎？縣裡會放嗎？怎麼備考？怎麼考？一系列的問題擺在面前。但“考研”象強大的磁鐵吸引着我們。 機會，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抓住的話，一縱即逝。拼了！人生能有幾次搏！ 方向已定，接下來是商量我和扎姨媽怎麼報考的問題。最難的抉擇是：兩人一起報考研究生；扎姨媽一人報考；我去報考。一天晚上，扎姨媽的小妹明過來，也參與討論了很久，我倆爭論得異常激烈，甚至動情流淚。 扎姨媽的意見是：機會難得要不一起考，同時準備複習，互相促進。要不她不考，保證我一人去考，開山劈路男同志衝勁大，應該有希望。還因為當時年齡有限制，她說這是我惟一機會，不考年齡就超過了，她則還可以等下次機會（我比她大兩歲多）。 我的意見則是：扎姨媽一人去考。理由是備考時間緊，兩人都備考還兼顧工作不容易，她吸收能力強，記憶力強，俄語基礎較好，各科基礎也好，重新複習起來困難小些，考上的幾率大些。我是單位負責人，有些事和看病出診主要由我來應對（這之前和其間都抽我去社教工作隊幾個月）；她如果爭取到回內地的機會，女兒雪娟的戶口隨母，也就隨之解決了兩人的戶口問題；如果她考上先走，我留下，相對困難小些，相反，困難會很大。 最後，扎姨媽拗不過我，“忍痛”同意了。我們的“大政方針”已定。但還不能把“考研”的事外揚，因此她只能秘密地複習備戰，我則暗中協助。 要過報考關也難。扎姨媽綜合考慮全面情況：因我們八年在高原，不是在大醫院工作，不能同內地大醫院的人去拚考“臨床”，但如果完全考基礎，如果沒有考上，對現今臨床工作幫助不太大，最後決定報考橋梁學科，也是扎姨媽感興趣、基礎好的病理學。她認為，即使沒有考上，複習後增長的病理知識對以後鄉下的臨床工作仍然有指導性意義，我同意了她的分析和考慮。至於報考誰的研究生？在中科院血液所病理專家楊簡教授和川醫病理主任陳欽材教授之間猶豫過一小段時間，最後決定報考當時全國知名的病理前輩陳欽材教授的碩士研究生。反正他們誰都不認識，就憑運氣吧！ 根據要求科目積極準備，再就是報名後地方要審批，公社一級沒問題，公社肖華書記和鄉干們很理解，也很支持。難在衛生局，局長擔心考上人走了是個損失，習慣於當官作派，總要給你設卡阻攔。經過再三要求，總算同意報名了，這才鬆了一口氣。 接着，扎姨媽就潛心投入另一種艱苦的複習備考中。其它科目都相對可以自己努力複習，病理學還得益於平時與母校老師聯繫所得指教。就是外語難辦。因為我們倆大學都學的俄語，文革十年，已經忘記得差不多了，而且造成的破壞之大，找這些資料難上加難（直到考試時，連一本字典都沒有找到！）。硬着頭皮向川醫外文教研室周維新教授求助，得到他熱情幫助，寄來了他各處盡力收集到報刊雜誌上的俄文資料（他抱歉說差不多都失散了）；我姐姐和扎姨媽的弟弟也分別寄來了儘可能找得到的資料，記得其中有一本俄語課本起了很大作用。那段時間，扎姨媽複習準備常到深夜，連去縣裡開先代會也是抱着書去的，晚上開夜車到半夜三點，白天帶雙耳朵參加會議，做到兩不誤。我則幫她把她複習中隨機劃出的各種總結性線條圖和表格，邊整理邊謄抄在好的筆記本上，以利於她進一步複習，同時兼顧看病、家務和對外各種事宜。 〔考場設在道孚〕 全國在文革後第一次招考研究生，可是個大事，組織得也好。考卷直接密封送至道孚設的考場。當時，參考的人除了扎姨媽外，尚有原重醫畢業的陳清聖、陳曼川夫婦、川醫畢業的賈文祥，共考兩天半，五科。我在場下為扎姨媽鼓勁加油，弄好吃的保障營養。肖華一家大力支持。 有點象舊時考科舉，縣城機關的很多人都關心着、議論着。這在道孚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每考完一科我都非常關注，而且感到滿意。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從家庭角度來講，又何嘗不是考前途、考戶口呢？ 1978年6月27日，扎姨媽得到通知，已通過預選，並註明了在成都川醫複試（有筆試和面試）的時間。我們高興極了，進一步仔細考慮緊接着的複試問題。當日，我思緒萬千，心已飛回母校，寫詩遙祝扎姨媽：熱血滾滾書紅卷，一路歡欣凱歌還！ 扎姨媽回母校參加複試後，在成都已大致知道結果。她便回道孚進一步等待最後通知。 1978年9月，扎姨媽被錄取為四川醫學院七八級病理碩士研究生，導師為陳欽材教授，學制三年。她為我們小家爭得了“頭彩”。 這是我們家歷史性的重要轉折。 當然，後來離別時的依依不捨也是真實感人的。各卡的鄉干和老鄉都以矛盾心情述說他們的留戀：象自己的兒女，再捨不得也要讓他們走。紛紛在送別時帶來各種土特產，令扎姨媽感動萬分。 〔機遇喜降我頭上〕 1978年真是難忘的一年。正當扎姨媽去成都參加研究生複試回來等待最後通知期間，有一天我從各卡去道孚辦事，突然從四川日報上見到一條消息。那就是川醫要舉辦醫68-71級大學畢業生進修班，即將招考。報紙是一周前的，因到達道孚要3-4天，現距報名考試約只有五天時間了。我是醫68級的，有報名資格，但來不及與誰商量（扎姨媽在各卡，當時通訊很不便）。我拿着報紙，立即去找到縣衛生局長鍾銀鳳，要求開介紹信讓我去成都考試。她說：“我們沒有接到通知，也沒見文件。”我把報紙給她看了，她仍不同意。我說：“這樣，請您打電話問川醫，看是否有此事？他們是否同意我考試？電話費我付。”最後，她不得不打電話詢問。結果，川醫招生辦講“是有此事，扎姨父我們認識，是我們學校原68級畢業的，我們同意他報考，讓他出來，我們給他辦好准考證。”就這樣，上天讓我幸運地看到了報紙，我則立即抓住機遇，爭取到了報考的機會。 後來我們回校後進一步得知一些詳情。解答了為何川醫對鍾銀鳳局長的電話詢問回答得如此爽快。川醫經管此事的董祖德老師告訴我們，我倆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的進取精神在川醫已經引起震動，當時的系黨總支書記許鴻魁曾在幹部會上表揚了我們倆。說川醫68級的大學生分配都差，求生存並能基本過得去已經不易，還有這樣強烈的進取精神就太難得了！還要求大家以我們為榜樣。這是對我們求學熱誠的極大鼓勵。 三天后，即9月23日，我趕到了成都，報了名，領了准考證。通知要把八科的內容綜合成兩次，四科基礎，四科臨床，各考半天。我在路上以及到成都考前兩天抓緊複習，實際上已經來不及，全靠平時的學習和積累再加運氣。其實能得到報考機會已經是奇蹟了！冥冥之中我也和扎姨媽一樣，夢到回母校，我還激情地寫了詩。 考試那天早晨，報考人員集中在川醫第八教學樓前，天哪！黑壓壓一大片人，四個年級共有近四百人報考，只收40名，約1/10。我見到不少原我們年級和同班的同學，既興奮又不免緊張。我盡力鎮靜下來用心答好每道題。幾天后，張榜公布分數及錄取名單。 張榜那天，正好是扎姨媽考上研究生辦完了一切手續，從道孚趕來成都，抵達川醫同一天。我因不敢看榜，就先去車站接扎姨媽，是翁筠麗、陸湘德、徐承雯幫我去看榜的。他們看完榜又趕到車站和我一起接扎姨媽，讓我們倆同時知道了這個大喜訊，他們向我倆道賀。我後來去看了榜。我考 76分（百分制），排第27號，與我同分數的共7人（第21-27號）。原定收40名，後因最後3名分數一樣，故特加收2人，共42人。未上榜的成績前30名，收為一般進修生，經費自己單位出，與我們性質不一樣。結果，就在張榜那天下午，扎姨媽到達成都，真是天助我倆，“雙喜臨門”。實現了“有朝一日同歸校，再拜師長解疑難”的願望。 兩夫婦一個考上研究生，一個考上進修班，同時回母校學習，在我們年級350名同學中，僅我和扎姨媽一對。在年級引起轟動，無人不知，紛紛向我倆表示祝賀。我們大學原班共考上進修班3名，我、吳定諼和賀啟臣。扎姨媽原班也考取3人，龔自力，鄧隆銀和羅環銑。全年級考上78級研究生的5名是：扎姨媽（病理）、趙連三（傳染）、喻唯民（兒科）、曾蔚越（婦產科）、羅祖明（神經內科）。 在我和扎姨媽分別到成都備考的日子裡，劉遐齡一家給我們極大的關懷和鼓勵。提供吃住，讓我們靜心備考，周到細緻，實在令人感動，終身不忘。 進修學習一年半 入校後，與扎姨媽一起，各自都住在川醫新修的一棟研究生樓里。這才知道，招收進修班是全國性統一行動，經費全由國家出，旨在讓四個年級有因文革受影響而得以彌補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急需人才，希望通過招考，以便擇優而用。後來事實證明就是如此，而且以後再沒舉辦過類似的進修班。 〔強化基礎訓練〕 我們前半年進修學習基礎理論，主要是加強分子生物學、免疫學、診斷學基礎及在過去基礎上新發展的理論、新技術、新方法等。如最時髦的核酸理論與實踐，又如免疫學。記得講免疫專題開課時連在校的老師醫生們也十分感興趣，一個大教室還坐不下，搶座位比在百貨公司搶購東西的場面還火爆，只好轉移地點。可見文革後，群眾學習的熱情之高。還有臨床的不少專題，加強了診斷學的現代手段如心電圖床旁監測、B超、超聲心動圖等。 〔進入臨床〕 隨後一年是到臨床相關科室，我同另幾人到內科的呼吸專科。主要帶我的是當時任主治醫師的殷大奎，他是肺科專家，特別專長於血氣分析。這個技術在掌握分析重危病人情況，及時調整治療方案上很有用。由於他的建樹，以後升至教授、副校長、省衛生廳長、衛生部副部長，現為中國醫師協會會長，衛生部首席臨床醫學專家。他帶我細緻，啟發式，比較放手。如有一次一個女病人突發急性氣胸，殷老師帶我去床旁，囑咐我作手術以減壓，病人見不是他作，便不高興。可殷老師說：“你放心，張醫生做得比我好。”（當然是寬慰病人的話），不過我很快就成功地做好了。殷老師還常當着實習生和其他醫生的面誇我的病歷寫得好，條理清楚，重點突出，分析合理。我知道這些都是鼓勵，但也增強了在高原呆了八年的我的信心。鼓勵和培養比什麼都重要。 以後的學習，又經常與當時任住院總的魏松全醫師在一起。由於他24小時均在病房，使我學習到了一般危重病人的搶救手段，逐漸掌握了要領和規律，熟悉了規範程序及相關用藥。後來，我可以單獨執行重危病人的搶救任務。有一次我倆值夜班，他太累了，後半夜讓他去睡，我值。不巧，先後出現三個病人病危，另一個新送來的農藥“樂果”中毒。我同下級醫生立即投入搶救，並叫護士去叫魏老師。魏醫生一看，我所施手段非常及時、正確，且同時進行四個病人的搶救，不禁伸出大拇指說“高材生！高材生！”，我說：“是你們帶教有方！”後來給我單獨排班值夜門診的急診班。他們放心，可我不敢掉以輕心。太重或拿不穩的還習慣於叫上級醫師。 這期間，還有機會經常接觸請教學生時代就崇拜的王曾禮老師。他學識淵博，條理清晰，重點突出，查房時幾句話就概括出病情特點。他腦子裡猶如有字典一樣，診斷和鑑別診斷要點十分清晰，聽他查房分析，就像吃一頓大餐那樣過癮享受。一段時間，他又給我們講一次大課。另一位馮子玉老師則擅長綜述，常在上午11-12點或下午舉行，差不多每周一次。 我還輪到結核科一段時間，那是我當實習生時熟悉的地方。陳文彬教授已有很高知名度，在他手下，通過閱讀X－光胸片，結核的個體化治療，肺結核的聯合用藥技巧等都得到很大提高。 這裡的老師們簡直是精英薈萃，人才輩出，我落進福窩了。 同我一起在呼吸內科的還有進修班蔣世勛和周鳳珏。我同蔣相處甚好，互相切磋，彼此幫忙，相得益彰。至今我們兩家都是好朋友。 真是山不轉水轉，我在呼吸內科期間，原大學同班的呂邦元也來進修呼吸，以前我倆常通信。一見面十分高興，他見我在進修中如魚得水，十分羨慕我考入了進修班。我將有關學習資料和筆記借給他，彼此交流，他萬分感激。後來扎姨媽班上的劉可新也來短期進修，我們討論交流，也給了我認識熟悉祖蘭班同學的機會。 我重點進修呼吸內科，同時也去心血管內科、消化內科作短期學習（沒有去外科、婦產科和兒科），擴大了視野，積累了經驗。 我在進修班，扎姨媽讀研究生，我倆住在同一棟樓。那屆研究生共有48人，女生10人。她們宿舍有北醫考來的李耀麗（耳鼻喉科），川醫考進的喻唯民（兒科）。隔壁還有張美瑜（兒科，與祖蘭成好友），陳曼川（消化內科，與祖蘭一同從道孚考出來）是我也認識的。畢業後扎姨媽的研究生同學吳紫莉分到廣東珠海，也有交往。而她研究生同學彭紅琪羅照田夫婦，輾轉多年後現在定居美國的地點居然與我們女兒相鄰，今年我們兩次互相走動看望，十分親切。 回過頭又說當年。好多時間，我打了飯都端在扎姨媽她們屋去吃，彼此很熟，後來同李、喻她們的丈夫也熟起來。三年後畢業時，喻唯民照顧夫妻關係，分到北京；李耀麗留校，再後來與我家搬到同一棟宿舍住上下樓。今年，我們去美國，還同已移民去美的陳清聖、陳曼川夫婦和李耀麗、趙奎金夫婦通了電話。 扎姨媽和我能得到如此寶貴的進一步深造機會，都十分珍惜。對當時不少同學感到不適應的住宿、飲食、學習條件等，我倆都認為不是問題，很滿足。只管象海綿吸水一樣，如饑似渴地學習。尤其扎姨媽，她得從俄語改英語，俄語當第二外語，還有研究生的那些多而深的課程，按她導師的要求，她同時還要兼顧學習病理技術。這是又一種辛勞，是腦力勞動的鍛煉和智能開發。我們都竭盡全力，力圖將損失的時間補回來。大，為國為民，小，為家，為女兒爭得更美好的前途。 各方的親人們全力支持我倆，使我和扎姨媽能安心學習。女兒雪娟則在解放碑新華路小學讀書，這樣，我們一家三口都是學生了，真有點萬般皆無味，唯有讀書香啊！ 我進修的一年半過得真快，臨近結束，又是一陣子議論，別有一番風味。 〔結業後的走向〕 學校對我們這批人寄予厚望，故很重視。學校領導多次接見，並向省有關部門反映，爭取我們留校。原基礎部主任吳家紋，還專門向省委組織部、高教廳等強烈要求，全部將我們留校。但那時，省里尚不夠開放，改革步伐尚未邁開，推說沒有指標，沒能應允。 這時，在我們42人中，有的人有一定“後台”，紛紛通過各種關係、渠道給學校“打招呼”，希望留校。而學校根據學習課程、臨床進修中的表現、能力，參考下面推薦，擬將我、蔣世勛、徐永華、黃頌敏四人留校。這與前述的人有很大出入，都留又無名額。於是，學校宣布：全部回原單位。就這樣，一個也沒能留下。學校感嘆：可惜！吳家紋主任說：“人微言輕，我無能為力了！” 回到道孚，衛生局調整我去格西醫院負責，那裡有四人。1980年5月，我到格西醫院上任。原各卡許多老鄉仍來格西找我看病。 不過，我心裡已有數了，遲早會調回內地。扎姨媽在川醫研究生畢業還有一年半，若能留校，將有利於調我出去。所以回道孚後，我心情一直不錯，別人這時也把我當“飛鴿牌”了。為了今後適應出去工作，我一點沒放鬆學習，主動提出給他們講課，間日一次，每次2小時，他們高興極了。 〔別了，甘孜州〕 1980年12月，四川醫學院向道孚縣和我本人發出正式商調函。 我收到商調函當天即去道孚相關的部門辦手續，並不順利。幾乎沒有一處是主動給我辦的，都要我低聲下氣要求或據理力爭才能一關一關過。我先後找了衛生局長，縣委主管副書記，磨破嘴皮子，他們看是留不住我，這才總算放了。我用一天時間一處處蓋章，如縣文委、衛生局、縣委辦公室、糧食局、公安局等，最後給我開出了去川醫的介紹信。 當好友和單位同事們聽說我要調走，再三挽留，有的說：“無論如何也要招待一下，給你餞行。”我說：“謝謝你們，後會有期。”我去幾家最好的朋友家道了別。 第二天，我就輕裝簡行，離開了道孚，主要是想回母校的心情太迫切了。我何嘗又不想多待幾天呢，那畢竟是我工作了近9年的地方啊！在那裡有我們服務過的眾多鄉親，有那麼多我們的好朋友！我有着無限的留戀之情。 別了，道孚縣！別了，甘孜州！ 離開道孚，過康定，第二天到達雅安時，廣播裡一則消息令我吃驚不小：道孚縣發生了地震！雖然不像爐霍縣地震那麼嚴重，我不敢回想和聯想，假如我不及時離開……，假如沒走必須立即參加救護…..，我還能走嗎？看來每一步都有上天的安排，我也相信道孚人能夠很快走出困境。 回到川醫報到時才知道，如果再過幾天，超過當年時間，則調動指標作廢，好懸！也因此，原擬定留校的四人中，只有我和黃頌敏按時調回了川醫。蔣世勛和徐永華就因為回校超過了1980年，沒能回到川醫。蔣後來去了成都鐵路衛校，幾年後當了該校校長、黨委書記；徐去了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當骨科醫生，幾年後當了該科主任。我幸運地成了我們醫68級350多名同學中第一個回母校工作的人。我回母校川醫，又幹什麼呢？那就是下一部分要告訴你的。 （第五部分《青春獻給雪域高原》完。 2008年12月17日日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