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這是建國以來早已或者正在進入我們的集體記憶，閃耀着動人光輝的12位中國女性的面孔。她們是：林徽因、王丹鳳、楊麗坤、嚴鳳英、張志新、章含之、潘虹、周曉蘭、鞏俐、伏明霞、楊瀾、章子怡。

60年光陰足以湮滅太多的東西。

太多的東西湮滅了。

尤其是那些偽裝的崇高，閹割的性別，定做的臉譜，和反人性的表演。

共和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這是建國以來早已或者正在進入我們的集體記憶，閃耀着動人光輝的12位中國女性的面孔。

她們是：林徽因、王丹鳳、楊麗坤、嚴鳳英、張志新、章含之、潘虹、周曉蘭、鞏俐、伏明霞、楊瀾、章子怡。

世上的任何獎項，都敵不過人民的集體記憶。

對於美的集體記憶，是發自內心的致敬，不受任何外力的強制，無論意識形態的香花毒草的命名，還是商業勢力的追捧封殺。

這樣的集體記憶不會被時間任意損毀和塗改，但凡有人提起，被記憶的人與事就會栩栩如生，自動浮現，儘管我們會暫時忘卻，儘管我們的大腦和心思隨時會被形形色色的新奇事物填滿。

向世界輸出自身的魅力，是所有文明國家大力經營的一項事業：正義的魅力，山水的魅力，思想的魅力，藝術的魅力，人的魅力。

有輸出，就有引進。民國時期中國引進的最著名的文學形象，是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這位身穿希臘民族服裝的美男子，在魯迅和蘇曼殊心目中，他的形象是和他為希臘獨立赴湯蹈火的英雄行為聯繫在一起的。

整個20世紀，西方的美麗面孔走馬燈般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幾乎所有中國青年都有（或曾經有過）他們熱愛的西方偶像，很多人甚至迷戀到如數家珍的地步。

作為一種互動，中國的美麗面孔，也從來沒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腳步。

1949年以後的中國並非意識形態全面掌控的鐵板一塊。我們能看到那些美麗的身影，活躍在各自的舞台上——林徽因、戴愛蓮、王丹鳳、白楊、上官雲珠、袁雪芬、秦怡、王文娟、新鳳霞……她們的美，甚至可以輕鬆地突破政治的濃墨重彩，散發出來。

林徽因不但是中國人心中的美的化身，也是美國人費正清和費慰梅心中的中國之美的代表。出色的詩人，了不起的建築學家，妙語連珠的沙龍女主人，征服了眾多傑出男性的迷人的知識女性，這一切令林徽因的美具有了鑽石般堅實華彩的魔力。

1956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開始挑戰斯大林的個人崇拜；1969年，普通中共黨員張志新向中國的個人崇拜發起了挑戰。這個追求真理，熱愛藝術，喜歡聽妹妹用小提琴演奏波隆貝斯庫的《敘事曲》的美麗女性，6年後被判死刑，臨刑前慘遭割喉。這樣一位推動了時代進步的偉大女性，她的美有着青銅的堅不可摧的質地。

女性在重要關頭的果敢與勇氣永遠令人動容。1980年代以來，我們在銀幕上看到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勇敢女性的形象。這是鞏俐，她在銀幕上的形象充滿了力量，這力量源自抗爭的意志，與傳統倫理中東方女性的溫順與柔弱有着天壤之別。

這並非孤立的形象，中國歷史上的勇敢女性，甚至有着壓倒男人的大義凜然的氣概，這就是歷史學家陳寅恪要將那麼隆重的敬意投向柳如是的原因，這也是張志新贏得我們愛戴，鞏俐受到世界推崇的原因。

林徽因美與智慧的絕唱

本刊記者蒯樂昊發自上海

我們常常要藉助一個男人的光線，才看到他背後的女人——對於那些從民國時代走來的文藝女青年們——但林徽因是個例外。在她身上，折射着許多優秀男人的光芒，而她反過來又為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們舉着她這支蠟燭，把那些有着別樣才情與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啓超、胡適、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費正清、沈從文、張奚若……這串散發着光芒的名單裡，間或瞥見林徽因的衣袂飄動，她與他們終生保持着或父或兄、或親或友的深厚情感。

林徽因的父親、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的林長民，不無驕傲地對徐志摩說：“做一個天才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彼時林徽因剛滿16歲，但談吐和悟性已經超越了她的年齡，在她的美貌和聰慧面前被迫放低天倫輩分的不只是林長民，徐志摩也不顧自己是林徽因父親的好友，且在國內已有妻兒，公然鬧離婚並追求起這個剛剛中學畢業的小姑娘來。這段公案因影視、小說、文史學家津津樂道的介入而婦孺皆知。

不太被人知道的是，在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之前，他跟林長民互相引為知己，還玩過一場互通“情書”的遊戲。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個有夫之婦，林長民扮一個有婦之夫，雙方假設在這不自由的景況下互相愛戀。兩個接受過留學教育的舊知識分子，用這種匪夷所思的方式，來描摹他們渴望自由，但又身陷囹圄的情愛世界以及政治抱負。徐志摩寫過一篇濃艷的短篇小說《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長民為原型的。

林徽因最終沒有選擇徐志摩，她和梁思成在長輩的安排下相識相愛了。梁啓超對長子寄予厚望，親自挑選了未來兒媳人選，並在林徽因喪父後視她一如親女。兩家安排只待梁思成從清華一畢業，就送他們一起去美國深造。

這對小兒女於是常在一起憧憬未來，林徽因告訴梁思成，她以後準備學習建築。梁思成大感意外，他從未想過文弱的女孩子要學蓋房子：

“建築？”他反問道，“你是說house（房子）？還是building（建築物）？”

林徽因笑起來，她左邊臉腮上有一個不對稱的酒窩：“更準確地說，應該是architecture（建築學）吧！”

這位建築學巨匠晚年承認，自己最初選擇學習建築，只是為了林徽因，“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都不知道。”——梁思成以多種重要身份存在於歷史之中，但貫穿他一生的核心身份，竟首先是個一心疼顧老婆的溫和男人，這一點，在後來的金岳霖事件里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見過梁氏夫婦的人，莫不承認他們是恩愛的一對。1923年一次學生遊行示威中，梁思成被軍閥金永炎的汽車撞傷，並因此留下終身殘疾，林徽因每天都來安慰他寂寞的病榻，為他拭汗、打扇、讀書。這一點讓梁思成的母親極為不滿，她認為思成傷臥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閨秀應該低眉斂目小心迴避才是，一個官宦人家的小姐，尚未下聘，怎能如此不顧體統？

梁啓超卻因此更加欣賞林徽因，老爺子洋洋得意地寫信給大女兒梁思順：“老夫眼力不錯吧！”這個維新派因此生發出他的姻緣觀：由父輩留心觀察、看好一個人，然後介紹給孩子，最後由孩子自己決定，“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這場婚姻確實向人們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麼寬鬆，同時多麼牢固。終其一生，金岳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飲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學術上的任何問題，常常請教金岳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岳霖來評理調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雙雙故去以後，金岳霖還跟梁思成的兒子住在一起，梁從誡像對待自己父親一樣，陪伴這個為了林徽因終生未娶、亦無後人的大哲學家走完生命最後一程。

從林徽因寫給好友費慰梅（費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們3人的親密與默契。當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蟄居李莊，生活困頓，貧病交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來李莊看望他們，同他們一道過年，林徽因一邊聽着日本轟炸機從上空飛過，一邊在信里這樣寫道：

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沖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裡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干擾，卻總是使車站顯得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林徽因寫完信，就交給思成和老金看，問他們可有補充，於是我們看到了接下來由金岳霖寫的一段：

當着站長和正在打字的車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車通過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卻從未見過那站長。而在這裡卻實實在在既見到了車站又見到了站長。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們兩個搞混。

金岳霖寫完，梁思成又接過信來附言道：

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梁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的醜陋的鋼板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註：梁思成因車禍脊椎受損，一直穿着協和醫院為他特製的鋼馬甲），從我下方經過的繁忙的戰時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

這封信寫在又薄又黃的劣質紙張上，不分段，字極小，沒有天頭地腳，連多餘的半頁都被裁去，為了節省紙張和郵費。這封信讓遠在華盛頓的費正清夫婦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說：“人家講‘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覺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華是多方面的，少女時代起，她已經是頗有名氣的詩人，同時翻譯西方文學、創作劇本、發表小說；學了建築以後，在設計和測繪方面也多有建樹，與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許多建築學著述。雖然穿着窄身旗袍、體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築穹頂來卻根本不成障礙，金岳霖到他們家去，常常看見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頂上，為野外測繪練基本功，老金當即作了一副藏頭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這夫婦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興，林徽因卻不以為然，“真討厭，什麼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個女人就沒有什麼事可做，只配作擺設似的！”

她怎麼可能是擺設？在她家客廳的著名沙龍里，任何談笑有鴻儒的對話，她都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發上跟客人們大談詩歌與哲學。曾經的沙龍客之一蕭乾回憶說：

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別說沈先生（沈從文）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發上吧嗒着煙斗，連連點頭稱是。徽因的健談決不是結了婚的婦女那種閒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我後來心裡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夠像18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麼精彩的一部書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認自己是個“興奮型的人”，情緒喜怒不定，像朵帶電的雲，“只憑一時的靈感和神來之筆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並不多。她的聰慧，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傳說，流傳在那些見識過這聰慧的文化名人們的口頭筆端，而戰爭、疾病、政治運動、貧窮而瑣細的家庭生活又剝奪了她大量的創作精力，所以，拋開她那些著名的“緋聞”，在學術層面上，人們通常只知道她是國徽的設計者、北京古建築的積極保護者，而忽略了她內心更加豐沛的才華。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終於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運，她躲過了後來席捲全國的“史無前例”。丈夫親自為她設計了墓碑，碑上移來她生前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花圈；知己金岳霖為她組成治喪委員會，悉心料理後事。人生得此，夫復何求？

她的墓碑上寫着：這裡長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築師、詩人和母親。

王丹鳳在家練唱，女兒為她彈琴（胡星原）

王丹鳳美麗不止60年

本刊記者李宗陶

嬌俏的小護士在哄女孩兒入睡：“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裡……”1957年，電影《護士日記》裡這首插曲，是導演陶金建議王丹鳳在同期錄音中自己唱的。後來20多年裡，大人孩子都會唱了。

新中國第一代女護士的形象——年輕、勤快、充滿朝氣、略帶嬌媚，因王丹鳳而格外動人。共和國的男人們發現，從舊時代擺渡過來的精緻五官、櫻桃小嘴、楊柳細腰，配上新時代的工作服，也是美的。據老影人回憶，影片上映後，許多男性找對象，首選護士。

王丹鳳那張臉，是標準美人的典範。她生得明亮、洋氣，且未曾到韓國整容。這樣的臉，走到哪裡，哪裡春暖花開。解放前，香港曾推出“滬港四大女星”，王丹鳳榜上有名，其他3位分別是李麗華、周璇、白光。

在她生活了68年的上海，電影院門口貼過她的海報，照相館櫥窗里擺過她的照片，“有點像王丹鳳”成為衡量美麗程度的表述之一。即使80年代中，當她偶爾行走在陝西南路的家附近，也會因為不同尋常的肌膚、氣質，以及乾乾淨淨、一絲不苟的裝扮被人一眼認出。

如今要會王丹鳳，得去香港銅鑼灣或尖沙咀的“功德林素食餐館”碰運氣。走進銅鑼灣怡和街31號，淡雅、通透、氣派，淡綠的牆面上懸字一幅“此中有真味”，是學界泰斗饒宗頤的手筆。

“功德林”這隻牌子1922年在上海創立，1992年被王丹鳳和丈夫柳和清帶到香港。據說，那裡的素菜講究原汁原味，謝絕味精；茶蔬為有機肥種養，沒有農藥殘餘；廚藝不凡，能把麵筋做得像鱔絲，此外南瓜盅、西瓜豆漿、青豆沙酥餅、海苔松子炒飯，令人一邊食慾大振，一邊又不忍下箸。每逢初一、十五，多半要排長隊；內地眾僧尼，乃至不少知名活佛，也從西藏、甘肅、青海遠道而去，品素齋、結善緣。

時代變了，角色也變了

1951年1月的《青青電影》雜誌上，有整整兩個版是王丹鳳、柳和清在上海逸園大飯店舉行婚禮的報道，標題是：“逸園座上，賀客盈千；一對新人，合拜天地——王丹鳳和柳和清元旦結婚”。當時，王丹鳳剛剛婉謝了香港電影界的挽留，回到上海。

柳和清原是國泰影業公司的少東家。他父親柳中亮與叔父柳中浩在上世紀40年代共同創辦上海國泰影業公司，柳和清完成學業後，幫助父親打理業務，後自立門戶，創立大同影業公司。解放後，私營電影廠先公私合營後又併入國營，成為上海電影製片廠，柳和清擔任上影廠宣傳科長，專事攝影，後來擔任過上海攝影家協會理事。

王丹鳳原名王玉鳳，寧波籍上海人，父親是經營旅店的，平常看戲帶着女兒。舞台，加上後來的電影，讓王玉鳳對水銀燈生涯有了憧憬。她首登銀幕是在吳茵（《一江春水向東流》裡圓圓臉的婆婆）主演的《靈與肉》中，演少爺的表妹，一個女學生。雖然是配角，但演得惹人喜愛。老大姐吳茵對她的影響，尤其是政治上的，延續一生。

16歲那年，她跟同學去合成影片公司攝影棚參觀，無意中被導演朱石麟發現。當時這家公司人手少，朱石麟見她天真美麗，聰明伶俐，試了鏡頭後，覺得有潛質，便動員她拍戲，並贈一個“丹”字。

不久，她主演了影片《新漁光曲》，表演質樸、真實、動人，不僅受到專家的讚賞，更得到觀眾的認可。影壇從此升起一顆新星。

在上海淪為孤島的5年間，她拍了25部片子，扮演的多是受侮辱和欺凌的婦女形象：招待員、歌妓、丫頭等等。1948-1950年，應香港長城影片公司邀請，她參加拍攝了《錦繡天堂》、《瑤池鴛鴦》、《瓊樓恨》、《海外尋夫》等7部影片，多為古裝戲。

此後30年裡，她拍過《家》、《海魂》、《護士日記》、《春滿人間》、《向陽花開》、《女理髮師》、《桃花扇》等13部影片，所演角色是：工人、農民、護士、理髮員、售票員等等。其中，《家》中的“鳴鳳”，《護士日記》中的“小燕子”簡素華，以及《女理髮師》中的角色讓老觀眾記憶猶新。她的封箱之作是1980年的《玉色蝴蝶》。

為了演好女理髮師，王丹鳳曾經到南京路理髮店拜滬上名剪劉瑞卿為師。她虛心好學，沒有一點明星架子，天天準時到店裡當學徒。很快，理髮店門前天天清早排出影迷長隊，情狀不輸今日粉絲。

1963年的《桃花扇》讓她倒了霉，因為“宣揚才子佳人”。此後15年，她沒拍過一部電影。

“先批王丹鳳！”

十年動亂期間，王丹鳳也不可避免地經歷了抄家、批鬥會、幹校勞動。但她一不是共產黨員，排除了“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嫌疑；二無緋聞，扯不上“腐化”；三沒有參加過所謂的“大毒草”攝製組，所以直接受到的威脅打擊比白楊、黃宗英少得多。據白穆回憶，當看到別人被拳打腳踢時，她偷偷躲在食堂堆放雜糧的倉庫里，嚇得魂不附體。

有一次，她與黃宗英、白穆、石靈在上海近郊勞動，造反派展開“田頭批判”。批判會還沒開始，年輕的農民們早已在前排小木凳上坐好。4位受批對象一經押到，有人大喊：“先批王丹鳳！”

“是唱花旦的嗎？”有人交頭接耳。

輪到瘦高個兒黃宗英上前，有人笑着說：“她是唱小生的。”

一場鄉間批鬥會，竟也開出些觀眾見面會的意思。儘管被身後的工宣隊重重敲了一下，白穆還是笑得停不下來。

面對上影廠造反派的胡言亂語，王丹鳳溫順而誠懇地聽着，沒有流露絲毫不滿情緒，在當時，屬於“難能可貴”。

在奉賢幹校，有的女演員暗中帶點醬瓜、鹹菜，王丹鳳從不帶吃的。她嚴格遵守作息制度，在宿舍里不與人高聲交談，手拿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翻來覆去地讀。大太陽底下勞動，她總是帶頂帽子，一鋤一鋤地挖，從不偷懶。出勤時，她走在前面，到工作間取農具也不挑不揀……

總之，她當時給人們的印象是：乖巧、隨叫隨到、任人擺布，積極要求進步，投入人們常說的“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她能活到今天。

王丹鳳當過上海市三八紅旗手；當過第四、五屆上海市政協常委，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也是第四、五屆民盟中央委員，第六、七屆民盟中央常委，第九屆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

1985年1月20日，柳和清王丹鳳夫婦應邀赴華盛頓，參加里根總統的就職典禮。他們順路到加拿大溫哥華探望78歲的影后胡蝶。臨別時，胡蝶將一對燒制着彩蝶圖案的精美小瓷盆送給王丹鳳，說：“我一共只有兩對，一對送你，一對自己留着。”

4年後，胡蝶病逝。王丹鳳成為大陸惟一探望過她的友人。

在國外，她遇到過許多影迷。有一次，在新加坡機場，有人拿出珍藏40多年的少女王丹鳳的照片送她。這張照片她自己都沒有，激動得連說，謝謝你了，謝謝你了。

2005年，作別影壇20多年的王丹鳳被授予“優秀電影藝術家”稱號。81歲的王丹鳳說，她“懷念過去的文藝片”，如深深影響過她的《飄》、《魂斷藍橋》；她念念不忘當年貼在閨房牆壁上的那些偶像：周璇、袁美雲、胡蝶、阮玲玉、陳雲裳……

楊麗坤 悲情阿詩瑪

她的美麗因＂阿詩瑪＂廣為人知，卻因政治運動迅速凋零

本刊記者彭蘇實習記者易潔發自北京

馬鈴兒響來喲玉鳥兒唱

我陪阿詩瑪回家鄉

遠遠離開熱布巴拉家

從此我們不憂傷

不憂傷，哎羅哎羅不憂傷……

“現實哪能真有那麼好？兩部電影我都參與了，我還不清楚情況？”電話中，殷佩嫻頗為感慨。

作為雲南省歌舞團的老演員，她還記得1959年的某天，長影廠的導演王家乙來團里為即將開拍的電影《五朵金花》挑選演員。一時間傳得沸沸揚揚。

“那天，我們幾個正在台上擦玻璃，有人把我叫出去了。我出門一看，團長李堅和王導站在院子裡說着話。”接着有人給她送來了一張當晚的戲票，囑咐她千萬別送人。

“我坐在中間第四號，王導和上影廠的攝影師坐在旁邊。”她說，這張“不許轉送”的票，一共送出了3張，除了她與一位姓趙的演員，第三個就是正值17歲的楊麗坤。

楊麗坤是團長向王家乙推薦的。殷佩嫻肯定道。她不僅是楊的同事，更是其生前好友。

她倆以及雲南省話劇團的王蘇婭、譚堯中後來一同入選《五朵金花》。不同的是，楊麗坤在片中扮演的是花叢里最“金”的一朵。

小九

1941年4月27日，楊麗坤出生在雲南普洱縣磨黑鎮。家中兄弟姐妹10人，母親早逝。由於她排行第九，身邊的人都親昵地稱呼她——“小九”。

“小九自小沉默寡言，但愛動腦子，個性很強，脾氣犟得像死牛，碰上不高興的事，就獨自坐着生悶氣，有時竟憋得鼻子裡流出血來。10歲的時候，二妹黃曉夫婦把她接到了昆明，留在身邊生活、學習。黃曉的丈夫是當時的省委組織部長。這給小九的成長提供了極好的條件。”楊麗坤的丈夫唐鳳樓，曾經聽楊家大姐楊琴如此介紹。

小九12歲時陪愛好文藝的黃曉一起去省歌舞團看演出，“這樣省歌舞團便知道了小九，覺得她身材極好，五官端正，想讓她進歌舞團當學員。團長問她時，她除了自己的名字什麼也不肯說。事後，我問她到底喜不喜歡舞蹈？她說喜歡的。但學習怎麼辦？我能不能一邊學習，一邊跳舞？”多年後，在《電影傳奇》裡，黃曉對主持人崔永元說及往事。

楊麗坤生前對丈夫唐鳳樓透露：“後來，我進了歌舞團。團里的領導專門派了一位同志照料我的生活，有些人知道我的姐夫是省委組織部長後，對我特別關心。但是不久，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就被打成了右派，搞到一個小礦山勞動去了。就剩下我一人在昆明，孤零零地沒有一個親人，昆明的家也沒有了，團里也對我變了態度。對我‘特別關心’的人最先板起臉，好像我也是一個右派。那時我才15歲，世態炎涼使我更加不愛說話了。從此以後，我就拼命地練舞蹈，因為這就是我唯一的樂趣了。”

楊麗坤的低調未能掩飾她身上的閃光點，與她交往過的顧春雨暮年回首：

“她的打扮向來自然、樸實。起初我以為她非常內向，不大說話，看她老是一個人坐着。後來才發現，她跟談得來的人在一起時，是非常能說並且敢說的。

“她非常好學。喜歡外國古典名著。喜歡古典音樂。喜歡跟別人討論事情。看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別人沒有注意到的。她絕對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違背意願跟領導套近乎。”

唐鳳樓想起晚年面目全非的妻子，曾向他演示過一段舞蹈。

“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肩膀一抖手那個一動，整個人完全變了。太美了，太美了。”他嘆為觀止。

那是楊麗坤14歲上台表演的獨舞《春江花月夜》中的某段。

金花

1958年中宣部發文，指示各電影廠拍攝若干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都好的電影，以備在來年的國慶節前後上映。1959年4月初，上影廠發電報讓王家乙火速回京，準備接拍《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是編劇季康和公浦創作出的一部反映雲南白族人民熱情奔放、輕鬆活潑的輕喜劇。

影片格調喜氣洋洋，影片背後卻是難以輕鬆。儘管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說，《五朵金花》要拿到資本主義國家放映，在政治思想上可以“不表現黨，不表現團，不出現毛主席像”。但王家乙仍然忐忑不安，“1958年剛對愛情片、喜劇片進行了批判。現在部里讓拍這個劇本，不知以後會如何，又不好不拍。”

雖然拍片時有種種不如意，王家乙還是耐心地指導着手下的每一個演員入戲。“再看《五朵金花》，我不覺得自己演得好。主要是王導引導得好，換了任何一個人都能演好。”70年代末，楊麗坤對唐鳳樓說。

參演該片的演員聊起過片中的某一橋段：楊麗坤扮演的公社社長參加完婚禮，喝了點酒後，一個人照照鏡子，摸摸自己的臉。心裡想着心上人，頭卻搖了搖。事業女強人含情羞怯又無可奈何的心思，讓第一次演戲的楊麗坤演繹得非常到位，別忘了她那會兒才17歲。

《五朵金花》在十一公映，受到了全國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周總理特別接見了楊麗坤。當時北京飯店擺國宴，她就坐在總理身邊。雲南省歌舞團進京演出時，周總理又向毛主席特別介紹了她，令她激動萬分。

和她一個舞蹈隊的嚴學恆說，“電影是成功了，但楊麗坤做人還是很謙虛，不張揚。”

她甚至沒有告訴自己的家人，自己都做了什麼。“直到1961年，有人為我送來了《五朵金花》的電影票，要我晚上一定去看看，因為那是小九演的，我還不敢信呢。電影放映時，我問我家孩子，這是不是坤娘？他說，是坤娘。我才確信真是她演的。”黃曉含笑面對鏡頭說。

阿詩瑪

1960年，撒尼族長詩《阿詩瑪》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被改編成電影，並由上影廠的導演劉瓊執導。

60年代初，尋找演員的劉瓊來到了雲南省歌舞團，團里正在上演一部歌劇，名叫《娥卞與沙洛》。

“《阿詩瑪》裡扮演阿茲，還有阿茲母親的演員都是在這部歌劇里找到的。演娥卞的女演員杜麗華後來為阿詩瑪配唱。”嚴學恆說。

至於阿詩瑪的人選當然非楊麗坤莫屬。當時團里有人與她競爭過，“即使按我們的眼光，那人也是不行的。據說對方還想賄賂劉導，但劉導沒有改變主意，堅定地選擇了楊麗坤。”

1963年4月，楊麗坤等30多名演員來到了上影廠，進行一系列的排練。

“當時上影廠里一個姓姚的化妝師為我們講授化妝技巧。他跟我們講，這部電影用的化妝品是廠里最好的了，因為是上影廠與香港合作拍片時剩下來的化妝品。”

殷佩嫻認為化妝師很是用心，為阿詩瑪試裝多次。原來《五朵金花》裡的淳樸健康的金花更接近楊麗坤本人，通過化妝師的手，仿佛為她的美增添了一種華麗的色彩。

《阿詩瑪》裡有大篇幅的載歌載舞，舞蹈難不倒楊麗坤，但論聲音實非她的強項。曾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的陳荒煤在《阿詩瑪，你在哪裡》文中寫過——

當她（楊麗坤）說起周總理說她，“你說話怎麼還奶聲奶氣的，像個孩子”的時候，她臉紅了，淚珠流在臉頰上，神態十分嚴肅，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那時候，我心裡難過極了，講不出話來，可是我心裡向周總理保證，我一定要把普通話說好！”

片中有一幕，阿詩瑪關進熱布巴拉家的地牢時憂慮道，我什麼都不怕，只擔心年邁的老媽媽……幾句讀白是迄今為止，我們僅能聽到的楊麗坤的原聲。

她的努力是能感受得到的，為阿黑配唱的胡松華說，錄歌時，他一看就知道楊麗坤是下了工夫的。

發病

1964年，歷時3年，投資巨額成本，讚美自由與愛情的《阿詩瑪》殺青。而這一年，中國電影界正在批判兩棵“大毒草”——《早春二月》與《北國江南》。此後，它只能被打入冷宮，直至文革結束方才公映。

“1966年8月文革開始，我們在四清工作隊的工作還沒結束，就被調回團里。後來出現了一些大字報，上面文藝黑線的紅人里提到了楊麗坤。”

“1967年，越南代表團來到雲南，當時的紅星劇場3樓小放映廳小範圍地放映了《阿詩瑪》。放之前講了，這是一部不好的片子，是讓越南代表團看後吸取經驗教訓，以後不要拍。大家都很好奇，很多人擠破了腦袋想去看。我去了，楊麗坤也去了。”

“結果她看了一半就跑出來了。後來她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她心裡很難受，很後悔‘為什麼拍了這麼一部電影’。那時她畢竟還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姑娘啊！我安慰她。其實我當時覺得這部片子沒什麼，而且音樂非常棒。當然我也沒公開說它好。”顧春雨直言道。

顧春雨是1965年9月到雲南省歌舞團，最初是樂隊演奏員，同時也常寫歌曲和舞蹈音樂，後來又兼樂隊指揮。與顧春雨正式交往前，楊麗坤絕不缺乏追求者，據說其中還有地位顯赫人士。

楊麗坤的七哥楊克武說過，妹妹紅了以後，收到過大量的求愛信件，但她一心追求事業，不想過早論及兒女私情，有意識地處理掉了這些信件。

殷佩嫻說，在上海時，楊麗坤曾和趙丹之子趙矛談過一場短暫的戀愛。她喜歡那種年輕有為，追求上進的青年。

“我喜愛唱歌。從四清工作隊回昆明之初，有時晚上沒事就和歌隊的同志在琴房唱歌，她愛趴在窗戶旁聽，慢慢地我們就熟了，有時還一起去看電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們在四清工作隊時，我接到長途電話得知我父親過世了，心裡十分痛苦。她專門過來安慰我，這讓我印象非常深，覺得她很善良。

“我剛開始跟她好的時候也有顧慮。有人勸我，覺得她跟很多人好不長。我也有這個擔心，還去找她鄭重地談了一次，但是她很堅決。事情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她並不是一個作風不好的人，實際上她很嚴肅。”

“後來發生的事，我想，很有可能她哥哥覺得她是大明星，我當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歌舞團團員，不希望我們在一起。所以在1967年12月26日下午，她的五哥楊克文採用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手段強制地帶走了她。”

顧春雨的回憶被殷佩嫻證實，她說，那會得知消息的顧春雨氣得要死，恨不得立刻去找她，大家拼命把他勸了下來。

“他們把她帶到了鎮沅，恐嚇她，你在這兒是出不去的，你死了這條心吧。你寫信也沒用，郵局有我的人，信我能給你截住。”

“她信以為真了。他們還在她的床頭貼了一張白求恩的畫像，告訴她，她就要找這樣的人，並且已為她相中了一個醫生。於是她就病了。誰給她吃藥都不吃，她老覺得有人要害她。”

“這樣楊克文着急了，給我打電話。電話里他吞吞吐吐的，我覺得不對。我站在裝滿油罐的大貨車裡一路到了鎮沅。他哥哥見了面後，說對不起什麼的一大堆，然後帶我去看她。見了她，她說，你怎麼來了？我已經在這兒了，你怎麼也來了？你來了我倆就都出不去了，這是一個魔窟。我這才相信她真的發病了。”

“我讓她吃藥，說不會害她，她很信任我，每天堅持吃藥，一天3次，吃了就睡覺。一個月之後基本好了。等她完全清醒的時候，原原本本告訴我是怎麼回事：過年前，她五哥被單位派到鄉下。三十那天晚上，她五哥的朋友請她吃飯，當時外面有人放鞭炮，她突然覺得心裡有蟲子在爬，覺得人家給飯里下了毒。那時雲南搞武鬥很厲害，她極有可能將這些事都糾合在一起想了。”

“我們回到昆明後，我都計劃好了，把她接到上海治療，遠離那個環境。但看到她好了，楊克文他們又改了主意，要把她帶走。楊麗坤素來尊敬這位兄長，不敢違背，她走的前一天才對我說。他們帶她去了東川，一連四五個月沒有消息，我寫信給她也不回。等到這年七八月份，她突然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要跟我斷絕來往。我們最終分了手。”顧春雨說。

風暴

1969年，文藝界集中在雲南民族學院進行思想改造。殷佩嫻認為那是楊麗坤發病最嚴重的時期。

“你說她有病嘛，她平常做事說話很文靜，外人根本看不出來。而且心裡清楚得很！”

她舉了一個例子，楊麗坤得病後，每次上她的屋，都會故意在門口大聲喊道，小白（殷的暱稱），我來給你送毛主席畫像了。進屋後，她馬上把七八本外國名著，即那時的禁書，請殷佩嫻代為收藏。

楊麗坤的某次舉動把他們着實嚇住了。在顧春雨看來，“那次她真的不太正常了”。

1969年夏，支持823派的軍代表在一次講話中壓制了炮派，只見楊麗坤騰地站起身來，徑直走到台上對軍代表說，“你一邊去，我來講兩句。”

她在台上振振有辭，“毛主席說，兩派鬥爭要一碗水端平。譚甫仁（時任昆明軍區政委）來雲南後，沒有一碗水端平，而是採取了一派壓制一派的做法。”

“哎喲，我們坐在下面，心裡怦怦直跳，誰都不敢吭聲。”殷佩嫻驚詫。

“正常人絕不會在那種場合下說那種話，誰都知道要保護自己的。”顧春雨當時坐在禮堂靠前處。

立刻有人衝上前，想駕住楊麗坤搞“噴氣式”，她激烈反抗了，並掌摑了其中一人。

“楊麗坤啊，你們是不了解。她內心很剛強的，搞下跪什麼的，她絕不會屈從。”嚴學恆還聯想到，曾有一次823派批鬥某人時，楊麗坤也是拍案而起。她憤怒地質問全場，“他根本沒做過這樣的事。你們有人可以為他證明，為什麼不出來講話？”

楊麗坤被關進了禮堂的地下室，嚴學恆形容裡面寬六七米，深四五米，堆滿了雜物。他酸楚地對我說，當時的政治環境極其恐怖，楊麗坤想不通這點。她這個人的性格決定了她鑽進牛角尖就鑽不出來了。她老問，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為此她還喝墨水自殺過一次。

她的病起初只是輕微的疑神疑鬼，覺得有人在監視她，還沒有到達那麼煩躁的地步，也沒有幻聽出現。自從關進地下室後，這個期間，工宣隊與群專組的人不斷開小會整她，用各種方式斗她，其中包括有嫉妒過她的人。他們不承認她有病，咬定她裝瘋來發泄對政治的不滿，以至貽誤了她的病情，她終於徹底地“病”了。

一天天蒙蒙亮，殷佩嫻等人從睡夢中驚醒，他們聽到民族學院禮堂里傳出陣陣悽厲的歌聲。

有人循聲找去，發現楊麗坤站在大堂中央，高唱《白毛女》中最悲憤的一段——你要害死我，瞎了你眼窩，我不死，我要活……

婚姻

雲南省歌舞團第一批下放宜良羊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人里有楊麗坤。她在那裡待了近一年時間。

殷佩嫻覺得彼時的楊麗坤“還好”，至少看上去和大家一樣，甚至還參加了樣板戲的演出。

但楊麗坤私下的言論卻讓她膽顫心驚，“她評論國家高層領導，說江青不好，不配做主席夫人等等。我趕緊要她別說了，千萬別被外人聽見。”

終於有人向組織上匯報了楊麗坤的“妄言”。時值1970年夏，《雲南日報》頭版頭條正在登載《徹底批判影片〈五朵金花〉》。

楊麗坤的二姐黃曉在“電影傳奇”里談到，某次大會批《五朵金花》，有人提江青說《五朵金花》是毒草，楊麗坤當即反駁道，周總理說《五朵金花》是好電影，江青同志說毒草，那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一下子不得了了……

這年，楊麗坤的大姐楊琴寫了一封信，千方百計托人呈交周恩來。周恩來看後下達指示，治病要緊，速將楊麗坤同志送往精神病院醫治。

楊麗坤在昆明長坡醫院小住後，轉送到了醫療環境相對寬鬆的湖南郴州醫院。殷佩嫻在那裡陪她度過了一個月。她說，病房裡，病人與陪護睡一張床，房間裡擠滿了18個人。睡覺時時有男病人突然闖進房內，鬧得不得安眠。

後來，楊麗坤的大姐接替了她的工作。等她再見到楊麗坤時，已是1973年，楊麗坤剛結婚不久，並懷有了身孕。

“唐鳳樓把她從上海送回了昆明。那天我看到他倆拎着行李站在兩棵大樹下，團里的人從他們身邊經過，不敢理睬她，樣子十分可憐。我上前一把拎過她的包說，你們跟我走。”

楊麗坤與殷佩嫻談過她與唐鳳樓的婚姻。殷佩嫻感到，唐鳳樓雖然只是廣東凡口鉛鋅礦的工人，但楊麗坤還是滿意這段婚姻，她覺得，“唐是上海大學生，精通英語，知識面蠻廣的。”

“我和楊麗坤的婚姻真是一兩句話難說清楚。原來廣州文藝出版社要為我寫的一本書取名為《我與阿詩瑪的愛情》，我堅決不同意。我說我們之間不是愛情，只是傳統意義上的結合。她是我妻子，我是她丈夫，我不照顧她誰照顧她？假使現在倒過來活，我沒有這種勇氣。”唐鳳樓說。

1973年，他從廣東趕到湖南郴州，第一次見到楊麗坤時，他幾乎驚呼：“天啊，她身上哪裡還有一點演員的痕跡？除了一雙眼睛好看，臉色灰暗，全身胖乎乎的。”

明知她有病卻選擇了她，唐鳳樓說一是基於強烈的同情，二是楊麗坤的善良打動了他。

在凡口領取結婚證後，楊麗坤不安地告訴他，她的幻聽還沒有好，感到對不起他，想把自己的妹妹說給他。

“所以說她很天真善良。我聽後一愣，就想以後多安慰安慰她，多給她點溫暖，她就好了吧。”

他不知道，婚後楊麗坤的幻聽頻頻發作，耳邊常有位“爺爺”跟她說話，指揮着她的意志行動。

最令他難以忍受的是，楊麗坤在生完孩子後，曾一度每天精心打扮外出，回到家後對他說，某某才是她的丈夫，而他是她的弟弟。

“她說，我不想與你結婚的，是姐姐要我和你結婚的。她還給別人寫信，那信拿出來，完全不像是病人寫的。我那時才30出頭，我也有自尊心的。我提出過離婚。

“等我搞清這也是一種病態時，我放棄了。我看了一部朝鮮電影《賣花姑娘》，裡面有一句話，只要心誠，石頭也能開花。我就用它來鼓舞自己。”

眼見妻子的病情漸漸加重，唐鳳樓決定送楊麗坤回到郴州精神病院。

臨行前，楊麗坤坐在兩個兒子身邊，一會親親這個，一會吻吻那個。一邊用大蒲扇給兒子扇着風，一邊溫柔地說：

“明明啊，媽媽明天就要走了，媽媽可想你們呵！你們可別忘了媽媽！”說着，她的淚水汗水摻和一塊滾落而下。

從郴州精神病院出來後，楊麗坤獨自在昆明生活。1976年文革結束，她被送往長坡精神病院。其後唐鳳樓又將她轉到上海精神病院。

嚴學恆說，1978年他和殷佩嫻陪着團長一起到上海為楊麗坤平反落實政策。他們為她念平反書，並告訴她，江青已經垮台了。她叫道，你們不要亂說啊，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不會垮的。

他們把她接出了醫院，在外玩了兩天。楊麗坤還清楚地記得殷佩嫻女兒的小名。告別時，殷佩嫻聽到身後的鐵門“哐”地合上了，她扭回頭來，透過網狀鐵門，發現楊麗坤站在裡面望着她，哭。她不禁在門外潸然淚下。

2000年7月21日早，唐鳳樓告別時，妻子不吭聲。他坐在藤椅上陪着她，最後他對她說，小九，我真的要走了。她“嗯”了一聲，在他的頭上摸了摸說，走吧。

傍晚時分，唐鳳樓在外接到家裡打來的電話——小九“走”了。

嚴鳳英 永遠的七仙女

本刊記者李乃清發自上海

“我在舊社會是一個鬼，解放後黨把我變成了人。”

黃梅戲名伶嚴鳳英，生前說這話時，眼裡噙滿了淚。但在廣大戲迷看來，她更是個仙，從《天仙配》到《牛郎織女》，人們記住的，是她迎面撲來的美與善。

“嚴鳳英這一生最重要的意義，是把黃梅戲從名不見經傳的地方戲，變成全國普受大眾喜歡的劇種。怎麼變成的？正是嚴鳳英這種特殊的表達方式。她既沒學過文化，也沒學過樂理，這些她都不懂，她只是為黃梅戲而生、為黃梅戲而死。她個人的美，都在舞台上展現了，她的《天仙配》演得質樸，《女駙馬》演得可愛，我們這些沒見過她本人的人，看到的不就是這些嗎？再一個，生活中的她，我相信一定是率真的！”接受採訪時，“小嚴鳳英”吳瓊，對前輩大師充滿肅然的敬意。

戲道

嚴鳳英乳名小鴻六，出生於安慶，祖籍桐城羅家嶺。啟蒙老師嚴雲高是位補鍋手藝人，當時牽頭草台戲班。小時候，一上午她就學會一出唱做並重的小戲，讓師父大為吃驚：“鴻六兒真乖巧，戲像是前生學會的一樣！”

她不僅用心研究黃梅戲唱腔，更是博採眾長。北昆名家白雲生曾到合肥，看了嚴鳳英的表演，他將手背在自己下巴下一橫：“你這下面的戲不能看！”意思是，嚴鳳英除了一雙靈活的眼睛和一張會唱的嘴，手、足、腰、腿都缺少鍛煉，不會做戲。面對尖銳的批評，嚴鳳英臉紅了一陣，隨即表示感謝，開始拜白雲生為師。

曾與嚴鳳英合作15年之久的黃梅戲作曲家時白林回憶說,1954年嚴鳳英扮演《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以她樸實圓潤的唱腔榮獲華東區戲曲會演的演員一等獎。這個劇目搬上銀幕，她立即成為戲劇舞台上一顆明星。

拍電影《天仙配》時，曾有一則美談。拍“分別”這一重場戲時，嚴鳳英趁換布景的空閒，與劇組人員打起撲克牌。導演石揮很擔心，問等會拍戲用不用眼藥水，嚴鳳英說：“不用。”實拍一到，她淚流不止地演着“七仙女”與董永生離死別的痛苦心境,只拍一遍就過了。石揮很興奮：“今晚為你加個菜，辣椒炒肉絲。”

時白林對記者說：“56年春，電影《天仙配》一放就很紅，觀眾對嚴鳳英真是讚不絕口。那時候來信最多的是學生。開始嚴鳳英還能自己回，後來沒那麼多時間，她說你能不能代我回一些，那時郵票8分錢一封，我記得最多的時候，我一個月給她回信要花掉8塊錢。”

時白林回憶：“56年，她的工資300塊，但錢都用別人身上了，比如，我第一次吃西餐就是嚴鳳英請的，她這人很大方，誰要有困難，她就資助人家。”

嚴鳳英的慷慨和愛心出了名的，每當看到同事、鄰居，甚至素不相識的人遇到困難，她都解囊相助。1960年“自然災害”，一位外地婦女在合肥臨產，舉目無親，嚴鳳英在排戲間隙趕回家，給人家拿去衣物和糧食。

情路

嚴鳳英一生，有過坎坷的情路，貫穿始終的，則是她對文人的傾慕。

為了寫嚴鳳英藝術評傳，7旬老人張光亞，多年探訪了幾十位相關人士，他對記者的敘述，從側面展現了嚴鳳英的情路波折。“嚴鳳英是個很好的女人，一般男人她是看不上的。王冠亞、王兆乾、甘律之，這3人都不錯，王冠亞和王兆乾我都見過，都是有識之士。”

南京甘家，居南捕廳100多年，從抗戰始至解放後，梅蘭芳等多位梨園英華都是甘貢三的座上賓。三子甘律之不僅老生、小生都能唱，還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與幾位名票發起“友藝集”京劇茶座，期間吸引了輾轉流落南京的嚴鳳英。當時，不滿20歲的嚴鳳英在舞廳伴舞，迫於生計，易名嚴岱峰。

“友藝集”活動中，嚴鳳英出演過《御碑亭》等戲，她曾與甘律之合作《梅龍鎮》，扮演李鳳姐，獲得好評。一次演出，她還出奇制勝反串張飛，一炮打響，傳為佳話。

這段時間，嚴鳳英從京、昆藝術吸取營養，也為她日後成為黃梅戲大家奠定了基礎。1951年，嚴鳳英擬回故里，甘律之為她購置“行頭”，支持她重登黃梅戲舞台。

“從家庭關係看，甘家解放前是個大戶，嚴鳳英是個歌女，他們雖然在一起，但一直沒結婚，既然同意她回安慶，也就意味着關係將來也難說了。嚴鳳英回去後越唱越紅，排《柳樹井》時認識了王兆乾，王兆乾是部隊文工團的，又是黨員，很有才華，十八般武藝都會，這點肯定打動嚴鳳英的芳心，他們也就好了。”

“嚴鳳英的性格敢作敢為，感情也不是很纏綿的那種，她說斷就斷。但同時她又非常講情義，甘家教她唱崑曲，排戲、練功，她都記着。”1953年夏，嚴鳳英隨安徽省黃梅戲劇團到南京，在南京大戲院公演《打豬草》，為感謝甘家的幫助，她買了許多禮品去看他們。

“去南京時，王兆乾也跟過去了，還跟甘律之碰上了，嚴鳳英挺大方，給他們互相介紹，但王兆乾沒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沒握，據說還打了嚴鳳英。嚴鳳英氣得要死，把被子也甩了，這樣以後，兩個就分掉了。”

“有個情況，王兆乾在世時，我也問過他。嚴鳳英曾托人帶信給王兆乾，說孩子（王小亞）要生了，但王兆乾沒去，結果甘律之去了，而且表態，孩子我要，我願意照顧你。這樣嚴鳳英54年就跟甘律之結婚了。”

甘律之曾有回憶：“婚後，我與鳳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後我隨汪劍雲（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東、河北一帶演出，夫妻分居。後因歷史原因，夫妻離異。儘管如此，離婚後鳳英還多次在朋友面前稱讚我為人忠厚，對她體貼關心，在藝術上對她幫助極大。”

“甘律之在那個時代每況愈下，他到合肥也做生意，但很不成功，那是國有化時期，你私有化怎麼搞得起來？嚴鳳英是蒸蒸日上。省委書記找她開會，看她演出，兩人之間出現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門房意識，嚴鳳英也受到傷害。你當時為什麼不娶進門，54年紅了後才和她結婚呢？”

關於此事，時白林也有記憶：“當時安徽的黨政領導對嚴鳳英很看重，認為甘律之不過是個小開，覺得嚴鳳英不應該嫁給他，應該嫁給共產黨員，所以動員她先入團、後入黨。”56年下半年，嚴鳳英在排演《王金鳳》時認識導演王冠亞，感情漸深，是年結為連理。

“他們剛結婚沒多少日子，有次，我在樓底下走，她就喊我，老時！她趴在3樓的窗戶上，我說，你吃飯沒？她說，沒。怎麼還沒吃飯？她說，我等人。我說你等誰？她就做了個鬼臉，悄悄道——等小亞哥！”

新鳳霞曾在回憶文中寫道：“冠亞老實、善良，對鳳英可說俯首貼耳，體貼萬分，是個模範丈夫，自和鳳英結婚以來，沒有給鳳英帶來過一點麻煩和痛苦。但在鳳英生命最後一刻，他是遺憾的。”

嚴鳳英過世後，王冠亞一直未再娶，傾注其心血，為愛妻立傳，後拍成電視劇《嚴鳳英》。而今，這位耄耋老人行動不便，大兒子王小亞在安慶，小兒子王小英在深圳。

殤途

“又誰知花正紅時寒風起，再要回頭難上難！生生死死人間去，恩愛夫妻難團圓！”

仿佛一語成讖，《牛郎織女》最後一幕，恰恰寫照了嚴鳳英的悲劇。

她一生自殺過3次，吞金、上吊、服藥。前兩次在解放前，原因是不堪凌辱，均被搶救脫險；人生如戲，第三次，“仙女”最終撒手人寰了，向着那個嚴酷的結局逼近，不忍卒說。

“當時我們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那晚（1968年4月7日）7點多鐘，因為第二天造反派要她交待問題，她就到我家，問怎麼辦？當時我也受衝擊，我就說，實事求是吧，總有一天這個事會說清。我記得她端了個大茶杯，穿了個黃色大棉襖，呆了十來分鐘就走了，在門口對我愛人說：‘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難熬啊!’沒想，第二天早上就聽到了不幸的消息。”柏龍駒（原安徽省文聯副主席，1952年認識嚴鳳英，曾與王冠亞共事）向記者回述嚴鳳英自殺前晚的情景。

文革初期，嚴鳳英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線人物”、“封資修代表”等罪名，受盡“文批武鬥”折磨。“他們黃梅劇院之前在我們院子裡開了個批鬥大會，那個會上斗得很不像話，把她過去的事情都翻了出來，甚至她在舊社會被侮辱、被傷害的那些，全搬出來了，還把她丈夫、孩子都喊出來陪斗。她當時就喊我母親：‘媽媽’啊，我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那次對她刺激很大。”

當晚，寫不出交待材料的嚴鳳英陷入絕望，服下大量安眠藥，王冠亞見到空藥瓶和遺書，忙叫起孩子，讓大兒子去找醫務室醫生，為了找救護車送入部隊醫院，他又去找了一位軍代表，誰料此人帶着一夥造反派頭頭，把王冠亞等關在門外，對嚴鳳英進行了床前批鬥。可憐的嚴鳳英已經臉色發青，口吐白沫，輾轉送至醫院時，因急救的黃金時間被耽誤，嚴鳳英告別了人間，這日離她38歲生日還差一個多月。

據王冠亞在紀念嚴鳳英逝世40周年的文字記述，“嚴鳳英死後不到一個小時，劇團領導就趕來了，任務只有一條：嚴鳳英之死有不少疑問，有人檢舉她是國民黨特務，是奉了上級命令自殺而死，所以要剖開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內臟，檢查她肚子裡的特務工具！”可憐的嚴鳳英，在死後還遭到了殘忍的剖屍。

1978年5月，嚴鳳英去世的第10年，安徽省終於為她平反昭雪。

時白林說:“現在，每次給嚴鳳英慶祝生日，提起她被迫害致死，大夥都是淚流滿面。”

（感謝白燕升、吳瓊、時白林、柏龍駒、張光亞等人對採訪的幫助）

張志新

死神也不能奪去的勇氣和美麗

張志新的兩個孩子回國很少。親人相聚時，絕少提起他們的母親，那是一個從未結痂的傷疤

本刊記者衛毅發自北京

每當張志勤拉起波隆貝斯庫的《敘事曲》，大姐張志新的形象就會在來回移動的琴弓前浮現，幾十年來，包括北京2009年9月6日這個秋陽沉靜的下午，皆是如此。

73歲的前中央樂團的小提琴手張志勤仍然在給一些年少的學生傳授琴藝，為的是讓自己的腦子不閒着，舒絡日漸衰老的神經。她給每一個學生都拉過《敘事曲》，學生們很認真地聽很認真地學，但沒有幾個學生知道這位張老師有着怎樣的一位姐姐。在他們父母那一代，張志新則是個廣為人知的名字。

50年多前，當張志勤還是天津音樂學院一名懷擁音樂夢想的學生時，逢及周末，她會抱着父親買給她的小提琴，坐兩個小時的火車從天津來到北京，跟隨老師馬思聰學習小提琴。她的大姐張志新住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工宿舍。她每次來京，都會去大姐家。大姐會讓她演奏自己喜歡的曲子，低沉憂婉的《敘事曲》是張志新的最愛。“她就這麼皺着眉頭，認真地聽。”

張志新、張志惠和張志勤3姐妹自童年時代便因擅長樂器演奏而聞名天津。這得益於她們的父親張玉藻的音樂傳承。張玉藻是一位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的音樂教員。張志新擅長吉他，張志惠擅長懷琴，張志勤擅長小提琴。在張志勤看來，倘若姐姐專注於音樂，並不會遜於自己。

張志新在家人心目中幾近完人，貌美，多才，勤奮，有着洞察世界的清晰頭腦。在張家7個兄妹中，“父母是最欣賞姐姐的。”張志勤說。

張志新已經去世34年，她眾多美麗的黑白影像及其遭遇曾為世人浩嘆，如今卻漸歸沉寂。張家7兄妹有的去世，活着的都已老邁。巧的是，張志勤如今的住所離志新橋很近，妹妹張志玲的家則位於志新西路。“這些巧合都沒辦法解釋。”北京這麼大，歲月那麼長，她們繞不開“志新”。

眾多張志新的親人已經不輕易再談起她，原因是每次言及都是觸動內心的傷痛往事。多年來一直在整理有關姐姐資料的張志勤也因健康原因，曾有5年沒有再觸碰關於姐姐的點滴。

最後一封信

張志勤最後一次和已調至瀋陽的張志新通信是在1968年的冬天。彼時張志勤已經在北京的中央樂團工作。“姐姐在信中囑咐我要經常回天津看望老人，定期帶父母去看病，告訴老人容易得什麼病，如果有可能的話，將父母接到北京。”

從此，張志勤與張志新斷了音信。張志勤給姐姐和姐夫寫過多封信都沒回音。

張志勤準備到瀋陽去找姐姐。臨出發前，她給姐姐所在單位打了電話，一位負責人接的。“我問姐姐出了什麼事，他說，反革命！我問是什麼罪行，現在什麼地方，他說罪行不能講，地方不能告訴你。我問見見她可以嗎？回答是不能。找你們組織談談行麼？回答是，領導不接待。”

張志勤繼續給張志新的丈夫曾真寫信。1972年她得到回音。曾真告訴她，張志新因反革命罪入獄，他們已辦理離婚手續，他建議張家來人將張志新的東西拿走。

張志新被捕的時間就是張志勤與之失去聯繫後的1969年。

1973年，天津的大哥給張志勤來信，說遼寧有人來了解情況，問張志新小時候得過什麼病。“當時我這一聽，我和我母親就想到了，姐姐肯定是在監獄裡受了什麼折磨，精神出了問題。我母親跟我說過，家中的女孩子裡面，大姐的身體是最好的。來人還說，可以去人做說服工作。”

張志勤賣掉父親給她拉了20多年的小提琴後，籌得了給三哥張士華去瀋陽探監的路費。在瀋陽的監獄門口，張士華被拒絕入內，無奈而歸。

張志新的入獄，為這個家庭加重了政治上的“不幸”。在張家兄妹中，二哥張士光是“右派”，“文革”開始的時候就被隔離起來，孩子3歲才見到他爸爸。三哥張士華的經歷更有荒誕劇的意味。“文革”時，他在掛毛主席像的時候，因為像大相框小，他於是把主席像的周邊給裁剪了一下，扔掉的裁剪部分被人看到了，他因此而被揪斗。二姐夫在美國、台灣、香港都有親人，如此多的海外關係在那個年代只會為增加莫須有的罪名提供方便。

被打成“反革命”的張志新對於親人前途有着直接影響。在張志新女兒曾林林的回憶里，因為張志新是“反革命”的原因，“弟弟報考瀋陽音樂學院少年班，得了全縣第一名，卻沒有被錄取。”

“三哥的孩子在青海一向是先進工作者，申請入黨，長期不批，她問組織，自己還有什麼缺點，我改。有人跟她講，她有一個很反動的現行反革命姑姑，所以她的入黨問題根本不考慮。”張志勤說。

一份帶血的報告

時間到了1976年，已和姐姐失去多年聯繫的張志勤家人決定到瀋陽去探監。恰在此時，中央樂團的領導突然通知張志勤立即到人事科去，說遼寧法院來人找她。

張志勤見到來人後急切地問姐姐的情況，來人支支吾吾半天，說張志新在1975年就被處決了，他們是來處理張志新的遺物的。“當時我正懷着5個月身孕，感到全身的血往下一沉，兩手使勁扶着凳子。”

張志新的女兒曾林林正好從瀋陽來京看病，住在張志勤家，張志勤的母親也已從天津住到北京張志勤這裡。她白天得裝出沒事的樣子，睡覺時則止不住湧出的淚水。

張志勤給身在遼寧建昌的曾真寫了封信，信寫好後，還沒寄出，放在桌子上，被母親看見了。結果是，“老母親倒在床上3天沒起來，只能蒙着被子低聲哭泣，都不能放聲痛哭。”

“文革”結束之後，張志勤和家人開始為張志新申冤。全國各地對於文革中冤假錯案的重審也逐漸開展。1976年後，遼寧有關人士看到了張志新的材料，大呼“人才難得”，到瀋陽的監獄去找她，得到的回答是：此人已於一年前被槍決。

1976年後，經歷了“文革”的新華社記者陳禹山對新聞業失望之極，他打算與過去十多年這一段令人羞恥的經歷告別，為調往中國青年出版社而努力，“打算搞西方文學。”《光明日報》一位熟悉他的副總編得知後，告訴他，你還這麼年輕，不要改行，現在是清算他們的時候。陳禹山對他說，這也是清算自己的時候。

張志新曾經在獄中發問，誰應是領罪的人？陳禹山覺得，張志新的死是集體罪惡，自己寫的那些“造神”報道是為文革搖旗吶喊，這項集體罪惡中有自己的一份。

陳禹山認為自己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都沒有張志新的勇氣，他知道，像張志新那樣說話，是不要命了。任仲夷後來在看望張志新母親時也說，他“沒有志新敢想敢說”。

陳禹山最終沒有離開新聞業，1979年，他去了《光明日報》，在機動部做記者。到那裡不久，他就被派往瀋陽採訪張志新案。

此前一年，《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等文章，政治風向開始轉變。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決定給張平反，與此同時，一些人則反對任的做法。

張志勤拿出了兩份同出自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給本刊記者看。1975年4月3日的判決書上寫到：“依法判處現行反革命犯張志新死刑，立即執行。”

1979年3月27日的判決書上寫到：“張志新純系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被判處無期徒刑，……所謂事實，均系在精神失常情況下所為，不應視為犯罪。……宣告張志新無罪。”

第二份判決書上對“精神失常”是着重強調的。張志新反對的對象被限制在林彪和“四人幫”身上。

張志勤還記得，平反時她和家人來到瀋陽。當時晚上還安排了看戲等諸多項目，家人無心參加這些娛樂活動，他們留在旅館裡。晚上過了10點之後，經常有人來敲他們的門，偷偷告訴他們了解的情況。“他們進門前都往屋裡看，確定沒其他人後才進門說話。”張志勤和家人回到北京後，甚至有當年的知情者賣血換取路費從瀋陽去到北京告訴他們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事情。

許多情況，陳禹山也在採訪中了解到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些東西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法寫，但也無法完全不提。

“此外，她（張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澤東同志豐功偉績的同時，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對自己的領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見和看法，表達了她對自己的領袖的熱愛和深厚的階級感情。”這是陳禹山當年寫的《一份帶血的報告》中的一段話，他覺得自己只能寫到這個份上了。關於毛的討論在當時仍會是危及自身安全的“禁區”。任仲夷為張志新平反的做法是繞過“禁區”。

陳禹山自己並不滿意的關於張志新的系列報道仍然是轟動一時，“革命烈士”張志新的宣傳遍及全國。

張志新的殘酷遭遇被逐漸披露了出來。比如，深及骨頭的手銬腳鐐，一米見方的陰暗囚室，肉體的侮辱，割喉，一槍擊碎頭部……張志新遺體的具體去向至今成謎，4年之後的追悼會，靈堂上放置的只是一個空骨灰盒。

那些年，有許多遲來的追悼會陸續舉行。張志勤記得，她還在和平里住時，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來敲門，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輕人站在她面前，說他是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母親讓他來給張志新的母親送劉少奇追悼會的入場證。在那之前，劉源的母親王光美曾親自到家中看望了張志新的家人。張志新在“文革”中有諸多為劉少奇辯護的言論，這同樣是“不要命”的表現。

子女已入中年

直至今日，張志勤也沒法完全理解姐姐當時為何要說出如此不要命的言論。許多人在那個年代已經想清楚一些東西，但不會說出來。“姐姐平時也是非常有頭腦的人，並不會這麼做。”多年後，她將其歸結為姐姐內心所秉持的民主、科學與道德信念。

陳禹山認為張志新的言論是被逼迫講出來的，緣起於她對同事說了自己對文革的不同看法。“她有這樣的思想苗頭，被人給抓住了，審她，要她交待黑思想，她是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沒錯，把她的思想全說了。她沒公開去散播，連愛人也沒有說，所有言論都只限於內部。”

如今養老於深圳的陳禹山仍在為張志新感到無限惋惜。“再堅持一年，她可能就出來了。”

在張志新沒能挺過的1975年，曾真及其兩個子女突然被要求進入學習班學習。他們被來人告知，張志新在監獄裡堅持反動立場，要加刑。曾真意識到，在無期徒刑上再加刑，就是死刑。

曾林林和曾彤彤沒有再見到自己的母親。張志新平反之後，女兒曾林林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兒子曾彤彤考上了清華大學化學系。多年後，姐弟先後去往美國，如今都定居在明尼蘇達州。姐弟倆回國很少，親人們相聚時，有說有笑，絕少提起他們的母親，那是一個從未結痂的傷疤，傷痛仍在不時翻湧。

張志勤手上有一張曾林林在2005年回國時，去瀋陽青年公園張志新塑像前拍下的照片。時值春節，白雪飄落於張志新的塑像之上，塑像上貼着“福”字和對聯，鮮花擺在塑像前，一派過節的氣息卻透着經年的心酸。看着照片，張志勤感嘆時光過得太快，照片拍攝時，張志新已離去整整30年，與她容貌極像的女兒也已進入她母親當初的中年時光。

章含之 上海最後一位名媛

“我這一生，永遠是別人的什麼人，惟獨沒有我自己”

本刊記者李宗陶

上海青浦的福壽園是個墓園。蔡元培、潘漢年、汪道涵等近代聞人安息在那裡。2002年清明，章含之看着章士釗的銅像在園裡立起來；2003年清明，她看着喬冠華的銅像立成，“我請錢紹武塑的，非常漂亮。”2009年清明，她的骨灰入住福壽園，一尊同樣出自錢紹武之手的漢白玉雕像緊挨着父親的，與對面的丈夫，相望。

女兒洪晃說，母親向護士長好友交待後事時關照：跟父親葬在一處，只把喬冠華的兩束遺發放在骨灰里即可，因為“到另外一個世界就不想再要有這個世界的是是非非了”。

上個世紀70年代，但凡看到過章含之的人，都會一震。她的倩影，留在一幀幀照片和一部部紀錄片裡。她在毛澤東“大權旁落”的空閒期里當過主席半年多的英文老師；她曾讓老布什印象深刻，時隔十多年邀至白宮做客；她也曾被尼克松讚揚：“你翻譯的每一個詞我都聽得很清楚。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翻譯。”

中國有許多英語翻譯人才，但只有一個章含之。

2003年，記者在史家胡同51號初入“章含之的客廳”時，她說純正的英式英語，標準的京片子，地道的上海話，還誇讚某位女演員的滬語講得“糯”。她貴氣的白髮、談笑風生的態度，與正廂房盛開的鮮花、隨處可見的人物照片、長長的捲軸，以及院子裡斑駁的樹影、圍廊上的紅燈籠，交匯成一種奇異的氣場，推着人回到從前。

紅色上流社會

兩位暗中較量的小姐坐在一道，喝茶。

“你要糖麼？”住在鄉下的小姐問。

“糖現在不時興了。”城裡小姐不說“我不加糖”。這一回合，她贏了。

晚年章含之，告訴在網上鬥富的少年們，什麼叫上流社會。

季羨林在《留德十年》裡記述過章士釗的夫人吳弱男（吳長慶的孫女，吳保初之女，當過孫中山秘書），“一開口就是：‘我們官家如何如何，你們民家又如何如何。’態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這種優越感，換個樣式總能代代相傳。

章含之是章士釗的養女。8個月大之前，她叫王秀蘭，險些被送給上海“下只角”的黃包車夫。她的生母談雪卿，是3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貨員，明眸皓齒，神態嫻雅，美國CANKLIN牌金筆因她熱銷，《申報》上曾有“康克令小姐”的報道。

談雪卿遇到一位陳姓公子，珠胎暗結。公子有家室，只要女兒不要女人，一時很僵。談雪卿尋到當時滬上知名律師章士釗，索來10萬大洋賠償。恰章士釗二夫人奚貞生育無望，便收下做了養女。

章含之18歲上知道了身世，大哭一場，同年與戀人洪君彥偷偷抵滬。母女相認，淚罷亦有尷尬——母親又嫁富商，育有子女3人，過着花園洋房小汽車的生活。這跟段祺瑞政府時期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新中國被毛澤東稱為“行老”的章士釗的家，氛圍完全不同。

這一切，章含之在著作里都不諱言。作曲家陳鋼和劇作家沙葉新都說她真性情，沒什麼心眼，是個上海大女人。

章含之12歲時想當演員，被父親斥責“章家不能出戲子”，雖然章老深情題贈孟小冬的楹聯在史家胡同51號掛了很久。

1957年，章含之從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畢業，與相戀8年的北大經濟系教授洪君彥結婚，婚禮由洪的老師陳岱孫先生主持。3年後，她從研究生班畢業，留校任教師。同年隨父搬入周恩來總理指示贈予的史家胡同51號，次年生下洪晃。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70大壽的家宴上，除家人外招待了4位湖南同鄉：程潛、章士釗、葉恭綽和王季范，每位各帶了夫人或子女。程潛帶了女兒程熙，章士釗帶了章含之，王季范帶了孫女王海容。就在那一天，毛澤東突發興致，請章含之當他的英文老師。

上海文匯出版社社長蕭關鴻經手刊發了章含之幾乎每一張照片和最早的回憶性文章，他曾經問過章含之：毛主席是否真想學英語？章答：最初以為是，如今明白，主席想藉此休息。那段時間，毛澤東很空，有閒心與她聊天——每次她講一小時英文，主席講一小時歷史，然後閒聊。

其時，畢業於燕京大學國際經濟專業的林克是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並教授英語。他從1954年起，在毛澤東身邊12年。

在那個全國人民見到毛主席都會熱淚盈眶的年代，這段經歷像鑄鐵一樣烙在章含之的記憶里，令她講述了一生。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記》中記：“1994年1月29日。早去八廠見到章含之，談話中問及章士釗著述事，她所知甚少。但對章死後房子事十分關注。至於在毛身邊教英語事，則頗津津樂道，飯後回家倦甚。”

一輩子經歷三輩子

1971年3月末，毛澤東一聲令下，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章含之被調進外交部。從科員起步，歷任科長、副處長、處長，至1975年，她位居亞洲司副司長。

章含之參與過1971年11月的聯合國大會，會上，中國恢復了合法席位；那張被命名為“喬的笑”的照片後來榮獲普利策新聞攝影獎，《紐約時報》對喬冠華的縱情一笑倍加讚賞，稱他為“大國家的大人物”；在那次會上，章含之見到了時任駐聯合國大使的老布什。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章含之陪尼克松夫婦參觀長城、故宮、北京飯店，遊覽上海、杭州，並在“上海公報”的談判過程中任翻譯。

晚年某一天，章含之拿出當年尼克松訪華的合影，發現照片第一排除了基辛格，其他人都不在了。她向記者感慨：“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3年末，章含之不顧28歲的年齡差，不顧世俗偏見，甚至“抗命”於毛澤東親自提名的“第一位出使加拿大的女大使”，與時任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結婚。

從70年代初期到中期，章含之在外交舞台上嶄露頭角，與王海容、唐聞生，首席法語譯員齊宗華、羅旭一道，被譽為外交部的“五朵金花”。當章含之晚年頻頻出現在簽名售書現場，甚至被女兒洪晃拉進了寧瀛的《無窮動》劇組客串一把開門倒茶殺雞的阿姨、一個開門動作拍了幾十條、並搭上四合院裡一株老樹之時，另4位悄無聲息，在家含飴弄孫。

2008年1月26日上午，章含之因呼吸衰竭在北京朝陽醫院逝世。洪晃選擇了1957年母親大學剛畢業時的照片擺在靈堂上。她說，母親的眼裡有一種神氣，貫穿她的一生：相信愛情，特別浪漫。

潘虹在謝晉執導的電影《最後的貴族》中的造型（潘索菲）

潘虹演 藝圈最後的貴族

潘虹老了，但她依然修長、冷傲，耽於內心，氣質卓然

本刊記者蒯樂昊發自上海

1994年1月1日，潘虹獨自在上海的家中守歲。

“零點。一個最特殊的時刻。它既屬於前一夜，又屬於後一夜。它既不屬於前一夜，又不屬於後一夜。尷尬如我。”她寫道。這一年，潘虹40歲，作為女人，她站在青春與衰老之間的門檻上，作為演員，她面臨盛極而衰還是東山再起的選擇題。

已經過去的整整一個80年代，是屬於潘虹的：1983年因在《人到中年》中飾演陸文婷獲金雞、百花雙料最佳女主角；1985年因在《火龍》中飾演李淑賢獲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1987年因在《末代皇后》中飾演婉容獲大馬士革國際電影節榮獲最佳女主角；1988年因在《井》中飾演徐麗莎獲金雞獎最佳女主角；成為中國唯一一位兩次獲得金雞獎影后桂冠的女演員，同年還在意大利陶爾米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最後的貴族》拍攝完成後，美國《時代》雜誌以潘虹作為封面人物，照片是由一位美國記者在《最後的貴族》片場拍攝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第一位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是鄧小平，第二位就是潘虹。

因為她大眼睛裡傳遞出來的那種高貴的憂鬱，影壇大師戈達爾甚至突發奇想，要讓這個來自東方的女演員飾演好萊塢最神秘的影星嘉寶。

抱着骨灰盒上路

潘虹原名劉蓉華，身世複雜，據說有俄羅斯血統。1950年代期間，父親被打成右派，父母被迫離婚，潘虹改隨母姓，她起了安全的名字：潘紅。在到處遭人白眼的年代，她得用“紅”字表達跟自己的“黑”劃清界限的忠心。跟米家山結婚後，米家山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彩虹的“虹”。絢爛的幻影，仿佛她半生的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