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問題

—-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二

感謝許多讀者瀏覽了我的《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一文，有朋友更是對其中的內容提出疑問，現將問與答的內容整理後，以《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問題——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二》為題發表於下。

問：按你在《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上的觀點，經濟危機發生購買力下降，主要不是因為貨幣的數量減少，而是貨幣的流通速度大幅減慢，才導致供過於求，收入減少。但另方面你又說，售出商品所得的每1分錢收入，就是1分錢真貨幣，由此可見，貨幣的總存量就是收入的總存量，既然經濟危機發生時，貨幣的存量不變甚至有所增加，人們手頭上收入的存量也應該不變或有所增加，這與你說的貨幣流速減慢收入減少不是相矛盾嗎？危機發生時大家都沒錢用，那麼數量基本沒變的貨幣和收入，又到哪去了呢？你的理論與現實明顯不符，還是貨幣數量減少了的觀點更合實際。

答：這是一道很深的難題，因此我希望能解這道難題，而且能深入淺出把難題解得明明白白。讀者要理解這道難題的解，也要花多一點精力。當然，你也可以批判我的觀點，自己去解這道難題，大家一齊交流意見。我的最初回復是，你把市場上流動着的貨幣和流動着的收入混為一談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問：不是說售出商品所得的每1分錢收入，就是1分錢真貨幣，它不可自我創造出更多來，那它們有什麼不同呢？

答：打個比方，貨幣就象在空間到處穿梭運行的貨車，而收入好比車上裝的貨物。車子還是那些車子，在反覆穿梭中始終存在，但車上的貨物則不斷變換，裝了又卸，卸了又裝。當你（或企業）售出一種商品，得到比如是50元貨幣，這50元貨幣載着你的這一次收入，也就是你售也商品的價值，可以到市場的任何地方，購買50元的商品。此後，你的這一次收入消失了，不存在了，但那50元貨幣仍在流通，它卸下你那次收入的“舊貨”，裝上你買入商品的價值的“新貨”，轉為賣者所有，成為他的一次收入而流通。收入都是一次性的“貨物”，貨幣是反覆使用的“運載工具”，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但一輛貨車在運行中不會變為兩輛或更多貨車，變出更多的貨幣，它可以反覆多次運載收入，但其中的每一次，都不能變出多倍的收入，商業銀行不能創造貨幣。

問：但你仍然沒有解釋清楚，既然貨幣的存量不變，它承載着的收入也沒變，為什麼大家都沒錢用？

答：你必須將以下四項內容區分清楚：

收入的存量  市場上舊收入以一定速度去購買而消失決定獲得新收入的速度

貨幣的存量  市場上貨幣以一定速度通過與商品的交易決定貨幣的流通速度

貨幣的存量承載着收入的存量，承載着收入以一定的速度去購買商品，並決定舊收入消失與新收入獲得的速度，這是四個完全不同的內容。收入用一次就沒有了，企業必須不停地生產商品，出售商品，才能不斷地獲得新的收入。一旦貨幣流動減慢，商品出售減慢，有的賣不出去，單位時間企業或其成員獲得收入的流量就會減少。例如某人本來每個月有6000元的新的收入，這是月收入流量，現在月收入只有3000元，如果大家都如此，錢都不夠用，感覺上好象市場上錢的總數減少了，其實是誤把收入的單位時間流量減少當作是貨幣的數量減少，誤把獲得新收入的流量不足，當作部分貨幣存量的消失。

問：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原因，不就是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過多或不足嗎？與貨幣流通速度有何關係呢？

問：一個市場經濟體中，設單位時間產出商品的速率為D／T（D、商品數量，T、單位時間），商品平均價格為P，貨幣平均單位時間與商品交換的速度為N／T（N、貨幣與商品交換的次數），貨幣的數量為M 。供求平衡時，單位時間貨幣與商品交換的價值量MN／T與單位時間產出商品的價值量PD／T相等，物價穩定。經濟繁榮時，購買力旺盛，MN／T常超越PD／T，供不應求，物價上漲，貨幣當局通常實行緊的賃幣政策，因此貨幣數量為M應是穩定或下降的，物價上漲應不是貨幣數量M過大，而是人們獲得收入後比過去更快就用於投資或消費，使貨幣平均單位時間與商品交換的次數N增多，即N／T加快，使MN／T超越PD／T，物價上漲。而物價越上漲，人們急着購買的速度就越快，貨幣流通的速度越快，這就是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時的情況剛好相反，通貨緊縮的直接原因，主要是貨幣流通的速度減慢，而不是貨幣寬鬆政策下貨幣數量反而減少。

貨幣流通速度為什麼會慢下來呢？

答：貨幣數量是一個存量，它所承載的收入，也是一個存量。只有當這個收入存量以一定速度用起來，去購買，貨幣才有一定的流通速度；全體居民的舊的收入存量以怎樣的速度去購買，以怎樣的速度消失，決定了新的收入以怎樣的速度產生，單位時間獲得新收入的流量。因此貨幣流通速度減慢，錢不夠用的問題，應歸結為人們為什麼會減慢用現有的收入存量進行購買的問題。

問：如果收入存量的數值一直沒太大變化，人們為什麼不按原速去購買呢？這說不過去。而更現實的是，經濟蕭條的時候，大家都不來錢，不是因為沒錢才少購買的嗎？

答：到底是人們用錢的速度減慢了，導致人們的收入減少不夠錢用，還是人們不夠錢用，導致人們用錢的速度減慢，很象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向題，其實不然。社會上貨幣的存量及其承載的收入存量基本不變，不等於每個人手中持有的貨幣或收入也基本不變。在經濟蕭條爆發的前後，有的人失業了，有的人工資少了，絕大多數民眾手中的收入，在必要支付而流走的同時，新的收入又大幅減少，手中的貨幣會越來越少，只有勒緊褲帶。在經濟衰退時，富人們獲得收入的流量很可能也在減少，因此也會減少投資、節制消費。大家用錢都在減少，只不過絕大多數人獲得收入的速度比支出的減慢還要更慢，手中的貨幣及收入少了，只有極少數人獲得收入仍多於其支出，錢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大多數最需要錢消費的人沒錢了，而有錢本應去投資的少數富人，在經濟不景氣時因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而減少投資，貨幣流通減慢，導致收入在存量基本不變情況下的流量減少。這就出現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大部分民眾或債台高築、或持幣量減少，另方面銀行儲蓄大幅增加，無論你怎樣鼓動人們貸款去投資和消費，銀行的錢就是貸不出去，消費與投資同時萎縮，貨幣流通速度在減慢，這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

問：這裡出現一個循環論證：經濟不景→富人減少投資→民眾失業增加收入減少→消費與投資同時萎縮→貨幣流通減慢→經濟不景。經濟常常是在非常繁榮之時突然出現這種惡性循環,它從那個環節開始？原因是什麼呢？你沒有說明其發生的真正原因。

答：你說得太好。這裡有抽絲剝繭的絲頭，從此我們跳過貨幣循環流動的議題，進到經濟是否均衡這個更深層次的議題，然後我們回頭再去認識貨幣循環流動中出現的問題。經濟均衡與否，是貨幣循環流動過程中出狀況的根本原因，但你不能用調整貨幣流動狀態的辦法，去解決經濟結構已經嚴重失衡的問題，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常出錯的主要原因。現在中國很多人都無錢消費，且債務纏身，但另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又顯示，目前中國各銀行內的儲蓄量（如前所述並非都是貨幣）猛增，窮人和富人都謹慎消費，富人又不投資，無法用於消費和投資的錢都往銀行里放，銀行里的錢又貸不出去推動消費和投資，說明銀行系統作為軟性的貨幣流通加速器，減息減存准，都無力加速使已經慢下來的貨幣流通回復正常，真正的原因，是經濟結構已嚴重失衡，這就是要找的“絲頭”。

問：能解釋清楚經濟結構失衡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無法逆轉地下降的實際過程嗎？

答：我們先從一個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不大的經濟結構失衡說起，通過對比，能深刻地理解另一個從根本上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結構失衡。人們根據自己的收入與市場上各種商品的效用進行衡量，去確定個人的需求結構和購買行為，以有限的收入去獲取最大的滿足，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消費者均衡。千千萬萬個人，就有千千萬萬種實現這種均衡的購買結構。而全社會個人的這種結構的總合，又構成社會在當前有限生產力約束下，實現效用最大化、獲最大滿足的需求結構。這個最終消費結構，是一個橫向的結構，它決定了資金貨幣流向、勞動力配置、產業和消費品產出的橫向結構，同時也決定了它的產業鏈上游相應的橫向結構。這是經濟的一個完整的橫向結構，不妨簡化為滿足衣、食、住、行、娛…的結構。當這個結構失衡吋，例如衣的供給過於求，而食物供不應求時，衣的價格會下降而食的價格上升，直至投資的貨幣流更多追加到食的產業而減少流向衣的產業，使失衡的橫向結構趨向均衡，事實上這個結構在市場調節作用下是不斷進行的。我們看到，整個調節過程，資金流、貨幣流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個部門，對貨幣流通速度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問：這道理很簡單，不用多說，還是快點說說另一個失衡會影響購買力和貨幣流通速度的經濟結構是什麼？它怎樣影響購買力和貨幣流通速度？

答：能使社會獲效用最大化的衣、食、住、行、娛…的均衡的需求結構，決定着收入流向市場進行購買的橫向結構，在價格的波動中又決定流向各部門的投資資金及形成產業的橫向結構。現代主流經濟學研究了效用最大化的橫向消費結構均衡，卻忽視同樣以效用最大化為目的的縱向結構均衡。它看不到過度的投資需求，過低的消費需求，偏離了效用最大化原則，是一種非均衡的縱向需求結構，通過結構失衡的縱向資金流，導致縱向產業結構的失衡，不知道這是一個完整結構體系的失衡。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導致宏觀經濟波動的縱向產業結構失衡，不同於微觀橫向消費結構的失衡。凱恩斯把國民收入GDP流向市場的資金流分為兩股，一股是消費，另一股是資金供給的儲蓄與緊接着對資金需求的投資，認為總供求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後一股貨幣流上，出現了儲蓄與投資的不平衡。凱恩斯實際上已經劃分了資金流的縱向結構。但他沒有把投資與儲蓄的不等，放在經濟一個完整的縱向結構體系中加以研究，看不到此縱向結構體系的失衡，才是投資突然小於儲蓄和貨幣流通速度突然下降的根源。因此把研究重點放在如何把儲蓄之水抽向投資的操作上，結果不僅無效，且常常適得其反，加重了經濟縱向結構的不均衡。如2008年中國4萬億的財政投資，就是在投資本已過度而消費增長緩慢的非均衡狀態下，進一步惡化這種非均衡的實例。

問：能簡單明了說說這個縱向結構均衡怎樣以效用最大化為目的嗎？

答：人類社會一切發展階段的經濟活動，都在追求當時有限勞動生產率前提下的效用最大化。即使遠古小規模自給自足的經濟體，都要為後期的生產準備適量的勞動工具等，以滿足新增勞動人數對勞動工具的需要。工具生產得過多或過少，都會使經濟體所獲的效用無法最大化，這種不均衡即使規模很小，他們也能感覺到不利，並不斷有小規模的改正。現代大規模市場經濟，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縱向結構，使社會從中能獲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的原理呢？當然是有的，並對經濟運行和貨幣流通的影響深遠，失衡所產生的破壞力巨大。

問：用什麼方式來描述經濟縱向產業結構的存在呢？

答：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有非常嚴重的錯誤。其理論基石“剩餘價值論”的錯誤，在於它把以利潤為收入來源的一個人數龐大的勞動者群體（包括資本家在內營運整個資本市場的所有工作者），與非資本市場的工薪收入勞動者群體，人為割裂成不可調和的兩個對立的階級，誤導他們進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給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對此我有另文討論。但馬克思的理論中並非一無是處，我們這裡就借用他兩大部類的概念（其中第Ⅰ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第Ⅱ部類生產消費資料），結合投入產出分析法來回答你的問題。對投入產出分析法和兩大部類分析法不太了解的讀者，可跳過這部分內容，只要記住，下文提到“表１中的３”所指的，就相當於自給自足小經濟體，為次年新增勞動人口的勞動所需而生產的工具。工具過多或過少，“表１中的３”過多或過少，對社會都是不利的、非均衡的，就這麼簡單。用這兩種分析法，為的只是更有說服力地證明，在一個複雜的市場經濟中，這種不均衡是可能大規模出現的。

問：兩大部類結構就是你所說的經濟的縱向結構嗎？能用它來說明縱向經濟結構的均衡與否嗎？

答：兩大部類結構只是經濟整個縱向結構體系中的縱向產業結構部分。表1顯示了兩大部類的投入產出關係。30多年前，我曾按此結構，將中國廣東省1985年的5部門投入產出表，轉換成同時反映5部門與兩大部類的投入產出表。其實，所有的部門投入產出表都能轉換成部門-部類投入產出表（這裡就不說轉換的技術細節了，有興趣者, 可參閱文後的附件1）。這種轉換有力地說明，縱向部類產業結構與橫向部門產業結構同樣真實地存在。表1中的列，分別記錄兩大部類的投入；行，分別記錄兩大部類的產出。為便於論述，我

們用每個方格右下角的數字代表格中的內容。各部類的投入與產出，即各部類的列與行各自平衡，即：Ⅰ部類的1＋4＝1＋2＋3，和Ⅱ部類的2+5＝4+5+6。表中的最終產出是3+4+5+6，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從產品形態來說，3是積累的生產資料，4+5+6是消費資料。在供求平衡條件下，6可理解為零，而前期產出售後的收入流中，有4+5的數量用於消費，3的數量用於儲蓄或投資，與當期產出的4+5和３相平衡。或者用另一種說法，就是國民收入被分為消費和儲蓄－投資這兩個需求流，分別就是衝着4+5+6和3這兩個供給而來，並決定着它們的增長。經濟學界最關心的是這種兩類產品的供求平衡，卻沒人去論證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之比均衡的原理，忽略前述那個經濟體生產多少勞動工具與多少生活用品之比的合理性問題。更多人會認為，投資消費比的均衡根本就不是問題，消費品的生產已經決定了生產資料要生產的量，這就大錯特錯了。Ⅰ部類產出中, 用於生產消費資料4+5的部分只是2，如果把Ⅰ部類看作一個獨立的投入產出關係, 其最終產出的生產資料，除了2之外還有3，3與當期消費資料的生產無關。因此Ⅰ部類生產中，為生產出3而投入的那部分生產，與當期消費資料的生產也是無關的,Ⅰ部類生產的總量並不受Ⅱ部類生產的約束。對3的需求起限製作用的，是下期生產的新增勞動者人數和技術進步，且期期如此。因此，只要下期生產新增的勞動力非正常地足夠大, 如大量失業者投入生產，3就可以非正常地更大,ⅠⅡ部類之比也可以不正常地更大。而國民收入中用於投資與消費的需求之比，通過市場的調節，將決定最終產出中生產資料積累3與消費資料4+5之比，同時也決定了ⅠⅡ部類之比。投資與消費的需求之比是否均衡，決定了ⅠⅡ部類產出或供給之比是否均衡。

問：那投資消費比的均衡、兩大部類產業結構的均衡，是否就集中體現在表1中3的數量是否均衡上？

答：是的，你把縱向結構是否均衡的問題聚焦到一個關鍵點上,3的過大或過小, 都會破壞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 導致經濟失衡。我們先說產業結構的均衡問題。圖1畫出4條經濟增長線。BC是持續充分就業的經濟均衡增長線，因此GDP是持續最大化的，下面就看它的縱向產業結構了。在經濟已經實現充分就業前提下, 經濟的BC增長要求表1中的3，即積累的生產資料，必須正好與自然增長的勞動人口相匹配，是均衡的，否則不是產能過剩就是不足，經濟不可能持續充分就業。總量持續最大化的GDP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生產資料積累3，二是消費資料，既然3是均衡的，沒有過剩或不足，那麼消費資料也實現了生產力有限條件下的持續最大化。由此可見，最終生產出3和消費資料4+5+6的兩大部類結構也是均衡的。或者說，它必須是均衡的，經濟才能沿BC均衡地增長。但是實際經濟很難實現這樣的增長，因此也稱BC為潛在的經濟增長線。設A是潛在經濟增長線下方一個實際經濟增長的起點，生產資料存量不足，失業率非常高，這兩個

圖1

條件使表1中的3，完全不受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約束，使A點出發的經濟增長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況。一、圖1的AD增長中，3的增長緩慢，生產資料長期無法滿足全體勞動者勞動的需要，實際經濟增長持續低於潛在的經濟增長，是一種無法實現效用最大化的非均衡增長。二、圖1中的AB增長。這是一種最常見也最難理解其不均衡性的經濟增長，所以我先用表1並假設兩個簡單數字來作一說明。設近期失業者投入生產的數量巨大，滿足實際新增勞動人口勞動所需的生產資料3，用數字表達為40000單位，為此一個Ⅰ部類偏大的縱向產業結構形成了。在勞動人口高速投入與生產資料高速積累，經濟高速增長的狀態下，突然，失業勞動人口消失了，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勞動所需生產資料3，大幅下降到400，下降了99％（有點誇張，但只是為了強化對此失衡的認識），多出了39600單位,或者說過剩了39600單位的產能。想想看，既成的縱向產業結構會發生什麼呢？我想，再沒有比這一假設能更簡單明白地說明縱向產業結構的失衡了。經濟從A點起飛高速增長，但勞動成本一直被壓抑，至使消費增長緩慢，而低勞動成本所對應的投資高收益率，又剌激着儲蓄與投資高增長，使3的增長大大高於經濟均衡增長時受勞動人口自然增長所限定的速度。大量失業勞動者的投入又使這種增長得以持續且平穩，似乎失業勞動的高速投入生產就是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一部分。積累生產資料３高速增長所確定ⅠⅡ部類的產業結構，偏離均衡的狀態愈演愈烈，一直保持到經濟高速增長到達的頂點B。在B點，失業人口消失，意味着３已不可能維持原來的速度高增長，但已經形成的ⅠⅡ部類縱向產業結構，慣性地一時難以改變，並產出大量過剩的3來。這種失衡的產業結構在B點的不可持續，產能的過剩，決定了經濟在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不足”過渡時的下滑。三、AC增長。這是一種平穩與均衡增長相銜接的經濟增長，當其接近均衡增長線時，增長速度越來越接近均衡增長的速度。由經濟增長速度與生產資料積累3和兩大部類產業結構的相關性說明，3和ⅠⅡ部類產業結構也越來越趨向均衡，積累生產資料３趨向於正好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勞動需要。

問：生產資料積累3在經濟能否均衡增長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麼它是否可調呢？

答：是可調的，但只能緩調，無法在高速增長時急調，就象汽車不能在高速行駛時急轉彎一樣。生產資料積累3本身就是一個縱橫交錯的矩陣結構體，推動和滿足經濟縱橫向結構的發展和需要。它的調整主要涉及整個經濟縱向結構的調整，也涉及整個橫向結構的調整，使它無法在短時間內作大幅的調整。它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速度密切相關，它的非均衡高速增長一定對應着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如果某種原因決定它無法繼續增長或大幅減速，對應着一定是經濟停滯或減速，因此它的調整又涉及與經濟增長相關的利益、收入和需求關係的調整，甚至是巨變。總之它的調整，是一整個結構體系的調整，非輕而易舉，與僅僅是橫問部門結構的調整完全不同。

問：那麼，縱向產業結構的失衡，又怎樣導致資金周轉的紊亂，貨幣流通速度減慢，人們無錢可用呢？

答：我們曾經說過，流向消費品各生產部門的橫向資金流結構失衡，會導至產品結構偏離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如鞋子生產過剩而服裝不足。通過市場價格的調整，資金流的橫向結構會作出調整，推動橫向的產結構作出調整，使產品結構趨向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和供求平衡。同樣，流向ⅠⅡ部類的資金流結構失衡，也會使兩大部類產品的結構偏離效用最大化而失衡。同樣是資金流向結構失衡，但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是不同的。在經濟的繁榮期，流向Ⅰ部類的資金高速增長而流向Ⅱ部類的資金增長緩慢，使生產資料積累3高於均衡的態勢越演越烈。而大量失業人口的投入掩蓋了這種失衡，使整個繁榮期保持着總供求的平衡，直至衝到繁榮的頂點才顯露出來。與橫向資金流結構失衡後，資金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部門的調整不同，縱向資金流結構的調整，涉及一整個既成的縱向的結構體系的調整，不是單單調整流向ⅠⅡ部類資金流的結構就能解決的，這就決定，非均衡過度用於投資的資金，無法在短期內大量轉向消費。非但如此，由於3過剩引發的投資萎縮，導致失業增加後的消費與投資同時萎縮，這才是投資+消費﹤儲蓄+消費，貨幣流通速度減慢的真正原因。凱恩斯把全體居民的收入分為消費與儲蓄兩大部分，這就是資金供給流的縱向結構；他又把對資金的需求分為消費和投資兩大部分，這就是資金需求的縱向結構。他認為投資小於儲蓄，是總供求失衡的失鍵，因此極力主張用財政手段將儲蓄之水抽向投資，以實現供求的平衡，他全然不知投資萎縮小於儲蓄，只是一整個縱向經濟結構失衡中的一個環節，不從整個縱向經濟結構的失衡去理解問題，僅從資金流、貨幣流的角度，用增加投資去平衡儲蓄，無疑向着進一步惡化兩大部類結構的方向邁進。當經濟在縱向結構失衡狀態下衝到B點時，調整利率、存款準備率和貨幣發量，情況也大致如此，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政策。

問：現在很多人已看到，中國經濟正形成一個“流動性黑洞”,無論你向它投入多少貨幣, 對復甦經濟都不起任何作用, 能對此作一說明嗎？

答：“流動性黑洞”, 其實就是對嚴重的流動“性”陷阱一個形象的說法。它只有用貨幣流通速度的不斷減慢，使你無論投入多少貨幣，都無法增加購買力來說明。可見貨幣流通速度的快慢變化，對理解經濟波動是多麼重要。舊的貨幣理論無法解釋這個現象，因的它一提貨幣流通速度就必然會出現邏輯混亂。其錯誤的源頭，是提出商業銀行系統創造存款就是創造貨幣的理論。銀行系統內的存款都是貨幣的論斷，又導出貨幣有M₀、M₁、M₂、M₃…的狹義廣義許多種的謬論。由於每一種貨幣都在流通，那麼斷定貨幣流通速度也有狹義廣義V₀、V₁、V₂、V₃…許多種，邏輯上就混亂不堪了（前有論述）。為了避開這個混亂，於是有人又提出流動性這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來矇混過關。誰能說得清流動“性”是什麼？它既不是貨幣數量，也不是貨幣流通速度，但模糊中又好象是它們的混合體。一說到流動“性”不足，貨幣當局就急急忙忙去印鈔或降准、降息，動機好象是要增加貨幣數量。流動“性”陷阱的出現，說明印鈔或降准、降息不起作用，明明加印了貨幣卻不知去向，流動“性”仍然不足。用貨幣數量無法解釋流動“性”陷阱，但又不能說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否則就會涉及M₀、M₁、M₂、M ₃…的流通速度問題，結果V₀、V₁、V₂、V ₃…間無法兼容、不可同時存在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對於舊的貨幣理論來說，深入研究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禁區，誰能站出來，說清楚狹義與廣義貨幣流通速度之間的關係呢？。既然如此，那就繼續用流動“性”這個概念去混吧，反正我說它是貨幣流動的一種“性”，致於這個“性”是什麼，隨便你怎樣理解都行，你說它是貨幣數量就是數量，你說它是速度就是速度。貨幣流動“性”陷阱作為一種現象的存在，對舊的貨幣理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一個有力的否定。目前中國經濟中出現的“流動性黑洞”，只能從中國經濟縱向結構的嚴重失衡，決定了投資進而是消費需求的必然萎縮，這個殘酷的現實，無論你增加貨幣數量或試圖提振貨幣的流通速度，都無法改變。當經濟失衡需求必然萎縮的時候，保持鈔票數量M基本不變，那怕通貨緊縮提高了M的單位購買力，貨幣流通速度V必然會減慢到需求MV不足的應有狀態，因為這種不足是結構失衡已經決定了的；如果你狂印鈔票M，引發通貨膨脹使M的單位購買力下降，V的變動使需求MV的不足該是什麼程度還是什麼程度（如阿根廷）。貨幣流通速度對應着貨幣數量及其單位購買力的變動而變動，使經濟始終處於需求不足的狀態，這決不是貨幣的數字遊戲能解決的問題。

問：那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否都是沒有意義的政策呢?

答：當然不是。但是一，在調整的時機上，你不要等到經濟已非常接近B點時才運用這些政策，而是在經濟接近充分就業的潛在增長之前，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就開始調整，因為縱向經濟結構是可調的，但無法在高速增長時急調；二，在調整的目標上，不要集中在消減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和供求失衡上，而是要集中在逐步化解縱向經濟結構的失衡狀態上，控制住經濟增長的速度，使之與均衡的經濟增長相銜接。

問：為什麼投資與消費的縱向需求結構，總是固執地周期性偏向於投資，導致縱向產業結構中Ⅰ部類的非均衡高速增長呢？

答：哈羅得-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把經濟增長主要分為三種：一種是充分就業的經濟增長，也可稱之為潛在的經濟增長，即圖1中的BC增長；第二種是投資者能滿意獲利的經濟增長，類似圖1中的AB增長；第三種是實際的經濟增長。哈羅得-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認為，只有當實際的經濟增長同時等於第二種和第一種經濟增長，經濟才能持續保持供求平衡和穩定增長。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一種經濟增長是全社會獲效用最大化最滿意的經濟增長，而第二種則只是投資者滿意的經濟增長，它們是不一致的。你的問題就是，經濟為什麼固執地反覆要走第二種經濟增長之路，導致經濟周期地強烈波動。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整體而論，投資獲取利潤並構成資本積累的，主要就體現在生產資料積累的3上，只有經濟高速增長的AB, 才是生產資料3高速積累的經濟增長，才是投資者滿意的經濟增長。所以只要AB這種非均衡經濟增長的條件存在，投資者就會踴躍參與，並盡力壓抑着勞動成本，壓抑着社會消費的增長，保持3的高速增長, 一直把經濟高速推到不可持續的頂點B。

問：前面討論了經濟縱向結構體系中的幾個層面，包括產品效用和產業、資金流向與配置、資源和勞力配置的縱向結構，那麼投資與消費是否就是此體系中的縱向需求結構呢？

答：是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比，就是經濟縱向的需求結構。經濟縱向需求結構的不均衡，決定了產業結構、供給結構的不均衡，由此實現的供求平衡常常掩蓋着經濟的非均衡性，直到縱向結構失衡的經濟無法持續的那一刻。以往的經濟學理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供求的平衡上，甚至在縱向結構失衡導致危機爆發的時侯，經濟工作者所做的，仍然是全力以赴去恢復供求平衡，完全不知道不均衡與不平衡之間的因果關係。馬克思的兩大部類再生產理論，也只是研究了生產與再生產之間，兩大部類的供求如何得以平衡，完全不涉及兩大部類的結構是否均衡的問題。

問：你的意思是：由於投資過大的縱向需求結構首先就是不均衡的，導至兩大部類供給結構也是不均衡的，它們由市場調節所實現的供求平衡，是縱向結構不均衡前提下的供求平衡，直至繁榮的頂點,供求失衡才突然爆發。那麼，有什麼辦法能使投資與消費的縱向需求結構趨於均衡呢？

答：你對以上討論的總結很到位。能使縱向經濟結構趨於均衡的根本，就是實行公平的收入分配。

問：怎樣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我認為：公平的收入分配，社會或者說全體居民從消費總量上所獲效用最大化，以及經濟縱向結構的均衡，是三位一體的；其中任何一項，都不能離開此三位一體單獨得以實現，它們互相依存，其中任何一項的實現，意味着其餘兩項也都得到了實現；相反，其中任何一項未得到實現，意味着其他兩項也未得到實現。這是經濟縱向結構均衡的基本原理。因此公平的收入分配，就是能使社會從消費總量上獲效用最大化，使經濟縱向結構達到均衡的收入分配。或者說，如果社會在消費總量上未獲效用最大化，經濟縱向結構是非均衡的，這時的收入分配就不同程度上一定是不公平的。

問：公平或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在經濟縱向結構均衡問題上的作用如此重要，能說明它發生作用的具體過程嗎？

答：我們己把居民的收入支出分為儲蓄投資與消費兩部分。我們再把居民獲得收入的方式分為利息、利潤和廣義勞動成本兩大類：利息源自利潤，歸結為利潤；廣義勞動成本的主要部分是工資，假設一

圖2

個沒有福利的社會，養存在；G點上的居民，是收入低下的“月月光”一族，G點左邊的則入不敷出，因此他們都沒有消費彈性可言；E是人均收入位,F的縱坐標為人均收入量；粉紅區為人口分布的最密集區；設P點右方為居民稀少的富人區。由於E點左方的人口密集度遠遠高於右方的人口密集度, 所以人口最密集的L區可以肯定偏離E, 位於其左方。L偏離E的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狀態, 偏離越大，收入的貧富差別越大, 且主要反映了投資利潤收入與工薪收入的差別越大。收入分配實行絕對平均主義或高福利主義的經濟體，E、L和G會非常靠近。E與生產力水平密切相關，隨着經濟高速增，會向右方快速移動。E靠近G並長期滯留，說明生產力低下且增長緩慢。1968年我“上山下鄉”到海南島時，月薪是18元人民幣, “知青”們常常撿起地上扔棄的煙頭, 用廢紙捲起再抽, 稱之為“大頭熟”，可見收入是多麼接近G點。而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使社會最密集人群L的收入和人均收入E也不會高太多。但在當時低水平的生產力前提下，這樣的低收入仍然是擠壓投資的相對“高”收入，加上當時私人投資被禁止，僅僅依靠居民“高”消費率後微薄的儲蓄和政府相對不足的收入,進行效率低下的公有制投資, 致使中國經濟增長極其緩慢，除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原因外，生產資料積累3的不足，失業（主要是隱性）人口積累性增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其他一些受平均主義或高福利主義影響的國家, 如北朝鮮、巴西…, 投資不足的狀況大至相同。雖然這類國家的勞動成本普遍低下，但這種低下，不是經濟高速增長狀況下勞動成本被過度壓抑造成的低下，相反，是在勞動成本相對過“高”，導致投資不足，經濟增長緩慢而出現的絕對低下。中國改革開放後，收入分配從絕對平均的不公平的一個極端，走向貧富嚴重分化的另一個極端。實行獨裁統治的國家,收入分配只能在這兩個極端中二選一，因為放開後必然出現的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對勞動成本的打壓遠遠超過民主國家對勞動成本的壓抑。這種腐敗的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的勾聯，使勞工在收入分配上沒有絲毫的反抗力。當一放就亂威脅到獨裁統治的基礎時，又必然會回到平均主義一收就死的老路上。隨着中國改開後GDP的高速增長，人均收入E從靠近G的位置迅速向右方移動。但過程中“利潤”收入（內含大量非市場的貪腐收入）與工薪收入間的分配始終極不公平，致使高密度人群區L向右端的移動極其緩慢。李克強在2020年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說：“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可見 L與E的距離越拉越大, 說明勞動成本低下和投資利潤高企。一個數量巨大人群的收入區位L,非常靠近“月月光”的G點,儘管其收入的消費率非常高，但對全社會收入的消費率則貢獻低下。占據了更大收入的另一群體，自身收入消費率的低下和入數較少,決定其對全社會收入消費率的貢獻同樣低下。而投資利潤的豐厚，又刺激了全體居民的投資、投機的欲望,包括L區的居民,人人都勒緊褲帶去參與投資,把彈性消費壓到最低,我們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全民投資、炒股的熱潮，這就是實際消費曲線AD向AC下移，更靠近剛性消費，導致過度儲蓄和投資的原因。過度投資持續到今天，終於導至產能過剩,投資機會大量消失，內外資同時外逃。收入的平均主義分配不公與過度壓抑勞動成本的分配不公，從兩個相反的方向引致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社會所獲效用偏離最大化。

問：今天中國的經濟，到底是受到外部勢力打壓還是自身的經濟結構失衡，才導致投資機會減少，資本外流和經濟萎縮的呢？

答：可以斬釘截鐵地答覆你，是中國縱向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此波畸形的經濟高速增長已走到不可持續的盡頭，面對中國投資機會與消費的必然萎縮，才出現了今天的國際政治走向和內外資外流。如果中國經濟仍處在畸形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例如中國還處在2007年的環境，農民工不斷湧入城市打工，投資機會仍在擴張且獲利豐厚，並拉動國際經濟也“欣欣向榮”，那就什麼事都沒有，外資你想趕都趕不走。西歐經濟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依不捨，馬克龍的幻想，馬斯克在中國留到最後，華爾街鼓譟疫情後的報復性復甦，都是有力的說明。嚴厲的封控清零抗疫政策取消後，人們期待的經濟復甦不但沒有出現，反而越發蕭條。面對中國投資與消費市場的萎縮，他們最後都不得不離開，把一個政治上獨裁，經濟上落後的中國甩到身後。所謂外部的政治和經濟的打壓，只是獨裁制度下的中國，失衡的經濟走到這一階段的必然結果。常說內因是變化的根本,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 看來是道理的。

問：你認為，只有當經濟縱向結構實現均衡，社會從中獲效用最大化時，才能判斷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怎麼理解？

答：為了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就必須每期的生產都有適量的生產資料積累, 這就要求每個人根據自已的能力和收入作出必要的貢獻，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這是公平合理的第一條。過高的投資收益率，會使全體居民拿出過多的儲蓄進行投資；絕對平均導致投資收益率過低，又會使人們儲蓄投資的能力和欲望低下而不足；只有勞動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既非絕對平均，又非投資收益過高使貧富差別過大，才能實現上述的公平合理。人們按收入大小進行的儲蓄，實現社會必要的資金積累，從個人角度來看, 儲蓄最終還是自已的資產, 但從社會一個永恆的過程來看，它又構成年復一年一個始終都沒有用於個人消費的資產, 而是為經濟發展提供的資金。誰都不應懷疑，馬斯克所建的星鏈，是股東們的私產，但直到他們離世，這星鏈都是為社會而存在的，其社會屬性與私有性是分離的。馬斯克一生的消費與其擁有的財產間有一個巨大差額，某種意義來講，他只是以個人擁有的形式，用管理個人財富的熱情為社會代管這筆財富，並為此付出艱辛的勞動和承擔巨大風險，甚至連與資本量掛勾而付出勞動所得的利潤收入，其大部分也再次貢獻於社會，他一生所得的，就僅僅是其一生有限的消費。所有居民的儲蓄和消費，性質都如此。用私人擁有的形式來管理社會發展所必要的財富，這是上天所設計的最有效率的形式, 使每個人都盡心盡力用管理個人財富的精力去管理社會的財富，與馬克思所設計的那個由官僚管理的形式就好得無法比了。拿馬斯克等一撥企業家與那些反市場而行為的貪官污吏相比，誰在為籌集、營運社會發展必要的財富而付出辛勤的勞動，誰在竊取這些財富，不勞而獲並窮奢極欲，真正占有了剩餘價值，不是一目了然了嗎？但在私有制形式下，個人追求財富增值的欲望，又常常使這個個人代管的社會財富超越均衡增長的程度，於是上天又設計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與經濟均衡發展三位一體的內在要求。這個三位一體不是那個人的發明，它一直內在於市場經濟的歷史過程中，要求經濟必須使每個居民公平地從中獲益才能穩定發展。人所設計的絕對平均主義收入分配，導致投資不足和效率低下，經濟無法均衡運行；勞資博弈中，資方獨控分配大權，投資利潤過高導致儲蓄與投資過度增長，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爆發危機；只有在民主立法機構中, 勞資這兩個勞動群體，在深刻認識經濟均衡原理的基礎上進行協商，以立法形式去實現公平收入分配，才有可能實現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和經濟均衡。

問：但我們怎樣知道經濟縱向結構是否均衡和效用的最大化，在平均主義與貧富過度分化之間，找到那個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表1中的生產資料積累3是否正好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與技術進步對它的需要，是判斷它是否均衡的依據，而觀察失業率曲線的走向，能知道3的大小是否正好或趨於正好滿足勞動的需要，所以失業率曲線的走向，是我們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工具。如果失業率快速下降的曲線直衝向充分就業區（達零失業率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說明經濟的縱向結構持續處於失衡狀態，收入分配是不公的。失業率曲線靠近充分就業區時與之形成夾角的大小（繪圖參數確定），反映分配不公的程度。只有當失業率曲線接近充分就業區時與之形成的夾角趨近於零，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下面用圖３中美國失業率曲線的波動來說明這個道理（圖３參考梁中華 李俊：《投資風光不再，消費能否獨好？》一文中的圖表 1 和 【中信證券宏觀】《2020 年美國失業率出現拐點》圖 2 等資料整理而成，應是投資者實操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文後的附件2的簡要說明）。

老育兒…的費用只能用家庭當前和過去的工資收入來支付，小量來自利潤，事實上今天的養老保險金就是由企業和個人支付的，因此我們把社會福利，歸結為廣義勞動成本的一部分。全部居民的消費，都可分為剛性消費和彈性消費部分。不同個人的剛性消費量不同，通常收入越高的人，剛性消費量越大，但在其總收入中的占比越低。因此，收入及財富在居民中的分配和這種分配對全體居民消費彈性的影響，就成為社會在消費與儲蓄之間的可調因素。預期社會平均利潤率的走勢，對居民收入用於儲蓄投資與消費的比起主要的調節作用。

問：能把收入在利潤與勞動成本間的分配，導致收入用於投資與消費之比失調的作用說得更清晰點嗎？    

答：希望圖2能幫你更清晰理解上述關係。圖中橫軸上分布着收入高低不同的居民；斜線OH反映居民不同的收入，OH上任意點的縱坐標，反映其橫坐標上那部分居民的收入量；QB為剛性消費需求曲線；AC和AD是兩條不同收入分配關係下實際的消費曲線，它們的差別反映消費彈性的存在；G點上

圖2

的居民，是收入低下的“月月光”一族，G點左邊的則入不敷出，因此他們都沒有

消費彈性可言；E是人均收入位,F的縱坐標為人均收入量；粉紅區為人口分布的最密集區；設P點右方為居民稀少的富人區。由於E點左方的人口密集度遠遠高於右方的人口密集度, 所以人口最密集的L區可以肯定偏離E, 位於其左方。L偏離E的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狀態, 偏離越大，收入的貧富差別越大, 且主要反映了投資利潤收入與工薪收入的差別越大。收入分配實行絕對平均主義或高福利主義的經濟體，E、L和G會非常靠近。E與生產力水平密切相關，隨着經濟高速增，會向右方快速移動。E靠近G並長期滯留，說明生產力低下且增長緩慢。1968年我“上山下鄉”到海南島時，月薪是18元人民幣, “知青”們常常撿起地上扔棄的煙頭, 用廢紙捲起再抽, 稱之為“大頭熟”，可見收入是多麼接近G點。而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使社會最密集人群L的收入和人均收入E也不會高太多。但在當時低水平的生產力前提下，這樣的低收入仍然是擠壓投資的相對“高”收入，加上當時私人投資被禁止，僅僅依靠居民“高”消費率後微薄的儲蓄和政府相對不足的收入,進行效率低下的公有制投資, 致使中國經濟增長極其緩慢，除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原因外，生產資料積累3的不足，失業（主要是隱性）人口積累性增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其他一些受平均主義或高福利主義影響的國家, 如北朝鮮、巴西…, 投資不足的狀況大至相同。雖然這類國家的勞動成本普遍低下，但這種低下，不是經濟高速增長狀況下勞動成本被過度壓抑造成的低下，相反，是在勞動成本相對過“高”，導致投資不足，經濟增長緩慢而出現的絕對低下。中國改革開放後，收入分配從絕對平均的不公平的一個極端，走向貧富嚴重分化的另一個極端。實行獨裁統治的國家,收入分配只能在這兩個極端中二選一，因為放開後必然出現的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對勞動成本的打壓遠遠超過民主國家對勞動成本的壓抑。這種腐敗的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的勾聯，使勞工在收入分配上沒有絲毫的反抗力。當一放就亂威脅到獨裁統治的基礎時，又必然會回到平均主義一收就死的老路上。隨着中國改開後GDP的高速增長，人均收入E從靠近G的位置迅速向右方移動。但過程中“利潤”收入（內含大量非市場的貪腐收入）與工薪收入間的分配始終極不公平，致使高密度人群區L向右端的移動極其緩慢。李克強在2020年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說：“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可見 L與E的距離越拉越大, 說明勞動成本低下和投資利潤高企。一個數量巨大人群的收入區位L,非常靠近“月月光”的G點,儘管其收入的消費率非常高，但對全社會收入的消費率則貢獻低下。占據了更大收入的另一群體，自身收入消費率的低下和入數較少,決定其對全社會收入消費率的貢獻同樣低下。而投資利潤的豐厚，又刺激了全體居民的投資、投機的欲望,包括L區的居民,人人都勒緊褲帶去參與投資,把彈性消費壓到最低,我們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全民投資、炒股的熱潮，這就是實際消費曲線AD向AC下移，更靠近剛性消費，導致過度儲蓄和投資的原因。過度投資持續到今天，終於導至產能過剩,投資機會大量消失，內外資同時外逃。收入的平均主義分配不公與過度壓抑勞動成本的分配不公，從兩個相反的方向引致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社會所獲效用偏離最大化。

問：今天中國的經濟，到底是受到外部勢力打壓還是自身的經濟結構失衡，才導致投資機會減少，資本外流和經濟萎縮的呢？

答：可以斬釘截鐵地答覆你，是中國縱向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此波畸形的經濟高速增長已走到不可持續的盡頭，面對中國投資機會與消費的必然萎縮，才出現了今天的國際政治走向和內外資外流。如果中國經濟仍處在畸形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例如中國還處在2007年的環境，農民工不斷湧入城市打工，投資機會仍在擴張且獲利豐厚，並拉動國際經濟也“欣欣向榮”，那就什麼事都沒有，外資你想趕都趕不走。西歐經濟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依不捨，馬克龍的幻想，馬斯克在中國留到最後，華爾街鼓譟疫情後的報復性復甦，都是有力的說明。嚴厲的封控清零抗疫政策取消後，人們期待的經濟復甦不但沒有出現，反而越發蕭條。面對中國投資與消費市場的萎縮，他們最後都不得不離開，把一個政治上獨裁，經濟上落後的中國甩到身後。所謂外部的政治和經濟的打壓，只是獨裁制度下的中國，失衡的經濟走到這一階段的必然結果。常說內因是變化的根本,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 看來是道理的。

問：你認為，只有當經濟縱向結構實現均衡，社會從中獲效用最大化時，才能判斷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怎麼理解？

答：為了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就必須每期的生產都有適量的生產資料積累, 這就要求每個人根據自已的能力和收入作出必要的貢獻，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這是公平合理的第一條。過高的投資收益率，會使全體居民拿出過多的儲蓄進行投資；絕對平均導致投資收益率過低，又會使人們儲蓄投資的能力和欲望低下而不足；只有勞動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既非絕對平均，又非投資收益過高使貧富差別過大，才能實現上述的公平合理。人們按收入大小進行的儲蓄，實現社會必要的資金積累，從個人角度來看, 儲蓄最終還是自已的資產, 但從社會一個永恆的過程來看，它又構成年復一年一個始終都沒有用於個人消費的資產, 而是為經濟發展提供的資金。誰都不應懷疑，馬斯克所建的星鏈，是股東們的私產，但直到他們離世，這星鏈都是為社會而存在的，其社會屬性與私有性是分離的。馬斯克一生的消費與其擁有的財產間有一個巨大差額，某種意義來講，他只是以個人擁有的形式，用管理個人財富的熱情為社會代管這筆財富，並為此付出艱辛的勞動和承擔巨大風險，甚至連與資本量掛勾而付出勞動所得的利潤收入，其大部分也再次貢獻於社會，他一生所得的，就僅僅是其一生有限的消費。所有居民的儲蓄和消費，性質都如此。用私人擁有的形式來管理社會發展所必要的財富，這是上天所設計的最有效率的形式, 使每個人都盡心盡力用管理個人財富的精力去管理社會的財富，與馬克思所設計的那個由官僚管理的形式就好得無法比了。拿馬斯克等一撥企業家與那些反市場而行為的貪官污吏相比，誰在為籌集、營運社會發展必要的財富而付出辛勤的勞動，誰在竊取這些財富，不勞而獲並窮奢極欲，真正占有了剩餘價值，不是一目了然了嗎？但在私有制形式下，個人追求財富增值的欲望，又常常使這個個人代管的社會財富超越均衡增長的程度，於是上天又設計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與經濟均衡發展三位一體的內在要求。這個三位一體不是那個人的發明，它一直內在於市場經濟的歷史過程中，要求經濟必須使每個居民公平地從中獲益才能穩定發展。人所設計的絕對平均主義收入分配，導致投資不足和效率低下，經濟無法均衡運行；勞資博弈中，資方獨控分配大權，投資利潤過高導致儲蓄與投資過度增長，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爆發危機；只有在民主立法機構中, 勞資這兩個勞動群體，在深刻認識經濟均衡原理的基礎上進行協商，以立法形式去實現公平收入分配，才有可能實現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和經濟均衡。

問：但我們怎樣知道經濟縱向結構是否均衡和效用的最大化，在平均主義與貧富過度分化之間，找到那個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表1中的生產資料積累3是否正好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與技術進步對它的需要，是判斷它是否均衡的依據，而觀察失業率曲線的走向，能知道3的大小是否正好或趨於正好滿足勞動的需要，所以失業率曲線的走向，是我們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工具。如果失業率快速下降的曲線直衝向充分就業區（達零失業率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說明經濟的縱向結構持續處於失衡狀態，收入分配是不公的。失業率曲線靠近充分就業區時與之形成夾角的大小（繪圖參數確定），反映分配不公的程度。只有當失業率曲線接近充分就業區時與之形成的夾角趨近於零，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下面用圖３中美國失業率曲線的波動來說明這個道理（圖３參考梁中華 李俊：《投資風光不再，消費能否獨好？》一文中的圖表 1 和 【中信證券宏觀】《2020 年美國失業率出現拐點》圖 2 等資料整理而成，應是投資者實操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文後的附件2的簡要說明）。

圖3

從圖中的淺綠色區可見，每當失業率急速下降時，總是私人投資增速處於高位（注意：投資增速曲線在高位即使平移，也說明投資量在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居民的消費也在增長，但增速就慢得多。可以斷定，在淺綠色區內，Ⅰ部類產出的３中有一個很大的部分，是用在失業者投入生產的需要上，所以失業率曲線才出現這種下降的形態。但當失業率曲線接近充分就業區後，除非天上仍有足夠的勞動者持續不斷掉下來，否則這種經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我們依據失業率曲線走勢，在它接近充分就業區之前，就應該通過收入分配關係的調整，增大勞動成本，使失業率曲線的下降速度趨緩，使之進入充分就業區時與零失業線平行，或在區內微幅波動，這時的收入分配就是公平的收入分配了。

問：這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做的事情嗎？

答：恰恰相反，全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史證明，由官僚來管理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收入分配，不是走向絕對平均的極端，就是走向對所謂低瑞人口最殘酷剝削的另一端。收入分配涉及不同階層的利益，需要一種機制來平衡。早期的市場經濟中，資本家壟斷了收入分配的權力，收入分配當然會偏向於投資者一方，不公平顯而易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官商勾結利益集團控制了政治、經濟、刀把子和筆桿子的大權，不公的收入分配向着投資利潤，向着官商勾結利益集團的一方傾斜，就有過之無不及了。只有當今的民主議會立法制，普羅大眾才取得代議立法權，如果人們又認識了公平收入分配的原理，就有機會通過與收入分配有關的立法，再通過市場運作，去實現經濟的均衡，並使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

問：圖3中看到，失業率曲淺無論在淺綠區的向下衝刺，還是在粉紅區的向上反彈，大都處於失業嚴重的狀態，既然都有大量失業者，說明並不缺少勞動力。為什麼粉紅區的大量失業者，為什麼今天中國那麼高的失業率，就不能推動生產資料積累３，推動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呢？

答：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舉下例：“設一個有 300 名工人的製衣廠。該廠老闆為賺更多，利用失業者就業競爭的有利條件，儘量壓低工人工資，用更多收入去擴建廠房、買設備、購進布匹，使企業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於擴大投資，此外有部分工人也節衣縮食入股投資，工人和老闆的收入都儘可能少地用於消費。第二年，工人增加到 330 人，加上技術提高，產出增加 15％。第三年失業的情況一樣，生產規模繼續擴大，產值又增加 14％。企業一直以兩位數高速增長，且一切正常，因為年年都能招到足夠的人手。十多年後，企業規模達千多工人，之前的雙位數增長，年年增加的生產資料與年年招收的勞動者人數之間是搭配的、協調的。 這年他還在擴建廠房、增購布匹、更換並買進更多更先進的設備。但突然出現‘民工荒’，只請到兩個新工人，而計劃增加百多人的廠房已建好、布匹和設備已購進，企業產能過剩了。” 與此同時，幾乎所有上下游的企業都會遇到相同的困境，都必須壓縮投資。而壓縮投資又必然與已經適應投資高速增長的縱向產業結構相衝突，引致失業人口大幅度增加。但這樣的失業還能反過來推動投資和經濟高增長嗎？所有上下游企業，能一起招回那些失業者並追加“天上掉下來的勞動者”，去推動那些已經過剩的產能嗎？不可能了。這個例子說明：第一，經濟能超過自然增長的速度高速增長的兩個必要（非充要）條件是：1.有大量的失業者，2.生產資料存量相對不足，無法滿足社會全部勞動者勞動的需要，二者缺一不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就非常充足地具備這兩個條件。當經濟從淺綠區向粉紅區過渡時，兩個必要條件突然消失了，出現一個短時間的勞動力短缺（中國出現民工荒），勞動力供給跟不上生產資料積累3的增速，顯現出產能過剩。當產能過剩導致投資萎縮，失業人口再次大量出現時，這種產能過剩條件下的失業與產能不足條件下的失業是不同的失業。第二，產能過剩意味着Ⅰ部類生產資料生產的投資必然萎縮，導致短時的勞動力不足後失業率反升，以及失業率反升後的消費萎縮。第三，粉紅區的失業人口必須等待產能過剩、生產資料存量過剩轉化為不足後，才有機會再次高速投入生產，這是需要時間的，因為已經失衡的整個縱向經濟結構體系有很強的“慣性力”，就象鐘擺擺錘高速越過中位時的動能，必把擺錘推向發動另一次擺動的高位一樣，這個失衡的“慣性力”必然對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才能到達發動另一波周期的起點。由此可見，粉紅區的失業與淺綠區的失業處於完全不同的經濟環境中，是無法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

問：當中國出現民工荒時，按你所言，應該是生產資料過剩顯現，投資開始萎縮的時候，但接着就是“脫實向虛”，泡沬經濟泛濫，特別是在房地產泡沫上的投資高漲。這一方面說明，投資仍可以高速增長，另方面還說明，投資能轉向生活資料住房的生產，改變兩大部類的結構並趨向均衡，這都與你的理論明顯不符，如何解釋呢？

答：“脫實向虛”，泡沬經濟泛濫，明顯是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經濟發展的最後階段，許多國家在經濟危機爆發前常常會經歷這個階段。就GDP 的所有產品來說，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只有兩種東西，一是生活資料，二是滿足下期勞動要增加的生產資料（略去武器等）。私人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個人財富的增長。而財富增值，從產品的角度來看，最終都要體現在積累的生產資料，和大件耐久並能泡沫化增值的生活用品，這些能不斷堆積財富的產品上，而不是那些隨時就消費掉的產品上。如果經濟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那些能體現財富增值的產品已經過剩，投資就會失去動力。“脫實”，說明繼續在實體經濟的高投資，導致生產資料存量繼續高速增長已不可能，產能過剩後那裡已賺不到錢，否則你趕它都不會“脫實”。但過剩的投資資金慣性地仍在高速增長，它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入泡沬。這是一場瘋狂的賭博，幾乎人人都參與其中，有的傾幾代人的積蓄，有人甚至不惜冒險高槓桿投入，他們並不明白這場賭博的風險有多大，還以為穩賺不賠。做莊的商家在煽風點火。愚不可及的政府不僅沒有及時壓制住泡沫，甚至把這些泡沬當作增加收入、維穩經濟的手段，以至泡沬越吹越大時，讓它破也不是，不破也不是。泡沫是個無底的黑洞，隨着泡沬增大，它要吞食的資金成幾何級數增長。但可用的資金，包括動用未來的資金是有限的，中國家庭資產的七成已投放在房產上，還能擠出多少呢？泡沫終會到達資金供給難以為繼而破滅的一天。xxxxxxxxxxx房地產、債務，金融、股市…這些連環泡沬連環爆破後，除極少數提前脫身者賺到外，更多人已輸得兩手空空，甚者更是債務纏身。一個龐大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在圖２中己被密集到“月光”線AG的左右。這個高投資低消費最後階段的作用，並不是提升消費，恰恰相反，泡沬破滅後的消費資金萎縮及債台高築，甚至使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的消費，都被壓縮在很低的水平上，反過來又使投資難以復甦。日本經歷過這種泡沬破滅後停滯三十年的階段，中國用“清零”之針剌破泡沬經濟後，也必然會經歷一個較長的衰退、停滯期，解除“封控”後不但不見復甦，反現一片蕭條，原因就在這裡。

問：問題是，既然勞動力已從過剩轉為不足，為什房地產投資還能高速增長，很多國家在這個階段，吹起的主要泡沫總是房地產，這與你的理論不是相矛盾嗎？

答：原因是房地產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它的高價值和產業規模巨大，正好能吸納規模巨

大的過剩資本，通過房地產投資及其形成的巨大泡沫，賭博的贏者能把民間當今及未來消費的可用資金搜刮得更加乾淨。市場上曾出現過鬱金香泡沫、蘭花泡沫、紅木泡沫…，這些泡沫都無法吸納那麼多的過剩資本，也難以複製再現，唯有房地產泡沫能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國家重複再現，它的規模巨大，有無盡容量去吸納巨量的過剩資本和彈性擠出的消費資金。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價格曾不斷飛漲的一棟棟空置房、爛尾樓和一座座鬼城，在泡沫破滅前都曾虛幻地滿足着人們財富高速增值的欲望，直到今天才知道，那些空置的樓房，只是泡沫化的財富，是全社會毫無意義花費巨量勞動生產出來的費品。第二個特點，是它與位於產業鏈前端、中端的生產資料不同，房地產位於產業鏈的終端。前者的高增長，無論產前產後都需要勞動力的高速投入，如果產後沒有高增長的勞動力搭配，對高速積累生產資料的需求就消失了。而房地產的高增長，只需在產前有勞動力的高投入，產出後的房地產品就不再需要勞動力的高投入了。明白點來說就是，利用現有的勞動力生產出淨增的１萬噸鋼鐵和ｌ千台織布機，就必須新增大量的勞動力去加工這些鋼鐵和使用這些織布機，但你同樣用現有的勞動力生產出幾十棟新住房，並不需要新增多少勞動力去配搭這些產品；前者會增加新的產能，要有新增的勞動力去生產，投資才能獲得回報，而後者只是耗用已有的產能和勞動力產出房屋，然後等待更多資金投入這個泡沫，使房產增值來獲得投資回報。這兩大持點，就是經濟從勞動力過剩轉到不足，產能過剩時，房地產取代生產資料積累３，成為投資積累財富的標的，走投無路的過剩資本，和天量壓縮當前和未來消費的資金，都紛紛流入這個泡沫的原因。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無論資金的流入量多大，它都照單全收轉換為房價飛脹。泡沫越大，房價越高，要繼續維持這個泡沫所需的資金就越來越大，但可投入的資金總是有限的。如果說前階段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高增長，耗盡了過剩勞動力，那麼高投資低消費最後階段的泡沫經濟，則耗盡了所有壓縮消費能擠出來的資金，這就是非均衡高投資低消費的盡頭。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破滅，不均衡高投資的結果，一定是投資的萎縮；經濟非均衡高增長的結果，一定是經濟增速下滑；泡沫膨脹時，國家、地方和個人的資產都在虛幻地膨脹，泡沫破滅時虛幻的資產消散了，露出絕大多數人真實的貧窮和債務。結束了！虛假的繁榮結束了！

問：你是從一個封閉的角度來說明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但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國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都不是封閉的經濟體，國際貿易改變了它們的縱向產業結構，那麼還能從封閉的角度去理解它們的縱向經濟結構嗎？

答：問得好。這是一個牽涉面很廣的問題，我只能作一些概略性的回覆。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不同國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國家的出口以最上游的產品為主，如沙特阿拉伯、澳洲…，有的出口以下游產品為主，如中國…，這確實一定程度影響了它們的縱向產業結構。但縱向產業結構只是經濟縱向結構體系中的一個部分，此外更重要的還有收入的分配結構、收入流的消費儲蓄比和消費投資比結構，它們決定着貿易出口轉換而來進口的產品結構，有多少是消費需要的，有多少是投資需要的。因此可以說，貿易出進口，最終是一個國家經濟縱向結構的組合部分。收入分配過度問投資收益傾斜，進口產品結構就相應會偏向於投資用品，當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經濟高速增長走到盡頭時，它也是產能過剩的一個部分，是國家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一個組合部分。另外，目前的全球經濟，仍是一個絕對封閉的經濟體，其中一國特別是一個經濟大國，其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及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都會通過國際貿易向外輸出，導致全球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例如中國的高投資低消費，不公平的低勞動成本所形成的競爭力和持續巨額貿易順差，迫使各國也必須壓低勞動成來應對。我的意思並非所有國家的勞動成本要一致，不同國家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不同，勞動成本有高有低是正常的，但只要各自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你向國際市場輸出了多少價值的商品，居民就有足夠的購買力，去消化相當價值的進口商品，進出口貿易應是相對平衡的，你給國際市場提供了多少，又從國際市場取回多少，略有順差，適量儲備，以備將來的進口所需。

問：人人都在說，習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國經濟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爛。你的理論，似乎在給他一個可下的台階，是這樣嗎？

答：非也。前面已經說了，獨裁政治體制下的收入分配，會在絕對平均和貧富差別惡化的兩個極端之間擺動，從毛、鄧江胡再到習，正好走完一個循環。毛時代的絕對平均與貧窮就不用說了。毛崩殂後，絕對平均主義已無以為繼，經濟瀕臨崩潰，走向另一極端已勢不可擋。以鄧、江為首的那個家族群，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貪腐的領軍一族，貧富差別不斷惡化的主要推手。當民眾起來真正要反腐的時候，例如六四，為保權與利，他們會毫不手軟動用國家機器進行血腥鎮壓。中共從上至下的層層級級，有着同一結構的腐敗模式，縱橫交錯形成一個盤根錯節體系，寄生在整個經濟體之上，這是民主政治體制下的市場經濟中沒有的。這種獨特的寄生於市場經濟之上的權力體系與商界的勾聯，對勞動成本和社會消費所產生巨大且無法抵抗的壓力，也是民主法治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做不到的。當經濟在這種獨特的官商結構下非均衡地高速增長，直至不可持續，危及獨裁政權時，獨裁者想的必然是重回毛的平均主義老路，以保他們的江山，而無論當權的獨裁者是誰。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過程中陸續上位的獨裁者談不上那個更好。他們在過程的不同環節上台，做着獨裁者必然會做的事。習近平也是如此，他在最末環節上台，所接的絕非一手好牌，政權與經濟正必然走向崩潰，而他的所作所為，只是加速這一過程並使問題更加惡化。但他未必能夠實現重回毛時代的“中國夢”，因為民智漸開，時代已經不同了。

問：戰後日本等一些非獨裁主義國家不也有類似的過程嗎，為什麼要把獨裁與此過程扯在一起呢？

答：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在獨裁國家都會發生，因此會有類似的過程，但發生的機制，失衡的程度和危機的處理上都是不同的。我們先看看下面的表2。表中可見，戰後

表2

日本和文革前後中國，都完整經歷了四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但又有明顯的差別，是很有代表性的。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建國後的前階段，實行的都是不公平的絕對平均的收入分配，導致投資不足，經濟增長緩慢，勞動力大量過剩，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和獨裁者（毛）獨斷專行的錯誤政策，必導致產能不足。與此過程不同的是，民主國家沒有這個絕對平均主義的階段。文化大革命後期，經濟已走到死胡同的盡頭。當預感即將崩潰的經濟危及獨裁政權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一群改革派獨裁主義者，通過政變從“四人幫”和華國鋒手裡奪取政權，開啟了利用市場來拯救其政權的改革開放，經濟才進入高投資低消費高速增長階段。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收入分配關係從絕對平均迅速轉向貧富兩極分化的另一極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投資所得利潤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營運資本這種社會必要勞動的收入；二是名義上個人所有，實為代社會營運的資本；三是貧官與奸商勾結非法從利潤中竊取的價值，規模上來說是獨裁主義國家才有的，真正意義上的“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的主要占有者，就是那個口口聲聲說代表代工人階級利益，其實是與奸商勾聯形成利益集團，牢牢把持着收入分配大權，還控制了包括國家機器在內所有大權以壓迫勞苦大眾的那個黑社會黨。看看鄧、江…那一個一個肥得流油家族群，看看他們“先富起來”的財富怎樣取得就再清楚不過了。早期資本主義經濟中，收入分配權在資方，分配的不公，必然偏問於利潤而壓抑勞動成本，這是事實。勞與資作為兩個勞動者群體，在民主國家的民選議會裡，通過博弈是能夠達成妥協，勞方逐步取得一定的收入分配權，是完全有機會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在較成熟的民主國家，議會的立法都非常重視勞工的權益，但重要的是，人們必須理解經濟的均衡點在哪裡。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期，誰要威脅到利益集團對“剩餘價值”的占有和獨裁主義政黨的統治地位，就會毫不猶豫動用國家機器，對反腐敗反壓迫的“無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其實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六四”。這種國家暴力之下的收入分配，是所有收入分配機制中最惡性的一種，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上貧富差別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因此也是高投資低消費、經濟縱向結構失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當失業人口和實業高投資機會突然消失，經濟進入脫突向虛，用泡沫經濟抽乾消費資金這個高投資低消費的最後階段後，利益集團與政府部門合力，用保護早該破滅的泡沫使之持久不破來維穩政權，還鼓吹什麼社會主義不會發生經濟危機的神話，這種苟延殘喘的耐力，確是民主國家中不會出現的。但泡沫持續的時間越長，吹得越大，意味着泡沫最終破滅時的貧富差別越大，廣大民眾當前及未來可用的消費資金將被抽吸得越乾淨。日本的泡沫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破滅後，經歷了30年的停滯期，在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體制下才走出經濟失衡的陷阱。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爆破，其規模和破壞力遠遠超過日本，面對如此嚴重的危機，一黨專治的獨裁政權已無計可施，無論是向毛時代倒退還是開放，也無論是躺倒、蠻幹還是換帥，都無一能挽其經濟於既潰，護其政權之將傾。

附件1：如何將部門投入產出錶轉換為部門-部類投入產出表

下表是參考華泰證卷在“研究報告 (htsc.com.cn)”上《行業全景畫像：投入產出表視角》一文中設計的，反映了投入產出表的一般結構的示例（下文簡稱“示例表”），稍作改動而成。

我們將它轉換為正文中提到的結構如下的部門-部類投入產出表（下文簡稱“部類表”）。

為便於說明，我們將轉換所得的部類表提前展視如下：

可以認為，除戰爭用品外，所有合法產品，除了生活用品，就是生產用品，我們把戰爭用品隱略在其他投入與產出中。在示例表中清楚看到，三個部門產出的消費品分別是40000、50000、40000，這就是Ⅱ部類在三個部門中的全部消費品產出。根據部門的投入與產出平衡的原理，這三個部門為生產消費品分別投入的也是這麼多，我們在Ⅱ部類三個部門的總投入中列出這三個量。用示例表中三個部門的總投入減去Ⅱ部類三個部門的總投入，就是Ⅰ部類這三個部門為生產生產用品的投入，列在Ⅰ部類三個部門的總投入中。

火力發電部門生產一度電，無論用在工業生產上和用在家庭照明上，所消耗的煤炭等燃料是相同的。可以認為，Ⅰ部類三部門和Ⅱ部類三部門的直接消耗係數矩陣是相同的，與示例表中三部門的直接消耗係數矩陣也是相同的。而示例表中三部門的直接消耗係數矩陣是可計算的，用此係數矩陣，根據Ⅰ部類三部門和Ⅱ部類三部門的投入或產出，就能分別算出它們的中間投入矩陣。

難點在於，Ⅱ部類產出的消費品，用於ⅠⅡ部類各部門的投入，是按人頭的最初投入，而不是在一個個生產部門生產過程的中間投入，沒有投入矩陣。示例表中最初投入的從業人員報酬，也並非全部用於消費。但各部門的報酬量之比，基本反映了各部門從業人數之比及其消費量之比，我們據此去計算各部門最初投入的消費量。如農業部門的消費量為130000×35000÷95000≈47895，然後再按農業部門ⅠⅡ部類產值比，計算出農業部門ⅠⅡ部類最初投入的消費量分別為30479和17416。用同樣方法計算出工業和其他部門的ⅠⅡ部類最初投入消費量。

本附件中的部門投入產出表和部類投入產出表，作為設計的示例，只是用粗略的數字去顯示兩種投入產出表的基本結構和部門、部類產業結構的客觀存在。更精細地反映現實中部門、部類產業的投入產出表，有賴於詳實的統計數據。

附件2：怎樣用失業率走勢圖進行投資

下圖（參考資料見正文圖3）是美國投資、消費和失業的走勢圖，對投資者的實際操作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觀察其失業率走勢圖。我們設想2023年後失業率的三種走勢，用虛線1、2、3表示。（一）如果天上有足夠的勞動者不斷掉下來投入生產，那麼失業率就可以穿過0失業率線繼續下沖，如虛線1，經濟繼續高速增長，並與之前經濟高速增長所形成的縱向生產結構所要求的一至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二）失業率在充分就業區內平穩向前運行，如虛線２，這是最理想的均衡增長，但自2010年以來積累性形成的經濟縱向結構，與它要求的縱向結構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實現２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三）那麼失業率曲線走勢的唯一可能，就是虛線３了。看看失業率曲線百多年的走勢，當它直衝向充分就業區後，無一例外都如３一樣反彈，失業率上漲，投資委縮，經濟增長下滑，對失衡的經濟進行修正。我想，精明的投資就知道該如何操作，比我不知聰明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