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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減稅尚未大面積啟動，稅收收入又創出新高。財稅收入已經高到稅務部門抓耳搔腮、財稅專家反覆澄清的程度。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消息，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77390億元（扣除出口退稅後為70062億元，不包括關稅、船舶噸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比2009年增長22.64%，根據預測，2010年我國全年GDP增速將達到10％左右，也就是說，2010年我國財稅收入是GDP的兩倍。
稅收收入以及非稅收入高並不是新鮮事，從2000年以來持續至今，專家的辯解也一如既往，理由陳舊，說辭蒼白、虛弱。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稅收室主任張斌指出，中國稅基的增長和GDP的增長並不是一一對應的數量關係，他以證券交易印花稅作為主要例子沒有說服力，小稅種無法影響大局。另一個例子關稅和進口環節稅稅基的增長與GDP的增長也未必全部是負相關關係，2010年，我國進口稅收達10528億元，增長了35.9%，如果是整車進口確實是負相關關係，但如果是進口的零配件、資源在國內生產則與GDP是正相關關係，中國的貿易模式決定了進出口量極大，與GDP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專家們成功地讓稅收與GDP脫鈎，就失去最重要的一項衡量稅負的指標，可能使已經失控的稅負火上澆油。
不止2010年，從2001年以來，我國的財政收入就處於高位，稅收彈性係數連續處於警戒水位，官方稅務專家們一再澄清，這不是什麼好事。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則表示，稅收收入總量變化同時還受當年價格水平變化的影響，2010年，我國的物價上漲較快，稅收收入與GDP保持基本同步是指大方向、大趨勢的同步，並不一定是增減幅度的絕對一致。
白先生總算承認稅收收入與GDP的關係，不過他認為稅收收入高是因為物價高的說法，則屬掩耳盜鈴。稅收按照現價計算、GDP按照不變價計算固然是事實，但從長期來看，稅收收入持續地大大高於GDP增速，曲線不會改變，中國屬於高稅收無疑，如何辯解都改變不了這一事實。財稅收入明顯上升的十年，並不是每一年都處於通脹狀態，無論是冷和熱，不變的是財稅收入的增長速度，甚至包括經濟困難的2008年，稅務部門依然報喜，同比增長18.8%。
上述只是稅收收入，我國的稅費負擔大頭在非稅收入領域，根據周天勇等人的研究，加上土地收入等，政府全部收入占GDP35%左右。很不幸，在財富分配過程中，政府、企業與不同收入群體的人在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同樣是不合理的，從96年到07年，國民收入占GDP比重從50%以上降到39%，同期，國家稅收比重從11%增加到21%，企業利潤比例不升不降。
目前正在進行的稅費體制改革是中國正在推進的基礎性改革之一，推進結構性改革稅負有增有減、培育中產收入階層、維護中小企業是改革的大方向。稅費改革不成功，則中國經濟轉型難言成功。
筆者不敢對這一改革過於樂觀。
首先，政府在建設高峰期欠帳太多，存在債務黑洞，將在數年內陸續曝光，現在要用真金白銀填上黑洞，稅費不可能大規模削減。
1月13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目前地方隱性債務高達10萬億元人民幣，因為地方政府通過數千家融資平台形成，因此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在2009年到2010形成的地方債務中，幸運的縣級政府占比70%，他們除了有些礦山等資產外，最大的資產就是土地，用學校、醫院等抵押貸款的瘋狂行為已經被喊停。一旦土地價格下降，債務無法掩蓋，就會引發一連串的問題。從2010年開始金融機構之所以大舉融資，目的就是度過眼前的難關。
一些人認為中央政府財政赤字、公共債務均在警戒線以下，債務問題不大，請別忘記，中央政府需要為未來的社會保障打下基礎，地方政府不得不追加配套資金。在解釋稅收收入的用途時，財政部門表示，2011年，財政部門將進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啟動學前教育發展項目；繼續支持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再次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助標準；大幅度增加財政資金對保障性住房投入，積極發展公共租賃住房……成效如何且不論，大規模的投入不可避免。上萬億元的資金將在近幾年內陸續投入教育、環保等領域。這方面資金非常緊張，一些西部地區由於經費困難，停止了退耕還林的步伐。
其次，雖然政府資金如此緊張，行政開支並未下降，占全部財政支出的44%左右。
有宏觀研究者計算，從1978年到2004年，財政支出總額增加25倍多，政府行政管理費支出卻遠超此數，對普通老百姓生活影響最大的社會文教費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從1992年至2004年維持在26-28%之間。
情況不容樂觀，目前千軍萬馬想殺奔到公務員隊伍，無論是胸懷全球的熱血青年，還是領導子女等世襲貴族，這些現象意味着中國的行政開支不可能下降，行政效率不可能大幅提升。
第三，目前進行的深度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稅費改革都會讓某些利益群體傷筋動骨，哪個群體都不會退讓，從房產稅到將來還會改革的資源稅，莫不如此。在改革的過程中缺乏公平的博弈平台，哪一方都想成為贏家，都不想做出哪怕小小的讓步，改革的進程將非常緩慢。
最核心的爭議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發生。如“十二五”期間將要改革的增值稅，減少營業稅與增值稅並軌，擴大增值稅徵收範圍。但媒體披露，這一改革因為地方政府的激烈博弈不得不延後。
營業稅目前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稅種，增值稅則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比例分賬，增值稅擴圍改革意味着取消地方第一大稅種，增加了分享稅份額，地方政府非常擔憂並軌後收入減少，上級的口頭安撫無濟於事，地方政府每天面對的是公務員工資、工程款項等現實問題。以廣州為例，廣東省營業稅一直都是地稅的主體稅種，約占地方稅收收入的四成左右。如果並軌，據測算廣東省營業稅收入將減少24%左右，地方稅收將減少九分之一。
稅費改革遭遇債務、行政部門自身利益、中央與地方博弈等數大難題，從目前的情況看，大規模減稅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整體上不增加稅負就謝天謝地。
但稅費改革並非毫無起色，增值稅改革企業負擔稍有下降，消費稅受到重視，同時公共財政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在不停的追問中，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用於何處，公開消費幾何？海外考察幾次、成效如何？所有的追問匯聚成強大的力量，呼喚透明政府與公共財政。
政府什麼時候才能向納稅人彰顯建立公共財政體系的誠意，法律什麼時候擁有尊嚴，要求政府以詳盡的報告而不是以幾頁的天書打發人大代表，打發納稅人，到那時，中國的稅費改革的市場、法治氣息將撲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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