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先生在張大千去世之後，寫了本《梅丘生死摩耶夢》，把張大千的前前後後，里里外外很概略地數了一遍。張大千，世界級的大藝術家，有本事，要怎麼誇他呢？這麼說吧：他就是二十世紀東方書畫藝術的象徵。（我再也想不出來更好的詞兒了）

高陽的書中關於張大千的資料大部分取材於1968年台灣出版的《張大千的世界》（作者謝家孝），如果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看，您就能明白了什麼叫“立場觀點的不同，導致了結論的不同。”謝家孝的寫法當然屬於正統的樹碑立傳，他把一位震爍古今名滿天下揮灑自如的傳奇大師呈現在我們面前。但是，同樣是素材到了高陽的筆下，先是旁徵博引細數源流，再經過一番信馬由韁由此及彼的發揮，讓人細讀之下不由得產生這樣的觀感：張大千這人實在不咋地。按理說，咱們這些經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戰鬥洗禮的，玩這個是強項啊，怎麼沒早一點發掘到這個題材呢。

比如說到張大千的出家當和尚，謝某的版本裡說到那是因為張大千為情所困，淡出紅塵。到了高陽那裡分析的結果，張大千是少有大志，一心要名垂青史，出家不過是取得一個證書罷了（就好像李白有正式的道士資格證一樣）。而且，張大千在出家的那三個月裡，居然悟到了一條得享大名的必由之路。高陽為了解釋這個必由之路，還拿出了袁枚來說事兒（在高陽的其它作品裡猶可見到他對袁子才的不屑）。簡單說來，這個能青史留名的方法首先要有布衣傲王侯的那個勁兒，就是中國文人特別推崇的所謂名士派頭，指點江山啊，激揚文字啊，等等等等。第二點，有了這個傲勁兒，不是讓你真傲，得分個時間地點場合人物。。。。。。不能往槍口上撞，而且上邊一定要有人。第三點，要走出去，要多交流，有了曝光率才會有人氣，那種信奉面壁十年得功夫的，沒戲。第四點，這個廣交天下不能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有吃有喝，有玩有樂，而且要吃出水平、喝出文化，玩的開心，樂得放心，也就是內容與形式都要達到一定的高度。最後一點，要有貨：真金白銀是貨，水墨丹青是貨，詩詞歌賦也是貨，總之，是先有廣度，再搞深度。

大家仔細回味回味這幾條，再參考這幾條對照一下如今的文學界，藝術界，當下“火”的很多，有名的（我指的是起碼能持續一段時間的）就難了。如果有志於投身文藝界的從一開始就按照上面說的那幾條來運作，成功率一定會提高。話又說回來了，照高陽這麼一寫，張大千從小到大這麼一步步走來，都是有“術”的，這就把我們以前概念中的什麼醉心藝術，投身藝術，為藝術獻身之類的大藝術家形象，扭曲了。

大千先生功成名就之後，八卦消息自然會如影隨形，有個說法是這樣的：張大千的徒弟多，女徒弟尤其多，傳說里其中有個徒弟是這麼招進門下的。大千先生常對人講，他的廚藝遠高於他的畫藝，俺們聽了就只當是張老開玩笑呢。事實上，外邊流傳的以張大千命名的菜品確實不少，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查證一下。張家有道菜叫肝膏，大約是把豬肝怎麼處理之後，蒸出來的。有人吃過之後，就向張老請教如何做法，張老就交待了先如何如何，後如何如何。有位太太學過之後，幾經實踐，小有心得，然後回請大千先生，特別做了這個肝膏請張老品評一下。張老吃過了，說是味道還對，就是賣相稍差。比較一下呢，張家的肝膏看起來平滑光潤，而這位太太做出來的肝膏就沒這個效果。這是怎麼回事呢？

“想知道嗎？要想知道怎麼回事，你得拜師，哈哈。”張老笑呵呵地如是說。

拜就拜！當年袁子才為了一口豆腐還跟人家作揖呢，我這算什麼啊。

就這樣，張大千又收了個女徒弟。收徒之後，當然就要把絕活亮出來嘛。原來，肝膏在蒸鍋里的時候，鍋蓋上的冷凝水會落到肝膏的表面，就是這個原因才造成了所謂的賣相不佳。怎麼辦呢？

在肝膏的上面繃塊紗布，讓冷凝水落到紗布上，再流到旁邊去就OK啦。SEE，會者不難嘛。這個師傅拜得值不值？（注）

剛才說的是“食”，接着再來個“色”。

張大師好色，這也不是什麼藏着掖着的事情。其實，小張早年時候挺純情的，因為他的初戀姻緣沒成，於是一跺腳出家當了和尚，“大千”這個名字就是那時候得到的。他當了三個月和尚之後，不知怎麼就想通了，明白了“做出家的在家人，無如做在家的出家人”，於是還俗，該幹嘛幹嘛。張老去世之後，國府都專門有褒獎令，而且是以總統的名義。褒獎令的最後一句是“用昭文節”，這個“文節”很有以前那個諡法的意味。那麼，大千先生自己的遺囑都有什麼呢？我們當然不會關心那裡邊會不會有“繼承先總統蔣公遺志，光復大陸。。。。。。”之類的，大家對名人的遺囑最為關注的就是怎麼分遺產。古今中外，皆然。

張大千的遺囑是1979年在幾個老朋友的公證之下立的，其中關於財產的部分是將財產分16份，妻子徐雯波（原名徐鴻賓，大千先生長女的同班同學。沒錯，是同班同學，標準的嫩草）一份，14名子女每人一份，最後那一份是給“姬人”楊宛君。搞八卦的要是看到這裡，那個職業敏感性就會告訴你，這裡邊有料。簡單說來，古人到了一定級別之後，有好多稱自己的老婆的說法，什麼淑人，恭人，室人（就是屋裡的）。姬人這個稱呼，原是指歌姬，唐孟棨《本事詩·事感》：“白尚書（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後來逐漸逐漸就把長守在身邊的有些才藝的女人叫做姬人，有的呢是側室，有的呢連側室的名分都沒有。楊宛君是張大千記錄在案的三太太，由於後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都規定，要實行一夫一妻制，所以在遺囑之類的法律文件上對原來側室的表述就只能多種多樣了。

楊宛君以前在北平是唱大鼓的，這樣說來算是個姬人了。大鼓書的流派很多，我還沒查到楊宛君是唱哪一路的。1935年，張大千看上了楊宛君，兩人就好上了。關於這段姻緣，有人說張大千是為了排遣旅中寂寞，有人說是為了紅袖添香，清音悅耳。其實，最靠譜的說法是張大千納了楊宛君，只是因為楊宛君的那雙手。為什麼呢？畫國畫的都知道：“畫樹，難畫柳；畫獸，難畫走；畫人------難畫手！”仔細想想，這裡邊都是有個動感的意境，很難表現的。楊宛君有一副好手，至於她的手是青蔥還是玉筍，俺們誰也沒見過，就說不上來了。無獨有偶，西洋畫裡邊手的作用同樣很顯著，看看那個蒙娜麗莎就知道了。由此可見，張大千的好色絕非好單純的“色”，多少還是有些“藝”的成分的。楊宛君後來跟隨張大千到敦煌，算是共過一段艱苦，大概是因為這個，張大千在遺囑里還能提到這位姬人。

說到張大千和敦煌的關係，這又能寫一大篇的。往好了說的是：張大千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藝術，他自己在敦煌也完成了一個蛻變的過程，升華了，真的與先賢們相通了；不好的說法是：張大千為了一己之私，毀了多少多少壁畫。而且，在抗戰那麼艱苦的階段，耗費大量金錢來支撐他的巨大的排場。很多地方都說是張大千在敦煌“花了”500條黃金（那就是5000兩），而謝家孝的記載是：張大千自述“負債”500條黃金。這個區別可太大了。您要是向銀行借了5兩金子，您得聽銀行的；您要借了5000兩，那銀行就得聽您的。問題是，我怎麼就借不出5000兩呢？這又得回到前面說的，要有“術”，就是咱們現在說的忽悠。現在如果有人還能忽悠出錢來跑哪個山溝里搞什麼創作的話，絕對是有“術”的。

張大千去世二十多年之後，還有關於他的八卦冒出來，而且這個八卦傳播的級別還相當高呢。有個電視劇《台北故宮》是講當年國民黨怎麼把故宮文物運到台灣，以及後來如何修建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這裡邊提到了張大千。1949年12月9日，成都解放前夕，張大千要搭乘飛機從新津離開成都。你們猜猜那趟飛機的乘客都是誰？有閻錫山，朱家驊，陳立夫，賈景德，杭立武。原本是沒有張大千的座位的，張大千當時和教育部長兼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杭立武情商，希望帶着自己的78件珍藏上飛機。因為飛機已經嚴重超載，杭立武丟掉了自己的三件行李來給張老騰重量，後來才知道他那行李中有兩條黃魚（二十兩黃金吶）。杭立武這麼做的條件是要求張大千將來把這78件收藏捐獻給故宮博物院，而且當時還簽字畫押的。這個情節由杭立武的兒子對着鏡頭說出來，確實有幾分傳奇。而在《張大千的世界》裡敘述的是：張大千是通過張群的關係，帶着太太和小女兒以及少量行李上了飛機，這個太太不是原配，也不是楊宛君，而是最年輕的徐雯波。張大千的回憶里當時飛機上有孫震（德操），嚴嘯虎和王陵基（方舟）的家眷。這兩個說法南轅北轍，我猜杭家的說法是為了把張大千向故宮博物院捐贈文物的功勞攬到杭立武的身上。

說到張大千捐贈文物，就要說到張大千回台灣定居。49年張大千撤到台灣之後，沒待幾天就去了印度，在大吉嶺住了一年多。隨即舉家移民到了阿根廷，一行的聲勢那是相當的浩蕩，為了安頓這些人張大千還專門起了座樓叫“呢燕樓”。可是在阿根廷待了一年之後，他們又移民巴西了，接着在那裡大興土木，又搞了個“八德園”。1969年，老張北遷到了美國加州，一如既往自造園林，這次他從海邊搬了一塊五噸重的大石頭立在院子裡，還給這塊石頭起名叫“梅丘”。1976年，經過了二十多年在世界各地的漂泊，張大千從加州回台灣定居。這時候的台灣，經過了二十多年台灣人民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的建設，社會穩定，經濟富足。張大千回台灣還專門帶着那塊五噸重的“梅丘”，號稱是又花了上千美金呢。有人說您一開口就談錢，俗了，那我就文人和石頭的關係，說幾句雅的。

中國文人對石頭這個貫徹千年的情節，舉世無雙，一般很難入門，一旦入門就出不來。文學界關於石頭的巔峰之作那就是《石頭記》了，到了書畫界更了不得，如果哪位沒畫過石頭就像西方的畫家沒畫過石膏像一樣，不可想象的。更有甚者（又一個更啊），有人考察了一下，大畫家的名字裡帶“石”的和與石頭有關的字特別多。大家在什麼蘇州園林或者御花園，頤和園這類地方，都見過太湖石，上邊坑坑窪窪，歪七扭八，又是窟窿又是眼的，俗人覺得這很醜。可是到了文人眼裡，這叫“瘦皺漏透”，意味無窮的。您要體會不出來，那就算了。

張大千把“梅丘”立在他最後的園子---摩耶精舍。我原以為能入得大師法眼的“梅丘”該是怎樣的奇石啊，一看照片，大失所望，根本沒什麼“瘦皺漏透”嘛。後來才知道，這塊石頭像台灣地圖！明白了吧，張大師想得遠啊。

五十年代的台灣，風雨飄搖，時刻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中，那時候張大千是在國外；六十年代的台灣，經濟開始起步，上上下下都在苦幹，建設復興基地，那時候張大千是在國外；七十年代的台灣，可以說是躋身現代化的行列了，這時候張大千也回來了。類似的，林語堂在美國過了半輩子，最後來個葉落歸根。楊大師，在美國獲得了名譽地位等等等等，正經八百的美國人，老了老了到北京去定居。很現實嗎？很現實。

其實，張大千還有個更現實的考慮，他不願意身後寂寞，他要帶着“五百年來一大千”這個桂冠世代享受人間香火。於是，他搞了個以“國花”為題以“國土”為形的“奇石”，他非常清楚這個社會喜歡什麼，或者說什麼東西最能滿足這個社會的虛榮心。他要把摩耶精舍歸納到政府管理下的文化遺產類項目，於是就有了向博物院捐贈文物的事情。以前他作假畫，可以算是一種技巧層面的“欺世”，待到後來他長眠在“梅丘”之下，他能讓海峽兩岸都對他頂禮膜拜，趨之若鶩，這個層面上的“欺世”，張大千是個成功者！

註：據謝家孝的記錄，這位太太是張佛千家的，其實並未拜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