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成立於1869年，總部設在紐約，在世界所有主要金融中心均設有辦事處。” “是世界領先的投資銀行、證券和投資管理公司。我們為多元化的客戶群體提供各種各樣的金融服務，客戶包括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和高淨值個人。”[1] 最新的業績包括：“截至2012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淨收入為83.5億美元，淨盈利15.1億美元。”  “高盛的投資銀行業務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在今年至今全球已公布和已完成的併購交易中排名第一。在今年至今的全球股票及股票相關的發行和普通股發行中，公司排名第一。”[2]

“高盛長期以來視中國為重要市場，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就把中國作為全球業務發展的重點地區。高盛1984年在香港設亞太地區總部，又於1994年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開設代表處，正式進駐中國內地市場。此後，高盛在中國逐步建立起強大的國際投資銀行業務分支機構，向中國政府和國內占據行業領導地位的大型企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高盛也是第一家獲得上海證券交易所B股交易許可的外資投資銀行，及首批獲得QFII資格的外資機構之一。 高盛在中國的股票和債務資本市場中已經建立起非常強大的業務網絡，並在中國進入國際資本市場以及參與國際資本市場交易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過去的十年中，高盛一直在幫助中資公司海外股票發售中占據領導地位，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交易包括：中國移動通信於1997年進行的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40億美元，成為亞洲地區(除日本外)規模最大的民營化項目之一；中國石油於2000年3月進行的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29億美元；中國銀行(香港)於2002年7月進行的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26.7億美元；平安保險於2004年進行的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18.4億美元；中興通訊於同年進行的香港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籌資4億美元，這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A股公司；交通銀行於2005年進行的海外上市項目，籌資22億美元，成為第一個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國有銀行；以及中國石油於同年進行的後續股票發售，籌資27億美元。2006年，高盛還成功完成了中海油價值19.8億美元快速建檔發行項目以及中國銀行111.9億美元H股首次公開上市項目。這是至發售日中國最大以及全球第四大的首次公開上市項目。在債務融資方面，高盛在中國牽頭經辦了40多項大型的債務發售交易。高盛多次在中國政府的大型全球債務發售交易中擔任顧問及主承銷商，分別於1998年、2001年、2003年和2004年10月完成了10 億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高盛是唯一一家作為主承銷商全程參與中國政府每次主權美元債務海外發售項目的國際投行。與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高盛在中國市場同樣擔當着首選金融顧問的角色，通過其全球網絡向客戶提供策略顧問服務和廣泛的業務支持。近年來，高盛作為金融顧問多次參與在中國的重大併購案，如…滙豐銀行收購交通銀行20％股權；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部；中國石油收購哈薩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購在尼日利亞的石油資產等等。2004年12月，高盛獲得中國證監會批准成立合資公司—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合資公司的成立是高盛在中國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合資公司的成立令高盛從此可以在中國開展本土A股上市業務，人民幣企業債券，可轉換債券和提供國內金融顧問以及其他相關服務。”[3]

以上的引用雖然冗長，卻非常重要，說明高盛在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轉換中起到了任何別的機構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遺憾的事，至今沒有中國人對高盛的這一角色關注、交涉並改進其政策。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後，我意識到這是刻不容緩的任務了。

今年5月21日，我致函高盛董事會，說明我因為不能親自赴會參加5月24日的股東大會，所以以書面形式表達對公司的人權等社會政策的關注。我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近來阿拉伯之春為例，指出公司應該制定全球性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特別就中國而言，公司的兩名重要董事（CEO和審計委員會主席）都把在清華大學的頭銜作為參選董事的資格之一[4]，卻沒有任何社會政策考慮間接受害於公司業務的中國普通民眾，面臨着legitimacy（正當性）的問題。我表示願意以我幫助谷歌、雅虎、思科、英特爾等公司的人權政策的經驗教訓，幫助高盛。

6月5日，我接到公司投資者（股東）關係Joffe的電郵，她的職稱是Vice President（副總裁），我從網上查到她有律師學歷、剛到高盛不久。我以前讀過一個高盛副總裁寫的書，知道高盛的3萬多名員工中，有1萬多名副總裁！與思科第一次與我交涉的一個投資者關係部門的員工一樣，她要我讀公司網上的企業社會責任鏈接。

我6月13日回復她，指出公司的“人權聲明”和2011年“環境、社會和治理”報告中沒有如何實施、驗證這些抽象空洞聲明的內容，正如不能阻止公司內部交易醜聞[5]那樣，沒有意義。我用自己幫助英特爾改進人權原則的例子，再次表明願意用同樣的方法幫助公司。Joffe回覆說將介紹另一個同事與我交流。

7月3日，Joffe與Bilello[6]和我在電話上進行了近一個小時的會議。我從口頭上再次介紹了我為什麼關注公司的人權等社會政策的經歷，以及人道中國的工作。她們希望我不要提交股東提案，答應還會請別的同事來聽取我的建議。我同意進一步交流，暫時不提交股東提案。7月19日，我電郵她們，進一步詳細地說明了我的立場，介紹我正在與微軟和思科的交涉，建議成立一個由外部專家和公司相關部門主管構成的工作小組，檢討、改進公司的人權等社會政策。

7月29日，Bilello回覆說公司沒有相應的部門或人員負責人權政策，同時說公司在慈善事業上有不少支出，包括對中國的全國婦聯的贊助。我8月3日回復指出全國婦聯是官方組織，如果公司為了與中國政府的生意去拉拉關係，也可以算成是業務支出，但對公司在中國做業務的正當性沒有任何貢獻。正因為公司沒有人負責人權政策，才更需要外部專家（不管是否包括我本人）的幫助。我建議道：能否把10%的慈善支出用於幫助政治受害者呢？

8月15日，Joffe、Bilello加上另外兩位公司的年青律師與我進行了近一個小時的電話會議。我沒有得這兩個人的姓名和職稱的文字介紹，也感到他們對中國事務和我的觀點很生疏，所以我只好又重複講過的意見。最後我們同意由我着手修改公司的人權聲明。

我9月8日致函，指出現有的人權聲明先把人權的責任推給政府，很不嚴肅，因為對人權的最大侵害來自政府，公司的人權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非民主的國家做生意時不違反人權原則，以及在違犯的情況下如何補救的機制。我再次提議公司把10%的慈善支出用於社會責任、把1%的慈善支出用於政治受害者。我也建議把用來充數的環境問題聲明去掉。正如我對微軟的長達3頁半的人權聲明的建議一樣：沒有人讀超過兩頁的任何聲明。我也正式提出一份外部人權專家五人名單，與公司的五名相應部門的負責人共同檢討、制定人權政策、社會責任報告、員工守則等。我特別指出：公司與基辛格、江澤民、胡錦濤、朱鎔基、周小川、清華大學等的關係無法增加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正當性，只有設立人權委員會可以做到這一點，而我們有意願和能力幫助公司。

她們沒有書面正式回復我的建議，在10月12日舉行了一次電話會議上，Joffe解釋說公司不可能接受我的建議，而老練的Bilello沒有發言，以至於我在會議結束時問Bilello為什麼沒有出席？她才趕快回答：“我在線上呢！”我不得不遺憾地通告她們：“既然董事會不願意接受我的建議，我也無法接受你們的解釋，只好在股東大會上由廣大股東來投票決定了。”這是美國經濟制度中從大蕭條中接受的教訓而制定的民主成果之一，值得大力推廣運用。

10月29日，我從證券公司開出高盛股份證明後，立即到郵局用掛號寄出了2013年股東大會關於設立人權委員會的提案。除了以上提到的內容，我特意加入高盛原CEO、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財政部長Henry Paulson在其大著 "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中的豪言：“從1992年到我離開高盛時的2006年，我們在中國從無到有1千5百員工，其間我去了中國70趟。”“我4月20日被邀請去白宮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共進午餐。”“我和胡錦濤會議完後，胡和我私下會見。”這些都印證高盛在人權狀況令人擔憂的中國做得很好did well且有非凡的能力影響中國的社會變化；現在，讓高盛也做好事do good吧！

我同時致函Joffe和Bilello，謝謝她們在我和董事會之間的交流，並表示我隨時願意撤回提案—如果董事會願意接受我的幫助的話。至今為止，高盛沒有回覆我。好在高盛同時影響美國兩大政黨或直接出馬執掌財務大臣的時代過去了[7]，我估計高盛不會像雅虎那樣愚蠢地動用律師行來拒絕我的提案（那樣的話，我將每年都提交不止一個提案，直到被付諸大會表決為止）。看來，明年在高盛股東大會上的交鋒不可避免了。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2年12月7日]