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名人”焦国标公开致信马英九和石原慎太郎，妄言支持石原购买钓鱼岛，“实现该岛早日日本国有化”，鼓动日本“发起募捐购买北京的中南海，将其日本国有化”，甚至抛出“谁能灭亡了中国，谁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和大恩人”，“钓鱼岛宁可给了东京，也不能给北京”等骇人听闻的公开言论。

焦的言行令14亿中华儿女义愤填膺。除去在感情和道德上的谴责，我们不妨理性的看待焦的行为——一个正常人（非精神病患者）公开发布上述言论并邮寄公开信什么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客观的说，焦的行为已经越过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底线，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若是在战时,焦的言行几乎够上资敌罪的犯罪预备了。

当然，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一旦焦国标被警方刑拘，个别人，以及西方社会那些整日找中国麻烦的人，会迅速借此批评中国政府搞“文字狱”、限制“言论自由”等。

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什么是犯罪的，这在中国民间是不难作出大致把握的。一些人制造“因言获罪”的帽子，给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贴“侵犯人权”的标签，但这样的价值观注定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流行，而无法成为大众的。

中国刑法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规定是清楚的。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类似的罪名在很多现代国家都存在，它与保护言论自由不矛盾。比如《美国法典》第115章第2383条、2385条就有相关规定，美国上世纪先后审理了多起在征兵、服役、美国出兵等问题上煽动与美国政府对抗的案件。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言论的自由空间迅速拓宽。一些人宣扬言论自由的无边界性，宣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合法化，这在表面看很唬人，其实它在恶意引导社会对言论自由的非理性认识，这样做对中国尚在发展中、相对脆弱的舆论环境是极不负责任的，完全是破坏性的。

尽管对言论自由的边界，全世界都有争论，但煽动颠覆政权，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被鼓励。一旦这样的煽动给社会带来实际危害，将它定为犯罪，惩处煽动者就是这个国家司法机关对人民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